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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仔细观察的话，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要用几句话囊括“文明”所有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考察一下“文明”这一概念的一般定义，以及到底为了哪些共同之处人们才把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类行为和成就都称作“文明”，那么首先可以找到这样一种简洁的表达：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
2．“文明”一词的含义在西方国家各民族中各不相同。首先，这个词在英、法两国和在德国的用法区别极大。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文明”则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次一等的价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语中，人们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表现自我，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
3．一个奇特的现象：英、法语言中的“文明”以及德语中的“文化”，这些词似乎不言而喻地界定了某些范畴，从而与其他范畴相区别，其中隐藏的价值使它们在所属的社会内部使用时意义明确，而那些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们则很难理解其中全部的含义。
在英、法语言中，“文明”这一概念既可用于政治，也可用于经济；既可用于宗教，也可用于技术；既可用于道德，也可用于社会的现实；而德语中“文化”的概念，就其核心来说，是指思想、艺术、宗教。“文化”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一种强烈的意向就是把这一类事物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区分开来。英、法语言中的“文明”可以指成就，也可以指人的行为、举止而不论是否有成就；德语中的“文化”则很少指人的行为以及那种不是通过成就而是通过人的存在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德语中“文化”概念的这种特殊含义由它的派生形容词“文化的”（kulturell）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文化的”指的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由人类所创造的价值和特性。这个词是无法直接译成英语和法语的。
“有教养的”一词与西方的文明概念非常接近。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即便是在“文化上”“一无所成”的人和家庭也可以是“有教养的”。与“文明”一词相同，“有教养”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指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等。“文化的”之所以区别于“文明的”就在于它不直接指人本身，而是指人所取得的成就。
4．与之紧密相关的是这两个概念的另一个区别：“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就它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就像“田野里的花”， [1] 指的是艺术作品、书籍以及反映民族特性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些。
“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至少对于那些已经“文明”了的人来说是这样。“文明”体现了某些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于这些民族来说，几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界线和民族特性已无可置疑，因为这些东西早就通过他们的扩张和殖民完全确立了。
与之相反，德国“文化”的概念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正是德国“文化”概念的这一功能，使它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远远地超过了德国语言的范畴，超过了这个名词最初所表达的一个民族的状况。与西方其他民族相比，这个民族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在政治上取得统一和巩固。几百年来直至今天，它的领土总是被别人侵略或受到侵略的威胁。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这个民族必须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特性究竟是什么？”他们必须经常从各个方面进行探求，以维持政治上、思想上与他人的界线。德语中“文化”概念所表达的倾向、所界定的范围以及对民族差异的强调，正与这一历史的进程相符。“究竟什么是法国的？什么是英国的？”很久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在他们的意识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而“究竟什么是德国的？”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平息过。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许多回答中的一个便是“文化”。
5．因此，通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是很不相同的。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尽管这两种自我意识有着很大的差别，大家却都完全地、理所当然地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了观察和评价人类世界这一整体的一种方式。德国人也许可以试着向法国人和英国人解释他们所谓的“文化”，但是他们却无法表述那种特殊的民族传统和经验，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所包含的不言而喻的感情色彩。
法国人和英国人也许可以告诉德国人，是哪些内容使“文明”这一概念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总和。然而，不管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理性，多么合理，它也是经过一系列特殊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它也是被一种感情的、传统的氛围所环绕的。这种氛围很难解释，但却是构成其整体意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德国人想对法国人和英国人解释，为什么“文明”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虽有价值，但仅是次一等的价值时，这种讨论便失去了意义。
6．“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往往会与那些仅在某个小群体、某个家庭、某个宗教派别、某个班级或某个“同盟”内部使用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对于知情者来说这种语言内涵丰富，而对于局外人来说却意义甚少。这是因为这些概念是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同使用它们的群体一起成长、一起演变的，这些群体的状况和历史就反映在这些概念之中。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验或没有同样的传统、经历的人们来说，这些概念是苍白的，而不是生动的。
自然，“文明”和“文化”形成的背景既不是某些宗教派别，也不是某个家庭，而是形成这两个概念的社会，是整个民族——或许，最早只是在这些民族中的某些社会阶层。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这两个概念与那些仅在某些小群体中使用的特殊语言有着共同之处，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往往有着某种共同的传统和经历。
数学概念可以同表述它们的那些人无关，三角学不用顾及历史便可以得到解释，而“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则不然。
可能是某个人用他所在群体内部现有的语言材料创造了这两个概念——至少是给现有的语言材料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这两个概念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其他人接受了其中新的意义和内容，又将其传播开去，并在谈话或文章中不断将其完善，一个传一个，直到它们成为可供使用的工具。人们用它们来表达共同经历过的东西，并希望通过它们互相理解，于是它们成了时髦的语言，成了某个社会口语中流行的概念。这表明，它们不仅符合了个别人的表达需要，同时也符合了群体的表达需要。群体的历史在这些概念中得到了反映，人们也因为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而去使用它们；尽管他们知道得并不很确切，为什么这些词表达了这样的意义和范畴，为什么其中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和某些新的东西。他们使用这些概念，是因为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他们从小就学会了通过这些概念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至于这些概念的社会起源及其过程可能早就被遗忘了。一个概念可以世代相传，但人们却无法将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作一个整体传下去。只要过去的经验和状况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还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只要世代相传的人们还能够从这些词的意义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些概念便有生命力；一旦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与这些概念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经验相联系的东西，这些概念便会慢慢死去。有时候它们只是停滞了，或者是其中某些特定的范围停滞了，以后又会从新的社会状况中再次获得新的现实意义。人们之所以重新记忆起这些概念，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某些东西借助过去的词汇得到了体现。
