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各位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深圳和诸位一起交流学术。我今天和诸位交流的题目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一些基本情况。我想先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来谈：第一，我想和诸位交流一下，我开始研究西南联大时的一些情况；第二，西南联大研究过程中需要接触的一些史料；第三，西南联大建立前中国现代的大学制度；第四，西南联大的具体建立过程。

克罗齐讲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很容易理解，研究历史都有当下的情怀。我们在七十多年以后纪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大学，我想所有人的感觉还是立足于当代。因为观察过去的大学，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情况。

西南联合大学是和抗战共始终的一所大学，严格说，存在了九年时间，从1937年到1946年。这个大学没有校长，只有三位常委。这所大学是当时中国北方三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大学，抗战结束后就解散了。很久以来，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引起研究现代史、研究中国大学史或者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兴趣？我觉得主要是西南联大在创办过程当中的精神，它在这九年当中留下的精神遗产，对今天的大学可能会有一些启示。

我自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1998年出了一本书以后，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移，就较少关注西南联大研究的情况了。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学术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好像还没有发生强烈兴趣。我做西南联大研究，大约在1993年前后。那时我已做完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在《观察》杂志中了解到西南联合大学的情况。当时做这个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想从左翼文化传统以外，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感觉，这个传统保存较好的地方，应该是在大学里面。我想如果能选一个大学做研究，对梳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传统可能会比较方便。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的时候，《观察》周刊对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篇报道，它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宽容气质和民主精神结合的典范。这个角度正好和我试图从中国大学寻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有关系，我就开始选择西南联合大学来做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家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不像今天这样基本上给予正面评价。那时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加上试图梳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对如何把这个传统从历史度，作为思想传统发掘出来，还不是特别自觉和清晰。我最早写了一篇小文章《西南联大的启示》，希望国内的学术界能够注意对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我把文章给了《读书》杂志，那个时候《读书》还是沈昌文时代，沈公非常客气，把我的文章寄给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过书的汪子嵩先生看，汪先生后来给沈公写过一封信，大体上说这个大学现在还是值得研究的。

我本来的想法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个研究。但是，诸位知道，上世纪90年代初期，跟我们今天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同，对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还不够看重，这个研究后来也没有普及起来。真正对西南联大关注，从学术史角度来讲，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内史料的发现和一些研究者的对西南联大的重视，西南联大的影响慢慢开始普及起来。到了2000年以后，关于西南联大的传统，基本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识，大家认同西南联大保存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传统，主要是她的自由精神。

我刚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时候，史料还不完善，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很少，特别是成型的史料。那时西南联大的校史还没有出版，云南教育出版社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也没有出来。当时做西南联大研究的人，主要靠清华的校史材料，还有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西南联大》。另外一本是早期联大学生自己编的史料，就是《联大八年》，其他就是一些零散的史料了。我主要靠这些史料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出版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完整出版，作为西南联大研究的基础，至少前期的史料工作，大体上完成。2000年以后，国内有一些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还有从教育角度来研究的，也有从文学史来研究的，从学科和人物角度来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就更多了。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做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算是这个研究里面比较早的一位工作者，但那时学界对这个研究兴趣并不太大。我最早的论文还是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出来的。1998年，我把写西南联大的文章汇成一本约10万字的小书，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出版社对这本书也不感兴趣，不愿意出，好在责编是文学批评家余开伟先生，他对这本书比较有兴趣，希望这本书出来。最后的条件是“我们不支付你稿酬，出版之后给你500本书”。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书印了2000册。给我的500本书，我都没有地方送，见人就给，现在想找一本反而没有了。我想说的是关于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有一个由沉默到引起大家的关注的过程。我的意思还是刚开始说的那句话，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关注，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关注，可能关注的兴趣，还是从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感受中生发出来的，如果这个感受不强烈，或者这个感受不能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是很难走进我们现实生活里来的。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关于西南联合大学的电视片，还有相关书籍的出版，普及西南联合大学的工作，大体上算是完成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对西南联合大学的深入研究。

第二个意思，我说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的大体情况。早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研究，基本上在中国现代教育史领域，那时关注西南联合大学的人，是研究中国大学史和中国教育史的人。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cl)，他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关注西南联合大学的，日本也有学者写过关于西南联合大学的书。

