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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整体性观念，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哲学，解构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其影响力遍及社会、历史、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也为翻译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哲学视角。
解构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缘起于法国，解构主义领袖雅克·德里达不满西方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对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在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逻各斯（logos）是希腊哲学、神学用语，本义指隐藏于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神圣之理。这是一种超然存在于万物之上的上帝之“道”，一种终极存在。这种所谓的终极存在，柏拉图谓之“理式”，亚里士多德谓之“第一因”，基督教称之为“上帝”，黑格尔呼之为“理念”。
由这个中心搭建起来的体系结构单一，等级制度严密，静态封闭。德里达视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使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例如男性／女性、灵魂／肉体、语言／文字、原文／译文等。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强迫第二项从属于第一项，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解构主义从“结构”入手，拒绝建立任何中心，促使这些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那些优先等级的统治支配权力永远不能被恢复。
解构主义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力学、功能），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大体来说，解构主义具有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的特征。
以德里达为代表人物的解构主义哲学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体系，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打破了原文—译文二元对立的传统。
德里达认为，语言意义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变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变化生产的过程，即延异和反复的过程。翻译最终使一种语言的文本成为另一种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新文本。一个符号的意义在根本上不是单一的和确定的，而是多义和不确定的。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不同的读者阅读，会生出不同的意义。德里达将语言意义因语境不同而流变不居的特征称为“散播”。
通过延异和反复，德里达将矛头直指不可译性
。文本必须还原到语境网中才会显现。意义永远处在“推陈出新”的循环中。再者，书写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确定性和单义性意义。因为话语一旦进入了文字，就丧失了“在场”，而被“延异”。文字文本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文本的不可译性。此外，通过延异，德里达消解了中心，打破了原文和译文的二元对立。所有译文都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译文的翻译，因为历史文化的含义，译文中的词语被不同的人解读。翻译实际上是回归或连接一系列的意义链条，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意义的过程。
德里达明确反对语言中存在深层结构，也就更谈不上去翻译或是再现这一深层结构。对德里达而言，真实存在的是意义之间的不同链条。当人们试图追求意义的稳定性并试图谈论、再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在流动、在嬉戏。意义的链条可以无限地回退，文本是“更早的文本”的译本，译本是“更早的译本”的译本。
文本没有开端，它的开端在它以外早就开始了。一个文本是由各种印迹组成的，这些印迹又来自其他印迹，并且向其他的印迹开放，它们涂抹掉其他的印迹，然后等待被别的印迹涂抹。“在场者变成符号的符号，印迹的印迹，它不再是每一次指涉归根到底所指涉之物。它变成一个普遍化的指涉结构中的功能，它是一个印迹的印迹，是擦抹印迹的印迹。”
“现时的在场因素也使自身保留过去因素的标志，它已经通过表明与未来因素的关系让自己变质，这就构成了印迹，此印迹同未来、同过去有同等的相关性，且通过和他者的相关性构成了所谓的现时在场者，此他者乃现时在场者绝对的他者，甚至不是过去和未来的修改过的在场者。”
“如果在延异的印迹中有某种漫游的话，这种漫游不再遵循哲学的逻辑话语线索，也不遵循一种对称和内在的反向的经验——逻辑话语线索。嬉戏概念使自身超越了这种对立，它处在哲学的前夕且超越了哲学，它表明了无尽的运算中必然和偶然的统一。”
注意印迹，也即是注意互文性，文本总是在相互说明、相互替代，总是带着其他文本的印迹。那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文，原文实际上已经是译文了。“印迹”和“延异”一起打破了原文—译文二元对立的传统，译文不再从属于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