7．显然，德语中与“文明”相对立的“文化”概念在1919年以及这之前的几年里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因为有人以“文明”的名义对德国进行了战争
，同时，也因为在和约签订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中，德国人必须重拾自己的信心。
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德国的历史只是给一种对立的观念注入了新的刺激，而这种观念的对立从18世纪以来就是通过“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来表现的。
或许是康德最先用这种相近的概念来表达他那个社会中某种对立的经验。
1784年，他在“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一文中写道：“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达到了很高的修养，我们太文明了，以至于繁文缛节成了累赘……”
“道德观念属于文化范畴，”他继续写道，“而这一思想的流行，只不过造就了那些追求名誉、追求表面的礼仪规范等所谓的德行，只不过推进了文明而已。”
尽管这一对立命题的表述在其概念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与我们现在的说法接近，但形成这些概念的具体出发点以及它们所涉及的经验和情况在18世纪末却截然不同。不过，当时所涉及的经验和情况与我们今天使用这些概念时所依赖的经验和情况还是有着历史的联系的。
当正在形成的德国市民阶层代言人，即处于中等阶层的德国知识分子， [3] 大都还是“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来谈论问题的时候，“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对立首先是模糊地、仅在其第二层次的意义上才涉及民族问题，其表层意义所反映的仅是一种社会内部的矛盾。不过，这一社会矛盾以非常奇特的方式孕育着民族问题的萌芽，主要是那些讲法语的、按照法国模式“文明化”的宫廷贵族与讲德语的、处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主要是由市民阶层中“诸侯的仆役”和广义上的国家公职人员所组成，其中也有来自农村的贵族。
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远远地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不是在政治的范畴里，而首先是胆怯地在民族的范畴里思考。他们全部的合法性存在于他们的思想、科学和艺术的成就之中；在那儿，与他们对立的是社会的上层。在知识分子看来，这些人“一无所成”。这些人是靠他们已经和正在形成的上流社会的举止行为来证实自我以及建立起自我意识的。这便是康德在讲到“文明变成了累赘”、讲到纯粹的“繁文缛节”、讲到“追求名誉”时，眼里所看到的那个阶层。这便是德国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与占统治地位的宫廷上流社会关于文明教养的争论。这一争论在“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然而，与这两个概念所反映的内容相比，这一争论本身的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为广泛。
8．这一争论早在18世纪中叶之前就能觉察到了，尽管在当时它只是各种思想的弦外之音，与18世纪中叶之后相比，还显得异常微弱。1736年出版的《泽德勒百科大词典》 [4] 中关于“宫廷、礼貌和宫廷侍臣”的条目使我们能很好地了解这一概念。因为这一条目太长，无法在这儿全文转录。
条目中写道：“‘礼貌’一词无疑是从宫廷及宫廷生活中来的。大君主们的宫廷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想在那儿试试自己的运气，这就是说，要设法赢得君主和宫廷中最上层人物的垂青。人们想方设法去博得他们的欢心，使他们相信，我们随时都准备竭尽全力为他们效劳。虽然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能够或愿意这么做，并且这种不能够和不愿意一般都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这一切都是以礼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以表面的行为给他人以最好的保证，以至于使他们对我们寄予美好的希望，认为我们多么乐意为他们效劳；这使我们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产生了好感并很愿意给我们以回报。礼貌的普遍意义在于，它能给具备它的人带来特别的好处，尽管我们应该靠本事和德行来博得别人的尊敬。可是有多少人真有本事和德行呢？是的，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去尊重本事和德行呢？那些流于表面的东西往往更能打动那些只注重外表的人们，尤其是在能迎合他们愿望的时候。用这些来形容一个礼貌周全的人是再确切不过了。”
这一条目朴实地、不带任何哲学阐释地说出了与康德相同的对立命题，即一面是虚伪的、表面的“礼貌”，另一面则是真正的“德行”。显然，这一命题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状况而言的，只不过康德将其提高、深化了，并归之于“文明”和“文化”的对立。在此，作者只是以悲观叹息的语气顺带地谈到了这个问题。18世纪中叶之后，情况有了改变。中等阶层通过道德和教育来证实自我的倾向愈加明确、愈加坚决，他们与流行于宫廷之中的那种表面的、肤浅的行为的争论也变得更加明显了。
9．很难笼统地来谈论德国，因为在当时众多的小国家中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情况。只有少数几个小国对德国的发展有影响，其余的都只是尾随其后。尽管如此，还是能发现某些普遍的、到处或多或少都存在的现象。
首先是“三十年战争”
后的人口锐减和农村经济的凋敝。与英、法两国相比，在17世纪的德国，市民阶层是相当贫困的，即使到了18世纪也是如此。16世纪曾经在德国一些地区十分繁荣的贸易，特别是长途贸易衰落了。大商号巨大的财富被分散了。部分是因为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商业通道的改变，部分是因为长期的战乱。剩下的只是目光短浅的城市中的小市民，他们只能顾及本地的需求。
一般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满足奢侈的需要，如文学、艺术。而有经济能力的德国各宫廷则用他们不多的金钱去摹仿路易十四的宫廷制度，并说法语。中下阶层使用的德语冗长臃肿，僵硬笨拙，就连莱布尼茨这个惟一的德国宫廷哲学家，这个在当时名满广大宫廷社会的、惟一称得上伟大的德国人，也很少使用德语。他说的是法语或拉丁语，并用这两种语言写作。他和许多人一样，也在考虑语言问题，考虑如何对待这个僵硬笨拙的德国语言的问题。
从宫廷直至市民阶级的上层说的都是法语。所有“有教养的人”，所有“受尊敬的人”说的也是法语。说法语成了上流社会的等级标志。
“没有什么比用德语写信更加粗俗的了。” [5] 1730年高特舍特的未婚妻在给她的未婚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即便是说德语，也要尽可能地多掺一些法语词汇，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悦耳。“还只是几年以前，”1740年E·德·莫维隆在他的《法国与德国文学》一书中写道：“人们说不上四句话就要说两句法语，这是‘最好的用法’。”
[6]
他还详细地谈到了德语的粗野，他写道：德语的本质便是“粗俗和野蛮”。
萨克森人说：“萨克森地区的人德语比帝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讲得好。”奥地利人也这么说自己，而巴伐利亚人、勃兰登堡人和瑞士人同样也这么声称。莫维隆还写道：一些学者想提出语言规则，但是“在一个有着那么多独立小国的民族大家庭里，要使人们服从少数学者制定出来的语言规则是很困难的”。
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德国一群弱小的没有权力的、处于中等地位的知识分子，担负起了在英法两国很大程度上是由宫廷和贵族上流社会担负的任务。首先是学者，即各式各样处于中等地位的“诸侯的仆役”，他们试图在某个特定的精神领域为德语创造一个模式。这样，至少先在这个领域里建立起一种德国式的统一，这种统一在政治领域似乎还无法实现。这同样也是“文化”这一概念的任务。
在文明的法国观察家莫维隆看来，他在德国所见都是野蛮和落后。不仅是对语言，对文学他也同样这么写道：“弥尔顿、布瓦洛、蒲柏、拉辛、塔索和莫里哀，所有这些有名望的诗人的作品，都被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而你们的诗人大多只是翻译家。”
他接着又写道：“请讲出一个以其不朽的著作而流芳百世的德国诗人的名字——我相信做不到。”
10．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法国人非权威性的意见。但是在1780年，在莫维隆之后四十年，也就是法国革命前九年，当英、法两国都已各自经历了形成其民族和文化特征的决定性阶段，当西方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早就找到了它们的规范及固定形式时，腓特烈大帝让人出版了他的《论德国文学》一书。 [7] 在这部著作里，他为德国著述不多以及这方面发展的缓慢感到痛惜，他对德语的看法大致上与莫维隆差不多，他还谈到了应该怎样来改变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
他在谈到德语时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半开化的语言，德国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语言。而每一个地区的人又都自认为自己的方言是最优美的语言。”他描述了德国文学的低水平，他抱怨德国学者的学究气和德国经济发展的迟缓。当然，他也看到了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他认为，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连续不断的战争以及商业和市民阶层的不发达。
因此，他写道，“我们缓慢的进步不能归咎于我们民族的精华，而只能归咎于这种令人遗憾的国情和使我们民族在人力和财力上陷入困境的一连串的战争。”
他谈到，德国正在开始缓慢地重新富足起来，“第三等级在这种令人感到羞愧的堕落中不耐烦了。作为家长，他们已经再也用不着为孩子受教育这样的问题而负债。这便是我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前兆。”他预言，随着逐渐形成的富足，德国艺术和科学的繁荣时期即将到来。德国人将变得文明起来，这将使他们和其他的民族并驾齐驱——这便是他所说的幸福的革命。他把自己比作摩西，预见到本民族的新的繁荣时期即将来临，而他自己却不能亲眼目睹了。