国内除了研究教育史的人之外，我自己是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角度切入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还有一些学者如杨奎松、王奇生等，他们从政党史、学生运动史角度对西南联大做过研究。将要来这里演讲的另一位学者闻黎明先生，他从民主同盟以及第三势力在西南联大的活动等角度，对西南联合大学做了深入研究。比较系统、专门的研究，现在还比较少。前几年云南师范大学建了一个专门机构，就叫西南联大研究所，但人力不是很够。它基本上还是从革命传统的角度来做研究。以后诸位有兴趣的话，作为研究领域，西南联合大学还是有相当的丰富性。

第三个意思，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我们找来找去，我想还是要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这个角度，来探索这所大学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角度。

诸位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体上和世界文明主流还是同步的。这个同步的标志就是，那时中国的新闻制度、中国的出版制度和中国的大学制度，基本保持了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1949年以前，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很多制度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摩擦和冲撞。但我们观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较好。这三种制度在中国都有比较成功的实践。比如说新闻制度，有著名的《大公报》、《申报》等，还有一些周刊也办得相当成功。那些新闻从业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认为新闻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进去，如果完全由国家垄断，新闻制度不可能成功。从事后观察，中国现代的新闻制度，还是比较成功的，不是说新闻制度没有缺点。比如国民政府时期，也有控制新闻的时候，在某些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也暗杀过一些新闻记者，但从法理角度观察，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没有否定过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闻，这是我们判断历史事实的基本前提。再如出版制度，那个时候大部分是由私人维持的，最有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些巨大的出版机构，在传播中国近代文化中承担过重要责任，它都是完全的私人产业。还有就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出现得较晚。研究大学制度的人，无论怎么算，也超不过100年时间，基本上就是20世纪的产物。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者选择西方这个制度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光有国立大学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所以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实践当中是这三种模式。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难的。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以前，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里面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有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那么多优秀人物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我刚才说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因为知识精英主要的活动，是依赖这三种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三种制度的成功，很难想象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时期能够维持得那么好，也很难解释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教育和文化所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西方文化制度的时候，有两点把握得比较好。中国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1905年以后西方传进的新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科举制度。选择新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它的大学制度的时候，尤其是选择这种制度的初期，如果负责选择这种制度的人是比较僵化、比较保守或者是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的人，这种制度的选择可能就会发生偏差，所幸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中，遇到了恰当的人。

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是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首领，基本是由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比如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严修等，他们是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比如说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的时候，初期负责这个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作为教育领袖，他有职有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能够把握得准。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步时的两个重要前提。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大学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叫国立清华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是现代的大学，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大约有这么几点：一是综合大学；二是男女同校的大学；三是一定有严格的课系制度，就是院系制度；四是有比较完善的选课制度；五是有定期的学术著作和定期的学术期刊出版；六是有比较普遍的体育活动。这是基本的硬件。另外还要包括这么几条：学生和教授的自治程度比较高，教授治校和学生社团比较发达，政党活动不能在大学里开展。

现代大学从11世纪起源，13世纪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基本上由教会大学演变过来。大学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它的自治程度要高，这就是大学独立的意义。西南联合大学出现的背景，大体就依赖我刚才讲的那三种文化制度。那三种制度最后能落在实处，肯定是处于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1949年前中国政治制度中也包含有进步因素，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价。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所临时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建立的前提，是因1937年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抗战的准备。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讲，他对中日关系的判断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战争对中国来说，越晚爆发越好。所以，当时希望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渠道来延缓中日战争爆发的观点也很流行，在知识界，这个判断主要以胡适、陈寅恪、吴宓等为代表。他们受过中西两面教育，比较有世界眼光，他们对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基本判断影响了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轻易开战是因中国国力不行，国防力量更弱，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现代的海军、现代的空军，所以不能跟日本人仓促开战，仓促开战肯定对中国不利，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还是早已下了。抗战前两年，清华大学就把主要的图书、主要的仪器秘密运到了湖南长沙，在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南岳建了校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开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邀请了全国各阶层的精英到庐山，商量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两国通过外交渠道不能延缓战争爆发，中国应该如何抗战以及教育文化应该如何保存。

会议邀请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会议名单是做过南开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开出的。名单上有郭沫若，但郭沫若没有去。何廉把名单拿给蒋介石看的时候，蒋看到有郭沫若，很高兴，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北伐时期，郭沫若写文章骂过蒋介石，蒋介石对郭沫若有印象。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都到庐山开会。西南联大的建立与这个会议有关，蒋介石接受了以胡适、王世杰、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建议。

