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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语文学家、诗人和散文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先行者。他是诗人哲学家，文笔优美，寓意隽永。他的著作大多是格言式的哲学议论，语言精辟尖锐。他的代表作有《快乐的哲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论》《超越善恶》，等等。尼采有关翻译的评论散见于后两本书中。他的翻译理论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翻译理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斯坦纳（Francis George Steiner）的翻译观，尤其对雅克·德里达的翻译观有着深刻的影响。尼采的翻译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尼采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批判。在语言观方面，尼采主张语言的多义性。他坚决拒斥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的普遍性、稳定性和同一性，倡导差异性，而这正是后现代哲学共同的思维取向，从而深刻地启发了后现代哲学、文学和文化思潮。在尼采的基础上，后现代语言、哲学、文化、翻译理论研究对同一性进行了更彻底的解构，后来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了尼采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也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者。
尼采在其《快乐的哲学》中，简要阐述了他的“翻译即征服”（To translate means to conquer.）的思想。他认为，任何时代的历史感都可以从它产生翻译作品以及吸收往昔时代的精华和书籍的方式中推断出来。在法国剧作家高乃依（P. Corneille）所处的时代，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法国人以令人惊讶的勇气吸收了古罗马的知识，这都是由于高度的历史感。
众所周知，希腊文学是西方古代文化的源泉。古希腊人崇尚形式的完美，古代希腊作家刻意求工，严密精微，造就了古代希腊经典文学。古罗马人当初也是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希腊文学。与尼采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西蒙兹（J. Symonds）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in Italy ）中特别提到了罗马翻译事业的兴旺情形：整个罗马成了“一座翻译工厂，人们忙着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 (14) 。然而，古罗马人并没有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希腊文学，而是吸收了希腊文学中一切好的、崇高的精华。尼采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罗马人抹去古希腊文物的灰尘，把古老的东西翻译成现代的，使之发出新的光辉。用这种方式，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翻译了古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或阿尔基洛科斯的作品。古罗马的哀歌诗人普洛佩提乌斯也用同样的方法翻译了古希腊亚历山大派代表诗人卡利马科斯和公认的希腊诗派创始人菲勒斯的作品。
古罗马人翻译古希腊的作品根本不顾及原诗人在诗歌中所抒发的当时的感情。作为诗人，他们不会出于好奇翻译古代的作品而不顾历史感；他们也无暇顾及诸如私物、名字、城市装饰、服饰、海岸、世纪这样一些他们认为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当代罗马相应的东西取而代之，希腊众神的名字都改成了拉丁名字，希腊神话变成了罗马神话。古希腊的作品毕竟是死的东西，而死的东西丑陋无比。罗马人在自己的翻译作品中带上了自己的影子，将自己的灵魂注入死的肌体，使古老的作品焕发新的生命和气息。罗马人对历史感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将过去的和异域的情形直接转换过来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因此，他们必须征服古希腊的作品。
尼采十分赞赏罗马人的做法，认为翻译是征服的一种形式。罗马人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把历史上的、在他们看来过时的东西悉数略去，并且加上一些内容，借以提及现在，甚至删掉原文作者的名字而署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盗窃，而是罗马国家至高无上的帝权。尼采赞同罗马人征服式的翻译做法与他的“超人哲学”
同出一辙。他认为，生活不是生存斗争，而是争优取胜的斗争。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的生命或意志，是权力意志，是一种权力欲望和利用权力进行创造的本能，企图占领一切、统治一切。
归根结底，尼采认为罗马人征服式的翻译是因为任何过去的、外国的东西都会激起他们的斗志，激发他们要对其进行另一种征服，即文化上的征服。这种征服精神与尼采所倡导的征服过去、征服痛苦，积极创造权力意志的人生哲学一致。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它应该创作高于自己之物，感受生活的快乐。
过去意味着丑恶，如同旧的文本，翻译时应当被替换、更新。旧的传统、旧的文化和旧的文本就应被“重估一切价值”，这种重估，在翻译上的体现就是征服。译者作为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原作的价值。“强者是为事物名称立法的人，强者中最伟大的抽象艺术家创造了范畴。”
要征服他者，译者必定设定自己为强者，进而否定其他主体，同时否定他者的文化价值观并加以征服。