11．他说得对吗？
腓特烈大帝的这部著作问世后一年，1781年出版了席勒的《强盗》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发表了席勒的《堂·卡洛斯》和歌德的《伊菲格涅亚》。接下去便是我们所熟悉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全面发展。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的预见。
然而，这一新的繁荣是经过长期酝酿的。德语的新的表现力并不是在两三年内一下子形成的。早在1780年，也就是《论德国文学》一书发表的那一年，德语就已经不再是腓特烈所说的半开化的“土语”了。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意义重大的作品。歌德的《葛兹·封·贝利欣根》上演在七年之前，《少年维特之烦恼》也已出版，莱辛已经发表了他的大部分剧评和理论著作，其中有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和1767年发表的《汉堡剧评》。1781年，也就是腓特烈大帝的著作发表后一年，莱辛去世了。克洛普施托克
的作品已经属于过去，他的《救世主》发表于1748年。更不用说赫德尔和“狂飙突进”
运动时期的戏剧以及当时一系列广为流传的小说了。索菲·德·拉罗什的《封·施特恩海姆小姐》便是一个例子。一个由市民、商人阶层组成的读者圈子早就在德国形成了，尽管这一阶层还比较弱小，但他们对这一类作品感兴趣。一种伟大的精神上的振奋一浪又一浪地席卷了整个德国，并通过著作、文章、书籍和戏剧表现了出来。德语由此而变得丰富、生动起来。
所有这一切，腓特烈大帝在他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他没有看到这些，或者根本不认为这些作品重要。他所提到的惟一的一部青年人的著作是《葛兹·封·贝利欣根》。这是一部在“狂飙突进”运动时代、在崇尚莎士比亚的激情中所产生的伟大剧作。使人感到特别的是，他是在谈到“下层社会”，即人民中的最低下阶层的教育和娱乐方式时提到这部作品的：
“您只要到大戏院去看看就会明白，迄今为止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审美情趣是多么低下。您可以看到，那儿上演的是被译成了德语的莎士比亚，一种令人讨厌的戏剧。而观众在欣赏这些几乎只有在加拿大的野蛮人那儿才会有的滑稽闹剧时，却摆出了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戏剧伤风败俗，违背了戏剧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不能随便改动的。
“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小偷、掘墓人，操着满口只有他们那个行当才说得出口的粗俗语言，随后出现的是王子和王后。像这样一种充斥着荒诞离奇和低级庸俗，充斥着伟大崇高和滑稽可笑，同时又掺杂着悲剧气氛的大杂烩，怎么会感动人、娱乐人呢？
“我们可以原谅莎士比亚，因为这一艺术在其形成的时候还不成熟。
“可是现在出现在舞台上的是《葛兹·封·贝利欣根》，这是对那些令人生厌的英国戏剧的拙劣模仿。而观众们却使劲地鼓掌，热烈要求重演这些平淡乏味的东西。
“……在谈论了德国下层社会之后，我现在必须同样坦率地来谈一谈我们的高等学府。”
12．说这些话的这个人，在当时对普鲁士的政治、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也许他还直接影响到德国政治的发展。然而，他生长其中并由他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传统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共同传统，即民族统一前宫廷社会的贵族传统。他说的是那个社会的语言——法语。他用来衡量德国精神生活的是那个社会的口味。在那个社会制度下形成的模式影响了他对事物的评判。长期以来，那个社会的其他人也像他那样来谈论莎士比亚，如伏尔泰。早在1730年，伏尔泰在他的悲剧《布鲁吐斯》的引言“论悲剧”中就已经表达了与腓特烈大帝非常相似的观点：
“我能肯定地说，我赞赏充斥在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这一悲剧中的粗俗和放肆。这样一个对拉丁文一窍不通而只相信自己才赋的人，在蒙昧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中，把这种放肆写得还不算太过分，这真使人感到幸运。”
事实上，腓特烈大帝对于莎士比亚的评价正是欧洲说法语的上流社会一种模式性的标准化意见。他既没有“抄袭”也没有“剽窃”伏尔泰，他所说的是他自己坦率的个人的信念。他无法从那些掘墓人和平民百姓既“粗俗”又不文明的玩笑中找到娱乐，特别是当这种玩笑和王子、国王崇高的悲剧感混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他的感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快的形式，都是“下层阶级的娱乐”。可以这样来理解他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他的法语一样，既很特别又很少有个性。他的观点和他的法语一样，都证明了他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他的政策是普鲁士式的，而他的趣味则是法国式的，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专制主义的、宫廷的，其矛盾性并不比现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更大。这种矛盾性与宫廷社会的独特结构有关。这个社会在政治结构和嗜好兴趣方面虽然很不一致，但其社会等级、审美趣味、风格和语言在整个欧洲却大致相同。
这种独特的情况在腓特烈大帝年轻的时候或许曾引起过他内心的冲突。他逐渐地意识到，普鲁士统治者的利益不可能总是同崇尚法国和受其宫廷礼仪的束缚保持和谐。 [8] 同时，这种矛盾还在他的整个一生，在他作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哲学家所写下的东西之中，造成了一种不和谐。
同样，德国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情也是很矛盾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增强了他们长期以来所缺少的作为德国人的自我意识。然而，他对语言和审美趣味等问题所持的态度，比如像在《论德国文学》一书中的观点，还远不止这些，又是德国知识分子——正是作为德国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所反对的。
几乎在德国所有较大的王国中，甚至在许多较小的王国中，情况都是如此：在最上层的总是那些说法语的人或圈子，并由他们来决定政治；与之相对的，则是一个中等阶层的社会，一个说德语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政治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影响。正是因为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某些人，人们才把德国称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教育”和“文化”等概念也正是从他们那儿才获得了德国式的特殊的意义和倾向。
13．指出法国古典悲剧是如何真实地表现专制宫廷社会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状况和理想，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任务；腓特烈大帝曾将这种悲剧奉为与莎士比亚悲剧和《葛兹·封·贝利欣根》相对立的典范。“文明”发展道路上某一阶段性的特征在古典悲剧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诸如每一个真正的“上流社会”的特点——讲究礼仪；用理性来抑制人的情感；每个宫廷侍臣生存所必需的恰如其分的举止；杜绝所有平民式的表达方式等等。凡是宫廷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凡是鄙俗的情感和姿势以及“人们”避而不谈的，在悲剧中就不予表现。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在这样的悲剧中无可得益，因为对于上流社会的人来说，出身卑贱的人思想和感情必定是庸俗的。法国古典悲剧的形式是清晰的、一目了然的，犹如礼仪和宫廷生活一样有条不紊。 [9] 它完全按照宫廷贵族的愿望和独裁君主的意志来表现生活在宫廷中的人们。无论是谁，不管他是英国人、普鲁士人或是法国人，只要他囿于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中，他的审美趣味就势必会被迫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就连德莱顿这样一个除蒲柏之外英国最有名的宫廷诗人，也在《征服格拉纳达》一剧的后记中对早期的英国戏剧发表了与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十分相似的意见：
“这样一个以一位彬彬有礼的国王和一座那么辉煌、思想那么丰富的宫廷为楷模的、感情细腻而又有教养的时代，恐怕不一定能够欣赏那些古老的英国悲剧家的粗劣作品。”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审美情趣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腓特烈大帝也反对那种把“王子和王后的伟大悲剧”与“小偷和掘墓人的粗俗”同时搬上舞台的低劣趣味。他怎么会理解一部以反对等级差别为中心的戏剧或文学作品，并对此表示赞赏呢？这样的作品希望表现的不仅仅是君主和国王以及宫廷贵族的痛苦，社会等级低下的人的痛苦也有其伟大和崇高的悲剧性。
德国的市民阶层正在逐渐富裕起来，普鲁士国王看到了这一点，他期望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期望“一场幸福的革命”。然而，这一市民阶层使用的是一种与国王完全不同的语言。那些出身于市民阶层的青年的理想、趣味以及他们用以效法的模式几乎都与国王的格格不入。
“我们在位于法国边境的斯特拉斯堡，”歌德在《诗与真》（第九卷）中写道：“我们摆脱了法国精神。我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规矩太多，太贵族气，他们的诗太冷漠，他们的批评具有破坏性，他们的哲学晦涩费解，无法令人满意。”
歌德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写下了他的《葛兹·封·贝利欣根》。腓特烈大帝，这个开通的、明智的专制主义及宫廷贵族审美趣味的代表者怎么能够理解呢？这样的国王怎么会对莱辛的戏剧和理论表示赞同呢？莱辛赞美莎士比亚的地方，正是他所鞭挞的。这也是莎士比亚比法国古典作家具有更优秀民众审美观的地方。
“如果把莎士比亚的杰作……翻译给我们德国人的话，我清楚地知道，其效果要比像现在这样把高乃依
和拉辛介绍给他们好得多，民众能从前者身上汲取更多的审美情趣，而这一点他们在后者那儿是不可能得到的。”
