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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翻译理论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韦努蒂把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付诸实施，批判了“译者的隐身”，即以往翻译中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导的归化倾向。
“译者的隐身（invisibility）”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中提出来的。invisibility可理解为“隐身”或“不可见性”。译者的隐身即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不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一切以原文为归依，唯作者是从，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和风格韵味，做到“忠实”和“对等”。用目的语的语言规范来看待文本，扭曲原语言文化，凸显出来的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关系，是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hegemonism）的体现。韦努蒂认为译者的不可见性即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一种透明、流畅、通顺的翻译策略，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就像是在阅读本土文化创作的作品一般，在阅读过程中，完全看不出译者的参与，也就是译文看不出译者的存在。韦努蒂认为，译者的不可见性是通过两个方式逐步形成的：一是译者倾向于翻译出可读性强的、地道的译文，形成通顺、流畅、透明的翻译；二是目的语文化的阅读接受习惯促使译者选择不可见性的翻译模式。因此，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要反传统而行之，即在译文中要看得见译者，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以抵制和反对翻译活动中的文化殖民、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具体到翻译策略上就是要采用“异化”翻译。在韦努蒂看来，“异化”翻译体现出来的是承认了各语言间的差异性，并在翻译活动中通过对原语言的差异翻译来抵制译入语文化的霸权殖民方式，同时也给译入语文化带来异国情调、陌生感和疏远感。
韦努蒂把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付诸实施，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其目的是在思想意识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翻译观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在翻译原则和方法上，提倡“存异”而不是“求同”。
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韦努蒂通过全面考察西方17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流畅”的翻译策略主导着西方三百多年的翻译实践，成为英语文学中翻译外国经典的主要方法。即使在“二战”以后，批评家在评论翻译作品时常用的标准还是“干净利落”（crisp）、“流利”（fluent）、“行文流水”（flows）、“优雅”（elegant）等，而带有外国洋腔洋调的语言则被视为“翻译腔”，这样的评价带有很明显的贬低性色彩。 (29) 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流畅翻译风行英语世界，任何偏离主流翻译策略的方法，即不流畅的译文，都被视为异端邪说。
对这种流畅的归化翻译方法，韦努蒂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加以剖析。他认为，这种归化翻译策略的目的是体现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它满足了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使译者和译作处于隐身的状态和地位。
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概念源于德国哲学家、翻译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长篇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其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 or he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 (30) “让作者靠近读者”“将作者带回家”是古罗马的翻译方法，是征服性的归化翻译法。这种翻译方法将外国文本简约为目的语语言和价值标准，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让读者靠近作者”“将读者带到异国他乡”是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是重视语言文化差异的异化翻译方法。
对韦努蒂异化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伯尔曼（Antoine Berman）。他是法国翻译家、历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伯尔曼在《异域的体验：德国浪漫派的文化及翻译》一书和后来《翻译对异类的审判》的文章中论述了西方文化对“非我族类”的异域他者的同化过程。在伯尔曼看来，“对异域的审判”有双重意义：其一，指目的语文化在体验异域文本时的陌生化经历；其二，指将外国文本从原文语境中连根拔起，是一种煎熬（trial，审判）。这种“审判”是对原文的一种放逐，使原文离故土更远，让译文更加适应目的地的水土，从而被完全同化。
伯尔曼认为，这不仅是个翻译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翻译行为的伦理问题。伯尔曼指出12种在英语、德语及西班牙语言中翻译的“变形的倾向”（deforming tendencies）
(32)
。它们的主要含义是：归化翻译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行为，它实现的是对外来语言文化的否定。施莱尔马赫和伯尔曼的理论成为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基石。
归化翻译是指译文采用明白晓畅的风格，把目的语读者对外国文本和文化的陌生感降到最低程度，使读者读起来通顺易懂。韦努蒂给出的归化翻译的概念即是：“翻译是用暴力（曹明伦认为violence应翻译为‘在编辑或解释、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对措辞或意义的不当变更’）
置换外国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给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可读性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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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翻译法一方面掩盖了驯化外来文本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识地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删除了原文中独有的语言特征，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及价值预设，为目的语总体文化及意识形态服务。而异化翻译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带来的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在生成目的语文本时，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故意打破目的语习惯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策略是一种文化干预，它对试图压制外来他者的行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将读者置身于国外异域风情的同时，彰显的是异国语言文化差异。
虽然韦努蒂褒扬抵抗式翻译策略，即异化翻译策略，但他认为在归化和异化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鸿沟，不能处处将二者对立起来。对于归化和异化，韦努蒂指出：
第一，归化和异化是一对总体概念，而不是二元对立。如何界定二者取决于译文发生的具体文化语境和效果，这两个术语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会发生变化，不变的是翻译如何彰显文本的差异。
