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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延复先生等整理的《梅贻琦日记》收录了先父梅贻琦校长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些间断和佚失）。这本日记的问世正好是先父诞辰111周年的时间，也是他终身为之服务的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的前夕，是有特别纪念意义的。应出版社编辑先生之约，略谈几点认识如下。
多少年来，人们认为日记是个人自用的备忘录，一般人写日记时都不考虑给别人看。但是本人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日记却常常成为重要历史资料。就是因为日记在书写时和写一般文章或信件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阅读前人日记时也应使用与阅读一般文件不同的尺度。
我们研究前人的日记主要有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想获得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第一手资料，并可以为一些历史事件或他人的事迹作旁证；二是想了解日记主人对某些重要事情的态度和观点；三是为了解日记主人的作风、情趣，以了解其性格和为人。
在这本《日记选》中，确实记录了很多人名，但多属于聚会时的接触，对于和这些人的交往过程或谈话内容记录则很少。这也许是因为考虑到每次会议都有专人作记录，无需自己再作重复。全本日记除几次述职或交涉性会见有较详细的记载外（如在重庆向教育部的几次汇报以及和最高领导当局的谈话等），总体显得过于精简。
在第二方面，因为先父在公开场合一向不喜欢发表议论，所以在写日记时也不多作议论。今天我们研究这本日记，很希望知道当时针对那些困难的局面是怎样考虑的，最后怎样作出决定的。这方面，可惜他留给我们的太少了。
在第三方面，读者倒是会发现日记在个人生活方面写得很生动。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实际上他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他也喜欢打麻将，不过这多半是挚友之间的聚兴。因为只是公余的消遣，故都不讳言。
这本日记包括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也是先父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时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学校事务对他精神上的重大压力，诸如：
物价飞涨，生活紧张。到抗战后期，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员工需要另兼别职来弥补生活的不足，学校领导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给员工以必要的补助，例如创办“生产合作社”等。
战争对正常生活的影响。日本飞机的轰炸极大的扰乱了抗战后方的正常生活，跑警报占去了人们一天很多的时间，不少人为避轰炸而迁居到乡下去，交往不便。轰炸也造成了学校相当的损失，使本来已很紧缺的物质条件更加匮乏。（所幸从1942年夏天以后，美国空军来到昆明，空袭的威胁才基本消除。）
学校事务异常繁重。在西南联大时期三校都保留了各自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所以作为负责人，先父要兼管联大和清华两方面的事务。为维持联大在昆明能顺利办学，需要和地方政府及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保持关系。为争取每年的教学经费和科研经费，他要进行多方面的奔走，平均每年要到重庆去两次，在当时那是很艰辛的旅程。
进行国际联系。因为学校的地位比较公开，教授们也熟悉外国情况，而且当时昆明是中国和国外交往的必经之路，所以和外国使团、外国学者，包括后来的美军人员，联系事务很多。
进步势力的影响。到抗战后期，进步势力在昆明明显增强，这必然要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学校为1942年11月的“倒孔”运动、1945年春的昆明民主运动、1945年12月的“一二·一”运动和1946年7月的李闻被害事件，与地方当局以及重庆政府进行了很多的接触，经过了极为困难的折冲，才避免了各次事态的扩大。
事实上这些日记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记载，它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教育战线的一个侧面。如果读者了解或研究过抗日战争的史料，特别是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反过来再看这些日记，就会体会到如果没有坚韧刚毅的精神，没有乐观主义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办大学的艰巨任务可能就完成不了。
希望关心西南联大的读者，或者关心中国教育发展过程的读者，能从这些日记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梅祖彦
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