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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我在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箱包店，问起几种公文包的价格。这家店归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所有，他是位“辛德勒幸存者”。正是在普费弗伯格箱包店意大利进口皮革制品的货架下，我才第一次听说奥斯卡·辛德勒，这位锦衣玉食的德国人，这位投机商，这个魅力四射的男人，这个矛盾的化身，听说他如何在那个如今通称为大屠杀的年代里，拯救一个被诅咒种族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我们这份对奥斯卡惊人历史的记述首先基于对五十位“辛德勒幸存者”的采访，他们散居在七个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西德、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和巴西。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又陪我实地探访了本书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克拉科夫，奥斯卡发家的城市，他的第二故乡；普拉绍夫，阿蒙·格特那个可憎的劳役营；扎布洛西的利波瓦大街上仍矗立着的奥斯卡的工厂；还有奥斯卡从中抢救出他的女囚犯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本书的讲述还仰仗尚能联系到的少数几位奥斯卡的战时共事者，以及他战后的大量朋友提供的文件和其他信息。由辛德勒犹太人提供、存放于大屠杀纪念馆这个烈士与英雄的权威纪念组织中有关奥斯卡的大量证词，还有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书面证词以及由大屠杀纪念馆和奥斯卡的朋友提供的辛德勒的文件和信件，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记录。
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现代作品中屡见不鲜。这正是我采用的方法——既是因为我唯一能仰仗的就是我身为小说家的技巧，也因为在我看来，小说手法也正适合表现奥斯卡这样一位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不过，我一直力避一切向壁虚构，因为任何虚构都会贬损我的记录。像奥斯卡这样的伟大人物，身上自然会笼罩着无数神话和传说，我则一直力图将事实与神话区分开来。有时有必要在奥斯卡和其他当事人只留下最简略记录的基础上合理地虚构少许的对话内容。不过大部分的对话内容，所有的事实，均建基于由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其他亲眼见证奥斯卡那非凡拯救行动的人士提供的详尽回忆之上。
我首先要感谢三位辛德勒幸存者——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贝斯基法官，还有米奇斯瓦夫·彭佩尔——他们不但跟作者悉数分享他们自己对奥斯卡的回忆，提供各种文件使我的叙述精确无误，而且还通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修正意见。还有很多人，不管是辛德勒幸存者还是奥斯卡战后的共事者，都诚恳地接受采访并慨然通过信件和文件贡献了很多有用信息。这其中包括埃米莉·辛德勒夫人，柳德米拉·普费弗伯格太太，索菲娅·斯特恩博士，海伦·霍洛维茨太太，约纳斯·德雷斯纳博士，亨利和玛利亚娜·勒斯纳先生和太太，利奥波德·勒斯纳，亚历克斯·勒斯纳博士，伊代克·申德尔医生，达努塔·申德尔博士，雷吉娜·霍洛维茨太太，布罗尼斯拉娃·卡拉库尔斯卡太太，理查德·霍洛维茨先生，什穆埃尔·斯普林曼先生，已故的雅各布·斯特恩贝格先生，耶日·斯特恩贝格先生，刘易斯·费根先生和太太，亨利·金斯特林格先生，丽贝卡·鲍太太，爱德华·霍伊贝格尔先生，M·希施费尔德先生和太太，欧文·格洛温先生和太太，还有很多人，恕不一一列举。在我居住的城市，E·科恩先生和太太不但跟我分享他们对奥斯卡的回忆，还持续不断地为我鼓劲加油。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约瑟夫·克米兹博士，什穆埃尔·克拉科夫斯基博士，薇拉·普劳斯内茨，查纳·阿贝尔斯以及哈达沙·莫德林格慷慨地让我接触到辛德勒幸存者的证词以及相关录像和图片资料。
最后，我想对已故马丁·戈施先生为了使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所付出的心血表示敬意，并向其遗孀露西尔·盖尼斯致谢，感谢她对这一工程的支持协作。
惟有通过所有这些人士的鼎立相助，奥斯卡·辛德勒那传奇般的历史才终于首度以详尽的形式为世人所知。
汤姆·基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