1759年莱辛在他的《关于当代文学通讯》（第一部分，第十七封信）中写下了这段话。为了与正在逐步形成的市民阶层新的自我意识相适应，他号召写市民剧，并亲自动手写作。因为“伟大”并非宫廷贵族专有的特权。他写道：“自然并不承认由人类自己所造成的那种可恶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自然在赐予人类心灵素质时并没有给贵族和富人以这样的优越性。” [10]
18世纪下半叶的整个文学运动正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由这样一些与腓特烈大帝的社会观和审美观截然相反的审美理想所承担的。而这些审美理想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对周围正在活跃起来的、充满了生机的力量不屑一顾，并诅咒那些他所无法视而不见的东西，如《葛兹·封·贝利欣根》。
这一德国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克洛普施托克、赫德尔、莱辛、“狂飙突进”运动、感伤主义及哥廷根林苑派的诗人们、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以及其他许多诗人。这一运动肯定不是政治运动。直到1789年，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外，在德意志还找不到一种导致一项具体的政治行动的思想，找不到能使人联想到可能结成政治党派或形成政治纲领的东西。可以找到的是具有开明专制主义精神的建议和本着这种精神刚开始的实际的改革，这特别是在普鲁士的国家公职人员中。可以找到的是像康德那样的哲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些与当时的社会统治状况相抵触的一般规律。在哥廷根林苑派青年一代诗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对君主、宫廷、贵族、法国人以及宫廷中的不道德和冷漠的理智等所有这一切的无比仇恨。中等阶层的青年普遍地梦想着一个朦胧的统一的新德国，梦想着一种自然的生活，并对自身感情的解放表现出一种巨大的热情。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针对宫廷社会的“不自然”而言的。
只有情感与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种可能导致一项具体政治行动的东西。封建专制主义小国这样的社会结构没有为之提供任何机会。市民阶层虽然具有了自我意识，但专制主义的国家结构却牢不可破。市民阶层被排挤在一切政治活动之外。他们充其量可以独立自由地“思想和创作”，却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宣泄手段。尽管经过掩饰，但在这些作品中还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新的自我感觉和对现实的不满。在“写作”这个被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放任自流的领域里，德国中等阶层的青年一代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用德语来阐述他们自己、他们的新梦以及他们与宫廷背道而驰的理想。
如上所述，18世纪下半叶的这场文学运动不是政治运动，然而，它却是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社会改革的极其重要的表述。在这一运动中，市民阶级肯定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述他们的意见。在这场运动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的主要是市民阶层的先驱——也就是在这儿被称作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分散在德国各地，但处境和社会地位却异常相似。正是这种相同的境遇使他们能够彼此默契。这些作为先驱的人们只是偶尔在某个地方形成圈子，时间或长或短。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
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表明了这种社会状况与他们的理想之间的关系。他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由，热衷于孤芳自赏，他们不顾“冷漠的理智”而执着地追求内在的激情。这一切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的某些地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的成功表明这种感受对于某一代人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
书中1771年12月24日的信中这样写道：“还有那班麇集此间的讨厌的小市民，既虚荣又无聊。他们追逐等级地位，互相窥测，互相提防，都想抢先别人一着……”
1月8日的信中写道：“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呀！他们的全部灵魂都寄托在繁文缛节上，成年累月，用尽心计，只想一步步坐到上首的席位上去！”
1772年3月15日的信中写道：“恨得我咬牙切齿！真是活见鬼……我和伯爵一起吃饭，饭后我们在花园里散步。聚会的时间临近了。天晓得，我压根儿就没想到。”
维特留下了。前来聚会的贵族们到了。女人们窃窃私语，男人们也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终于，伯爵略带尴尬地请他离开。看到有一个市民夹在他们中间，参加聚会的贵族觉得有失体面。
“‘您知道，’伯爵说，‘我发现参加聚会的各位对您的在场感到不满’……我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高贵的聚会，跳上一辆马车，直驰M地。在那儿，我一边坐在山坡上观赏日落的景致，一边诵读着荷马诗集中辉煌的篇章，欣赏着奥德赛如何受到非凡的牧猪人的款待。”
一方面是肤浅无知、繁文缛节和表面的敷衍应酬，而另一方面则是转向内心世界，使情感深沉，醉心于阅读以及注重个人的教养。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状况中的对立便是康德在“文化”和“文明”的命题上所表达的那种矛盾。
同时，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某些章节中也非常清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被夹在两个阶层之间这样一种状况。
“最最使我恼火的是，”1771年12月24日的信中这样写道，“那市民阶层可悲的处境。尽管我和任何人一样，知道等级差别有必要，它确实也给了我很多好处，但它不应挡住我的去路。”
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应该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
整个运动是那些正在向上的人的运动。歌德的曾祖父是个马掌匠， [11] 祖父是裁缝，然后开了饭馆，接待宫廷里的客人，他相当富有，兼有宫廷贵族和市民的风度。歌德的父亲得到了皇家顾问的头衔，属于富裕而又能领取年金的市民阶层，歌德的母亲是法兰克福城一个显赫的市民家庭的女儿。
席勒的父亲是外科医生，以后当上了少校，军饷很低。而他的祖父、曾祖父和曾祖父的上一代都是烤面包的。舒巴尔特、比格尔、温克尔曼、赫德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费希特以及这个运动中的其他许多人也都出身于类似的社会阶层，出身于工匠或中等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有的家境略好，有的略差。
14．在法国也有类似的运动。由于类似的社会变化，从中等阶层的圈子里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伏尔泰和狄德罗就是其中的代表。可是在法国，这些天才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被广大宫廷社会、被巴黎的“上流社会”接受并同化了。与之相反，德国一批出身于正在上升的中等阶层家庭的优秀儿子，却大都被摈弃于宫廷贵族的生活之外，尽管他们才华横溢，思想敏锐。只有极少数人挤进了这个圈子，比如歌德。萨克森－魏玛的宫廷很小，且较贫困，尽管如此，歌德还是属于例外。总的来说，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横在德国中等阶层知识分子或贵族上流社会之间的那堵墙是很高的。1740年法国人莫维隆在观察德国情况时写道：
“人们在德国绅士的脸上发现了一种近乎于粗鲁的神态。他们为自己出身于十六代贵族世家而感到自豪，并随时准备向人炫耀。他们对一切没有同样家世的人表示蔑视。……他们很少缔结门户不当的姻缘，同样也很少看见他们朴素而又友好地与市民阶层交往。如果他们与市民阶层联姻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不是因为看重与他们的交往，不管那些人多么富有。”
无数事实证明，贵族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社会区别非常严格。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双方生活圈子的狭小和生活不富裕所决定的。这种情况迫使贵族严密地封锁自己，把证明自己的贵族血统作为维护自身特权和社会存在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也从另一方面堵住了德国市民上升的主要途径，即通过金钱上升的道路。其他西方国家的市民阶层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通过这条道路与贵族联姻，并被他们接受。
然而，不管形成这一严格区分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多么复杂，作为这一差别的后果，即长期以来贵族模式及其“存在价值”的观念与市民模式及其“成就价值”的观念这两者的格格不入，决定了德国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正是因为这一格格不入，所以语言的主流，德国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以及几乎所有文献记载的新的思想传统，都是从中等阶层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主要动力并受其影响的。与法国的，甚至与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相比（英国的情况似乎介于法国与德国之间）德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更多更典型的中等阶层特征。
排斥异己的姿态，对特殊与区别的强调，这一点已经在德国“文化”概念与西方其他国家“文明”概念的比较中显示了出来，在这儿还表现为德国发展的标志。