胡适大体上提了四条主张。第一条是战时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那时有很多人的意见是说大学不要办了，要么办临时短训班，让大学生赶紧上前线。还有一种主张是大学为战争服务，比如学化学的赶紧做炸药，学物理的赶紧做枪炮。胡适的战时教育常态化的主张，与他对世界的了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国家调大学生去前线打仗，伤亡很大。战争结束以后，国家发展，人才显得明显不够。竺可桢当时也有这样的认识，他说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患不足惧，最怕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新的知识，没有坚强的意志。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的。从事后的事实观察，政府接受了胡适战时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的建议，该学习什么学什么，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也要讲，哲学、文学、艺术都得讲，不能说要打仗了，就把大学改成短训班。正是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决定建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东南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合大学没有搞起来，西北联合大学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与抗战共始终的只有西南联合大学。胡适的第二条建议，就是尊重同等学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是为了救济天才，二是防止造假。因为国家在抗战时期，强调学历就会导致人造假，人就变得不诚实。第三条就是大学独立。对大学独立，胡适解释了两点：一是政党退出大学，大学里不能有政党活动；二是政府官员不能做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董事，以防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干涉校政。第四条，政府应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比如提倡在中小学读经。

西南联合大学开始时由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那时候蒋梦麟在杭州。西南联合大学设计的模式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联合组成，但三校各自保留独立的学籍，不设校长，只设常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即杨振声，他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

西南联合大学初期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京沦陷后，政府才决定迁到昆明，那时候张治中主政湖南，想把西南联合大学留在湖南，白崇禧也希望联大到桂林去。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迁到了昆明，正式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一共有五院，即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时，为感谢昆明九年来的支持，把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建立了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的一所大学。当时政府任命胡适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但胡适最后没有去，那时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做驻美大使。胡适自己说，政府有意把他充军到海外去。后来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但胡适始终认为他自己是西南联大的一个成员。胡适过去讲过他20年不谈政治，但在抗战时期做了驻美大使，曾受人非议。但胡适认为这不叫从政，这叫暂时征调。国家有外患的时候，作为公民为国家分担责任在所不辞。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也请了周作人到文学院做教授。但周作人没有去昆明，当时到了昆明的人特别希望周作人能来。那时知识分子对日本有判断，周作人留在沦陷区，日本人一定会打他的主意。果不其然，周作人没有跟他当年的同事到昆明去，最后下了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

西南联合大学为什么成功？除了中国现代制度大学这个前提以外，昆明自然环境比较好，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不大关注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自然环境，我们比较关注人文条件。当时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出生和教育上判断是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分成教授和学生两个群体。

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像胡适这一代，还有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这部分人，出生年龄在1890年前后。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基本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一个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年龄在50岁左右。

第二类教授群体，就是1900年前后到1910年出生的，就是费孝通、钱锺书、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人。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言之，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上弱化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如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联大当时有一个统计，在179个教授中，留过美国的有八十多个，留过英国有三十多个，留过日本的比较少，有三四个，没有留学的很少。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的博士，梅贻琦是留美的硕士，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但张伯苓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人都是博士。在西南联大，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

第三类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不过传统教育对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也不好和前代相比了。但这个年代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后来杨振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邹谠、殷海光在政治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能获得很高地位，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化基础分不开。西南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学的学生，还有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可能还是大学独立，教授评议会很重，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南联合大学很头疼的。1939年后，陈立夫做教育部长。政府有一个规定，说在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做院长以上的人，都得是国民党党员，但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那时许多教授对党派进人校园活动是比较反感的。当时教育部还想把大学教材统一，西南联合大学马上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说我们各校办了这么长时间，各个学校有自己的成规和传统，不必再另搞一套。西南联大时期，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学校和政府之间，学校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对学校管理，也不是说没有管制，比如在经费上，校长与政府还是要保持良好关系。事后观察，西南联大时期，党化教育程度并没有落到实处。据说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开党义课，老师往讲台一站，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那时教授对校园内的政党的活动，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西南联大1946年回到北方的时候，国人对这个学校共同的评价是：民主堡垒，宽容精神。

