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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锦清
出版信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是一部研究“三农”问题的经典著作。但与其他“经典”作品不同的是，《黄河边的中国》不是以它的“系统性”见长，相反，它只是一部记录了作者“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思、所虑”的访谈日记。除了分成上、下两编之外，没有任何章节，每日所记之事看起来也似乎相当随意，有的更类似于杂文和杂感。
这样一部著作自然免不了背上“拖沓”“冗长”之讥，而几达800页的篇幅在今天这个以“短”为善的时代也显得格格不入。但本书在出版后迅速在知识界和社会上掀起极大的热潮，或许恰恰与它的这种“随意”和“冗长”有关。曹锦清在“前言”中提到，原书计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总报告和分报告，第三部分是历史与理论。现有部分只是原计划中的第二部分：逐日访谈纪要。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这本书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了大量作者调研和所思所想的脉络细节，也因此，它得以从象牙塔中少数人交流的“高台”上走下来，成为作者所谓的“集体创作”——它真实地记录了人人熟悉却又只见一隅的“历史”，并通过一名学者的思考，为之提供了厚度和纵深。
也因此，对这本书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读法：一是将其作为一本“理论书”。如果将之比作一部新闻作品，那么，《黄河边的中国》就类似于一篇述评。作者曹锦清的观点不时在各处出现，这些观点与他所思所见有关，却又不仅仅只是感慨，有些观点甚至一再出现。比如，当谈到村落农民的问题时，曹锦清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二是可以将其作为一本“方法书”。作者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作者所选择的这种“观察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这种亲密的接触，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的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由此而获得的调查资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可亲的”。除了这种研究方法，更可贵的是，作者对待理论的态度，即所谓的“无知”和“悬置”。“无知”是“把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而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悬置”则是“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理论、概念与假设，在调查过程中暂时地悬置起来”“不要用先入为主的概念去套裁经验材料，而应让概念与经验事实自由地结合，或依据经验事实对概念作出必要的修正”。在当下的中国学界，这样一种“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的方法取向显得尤其重要。
三是将其作为一本“社会书”，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本意。作为一种“集体创作”，这本书就是一部“采风”。或准确的数字统计，或“戏谑”的酒席之言，都描绘着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实，反映了“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如文中啼笑皆非的“流产指标”：“（村支书说）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了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
“荒唐”往往真实。作为一本描述世纪之交“乡土中国”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所述及的一些现象或许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中展现的种种现实细节和生活百态仍然值得我们一再认识、反复体味。
1. 曾维康：《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