在《快乐的哲学》中，尼采认为思想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在其《权力意志论》中，尼采又指出，内容与形式往往是不一致的：如果把语言的形式比作装束的话，那么作者讲出来的东西不是过大就是过小。在《快乐的哲学》中，他又说：“我们写东西不只要让人了解，同时更要让人无法了解，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正是作者的意图），它不希望被‘任何人’所理解。”
19世纪尼采等人提出的这种浪漫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德国文学理论家本雅明、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和《圣经》翻译家布贝尔、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等人提出的解释翻译理论作了理论准备。
尼采直接继承了叔本华的思想，他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和翻译的不可译性。叔本华在《论语言及词语》这篇文章中，把翻译看成是无意识地扭曲原文，并呼吁回归到像拉丁语等经典语言的时代。他说：“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要找到完全一致的对等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一种语言中所表达的概念同样在另一种语言中也难以找到一模一样的对应。”（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to find an exact equivalent in one language for a word in another. Thus concepts signified by words in one language are likewise never exactly the same as those signified by words in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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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由于概念的非对应性，翻译中所表达的概念要么有差异，要么没有对应，因此翻译时无法一一对应。尼采认为在翻译中为了表达原文的意义，新的概念必将出现。每一种语言的思维方式不同，接受这种新的语言也就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即使通过翻译，我们与原文文本还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尼采认为风格是不可译的，因为原文的风格体现了民族的种族、地理和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方式，这些造成了语言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导致翻译的不可译性。所谓忠实的翻译，尼采认为那完全是原文的伪造，原文庄重或愉快的风格尤其不可译。
在《超越善恶》一书中，尼采讨论了如何翻译出原文的节奏。他指出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多芬和佩特罗尼乌斯都是不可译的，因为希腊戏剧中缓慢、庄重和严肃的风格难以用德语表现出来。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的厚重通过翻译很少能被现代人欣赏。在《超道德意义的真理与谎言》一文中，尼采清晰地表述了他的风格不可译的观点。语言对于尼采来说是一种艺术翻译，或心灵状态的转换。语言之间的风格转换是难以翻译出来的。风格本身没有创造性，它本身也是一种翻译。每一种风格的含义都是一种翻译和解读。风格传递一种状态，通过符号传递一种情绪，因而风格是人类最富有个性的表达形式。尼采把风格和翻译都看成是“自由意志”的表现。风格是独特的，是生命意志的体现。风格不能假借其他方式存在，只能自我创造，是不可翻译的。
在尼采的哲学之前，欧洲到处充斥着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论。人们普遍认为人是理性的工具，是宗教的臣服者。当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声音时，就好像平地一声雷，打破了理性主义的桎梏。“上帝死了”，所以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尼采倡导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权力意志，扩张自我，成为驾驭一切的超人。超人是人的最高价值，应当蔑视一切传统的道德价值。
尼采猛烈地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这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消解。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原文的权威性被消解了，原作者的权威也被消解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译者不再是原作者身后亦步亦趋的隐形人，而成为高昂着头颅的批判者和征服者。尼采认为主体并非是现成的，而是被附加、被构造、被推断的事物。因此，对于过去，译者可以重新阐释，加上自己理解的意义。阐释不是解释，而是意义的引进，是“站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这就是假定一个目标并按照这一目标来构造事实；此即主动阐释，而非仅为概念的翻译”。
翻译中的“主动阐释”是译者作为阐释者的主体性的体现。
尼采提出的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带来了译者主体性的觉醒。原来对原文的忠实被消解了，等值被颠覆了。所以，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也必须重新估量。尼采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应该是非理性的、审美的、非伦理的，因此它是征服性的。过分的理性对翻译是一种摧残，束缚了译者的手脚。译者作为超人，应该是永远创造、超越、进取和征服，应该具有作为主体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