西南联大的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三个校长合作得比较好。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矛盾也多，学校里面勾心斗角的事也不是没有。西南联大初期，三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张伯苓、梅贻琦筹办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心事。当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先去了昆明，他的决心比较大，他觉得如果那两个学校不来，也要办这个学校。但三位校长一旦在一起工作，合作还非常好。当时西南联大大部分事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管，蒋梦麟在联大后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管事就更少了。张伯苓常在重庆，他跟蒋梦麟讲过，我的表态你代着就行了。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还要归之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生根。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1949年以前，不是一个空的观念，而是真正落在了实处。知识分子以传统教养和西方价值融合起来来做事，来判断人。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我就说这么多，下面我讲一下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

钱锺书抗战初期还在英国，他在牛津读完后，本来要去法国巴黎大学。但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有家国情怀，抗战一起，许多在外读书的人马上回来，费孝通也是1938年回来的。钱锺书从法国回来以后，开始想到西南联大去，他给冯友兰写信。冯友兰很看中钱锺书的才能，跟学校商量，给他月薪300块钱，教授职务，跟华罗庚、王竹溪一样的待遇。钱锺书有才华，但比较傲气。他在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学期，暑假去上海省亲就没有再回昆明。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与教授间的合作不愉快。据说当时钱锺书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就不行，他说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几位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主要角色。这些都是传说，属于掌故一类，不必太当真，钱锺书平时喜欢臧否人物，也是事实。他虽然说过吴宓，但后来还是吴宓主张他回来做教授。钱锺书1929年在清华念书，1933年毕业，那时叶公超是他的老师，他说叶公超太懒也不过分。叶公超是世家子弟，属于性情中人，写作只是闲事，钱种书得罪叶公超的可能性不大。他真正得罪了的是陈福田，当时外文系的主任。吴宓日记中说过此事，是他和陈寅恪说的，陈的意思是此事不能强求。后来钱锺书回上海，跟他父亲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围城》有西南联大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影子，自己的经历作为素材，在小说家来说是很常见的事，里面的人物也有一些影子。我听说在西南联大念过书的人，不太喜欢《围城》，可能是对教授太挖苦了。

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实事求是来理解，抗战以前中国北方三所顶级的大学，把顶级的老师和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她也没有不好的道理，加上学校的精神气质和自由主义传统，都是重要因素。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了81个院士，西南联合大学大概有27个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举，430多个学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占了200多个，近一半人来自西南联合大学。

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本科是在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后来考上研究生，1946年到美国做研究，1957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核心成员邹承鲁，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两弹一星的主要科学家，好几位都是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的。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后来命运非常坎坷，比如诗人穆旦。但政治运动对从事国防工业的人影响不太大，其他的人受政治运动影响很大。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从大学里征调了一部分学生，去给美军做翻译或做文职官员，这个经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多半会当成特务或者历史反革命来处理。

一个基本事实是：1949年前，凡离开中国大陆去了欧美或者港台的西南联大学生，最后在本专业中的成就，一般高于留在大陆的同学。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等科学家不用说了，何炳棣、王浩、邹谠等，这些在西方人文科学中知名的西南联大学生，留在中国的西南联大学生就不好比了。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从西南联大出去的科学家又回到中国来访问。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王浩、何炳棣等，这些科学家回到中国以后，对“文革”时期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们共同认为中国人生活得非常好、非常快乐，国家统一以后，中国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很高。现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努力想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解释，但还在思考中。为什么杨振宁、何炳棣、陈省身、任之恭回到美国之后，要主动写观感、公开演讲，歌颂“文革”中国呢？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看法。何炳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如果看一个国家大的趋势走了眼，是对自己专业的挑战。科学家看走了眼还情有可原。后来有人让何炳棣把他对中国的观感收到文集里，他不愿意收。有人曾问杨振宁，你上世纪70年代回国时说了许多“文革”中国的好话，你为什么这么判定中国“文革”事实，杨振宁说：我不是以新闻记者身份到中国去的，希望你能理解我有自己的特殊情感在里面。何炳棣后来也说过，他虽然对中国现实做了误判，但他的文章里还有史实和情感。

我这样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特别看重国家统一。但对国家统一后，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人们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以及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观察不仔细。中国知识分子过于看重国家统一，期待中国强大的心理，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产生民族幻想。所以，上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回国的科学家或者学者，都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缺乏判断。 fcAE8Fgpb5Q9xyOIgxlz5YCyy9e0PAdO2C2V1Kq98ovAlQVFuwqi8x+Lhxt19G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