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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必然触及原语和译语的社会风俗、心理特征、历史、宗教、价值和思维方式，即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因此，文化和翻译间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
文化与翻译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杨仕章在《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中论述得十分清楚：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外，必须吸纳外来文化，纯粹自给自足的文化注定是要灭亡的，而翻译则为吸收异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首先，翻译丰富和促进了译语文化，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古今中外，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古希腊的文明就不会得以保存，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同样，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翻译的这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无须赘言。
其次，翻译活动除了传入新思想和新知识外，还带来了一些人们起初未曾料到的“副产品”，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丰富了译语的语言和文学。
历史上，翻译对一些民族自身语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17世纪初出版的《钦定圣经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 ）为现代英语奠定了基础；1559年阿米欧（Jaques Amyot）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丰富完善了法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翻译的《圣经》德语译本对德语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翻译可以丰富译语表达手段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它不仅带来了新的词汇，也带来了新的语法结构。
翻译在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英国人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在17世纪初翻译蒙田的《散文集》（ Essays ），第一次向英国作家揭示了散文体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这一事实。19世纪，英国的爱德华·费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的《鲁拜集》（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鲁拜是“四行诗”之意），通过模仿原诗的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新诗体。该诗体由四行组成，每行有五个音步，第三行不押韵。在中国，自从林纾开始翻译外国小说之后，出现了大批的文学翻译者。在翻译小说的影响下，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逐渐被打破，作家们开始采用西洋小说的形式。
翻译的这一特别作用在译事之初并不为人知晓，更谈不上是翻译的目的之一。它随着翻译活动的发展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被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以至于到了近、现代，我国有不少学者提出要积极利用翻译活动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有两个方面——既能促进翻译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翻译活动。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它能否发生，发生的规模有多大，涉及的领域是哪些等问题都与译语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关，尤其和意识文化（或称精神文化、观念文化）直接相关。
首先，民族心理的开放程度对翻译活动有着很大的制约性。一个民族在思想观念上的开放程度愈高，必然愈有利于翻译活动的开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只有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发展，否则就会衰落，甚至消失。
闻一多先生在谈到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四大文化时曾讲道：“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了近亲，有的转给了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
这里的“予”和“受”指的是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两者都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没有接纳外来文化开放的意识和心态，在文化交流中总是“怯于受”，导致印度、以色列和希腊文化走向没落。
其次，文化的需求程度决定翻译活动的规模。翻译既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某一文化领域（或物质文化，或意识文化，或行为文化）对文化的需求程度愈大，该领域里的翻译活动就会愈活跃。
我国明代徐光启等人意识到中国学术已经远远落后于别国，曾坚决主张翻译西方有用的书籍，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译品多以科技作品为主。“五四运动”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进步人士迫切需要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于是一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便被译介到了中国。革命年代，连文学作品的翻译也都经常服务于革命事业，所以，在一些文学名著被译介到中国的同时，一些在本国并不畅销但具有先进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作品也都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了。
再次，政治制度（属制度文化或行为规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活动进行的方式。与西方许多传统的翻译观念，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不同，苏联时期的翻译家在从事翻译时，遵循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严格按原著的思想、艺术和知识价值来选题，翻译出版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等。
最后，文化的强势与弱势影响翻译进行的形式。文化的强势与弱势既指某一文化领域的强与弱，也指文化整体上的强与弱。
在长达八个多世纪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外来译者始终占主导地位。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圣经》的中译，也是以外来译者，即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为主体。他们面对晚清社会的落后与衰败，比先前的外来佛经译者表现出更强的使命感，认为历史赋予了他们拯救中国并使之皈依的机遇。译介《圣经》既是传播基督教思想，也是进行政治上与文化上的渗透，这是强势文化心理的表现。
文化心理上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有体现。历史上，罗马人军事征服希腊后，把希腊作品视为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而对其进行随意翻译，这与他们作为“胜利者”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翻译过程，简单地说，包含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理解固然十分重要，但翻译的最终结果是要表达出来的。译者作为一个文化个体，有时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受着所属文化的影响。所以，尽管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克服自己的主观因素，但结果仍总免不了带有所属语言文化的烙印。
翻译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如何表达相关。译者作为二主之仆，其抉择常常不自觉地受到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王东风分析了其中的几个方面：审美干涉、政治干扰和伦理干预。
谢屏指出，华夏文化的自我中心观对外来词语的翻译有着至为明显的影响。
