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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多维的动态活动，也是一种具有多重、多向内涵和外延的、富有创造性的认识实践活动。以语言哲学作为切入点，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理论的研究，利用现代语言哲学中的各种观点，可以让我们对翻译中所涉及的思维和语言逻辑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有多少位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对哲学的定义。在讨论翻译与哲学的关系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在此厘清哲学的概念。
“哲学”一词语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罗素（B. Russell）在《西方哲学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的序言部分谈到：“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确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逻辑，他宣称：“哲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都是由于我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哲学命题表面上看是表达思想的，但由于不合语法，其实没有表达任何东西。因此，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严格地限定思想的范围。”
根据《韦氏大学词典》（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ition
），哲学的主要定义为：the pursuit of wisdom（追寻智慧）
(3)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哲学的定义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关于各种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对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在当代无论对哪个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哲学的理性思辨能力，翻译学的理论构架也同样离不开哲学的引领。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历来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哲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有哪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都是吸引学者们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哲学家们历来重视语言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产生了对于语言的哲学意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对语言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个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绵延不断。然而，以往的哲学家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只是为哲学研究做的准备，而不是哲学研究本身。真正将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20世纪初分析哲学在英、美、北欧等国家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时候。
分析哲学的产生被认为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发展从古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古代的哲学家热衷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本源，结果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近代哲学家认识到，古代哲学的失败就在于没有首先探讨人类的认识能力和限度，盲目地研究人类无法认识的本体。于是他们将研究中心转向了人类的意识世界，使哲学从本体论阶段过渡到认识论阶段。直到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才认识到，无论是研究存在还是意识，都必须首先明确阐述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的意义。他们认为对某些哲学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的分析。长久以来，哲学家只是不假思索地用一些语言概念来进行哲学研究，至于这些概念本身是否明确却不加考虑，于是出现了许多由于哲学家滥用和误解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争论。分析哲学家因此认为哲学的重大任务就是分析语言，阐明词语和语句的意义。他们相信，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于是许多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对语言的研究，从此，语言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哲学流派。它是由弗雷格和罗素创立的，主张通过对词语、逻辑的分析澄清词语的误用。语言哲学是一门阐释人如何通过经验转化为语言、再转化为知识的一门学问。加强对语言哲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研究对哲学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语言哲学的研究从逻辑实证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生成语言学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以下九个方面：语言的本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含义与指称理论、语言的意义和证实、“图像论”“使用论”与语境、行为反应论与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表达与理解、自然语言句法分析、逻辑分析方法。
分析哲学家一致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语言混乱，要清除哲学混乱必须先清除语言混乱。然而，他们对如何清除语言混乱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以弗雷格、罗素为首的分析哲学家认为，既然日常语言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就应该改造或抛弃这种语言并建立一种严密、精确的人工语言。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自然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一派哲学家通常被称为人工语言学派。而以摩尔（G. Moore）、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为首的分析哲学家却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错误在于人们不了解词语的确切含义，没有正确使用日常语言。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和明确日常语言的用法，这一派哲学家通常被称为日常语言学派。
在这两派语言哲学家中，有一位哲学家尤为特殊，他就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致力于对自然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但后期他发现了人工语言学派的缺点，看到了日常语言具有逻辑语言无法表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便改变了前期的哲学观点，开始主张从日常语言的实际应用和语言的不同功能中研究语言。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他一生两个阶段的哲学体系。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
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后者又让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构成文化的整个社会行为通常表现为一种按照语言的模式进行“编码”的活动。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生活（文化）联姻，将翻译置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生活背景之中，使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涉及文化间的交流。这一观点为后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依据。
爱因斯坦对于哲学的定义是：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Philosophy is like a mother who gave birth to and endowed all the other sciences.）。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关于各种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对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在古希腊，学科还未分门别类时，哲学是包罗万象的一门学科。虽然在近、现代，各门学科的发展日臻成熟，但人们还是离不开哲学的理性思辨能力，如抽象概括能力、分析综合能力等。当代译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其理论构架也离不开哲学的引领。
方梦之在其2004年出版的《译学词典》中，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求、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
翻译与哲学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语言哲学中就涉及不少的翻译论题。
同时，翻译理论的建构也包含了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一方面，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可以为哲学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哲学也蕴含着翻译研究所需要的“精髓”和“灵魂”，给翻译研究以指导。就学科建设而言，翻译研究也应该有意识地从哲学中汲取营养，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
首先，翻译必定是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对智慧的追寻，而翻译这门学问也是在不断追求智慧，译者运用其智慧从一种语言的智慧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智慧。从语言对哲学的意义来说，究其根本，语言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哲学家研究认识问题必须研究语言。在欧洲，自古就有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反映，因此了解语言的结构就可以了解现实的结构。
随着现代翻译学的发展，哲学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的元学科。翻译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其理论框架和概念范畴都离不开哲学的视野。翻译研究的基本原理、基本内核与哲学休戚相关，其深层理论及活水源头来自哲学。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人们不了解西方哲学，也就无法完整地把握西方翻译理论的本质和现象。
有学者对西方的哲学传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它的发展分成了三个转向：“第一次转向是柏拉图《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从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为在‘心灵世界’（即‘理念’）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这一转向标志着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第一步。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而存在的。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明确地建立了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人的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内在冲动，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转向。康德沿着主体性哲学的方向，更进而把先验性看作是必然性知识的来源，这是人类内在冲动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可以算作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三次转向。黑格尔是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完善了主体性哲学，他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绝对的主体，实际上把人的主体性夸大到至高无上、登峰造极的神圣地位。人类企图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的内在冲动在黑格尔这里可谓达到了顶点，但这个顶点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黑格尔去世后，他的绝对主体被一些现当代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撕得粉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
西方的当代哲学家，例如尼采、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人，已不满足于以主客体关系为前提的追问方式，特别是不满足于概念哲学追求形而上的本体世界，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他们反对主体与客体二分，强调人与世界物我交融。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论。语言哲学摈弃了主客体对立的理论预设，通过对“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语用研究，将主客体统一起来，其目标是研究如何通过语言分析使语言得以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
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论以及随后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发展，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相应地，在西方哲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译论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谢天振在阐述当代西方的译论发展特征时，将之概括为“三个根本性突破”：
首先是“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然后是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到对“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纵者和接受者”的研究；最后是“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的多元研究。本讲随后几节将系统展示在不同的哲学思潮关照下西方译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