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王浩、邹谠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

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设立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引者注：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 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教聘先生为委员……” 8月28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 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

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九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

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二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是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曾被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很快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锺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来概括，不过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所致。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立到抗战期间，制度性的大学已存在了近40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名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 ，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初步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晚出巧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从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期。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 。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爆发，这期间有两代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即19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锺书、费孝通为代表）。上世纪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在50岁左右，更有像钱锺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30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华的较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一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巧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崇锯、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 。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个年度外，在近20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

三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年龄下限约为1920年，也就是说，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这里主要分析教授群体。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锺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锺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传统教育，但其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接受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当中许多人都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使用西方的方法来治传统的中国学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锺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将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会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如果中国社会有较长时间的稳定，西方文化是可以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生根的。1947年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以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 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说：

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

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作出如下评价：“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 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 。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 。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在华的利益来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意识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

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四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

自由流动的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关怀社会价值的天然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自主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较难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一般人以为大学教授很难合作，但这只是刻板的道德评价，由于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倾向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产生的矛盾亦较多。但自由流动的权利使他们能在矛盾激化以前便主动作出选择、回避。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徙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1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15元 。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它亦使每一位大学教授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是最心满意足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将磨擦和矛盾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在上世纪30年代，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以出版的形式被传播。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受政府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熏育” 。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因为那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 。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 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在1949年以后。

五

《观察》是一个政论周刊，它的编者储安平曾是复旦大学教授，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主要文章的人，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教授。在《观察》封面上列名的78位“撰稿人”中，有26位是西南联大教授，约占三分之一，它的实际作者还要超过这个比例。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作一个阶层或阶级，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群体。这个群体带有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在整个知识分子和各类人群中，大学教授最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他们在论政的时候，多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是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 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上都要恭读总理遗嘱，他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可见张东荪的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联大的所有负责人都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敢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张奚若有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被蒋介石打断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

我这里着重介绍上世纪40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当时的大学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减弱。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并没有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在政治上有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一篇很长的通讯中，它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相对中国社会的其他角落，这里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它肩负了领导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既要有思想的力量，也要有道德和修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教授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观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推崇备至，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主要的是，大学教授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所表现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西南联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九年之久，而三校更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 。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

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 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这种情形却很少在西南联大发生。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长，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总会有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与人格，彼此的意见虽有不同，但总是为了学术的缘故而相互合作。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 他们之所以能在一起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宽容精神，是联大这座被称为“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北大、清华、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蔡元培先生出掌北大期间，教授群中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容忍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都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实行容忍的精神，才能使三校联合九年而合作无间。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 联大容忍精神的最佳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那一党那一派，但在联大校园内，就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属于民主社会党的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这许多教授中，有一可喜的事，就是没有顽固派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或极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正因如此，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此外，考察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是了解他们精神状态的另一重要标志。西南联大教授对学潮不仅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其次是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有部分人甚至参与学生的游行行列。我们如果留意教授在学潮中的表现就会发觉，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恐惧感，总是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的。在对学生的态度中，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的整个精神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的状态。他们虽然有自己远离政治的专业，但对国家的前途同样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由于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所以教授对时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另外整个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学者具有充足的自信来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上世纪40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西南联大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个人，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六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1949年后开始衰落。他们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多选择留在大陆，这种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期，政府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当时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1952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来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失去活力，这个群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社科院系统。随着自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同人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的意识形态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在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并指出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该仇视自由分子。他写道：

我敢说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做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在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 。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位被改造过的学者，但在1980年以后，朱光潜首次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 ，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 。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免于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这个自知之明呢……” 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最终目标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在这次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年底，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吸收入民盟。这样，到了1957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1957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从此，作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Q90O2Fp2l4X1F+OoYuXMCRWZEqZzjJlklwBJb/BC/WpRyD/NvZxnxMNWNoaeSH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