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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向晖
出版信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955年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左右，从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上空1.88万英尺处突然传出爆炸声，接着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乘坐该机的8名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及越南、波兰、奥地利3名工作人员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早已预料的不幸事件发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3名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在事件中牺牲。
外国记者曾多次访问3名生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乘务员。谈到飞机爆炸起火的一瞬间时，一名乘务员说中国共产党人真是非凡的人物，他们直到飞机落水下沉，都始终保持着惊人的镇静态度，纪律严明，毫不惊慌失措，是他从来没见到过的一种人。
事隔多年，不断浮出水面的史实证明，沈建图、黄作梅、李平等多位在事件中牺牲的烈士在登上飞机前已经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4月9日晚中国外交部已获悉相关情报，并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这或许是他们如此“镇静”的一个重要原因。熊向晖作为参与这一事件交涉的重要当事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中详细回忆了事件的发生经过和与英国政府、港英当局交涉的过程。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清华学子，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集纳了熊向晖所撰写的各类回忆文章，其中不乏国民党侵占延安、中美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熊向晖绝大多数是事件的当事人和直接参与者，因此，他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
如果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那么，这种史料价值本身当然就值得作为参考。但作为一名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察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和作为，尤其是其对中央决策和有效达成目标中所起到的作用。
熊向晖在书中介绍，在打开中美关系之前，毛主席曾委托4位老帅详细分析国际形势。陈毅在主持“国际形势座谈”时所作的开场白中就强调，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新华社主编的内参）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除了提供必要的内部信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公开报道还是判断局势变化的重要材料，熊向晖在书中谈及“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时，大量引用《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关于国际动向的最新报道，并将其和外电一起作为重要参考。如引用新华社的报道，“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引用《人民日报》的报道，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
此外，媒体报道虽是判断表层认知和社会情绪的重要窗口，但媒体报道往往具有滞后性和浅表化的特征，在不同时期，可能具有“超前”和“延后”的相反体现。如在4位老帅分析国际形势（6月7日到7月10日）的同时，熊向晖观察了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并得出结论，当时《人民日报》“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这恰恰与4位老总的判断相左。这反过来提醒我们，媒体报道是海浪波涛，而实际决策往往是深水潜流，表面的平静和风浪，都有可能掩盖了深层次的脉动。
最后，媒体的报道，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报道还是具有“起居注”等性质的可供参照的历史史料。如熊向晖列出了从1986年到1992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作为对4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前奏的旁证。
以上只是从本书中某些章节引发的点滴思索，事实上，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复杂，中国媒体由于集“新闻报道”（一般性功能）“战斗武器”（如解放战争期间）“耳目喉舌”（中国的独特功用）等多种角色于一身，更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去重新审视和思考。（关于“克尔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叙述来自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传》）
1.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 ［美］尼克松：《领导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