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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否定了“词的任务在于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这一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义观。索绪尔的意义观对翻译的启示在于，不再把翻译当成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因为如果把词的任务看成是表现预定概念的话，那么不管在哪种语言里，每个词都会有完全对等的意义。索绪尔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分析，从符号的任意性和社会性中揭示出事实并非如此，这也在理论上指明了翻译中逐字对译的方法不科学。
传统的命名论认为语言和世界处于两个互不交融的层面上，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名称与事物之间是简单的二元关系。事物先于语词而存在，在语言之前已经存在着一个有秩序的、有规则的世界，语言的主要功用是对这个世界进行标记。语言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语词和事物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索绪尔用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批判。
索绪尔从一开始就在符号问题上对传统命名论进行了批驳。传统命名论认为一个词对应着一个事物，语言符号连接的是名称和事物，语词与事物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认为，按照这种看法，语言“不外乎是一种分类命名集，即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
但实际上，这种对语言的传统看法是天真的。
语词不是象征符号，而是一种抽象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表达的意义，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在符号中是表示者，所指在符号中是被表示者。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是对立并统一于符号之中的。第一，能指和所指是密不可分的。从结构上来看，能指和所指是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在符号这一结构中，二者如纸的正反面，离开了能指或所指都不能构成符号。第二，所指不是事物，而是概念。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的，能指代表音响形象，所指代表概念，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一个双面统一体，而“事物”则被剔除在符号之外，这实际上取消了传统哲学中名与物的对立。
索绪尔认为语言本体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是一个系统的存在。
我们考虑意义的时候，不能孤立地考虑单个语言符号的意义，必须把语言符号放在语言的系统中进行考虑。在语言系统中的意义载体是语言符号，但语言的意义单位不是语词。把语词看作意义的载体是传统命名论的错误，他们没有看到语言存在的整体性。索绪尔把语言的单位定义为“要素”，它可以理解成语言单位，也可以理解成语言符号，但不可理解成语词，因为“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要比语词宽泛得多。语词系统是由要素构成的，作为语言的要素，语言符号必须放在语言系统这个整体中进行研究。索绪尔认为，我们只能从系统出发来研究系统中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从要素出发，然后建构系统。
索绪尔认为，意义与所指有关，但意义不是所指。同时，意义与价值有关，但意义也不是价值。要了解索绪尔的意义理论，必须深入了解他的价值理论，因为价值是确定语言意义的关键要素。价值产生于系统之中，每一种语言符号都具有价值，它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一个语言符号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一种对立关系，这符合价值的第一原则，即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
在语言符号内部，符号的“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可以进行交换，两者具有等价的功能，如同两元钱可以和一瓶水进行交换一样；第二，在每一个独立的语言符号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价值关系，即在语言符号的外部，语言系统中共存的符号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这符合价值的第二个原则，即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例如，一元钱的价值要在与人民币系统中的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的对比中才能体现出来。语言符号之所以具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的存在符合价值的两个原则：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索绪尔认为，要确定语言的意义，单从孤立的语言符号来看不会有任何收获，要想确定语言的意义，必须从语言的价值入手。语言的意义与价值有关，但意义与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确实是意义的一个要素，但要紧的是不把意义仅仅看作一种价值。明白意义如何取决于价值而又有别于价值，这也许是语言学中进行的最为微妙的活动。”
语言意义的确定须求助于价值，因为意义的确定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例如，法语的mouton跟英语的sheep可以有相同的意义，但没有相同的价值。意义的确定取决于系统中的价值，但意义并不就是价值。在语言系统中，价值表现为一种差别，一种关系。“语言即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语言符号的意义决定于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意义是由关系决定的。
由上文可知，索绪尔的目的旨在摧毁“词的任务是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这样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义观，其意义观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翻译中逐字对应的翻译方法不科学。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就不能成立，字面的指称和指称所指代的概念就不能单纯地画上等号，因此翻译就不可能做到“毫无差错”。
第二，在系统中识别语义差异。语言的意义必须在语言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脱离语言的整体，单个的符号或者要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并且语义的传达是动态的，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识别意义。
第三，意义的确定取决于系统中的价值，但意义并不就是价值。在语言系统中，价值表现为一种差别，一种关系。例如，英语里的［teibl］（table）这一音响的对立面是概念“桌子”“台子”，我们不能因为［teibl］这一音响形象具有了“桌子”“台子”这样的概念意义，就说它具有语言的价值。table这个词的价值是通过与desk之类同性质的词的对比与差别中获得的。因此，一个词与某项概念交换才具有某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