第二，异化不是一种词语选择策略，而是在译文中表现的对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伦理态度。将归化和异化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是一种误解。对外语文本和外来文化是否有尊重的态度、话语策略的选择、文本的选择和对文学规范的偏离都是异化翻译策略关注的重心。
第三，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都存在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译者拆解、调整外国文本也是实施一种暴力。因此，翻译时形式必须改变。
第四，异化是一种以原文和原文文化为归宿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翻译总是在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进行的。如果以原文为主，译者关注的也是原文的文化道德因素。颠覆原文与译文之间惯有的价值秩序，用外来的价值观挑战本土的主流伦理价值，这才是异化的实质。
第五，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差异的交换。它在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之间进行调停。其结果是，通过异化将文化差异移植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去。
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在翻译主线（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上，译者的地位至关重要，其身份特征更是多重的。对于原作的理解要求译者是一位读者；出于对原作的责任和义务，要求译者充当原作者的传声筒，体现的是原作者的身份；将原作解码后再编码，用目的语再次表达出来，要求译者具有创作者的身份。译者在后两种身份上的意识反应将对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显（隐）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期占据英美文化翻译主导地位的归化翻译所体现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让韦努蒂提出了异化翻译理论。传统的归化翻译策略采用了透明、流畅、通顺的翻译策略，要求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流露自身的痕迹，让读者在阅读时就像阅读目的语创作的作品一样。而异化翻译策略则强调各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目的语中引入这些语言文化差异，给译入语带来一种新鲜的陌生感与疏远感，并可以抵制目的语在翻译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种族中心主义。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提出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体现自我，让译者处于显形地位。翻译活动中所采用的异化和归化策略的选择和译者的显（隐）形都取决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倾向的译者身份。对于倾向于选择作者身份的译者而言，其负担着原作者的再现责任，充分再现原作和原作文化的精神实质会成为其翻译活动的首选任务，此时，译者必须摈弃自我，同原作者融为一体，成为原作者的传声筒，在自我摈弃的同时，译者的主体意识逐步消失，进入了隐形层面，因此在选择翻译策略上也会选择看不出译者自我痕迹的、透明的归化翻译。而对于倾向于选择创作者身份的译者而言，其译者的主体意识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在选材和风格等上面能自我把握，译者进入显形地位，在表达方式和风格等方面选择空间扩大，因此在翻译策略上往往会选择自由度较大的异化翻译策略。虽然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组织等，但就译者本身而言，其自身的身份意识倾向也决定着其在翻译活动中的显（隐）形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综合了西方的批评理论、文化哲学思潮和翻译中的文化学派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韦努蒂提出：翻译不仅能塑造文化身份，产生文化认同，而且对激发社会变革有着深远影响。
对韦努蒂而言，翻译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去语境和重构语境的过程。
去语境指的是破坏或消除原文文本的一些因素。原作的意义根植于原文的文学传统及互文网络中，翻译就是将文本从这一网络中截取出来，再移入另一语言中。重构语境指的是在目的语文化中重建语义的过程，译文依据目的语语境对原作进行再创作。文本被选择后，脱离了原文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传统，经过翻译和改写，才适用于目的语的审美和价值观。“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总会造成某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得’。这种‘得’逾越了原文，产生了译语文化独有的含义，再现了本土的文学形式、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念。”
翻译在将原文朝着本土化同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归化他者，将译文打上本土文化的烙印，与目的语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翻译文本的出版、阅读、评论在不同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影响塑造着目的语文化认同。
翻译能够塑造异域文化身份。在这一方面，韦努蒂考察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翻译出版了许多日本著名作家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长短篇小说。通过这些小说的翻译，日本被再现为一个被异化、被审美化、多愁善感的具有女性风味的异域国度。对日本文化身份的塑造与其在“二战”以前穷兵黩武、咄咄逼人的形象大相径庭。像这样通过翻译，西方译者在读者心中就塑造了那样一个日本他者的文化身份。
除此之外，翻译还塑造着本土主体的文化身份。本土主体的文化身份的塑造是借助异域文本促成本土文化身份形成的。通常是文学、文化史通过语文学或文化催生出一场新的文学革新运动。例如，20世纪初，庞德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在西方掀起了新的文学革新运动，使得现代主义诗歌通过翻译从异域文本中获得灵感，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惯用的归化翻译策略通过改写抹去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目的语的价值、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经过再编码强加给读者，使目的语读者读起外国文本时感到似曾相识，造成一种自恋的阅读体验。这种帝国主义的文化策略使西方读者认为：自己的文化总是高人一等，其他文化是落后的、神秘的。实际上，这种错误的身份认同试图在异域文化中寻找一个同一性的自我，将他者变成自我。韦努蒂指出，自我身份认同只有通过异域的他者才能清晰地看清自己。本土的主体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异质的结合。
本讲思考题
1. 语言与哲学有什么关系？语言哲学是如何产生的？
2. 翻译与哲学有什么关系？
3. 西方的哲学思潮如何影响并推动西方译论的发展？
4. 怎样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5. 柏拉图的“床喻”对翻译理论产生了什么影响？
6. 如何理解尼采的“翻译即征服”？
7. 为什么说德里达的“延异”解构了原文的权威？
8. “译者的隐身”在翻译中是如何体现的？
9. 韦努蒂如何批判了“译者的隐身”？
(3) Merriam Webster.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98, p.873．
(14)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9．
(19) 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p.246．
(29)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4．
(30)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19-20．
(32)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288．
(34)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