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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出版信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前不久，有幸被女儿所在学校邀请，作为家长代表出席了孩子们迎接新年的文艺演出。其中有一个小合唱，孩子们穿着青衣一排排地站在台上，一水儿的“民国范儿”——这正是最近舞台上流行的打扮。
孩子们的衣服很漂亮。民国时，正是中国革命最激烈、最动荡的时期，那时的服装洋溢着中国传统，又掺杂了一些西洋的审美，很文艺，也负载着一个民族自尊、自强的希望。
回望历史，我们总是寄托了太多对于未来的想象。田园诗一样的黄金时代真的存在过吗？作为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李宗仁的回忆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既来自历史的帷幕之前，也来自历史的舞台背后。
李宗仁的回忆刚好从民国诞生前后开始。他的军旅生涯开始于清末新政的顶峰，从革命前的广西陆军小学到革命后的陆军速成学堂，同一所学校，革命前后校风、学风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人们所期待的恰恰相反，那个“严肃笃实”“极有纪律”的陆军小学在革命后变为陆军速成学堂后，“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学风也不若陆小的淳朴”，甚至于有的同学“易服狎游”。令人吃惊的是，这种颓风在革命成功之后普遍存在：“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又都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
这就不难理解，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华民国，虽然改头换面，但在实质上，不过只是刚刚步入历史的“三峡”。当下的中国，实由一连串的“革命”所造就，而传统就像“重力”一样，即使是革命者也不可能脱离它一飞冲天，而不得不持续“接力”。
这种“接力”强烈地体现在李宗仁对于中国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以及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执政的反思上。比如，对于国民党军令、政令的不统一以及在大陆的彻底溃败，在李宗仁看来，根本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私心自用，以及曾经的革命政党蜕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在检讨8年抗战的成败时，李宗仁说，“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才、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气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省”。甚至抗战末期的中国远征军，也有不可告人之处：“殊不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除了军事上的私心自用之外，国民党更以极其寡廉鲜耻的方式盘剥百姓：“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以至于李宗仁自己都忍不住疾呼：“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
回到本书，《李宗仁回忆录》写明是由李宗仁口述，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唐德刚自述对李宗述的回忆一一进行核实，力争使其成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举凡李宗仁的自述中涉及有争议的史实部分，唐德刚则以“编者注”的形式提供了对史实的另一种描述。如讲述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入境广西后，“死伤万余人，被俘7000余人”的“剿共大捷”，唐德刚则“附注”了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相关人员的话——“双方并无战斗”“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以此作为一种平衡和补充。
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探究历史真相，往往来自对我们自己的追问。如何不蹈历史的覆辙，如何“正心诚意”“让革命进行到底”，百姓在“变乱百年，民穷财尽”的波涛后“重睹太平盛世”，于我们，不仅在于深思，更在于责任。
1. 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