与德国相比，法国不仅很早就向外扩张殖民，即使在其内部，在其近代历史上也经常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在这一方面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推广宫廷贵族礼仪的运动，即宫廷贵族同化其他阶层的倾向。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种倾向说成是一种“殖民”。法国贵族对他们的出身等级总是引以为荣，他们以强调等级差别来保持自身的尊严。不过他们周围的“墙”上有更多的门，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门去接近他们。因此，法国贵族同化其他阶层的作用比德国的大。
与之相反，德国列强的最大的扩张还是在中世纪。从那以后德意志帝国便越来越小。德国领土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一部分是在“三十年战争”前，而主要是在其后。强大的压力几乎来自每道边境。在内部，由于各种社会集团都为保存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争斗，因此强调差别、互相排斥的情况，总的说来要比那些向外扩张的其他西方国家更厉害。德国被分成了许多小的主权国家，而且大部分的贵族又严格地把自己与市民阶层区分开来。这两种情况阻碍了一个统一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上流社会”的形成。而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上流社会至少会作为民族形成道路上的一站而显得意义重大，并在一定的阶段，在语言、艺术、情感方式和礼仪发展上打下自身的烙印。
15．18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当中等阶层富裕起来并具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阶层的作品拥有了众多的读者。这些书清楚地表明，他们多么敏感地意识到了他们与贵族之间的区别。同时，这些书还指出，中等阶层与宫廷上流社会因为其各自的阶层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情感、理想以及道德观念；书中还不无片面地写到了中等阶层的人是怎样来看待这些区别的。索菲·德·拉罗什的著名小说《封·施特恩海姆小姐》 [12] 就是一个例子。这本小说使它的作者成了当时最有名的女士之一。卡罗莉妮·弗拉赫斯兰特在读完这部小说后给赫德尔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正是我对妇女的全部理想：温柔、富有、矜持、有教养而又受了欺骗。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度过了愉快、美好的时光。啊！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沉浸在自我之中。” [13]
和其他许多生活在相似情况下的人们一样，卡罗莉妮·弗拉赫斯兰特热衷于她自己的痛苦，她希望自己与女主人公一样，除了富有、矜持、有教养等特性之外，还应该受骗。这种奇特的矛盾现象很能说明处于感伤主义阶段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妇女的心态。出身于中等阶层的女主人公往往受宫廷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的骗。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市民阶层的小姐无法与这样的引诱者结合，但却总是暗暗地希望他出现。对于社会地位优越的“引诱者”的恐惧，由此而来的警告，以及在想象中能够在某个隐蔽的危险的地方与之交往的刺激，再加上自己也有与主人公相似的那种被骗的感觉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中等阶层的人们，不仅是妇女，在与贵族交往过程中那种特殊的矛盾心理。从这一角度来看，“封·施特恩海姆小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维特”的补充。这两个人物都体现了这一阶层的特殊的矛盾心理，它表现为敏感、多愁善感诸如此类的情感。
这部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出身于正在上升的市民家庭的乡村贵族，一位高贵的小姐，她从乡村来到宫廷。君主是她母亲的亲属，想使她成为自己的情妇。在走投无路之际，她求助于小说中写到的那个“恶棍”，一个生活在宫廷中的英国勋爵。总的来说，这位勋爵所使用的语言与中等阶层圈子里的人对“贵族引诱者”、“可鄙的恶棍”的想象完全相符。他的行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他把中等阶层对他这一类人的指责作为他自己的思想说了出来。然而，即使是在这种人面前，女主人公也保持了她在节操和道德上的优势，以作为等级低下的一种补偿。最后她死了。
小说的女主人公，即被封为贵族的上校的女儿封·施特恩海姆小姐这样说道：“一想到宫廷的礼仪规范及风俗习惯是怎样压抑着一颗生性卓越的心灵的最高贵的活动；一想到为了避免那些讲究时髦的先生、太太的轻蔑而不得不附和他们，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喧哗，我的心里便充满了鄙视和怜悯。这些人追求娱乐，追求时髦的装饰，希望别人赞赏他们的服饰、家具或者是一种新的有害的食物——哦，我的爱米丽，我心里多么不安，多么厌恶……我不愿意再谈那些做作的虚荣心了，它会编织出那么多的阴谋诡计，它向洋洋得意的罪恶卑躬屈膝，却蔑视道德和成就，它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可耻可悲。”
“我相信，我的姑妈，”她在宫廷生活了几天后说道，“我的性格不适应宫廷生活。我的情趣、爱好都和宫廷相去甚远。我认为，仁慈的姑妈，我离开的时候会比来的时候更高兴。”
“最最亲爱的索菲，”姑妈对她说，“你确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姑娘，可是那个上了年纪的牧师向你灌输了一套过于拘泥细节的想法，你得改改才行。”
在另一处她写道：“由于对德国的爱，最近我卷入了一场争论。我充满热情地为我的祖国的功绩辩护。事后，我的姑妈对我说，这恰好证明我不愧为教授的孙女……她的责备使我非常恼火。我九泉之下的父亲和祖父都受到了侮辱。”
牧师和教授实际上是中等阶层出身的国家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对新的、有教养的德国语言的形成和推广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社会形象。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小宫廷贵族圈子中的那种暧昧的、毫无政治倾向的民族感情是如何被贬为市民情感的。同时，牧师和教授这两个形象又标示出了作为德国中等阶层文化的社会支点是大学。大学是对这一文化起着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中心。它连续不断地向全国输送一批批新的毕业生、教师、牧师和中等国家公职人员，随之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个打上某种烙印的观念世界和某些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德国的大学是与宫廷对峙的中等阶层的中心。
以下是中等阶层想象中的那个“宫廷恶棍”的自我告白。这些话应该是站在讲坛上的牧师用来斥责他的。
“你知道，对于爱情我是从来不去控制自己的情欲的，它给人带来最细腻、最活跃的快感……各种各样的美人我全领略过了……我对她们已经厌倦了……我曾经用精心编织的罗网套住了女人中所有的类型，有讲究道德的，傲慢的，聪明的，冷淡的，风骚的，甚至还有女人中最虔诚的。对此，道德家们……也许会作出种种评说。……阿莫尔取笑我的虚荣心，他给我从一个偏僻的乡村角落找来了一个上校的女儿，她的身段、她的才智和性格是那么的迷人，以致……”
二十五年以后，类似的对立命题、相近的思想和题材，使另一本书也获得了成功。1796年在席勒主编的《时序》杂志上刊登了卡罗莉妮·封·沃尔措根的《阿格娜丝·封·利利恩》 [14] 。在这部小说中，身为上层贵族的母亲因为种种隐秘的原因不得不把她的孩子放在宫廷圈子以外的地方让人扶养。她说：“为了谨慎起见，我不得不让你远离宫廷这个圈子。我真要感谢这种谨慎的做法，因为我在那儿并不幸福。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圈子里要想形成一种严肃的、稳固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儿你也许会变成一个受舆论左右的小玩偶。”
女主人公对于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对那些社会名流的语言和生活习俗知道得很少。虽然有些东西，与我所奉行的那些简单的准则是矛盾的，然而，我那惯于应变的感觉却又毫不费力地与之妥协了。仇恨骗子，谴责欺骗行为；在荣誉和道德之间选择道德；在荣誉与自身利益之间选择荣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那么自然，就像朝去暮至一样。然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对所有这些概念竟弃之不顾。”
然后她是这样来描绘法国的文明君主的：“这个君主已经有六七十岁了，还拿那些古老而又僵硬的法国礼仪来折磨自己和其他人。德国诸侯的后代从法国国王的宫廷中学来了这一套礼仪，在自己的领土上如法炮制，当然在程度上还有所不及。由于年龄和习惯的缘故，君主在这些繁文缛节的束缚下倒也学会了行动自如。在妇女面前，他总是遵从以前骑士时代的那种优雅而又恭敬的礼仪，以致他的仪表并不令人讨厌。但他只要一离开那些礼仪规范，马上就变得让人一刻也不能容忍。以致他的孩子们……都把当父亲的视为暴君。
“这些宫廷人物的漫画时而使我觉得可笑，时而又使我觉得可悲。在他们的主子出现的那一瞬间，他们那种出自内而形于外的敬畏、君主一个仁慈或愤怒的眼光在他们身体里所引起的那种触电似的感觉……以及按照君主的最新旨意随时改变自己的意见，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可理解。我觉得自己犹如站在一箱木偶的面前。”
一边是礼貌、阿谀和讲究的礼仪，而另一边则是实在的教育；在道德和荣誉面前宁可选择前者。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文献中充斥了这样的对比。
1928年10月23日，爱克曼对歌德说：“像公爵所受过的那种扎实的教育，可能在君主里面是很少见的。”“非常少见，”歌德回答说，“尽管许多人都能对一切可能出现的话题巧妙地说上几句，但只是浮在表面，胸中实无点墨。只要想到宫廷生活所带来的那种可怕的分裂和隔离的状况，对此就会不足为奇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歌德也会强调“文化”这一概念，他说：“那时候在我周围的人们一点也不懂得科学，这些人都是德国的宫廷人物，这个阶层连起码的文化都没有。”
克尼格有一次强调说：“宫廷人物在哪儿也不像在这儿（德国）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圈子。”
