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风习窳陋，国势陵夷，至今日而极矣。民生憔悴，饥莩塞途，亦至今日而极矣。强者流于萑苻，黠者竞于阉媚；天下滔滔，以获利相尚，以附势相矜，钻营欺诈者为智为能，乐业安贫者为庸为妄，忧世之士，惄焉伤之，皇皇然奔走呼号，谋拯斯民而济斯难。于是有谓吾民笃于保守，无以跻世界文明之域者，则欲舍弃吾国固有文化，而尽取他人之长，以济吾短。虽亦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力竭声嘶，亦未足以挽颓风而移末习。继之者乃曰：复兴民族，首在阐扬旧有文明。凡前人之尘垢秕糠，莫不拾为救国大道，救国之声盈于耳，而国终不救，夫岂救国之术犹未备欤？其亦倡导者未得其宜耳！取其糟粕而遗其精华，高谈理论而不切于实际，或舍其本而趋于其末，或硁硁于一枝一节而遗其大体；甚者斤斤于一二名词之争论，而未尝实事求是身体力行，则术虽至善，亦无补于丝毫。传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其是谓乎！

今之社会，无中心标准之社会也，上至国家礼法政令，下至乡曲小民之一行一动，莫不人自为之；此犹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于今之世乎？往者吾人犹侈言中国之大，何至灭亡？今者日蹙百里，已在亡国道上趋其行程。于斯时也，而犹酣然以嬉，涣然以处，空唱一二名词，为装点门面之具，而无坚苦卓绝之真精神以继之，则台湾、朝鲜之续，在目前耳！是故今日之务，在力挽颓风而转移习俗。虽曰兹事体大，非一二人之力之所能胜，然而风气之成，则又往往经一二人之倡导，而全国靡然相从，卒收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清之曾国藩氏，殆其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坚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忧乎尚矣。是则本书之所由作也。

夫曾氏以书生而当天下大难，肩天下大任，纳一世于轨物，而始终勿懈，无稍变异其书生面目者，今之世有几人耶？曾氏之自励也，曰勤与俭。谓勤可以生明，俭可以养廉。其待人也，视人之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彰也；急公家之难，若己之忧，惟恐其不去也。于时人才辈出，各献所能，彼则培养提携，无所不至。尝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其胸怀器量，为何如乎？是故转移习俗，匹夫匹妇，与有责焉，而况肩政教之责者乎？人人以转移习俗自任，人人怀坚苦卓绝之心，朴质谙练，洗净浮华，凡望之于人者，皆先行之于己，则民之从之，犹水就下，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假令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则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然则今世之士，往往倡导不遗余力，而收获甚少者，盖亦有由矣。

曾氏之学问文章，载明其全书之中，既风行于世矣；吾乃不厌骈枝而为此者，欲使学者以短少时间，得知曾氏为学精神之梗概。且知成大事者，莫不由于铢积寸累，坚苦力行。苟因此而能稍有补于今之士气，则本书望外之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