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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
出版信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对学习新闻的中国学生来说，“政治家办报”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基本原则。但这短短的五个字，真要解释起来恐怕要颇费一番脑筋。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政治”是第一性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了解“政治”，尤其是不能不了解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政治”。
正如书中的“序言”所说，《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这种“整体理解”建立在“对于其历史延续性以及1976年以后的变化都同样具有敏感性”的基石之上。这就是说，《中国政治》写作的用意在于一种“素描”，它肯定不会涉及中国政治的所有细节，但却会勾勒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尤其，当作者们都是一些西方教授，这种勾勒本身就充满了“对比”的意味。
全书共有八个章节，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起源、机构与政策演变、意识形态变革、政治社会化与传播、政府过程等多个方面。在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中国政治》对于“群众路线”等一系列中国政治中的独特概念的分析和界定。
本书认为，所谓“群众路线”，是对“密切联系群众，以便通过有效的领导来动员群众”这一重要革命策略的命名，它（革命的民众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中高居首位：“他（毛泽东）认为大众参与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唯一途径，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支持将无往而不胜。精英统治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也会由于以少数人为基础而被削弱。”与西方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不同，在中国，“党和其他公共组织不是代表各种各样特殊利益和选民区的政治家的战场。每个干部和党员在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时应当了解和关心每一个公民的需要”。
具体而言，在“群众路线”的背后，有“一整套用来实践其原则的方法和制度”，包括“讨论小组、群众运动和集会、代表机构、群众组织、大众传播媒体和强调党的调查研究的领导作用”，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鼓励表达群众意见和要求的结构”。
这就是说，作为“自1942年以来党的政治作用的基本方面”，“群众路线”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具体而细微的政治实践，甚至是一系列制度设计的起源和基础。它反对的是“精英化”“官僚化”的倾向，体现了对于“平等”和“参与”的渴求，从而在根本上体现了“人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主人翁”身份——正是由于群众不是决策及执行的局外人，而是参与者，其内心的认同感和自发性才得以被真正激发出来。“群众路线”还使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普及”优先于“提高”：“他（毛泽东）还鼓励专业领域向群众活动开放，也许最成功的例子是‘赤脚医生’项目，造就了大量农民医务工作者，他们为乡村创造了基本的医疗条件。”想想今天医疗、教育资源的过分集中和某些乱象，无论如何都可以说，“群众路线”至少是抵制走向封闭化的专业主义的某种制约。
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群众路线”和中国革命“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自己的影响和积极性扩展到群众层次上，大大加强了它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使真正“实现和维护国家独立与统一”成为可能，从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为朝向其他革命目标进步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而从政治运行的操作层面看，通过各种“群众路线”的方法，高层领导者还可以“对于政治将会如何发展或是基层怎样看待政治的问题”得到更多信息，从而避免“决策者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官僚等级制”所必然带来的负面作用。
除了“群众路线”之外，《中国政治》中还对其他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给予了细致剖析，所有这些“政治概念”正是我们理解中国独特的新闻话语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中国政治，才能理解中国新闻。
1.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 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祖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4. 玛雅：《中国为什么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