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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意义”的界定和不确定性进行了相关研究，也从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的角度对“意义”进行了分类。本节将重点介绍奈达、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对于意义分类的不同观点。
奈达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当代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还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和交际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奈达在他的专著中把翻译问题直接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他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出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
他多次强调：“译文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读者是否能正确理解原著。”
由此可见，奈达提出的翻译定义一再强调意义上的对等，强调意义的重要性。奈达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把翻译过程公式化、模式化，并使之科学化。谭载喜在《新编奈达论翻译》一书中，介绍了奈达从语义学的角度论证翻译理论，并提出了词的所指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和联想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的理论。在此之前，奈达还提出了语法意义（grammatical meaning）的理论。
一般人提起“语法”一词时，只认为它不过是一套有关词语组织的武断规则，说话要让人听懂就必须遵循这些规则，但规则本身却不含有任何意义。奈达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语法也是一种语言现象。凡是词组以上的语言单位，其意义并不简单地是词组中各个词项的意义的总和。词组的整体意义中有一部分是为该词组的特定语法结构所决定的”。
为了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一概念，奈达举出了几组例子。其中一例是在old man、grey house、beautiful fur和tall tree这样的结构中，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之间存在着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该结构的语法意义。换句话说，传统语法中所说的“主谓”“动宾”等结构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语法上的意义，说明语言中词的组合是有组织、有意义的，各个词项的位置不可随意调换。再如，Naturally he did it.和He did it naturally.两句中，naturally因为在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中而意思不同。
再来说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奈达提到：“所谓‘所指意义’，指的是用词语来指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语言所获得的意义，是语言之外、人体之外、由社会场合所引起的意义。”
人们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可以用数量有限的词来表达许多概念和思想。这就是说，词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在大部分的话语中，可以根据环境把词的意义区分开来。奈达认为语言环境包括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句法结构上的标记，例如He picked up a stone．和They will stone him．两句中，词的句法类别不同，所指意义不同；二是语义结构标记，在语义结构中，利用词与词的搭配关系可以区分词的意义。
所谓“联想意义”，奈达的解释是：“它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附加给语言的意义，是语言以外、人体感觉以及社会行为方面的意义。所指意义用来指文化上的东西，联想意义用来指人们在感情上对所用语言的反应。所指意义是客观的，通常指词典上所标出的意义，是词语的字面意义。联想意义是主观的，是储蓄在所指意义之内的，也是词典上在给词项下的定义后加上‘粗俗语’‘俚语’‘迂腐语’‘污秽语’‘儿语’等时所表示的意义。”
奈达提出，要正确理解词的联想意义的性质，必须考虑三大因素：
第一，联想意义与词语的使用者的关系。不同地位的人使用的词不同。
第二，联想意义与词语所用的实际场合的关系。词在不同的环境里使用就有不同的意义。同一个词，即使是出于同一个人，因为实际使用的场合不同，它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第三，联想意义与词语特有的语言环境的关系。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含义。例如green这个词，在不同词组中的意义是不同的：green with envy意为“十分妒忌”；green at the gills意为“气色不佳”；a green worker意为“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
符号学的语义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由单纯的一种关系，而是由多种关系构成的。查尔斯·莫里斯是美国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家，也是符号学的开拓者之一。按照莫里斯的符号学观点，世界是由符号组成的，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符号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的、总的符号系统。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各种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整个社会文化交际系统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符号系统组成的，而语言系统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比任何较低层次上的子系统都要复杂、庞大，且更具有系统性。一方面，语言系统是社会文化交际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另一方面，它可以代表整个社会文化交际系统，也就是说，其他任何子系统都可以由语言系统来描绘。莫里斯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即符号载体、符号的所指和符号的解释者。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学三个方面的意义：言内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所指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以及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
这三种意义的总和就是符号的完整意义。
任何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在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某个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因此，任何符号都与同一符号系统（如果是语言符号，则是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发生各式各样的复杂关系。符号与同一符号系统的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语言内部关系，相应地，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语言内部意义。言内意义是作者利用语言自身在音系上、语法上、词汇上的特点来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符号所表示的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过程、性质、现象称为符号的所指事物。因此，符号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就叫作符号的所指意义。第三种类型的关系是符号与使用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论及语言，则是语言符号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使用符号的人在使用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加上自己对符号的主观态度，而这种主观态度又会通过符号转移到符号所指的事物上。这种主观的（带有感情色彩、富有表情的、修辞的）态度就是语用关系，这种类型的意义就是符号的语用意义。
利奇在1974年第一次出版的《语义学》（
Semantics
）中提出了如下七种意义类型：
表2-1 利奇的七种意义类型
利奇指出，第一种意义，即概念意义，构成了意义的中心部分。这种意义是“外延”的，因为它关注词语跟它所指称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二种意义至第六种意义合起来称作联想意义，因为解释这些意义需要依靠一种关于思维关系的基本联想理论。其中，第二种意义的名称“内涵”不同于它在哲学讨论中的意义。哲学家的“内涵”跟“外延”相对，表示词语所指称实体的性质。而在利奇的系统中，“内涵”指的是一些附加的，尤其是带感情色彩的意义。例如，politician和statesman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贬义的，后者是褒义的。最后一种意义是主位意义。这种意义是更外围的，因为它是由词序和词语重音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