华夏民族文化在传统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宋朝石介在其《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石介的这一观点是对古代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念的经典性解释。这一观念不仅影响着读者，也影响着译者。以外来词为例，传统的译法多为意译，即使采用了音译，也会利用汉字的特点，或加上形符以表意，如将coffee译成“咖啡”——两字各有一“口”部，表示该物是入口之物，或选择表意性的汉字使本来并不表意的外来词带上望文生义的特征，如将bandage译作“绷带”，hippies译为“嬉皮士”。
在吸收外来文化（包括语言文化）时，译者的心态是开放还是保守，对译文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大的影响。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所以对外来语的吸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必然的。当然，就汉语来说，当前引进外来语的必要性不及“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欧化语的大量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当时汉语正处于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期，因而有必要引进一些欧化的表达方式来丰富当时尚不完善的白话文。但是到了现阶段，这一必要性已经大大减弱，现代汉语不仅有着丰富的表达手段，而且和其他发达的语言一样，有着很强的派生能力。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那么归化和异化涉及的则是语言的文化内容。原作总是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各个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原语民族文化中的事物未必完全能被译语文化的携带者所理解。例如，在表达汉语“多此一举”这一意思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象说法：日语是“给石头盖被子”“瞎子打灯笼”；俄语是“带着茶炊去图拉”（图拉在历史上是盛产茶炊之地）；罗马尼亚语是“往井边运水”；德语是“带着猫头鹰去雅典”（雅典是猫头鹰栖居的地方，雅典城的保护神就是猫头鹰）；英语是“往纽卡斯尔运煤”（纽卡斯尔在英国以盛产煤炭而著名）；阿拉伯语是“带着椰枣去巴格达”（伊拉克是盛产椰枣之地）；汉语还可以说成是“画蛇添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语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各个民族在表达某一意思时，总是就近取材，就近取譬，选用他们最熟悉的事物，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对于不理解的事物，译者是为方便读者而进行归化处理，还是采取逐步介绍以使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这是个翻译观的问题。对待上述这些形象的说法，译者如果笼而统之地译作“多此一举”或“画蛇添足”，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懂则懂矣，却抹杀了一些异国情调，同时也限制了读者的视野。如果翻译中总是用完全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有文化特色的语言手段，就不能不说是“自我中心观”有意或无意的表现。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表达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时代人们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观具有时代性。过去的翻译家认为白话文没有美感，所以翻译时多用文言文。这种观点到现在，显然就无法让人接受了。
又如，市场经济对翻译活动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仅以专有名词为例，人们长期以来努力实现音译标准化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有时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表现倒不是在文学翻译中，而是在商业（商标）翻译中。为了商业利润，为了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Sprite译作“雪碧”自然会比“斯普莱特”更能引起清凉止渴的感觉；Poison作为一种香水，译作“百爱神”比意译为“毒药”或标准音译更会引起女性的好感。
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干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导致译本的更迭。
从共时的角度看，同一原作可以有多种译本并存。我们知道，译作永远不可能完全替代原作，所有的译作都是译者对原作阐释的结果，不同的译者对同一原作的阐释可能会不尽相同。所以，并存是争鸣的需要，并存也为读者提供了选择与评判的可能。
读者总是从历时的角度去看待本国作家的作品，认为那个时代的作品就应该是那个特点，而对译作则习惯于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总是以现代的语言和文风来衡量过去的译作，其结果自然是否定旧译本，寻求新译本。可见，译作的作用具有时效性。翻译活动存在历史局限性这一事实要求在必要时须对某一作品进行重译，尤其是当旧译本的语言和风格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时。
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干预可以通过译作反映出来。“每个时期的译本也透露了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通过这些方面的对比，也可看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化的发展是快还是慢，而后者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面貌。”
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天演论》，反映了当时译文读者群的身份（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情趣（喜好文言文）。清末民初，译作之所以多用白话文，是因为译者想借助直白易懂的语言让译作能够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实现启发民智的目的。而到了“五四”之后，译文出现了借鉴欧化语体文的倾向，这一方面是为了丰富汉语的表达手段，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客观而并非扭曲地译介原作。上述三次变化显然受到了翻译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民众情趣的制约，同时也是社会沿革的缩影。
由上文论述可知，翻译既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体现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二者处于不断发展的辩证关系中。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出现的，翻译研究学派不断增强的文化意识和翻译学科长期的从属地位成为其兴起的内部动力；而多元系统理论、西方文化研究以及解构主义思想则从外部给文化转向以启发。了解其理论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中的文化转向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文化学派的认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及其源头古希腊庇罗（Pyrrho）的怀疑主义以及19世纪达尔文的唯物论和进化论，这些怀疑、理性及适者生存的理念“颠覆”了上帝和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伦理结构，而后发展起来蕴涵“反叛”和“独立”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同时，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先导的经验主义对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进行发掘的后哲学思潮，强调主体意识而非客观存在。这为我们理解文化转向“颠覆”以前的译论提供了深层理据。从翻译学的发展历程看，借助认识论主体哲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科学主义的翻译观代替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翻译观，迷信语言的内部规律和语言的共性，突出了语言工具的理性，甚至把语言的构成规律视为世界构成的规律，过分强调语言转换的一致性和精确性，把翻译过程简单化、程式化。可是，它忽视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人文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继结构主义之后，依托哲学阐释学，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席卷了诸多领域，对文学与翻译学科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解构主义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工具理性、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观点，主张意义是不确定的，意义在对话中生成，对理性全部否定，对主体意识的过分强调，甚至放逐主体，让语言符号随意狂欢，人们开始从理性主义转向怀疑主义，探讨和发掘文本背后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等，例如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视角研究翻译。但解构主义也带来了许多困惑和混乱，也没有整体的框架理论。同时，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多极化以及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使文化成了翻译研究的新视点。我们发现，在殖民政策干涉下，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对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翻译活动与人类文化学共同参与塑造帝国形象以及殖民地民族文化身份的共谋关系显示，翻译活动绝非一件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1989年在英国沃瑞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