16．所有这些表述都描绘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状况。我们从康德所说的“文明”和“文化”的对立中所意识到的正是这种状况。即使撇开这些概念，这个时期及其经验也给德国的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文化”概念中，在深沉与肤浅的对立的命题中，以及在许多相似的概念中，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处于中等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意识；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大的阶层，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这种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性”这一独特形式出现的。他们不像宫廷社会那样结成一个社会团体、一个“上流社会”。这一阶层主要是由国家公职人员和广义上的国家公职人员所组成，也就是说，由那些收入直接或间接地与宫廷有关的人所组成。而这些人，除了少数例外，则不属于宫廷、贵族上流社会。这一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广大的市民阶层作为后盾。在18世纪德国的许多小国中，那些专门经商的市民阶层发展相当缓慢，他们本来可以成为那些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的读者，可在这一时期，他们才刚刚开始富裕起来。这就是说，那些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在空中漂浮，他们把精神和书本视为自己的骄傲。对于这一阶层来说，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去从事政治活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对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来说，商业问题和经济秩序的问题并不是主要问题。贸易、交通和工业还未发展起来，这些部门需要的是由君主们所制定的商业政策的保护和促进，而不是急于摆脱他们的束缚。使18世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地位合法化，并使他们建立起自我意识和引以为荣的，是在德语中被称作“纯粹精神”的那种东西。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在经济和政治的圈子之外，它们是书籍、科学、宗教、艺术、哲学、个性、丰富的内心世界、人格以及个人的“教养”。这一“教养”主要来源于书本。与此相符的是，反映德国知识分子阶层自我意识的口号，如“教养”和“文化”，正好与法国和英国市民阶级上升时期所提出的口号相反。在德国知识分子的口号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强烈的倾向是，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即把上述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把纯粹的精神的东西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完全区分开来。德国市民阶层独特的命运：政治上长期的软弱无力，民族长久的不统一等等，所有这一切总是一再地促使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他们的观念和理想也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并被固定下来。首先这样做的，是没有广大社会背景的、独特的德国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德国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表达了这个阶层所特有的自我意识，提出了具有中等阶层特征的理想和一整套言简意赅的概念以反对宫廷上层社会。
知识分子把他们所看到的上层社会中与“教养”和“文化”背道而驰的状况作为斗争的目标。他们的矛头主要针对宫廷贵族的行为，而很少去抨击其政治、社会特权。即便有这样的斗争，往往也是胆怯的、妥协的。
同样是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曾对德、法两国知识分子阶层结构中所存在的区别作过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描述。安培来到了魏玛，歌德虽然不认识他，但却经常当着爱克曼的面称赞他。使大家惊讶的是，这位鼎鼎大名的安培先生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乐天小伙子”。爱克曼表示了他的惊奇，歌德回答他说（1827年5月3日，星期四）：
“对于像你这样在德国荒原上出身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很容易，就连我们这些生在德国中部的人要得到一点智慧，也得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基本上都过着一种孤陋寡闻的生活！从真正的人民那儿我们很少接触到文化，我们所有有才华、有头脑的人物全都分散在德国各地。有的在维也纳，有的在柏林，有的在柯尼斯堡，还有的在波恩和杜塞尔多夫。彼此相距五十至一百公里，以致个人之间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都很少。我想，倘若像亚历山大·封·洪堡这样的人物来到此地，他在一天之内向我传授的那些我所寻求和必须知道的东西，将会是我在孤陋寡闻的情况下独自钻研一年都无法得到的。
“然而，你想象一下像巴黎那样的城市，全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聚集在这块地方，每天互相来往，互相争论，互相竞赛，互相学习和提高。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国最好的作品，无论是关于自然还是关于艺术的，每天都摆出来供人阅览。你想象一下那个世界都市，在那儿每走过一座桥或一个广场，就会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事件。不过你所想象的应该是19世纪的巴黎，而不是处于一个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时代的巴黎。这时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之类的人物已经在三代人之中掀起了一股如此丰富的精神文化潮流，这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见到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会懂得为什么一个像安培那样有头脑的人在这种环境里二十四岁就能有所成就。”
紧接着歌德又提到了梅里美：“在德国，人们最好放弃那种在这么年轻时就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的想法。这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个人，而是要归咎于他那个民族的文化状况以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那种在孤陋寡闻的情况下开辟道路的巨大困难。”
作为引言的论证，以上这些就已经足够了。这些论述使我们在回顾历史时非常清楚地看到，德国政治上的分裂是怎么造成了德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特结构及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状况。在法国，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都在一个或多或少统一的和集中的上流社会圈子里交往；而在德国，首府多，却都很小，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在法国，闲聊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并且几个世纪以来已成为一种艺术；而在德国，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是书本，因而，德国知识分子所发展的更多的是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而不是统一的口语。在法国，年轻人便已经处于一种丰富、活跃的精神氛围之中；而在德国，出身于中等阶层的年轻人则必须单独去奋斗、去探索。两者上升的途径截然不同。最后，歌德的这一段话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什么叫做没有背景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前面已经引过他的一段话，大意是宫廷里的人们很少有文化。这儿，他认为在人民中间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文化”和“教养”是这个从人民中上升的为数不多的中等阶层的口号与特征。人们很难理解这些精英的努力，不仅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数不多的贵族阶层，就是位于他们之下的广大民众也是如此。
正是因为职业的市民阶层不发达，所以才造成了中等阶层的先驱——市民知识分子阶层——反对上层社会的斗争完全脱离了政治的状况，造成了他们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指向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和一般品行，诸如“肤浅”、“表面的礼貌”、“不真诚”等等。我们这里所用的少量引文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些问题。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斗争中除了“教养”、“文化”这样的概念之外，很少形成类似的、用以阐明德国知识分子合法地位的、有某种特性的对立的概念，即使有，也不很突出。在这些少量的、有特色的对立概念中，有一个便是康德所说的“文明”。
17．“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命题不论以什么概念来表达，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所表达的是人的某种特性的对立，这种对立最初表现为社会矛盾，以后则主要表现为民族矛盾。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与宫廷贵族
在德国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这种经验对于“深刻”和“肤浅”、“正直”和“虚伪”、“表面的礼貌”和“真正的道德”等对立概念的形成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肯定会意识到，宫廷式的与法国式的非常相近。G·C·H·利希腾贝格
有一次在他书中的格言里谈到了法语中的“promesse”
和德语中的“versprechung”
之间的差别时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三卷，1775—1779页）。
他说：“后者必须履行，而前者不然。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在德语中使用这些法语词时居然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法语的词汇使德国思想不再显得那么严肃并使它带上了一种贵族气息……‘erfindung’
是指一种新的东西，而‘decouverte’
则是给旧的东西安上一个新的名称。比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阿美利哥·韦斯普奇
则‘decouviert’
了‘美洲’这个名称。再比如，‘gout’
和‘geschmack’
在意义上几乎是对立的。有爱好和兴趣的人和很少有高明的鉴赏能力。”
一提到“文明”这个词或与之相近的概念，人们很少会想到德国的宫廷贵族，而是很自然地先想到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法国革命之后。
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这里只举其一。1797年一个名叫梅纽莱的法国流亡者写了一本关于汉堡的小册子《汉堡杂谈》。汉堡一个大教堂的牧师迈尔在他的《随笔》中对此作了以下的评注
：
“汉堡还非常落后。从一个很有名的时代起（有足够的名气使那些流亡者成群结队地到我们这儿来落户）它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此说来还是取得了进步，确实是这样吗），为了进一步补充说明这些进步的内容（上帝让他说出了这些情况），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而是指在科学、艺术方面（正好你们是在北方
），在追求高消费舒适的生活以及时髦商品方面所取得的文明和进步。（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还需要若干年，还需要一些变化，才可能会有大批新的外国人到这儿来落户，（只是他那些文明的同胞不会再成群结队地到这儿来了）才会有物质财产的丰富。”
在这儿，“文明的”和“文明”的概念显然已经与法国人的形象连在一起了。
由于德国市民阶层逐步从下等阶层上升为德国民族意识的支柱，最后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阶层（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其统治地位也是有局限性的）；由于这个阶层不仅从反对宫廷贵族的斗争中证实自己，还进一步通过与其他与之竞争的民族划清界限来证实自己，因此，“文化”与“文明”这一对立概念的内容、意义与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主要用于表现社会内部的对立发展为主要用于表现民族对立。
被视为德国历史所特有的发展进程，与这样的一种变化是完全一致的。许多原来属于中等阶层的社会特征，通过社会环境渗入了人们的行为之中，变成了民族特征。例如，真诚与坦率作为德国人的特征，与表面的礼貌形成了对立。这里所说的真诚，原来是中等阶层的特征。这一特征是与那些出入宫廷和某些社会场合的人们的行为相对比而形成的。这一点在爱克曼与歌德的一次谈话中说得非常清楚。
爱克曼在1824年5月2日说：“通常，在社交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个人的好恶以及一种爱和被爱的需要。我寻找生性与我相似的人，我愿意与这样的人深交，而不愿意与其他的人打交道。”
歌德回答说：“您的这种自然倾向显然不是一种好的社交方式。如果我们不用文化教养来克服我们的自然倾向，那它还有什么用呢？要求旁人的意见都和我们相投，那是很愚蠢的，我从来不干这种蠢事。所以，我才学会了与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才学会了认识各种不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之道。因为在跟那些与自己生性相反的人交往时，只有严于律己，才能与他们和睦相处。您应该这么去做，别无选择，您只能投身到这个上流社会中去，不管您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
那时候，对于人类行为方式的社会和心理起源基本上还无人知晓。即使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会使人感到非常陌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在谈起这个问题时，总觉得理所当然。当人们谈起农民、宫廷贵族、英国人、德国人、中世纪的人们或20世纪的人们时，总是用这些概念来指一定的社会群体的人。尽管这些人在个性上千差万别，可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某些方面总是一致的。这当然是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人比较而言。从某种角度来看，农民的行为与宫廷侍臣的不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为与德国人的不同，中世纪人的行为与20世纪人的不同，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人。
前面所引用的爱克曼和歌德的谈话，也清楚地表明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在行为方式上的不同。歌德无疑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由于他的社会经历，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方式在他身上融合为一个特殊的统一体。他这个人，他的看法和行为对于他所从属的社会群体和他所经历过的社会状况来说无疑都没有典型意义。然而，在这里他非常明确地道出了作为一个宫廷侍臣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的经验。歌德认为，必须收敛自己的感情，必须抑制自己的同情和反感，在上流社会的交际中必须如此。然而，处于另一种社会状况、具有另一种感情色彩的人则会认为这是虚伪和不正直。由于歌德意识到自己不属于任何社会群体，所以就更想强调这种抑制个人情感的益处和通情达理的地方。他的这一席话属于当时少数人的意见。这些人看到了“礼貌”的社会意义，对精通世故持肯定的意见。在法国和英国，上流社会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比在德国大得多，因此，歌德所谈到的行为方式在那儿也起着更大的作用（在法国和英国很少有人像歌德这样来反思这个问题）。类似的想法，即必须设法与别人和睦相处，必须顾及他人；以及歌德从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出发所谈到的，人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感情行事等等，这些经常在法国宫廷文学中出现。作为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思，这些思想属于歌德个人，而相似的社会状况和上流社会生活在整个欧洲却导致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及行为方式。
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爱克曼对他自身行为方式的描述。与宫廷贵族社会里发展起来的那种即使处于敌对的情感也始终保持外表的平静和亲切友好的处世之道相比，爱克曼的行为方式显然来源于这一时期小城市中等阶层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氛围中形成的行为方式肯定不仅仅存在于德国。在德国，这样一种或与之相似的中等阶层典型的行为方式被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由于德国宫廷和中等阶层这两个圈子之间的界线非常分明，所以，这种行为方式是以一种比较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同时也表现为德国民族的一种行为方式。
那些被我们称为民族的社会群体，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他们的情感方式和他们在调节情感时所依据的模式来互相区别的。由于传统的公共机构
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每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得按照一定的模式来形成。爱克曼所描述的行为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即公开承认自己的爱好。而歌德则认为，这种情感不利于社交，因为它恰好与上流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情感模式相反。
几十年之后，尼采将这样的一种行为理所当然地视为典型的德国民族的行为。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被修正，以致不再具有与爱克曼时代相同的那种社会意义了。尼采对此进行了讽刺。他在《善恶的彼岸》（第244段）中说：“德国人喜欢‘坦率’与‘诚实’，坦率和诚实是多么令人舒服啊！在今天，这种坦率、亲切、德国式的打开天窗说亮话的诚恳态度也许是德国人最危险、也是最幸运的伪装了。德国人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总是瞪着一双忠诚的、空空如也的、德国式的蓝眼睛——外国人很快就把他和他的睡衣混淆起来了。”
这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如果忽略其片面性的话，可以从中看到德国中等阶层所具有的那些社会特征是如何在其缓慢上升的过程中逐渐地转变为德国的民族特征的。
如果读一读下面冯塔纳
在《伦敦的夏天》中对英国的评价，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清楚。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犹如形式和内容、现象与实质。在注重事物的实质方面，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达到了一种纯粹的地步。相反，对人的看法，在这个国家却只注重形式和流于表面的东西。你不必是个绅士，只要有办法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绅士，那么你就是绅士了；你不必有理，只要在形式上显得有理，那么你就有理了……到处都是表面现象。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盲目地去崇拜一个光辉的名字。
“德国人活着是为了生活，而英国人活着则是为了显示自己。德国人活着是为了自己，而英国人活着则是为了别人。”
也许有必要指出，最后这一种想法同爱克曼与歌德之间的对立观点恰好不谋而合。爱克曼说：“我坦率地表明自己的好恶。”歌德则说：“人必须克己而与他人和睦相处。”
冯塔纳说：“英国人有上千种享受，可他们生活得并不舒适。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但他们的虚荣心太强，他们随时都准备接待和会见客人……每天换三套西装，餐桌上总有固定的礼仪规矩，在起居室和客厅也同样如此。他们是杰出的，是值得我们钦佩并以之为师的。尽管我们对此惊讶不已却仍然不免向往我们小市民的德国。在那儿，人们懂得舒适、愉快、无拘无束地去生活，而不必注重仪表，显身扬名。”