1990年，以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为首的文化学派（Cultural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理论者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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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派的译学研究致力于跨学科的调查，正如他们指出的，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大语境、历史和传统。翻译研究的目的被重新定义，翻译的新内涵为“文化转换”，翻译学的多学科属性泛化为无学科属性。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先后出版了围绕文化转向的著作、论文集，例如，勒弗维尔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和代表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和《翻译、历史与文化》。1998年出版了论文集《文化建设：文学翻译论文集》（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Culture
），提出翻译研究已经实现了文化转向，现在应该是文化研究朝翻译研究转向了。这些专著、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整体，集中反映了文化翻译的理论。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化转向”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欧洲文化学派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兰姆伯特（Lambert）、赫尔曼（Hermans）、图里（Givdeon Toury）、霍恩比（Mary Snell-Horby）、诺德（Christiane Nord）等。相对于欧洲文化学派而言，美洲尤其是美国的文化翻译研究起步较慢，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强劲，涌现出如韦努蒂、根茨勒（Gentzler）、尼南贾纳（Niranjana）、戈达尔德（Godard）、西蒙（Simon）、铁木志科（Tymoczko）等一批代表性学者。随着“文化转向”研究的发展与深入，“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feminism）、巴西食人主义（cannibal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和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理论，关心的更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后殖民文化学学派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更加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的、宏观的因素，文化研究的高涨及其强烈的政治倾向也使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与翻译的关系成为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似乎出现了翻译的意识形态转向。后殖民主义翻译流派的重要代表作有尼南贾纳（Niranjana）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谢菲茨（Cheyfitz）的《帝国主义诗学：从〈暴风雨〉到〈人猿泰山〉看翻译与殖民化》（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等等。这些作品从原殖民地出发，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从研究内容看，欧洲的“文化转向”注重文化行为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社会结构的文化立场；而美洲的“文化转向”更注重对多元政治范式进行研究。
总体上而言，“文化转向”主要针对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解决了翻译中不可译的问题，并从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语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由此激发了翻译研究界文化意识的觉醒，极大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赋予了翻译研究新的维度。文化学派颠覆了以前的翻译理论，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语篇，而是文化；翻译是语码重组的交际过程；原语文本的文化要在译语文化里实现功能等值。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强调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文化功能上的等值。功能等值就是译语文本在译语文化中发挥或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一致，文化功能等值是文化转化的手段。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等人强调“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注释、评论、选编等都是“改写”，“改写”就是“操纵”，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从某种角度，这解放了译者的能动性，但又放逐或过分地依赖译者，它抛弃了“忠实”“对等”的翻译原则，使翻译成了赞助者、译者、评论者操纵读者、操纵社会的任意行为。此外，文化学派还提倡使用诸如“异化”“归化”等策略处理文化弱化和强化的不平等之间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1984年和1985年王佐良先后发表了《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两篇文章，论述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应当把翻译置于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文化观点和历史意识。他说：“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在翻译中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先生积极提倡把翻译研究与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比较文化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进而探讨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或者进一步把它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那就会……使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更能透视全局，综观古今，更能根据不同对象，提高实际效能。因为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
他的呼吁和他的翻译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一股“文化翻译热”，一度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学派”，王佐良的文化翻译思想在我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可以说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本质性的进步。这一翻译观点与当代西方译学“文化转向”观点几乎是同步的。“文化转向”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场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翻译定位为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这极有利于使翻译学突破长期以来附庸于语言学或文学的状况，而逐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