这里没有提到“文明”的概念，这一描述离德国的“文化”思想也十分遥远。然而从中——就像从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中一样——可以看出：在德国，“文明”和“文化”的对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它存在于一种氛围之中。这一对立的概念表现了德国的自我意识。在这一对立概念的背后，首先是德国某些阶层在体现自身价值、表现自身特点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然后还有民族之间在这些方面的不同。
[1] Oswald Spengl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München,1920,I,28：“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出现、成熟、凋谢并一去不复返……这些文化，这些最高级的‘生物’就像田野里的花一样，是在一种崇高的无目的中成长起来的。它们和田野里的花一样属于歌德笔下活生生的大自然，而不属于牛顿的死的自然。”
[2]
关于德语中“文明”与“文化”意义演变的摘记：
对于“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作一个更为详细的探讨，然而在这儿只能简略地提一下。希望我所做的摘记有助于对书中这一方面思想的理解。
事实表明，在19世纪，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当德国在欧洲强大起来并逐步成为一个殖民国家的时候，这两个词汇在使用中的对立有时候就不那么明显了。与今天英国和法国的部分地区一样，这时候“文化”这个词汇只是用于某种特定的范畴或表示文明的最高形式。比如，Friedrich Jodl在他的
Die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Halle,1878,S.3）一书中把“一般的文化史”称为“文明史”（又见Jodl这本书的第25页）。
在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und Cultur
,1843，再版时的题目为
C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一书中，G.F.Kolb把现在一般已经摒弃不用的“进步观”融入了他的文化概念。他在其有关“文化”的见解中明显地援引了Buckle的“文明”概念。然而，正如Jodl所指出的（见前书，第36页），“正因为Kolb的思想是在自由的政治、社会和教会宗教等现代观念及要求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它很容易被视为政治党派的纲领。”
换言之，早在1848年之前Kolb就是一个“进步人士”，一个自由党人。即便如此，他的文化概念还是很接近于西方的“文明”概念。
在1897年出版的Meyer《百科全书》中仍然是这样写的：“文明是每一个野蛮的民族要达到工业、艺术、科学和思想领域更高一层的文化时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在类似的表述中，德国的文化概念似乎已经很接近于法国和英国对“文明”的理解了。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种认为与文化相比文明只具有次一等价值的看法在当时的德国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文化这一概念表达了德国在那些以“文明”旗手自居的西方国家面前的自信，同时也表达了德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德国这种自信的强弱随着与这些国家关系紧张程度和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德国“文明”和“文化”这一对概念的发展历史与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史密切相关，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之上。这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浪潮的历史事件在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心理素质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中表现出来，首先是在那些反映他们自信心的概念中表现出来。
参阅Conrad Hermann,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1870。在这本书中，法国被称为“文明”的国家，英国被称为“物质文化”的国家，而德国则被称为具有“高尚修养”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常用的“物质文化”一词虽然在德国的学术术语中仍然存在，但是在口语中却已经基本上不用了。在德语口语中“文化”这一概念已经和这儿提到的“高尚修养”互相融合了，从那时候起“文化”和“修养”便形影不离了。尽管如此，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逐渐地，“文化”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于表达人所取得的成就。
[3]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应该参阅K.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1924（现在由Frankfurt a.M.b.Schulte-Bulmke出版），S.121-134。这本书的英文版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London,1936，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探讨。有关这一问题也可参阅K.Mannheim, Mensch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s Umbruchs ,Leiden,1935和H.Weil, 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Bildungsprinzips ,Bonn,1930（Kap.V.Die Gebildeten als Elite）。
[4]
Großes vollständiges Universal-Lexikon all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Leipzig und Halle,1736（verlegt bei Joh.H.Zedler）．同时也请参阅词条“宫廷侍臣”：“宫廷侍臣是一个体面的、在某一个君主的宫廷里服务的人。由于君主的反复无常，由于众多的嫉妒者、暗藏的诽谤者和公开的敌人，也由于其好逸恶劳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历代的人们总是把宫廷生活描写成危险而又罪恶累累。
“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宫廷侍臣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躲过了明枪暗箭，又凭着他们的机警战胜了罪恶的引诱，成了幸运而又有德行的宫廷侍臣中值得尊敬的典范。可是，‘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仍然有它的道理。”
再见词条“宫廷”：“假如所有的侍臣都是因为君主所具有的内在的品质而尊敬他的话，就不需要那些表面的豪华排场了。然而，侍臣的服从大部分是迫于君主的豪华场面。不管是单独而行，还是前呼后拥，君主总是同一个人。但是有很多例子说明，当君主单独与他的侍臣打交道的时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权威。这时候人们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当他处于与身份相当的豪华场合的时候。因此，一个君主不仅需要替他治理国家的臣仆，还需要为他个人服务以及替他张罗排场的臣仆。”
早在17世纪就已经有人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思想，比如在
Discurs v.d.Höfflichkeit
（1665）一书中。又见E.Cohn,
Gesellschaftsideale u.Gesellschaftsroman d.17.Jahrh
.,Berlin,1921,S.12。在德语中，“表面的礼貌”和“内在的优点”这两者的对立和德国的专制主义以及德国市民在与宫廷圈子比较之下所显示出来的社会弱点的历史一样悠久。必须把后者与这之前的发展阶段中德国市民曾经非常强大的情况联系起来看。
[5] 引自Aronson, Lessing et les classics français ,Montpellier,1935,S.18。
[6] E.d.Mauvillon, Lettres Françoises et Germaniques ,Londres,1740,S.430.
[7] 重新刊登于 Deutsche Literaturdenkmale ,XVI,Heilbronn,1883。
[8] 参阅Arnold Berney, Friedrich der Große ,Tübingen,1934,S.71。
[9] 参阅Hettner,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im 18．Jahrhundert ,I 10：“不可否认，就其内部特点而言法国戏剧是宫廷戏剧，是礼仪的戏剧。只有极其严格遵守宫廷社交礼仪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其悲剧英雄。”
[10] Lessing, Briefe aus dem zweiten Teil der Schriften ,Göschen,1753．引自Aronson,Lessing et les classics français,Montpellier 1953,S.161。
[11] 这一点以及以下各点说明的依据见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Freiburg,1906,VIII 1,S.195。
[12] Sophie de la Roche, Geschichte des Fräulein von Sternheim (1771),hrsg.von Kuno Ridderhoff,Berlin,1907.
[13] 引自 Herders Nachlaß ,Bd.III,S.67-68。
[14] Caroline von Wolzogen, Agnes von Lilien （1796年刊登在席勒主编的杂志 Horen 上，1798年成书），其中的一个片段重新刊登在 Deutsche Nationalliteratur ,Berlin und Stuttgart.Band 137/II。引文见S.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