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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文明的象征，孔子代表着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中国人，其声名卓著，已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但盛名之下，《论语》——这部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儒家经典，却很少得到西方学人的好评和赞扬。
当西方学人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拜读《论语》时，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些散乱的道德箴言，不过是劝诫大家要做“好人”。“箴言”平淡无奇，话还说得“颠三倒四”。
在这方面，德国两位最伟大也最深刻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颇具代表性。康德首先就不认为孔子是哲学家，将《论语》看成“不过是给皇帝制定的道德伦理教条”（《自然地理学》）；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也同样不高，认为他只是“一位实际的世间智者”，其学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没有一点思辨的东西，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哲学史讲演录》）。
总之，《论语》留给西方人的印象，基本是两点：一是缺乏深度；二是没有逻辑。
先不必激动，也不要义愤，以为西方人对我中华文明抱有偏见，或者他们是在故意“亵渎圣贤”。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其实，何止外国人看不懂《论语》，中国人读《论语》难道不也是一头雾水吗？《论语》共20篇，篇目次序散乱，编排没有章法，一篇之内，语句更是随意置放。如果不是历代无数注释家的艰辛梳理和细心阐释，我们今天哪里看得出其中那么多的“微言大义”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学的“软肋”——作为儒学最重要的典籍，《论语》之所以如此散乱，是因为它本身并非一部成熟之作，而是一部未经整理的课堂笔记。
说《论语》是一部未经整理的课堂笔记，有两层意思。一是《论语》未经孔子本人编撰审订；二是目前的《论语》，是孔门众多弟子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课堂笔记”的集合。
先说第一层意思。孔子给弟子讲学，特点是“述而不作”，也就是只说不著。不著书，并不意味着不“立说”。他授课时所讲的一切，以及平时与弟子们的问答，都被弟子们认真仔细地记录了下来，为的就是传之后世。他本来应该有机会将弟子们的记录亲自审订一下，晚年时，他曾删订《诗》《书》，编修《春秋》，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论述也做一番最后订正呢？孔子最终没有那样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无法完成此事——推想起来，这很可能是颜回的早逝。颜回是孔子最心爱的学生，也是对其学说理解最深的弟子，在学说传承上，孔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颜回身上。可惜，颜回的早逝，改变了一切。他来不及整理好“课堂笔记”，让老师过目了。更重要的是，孔门之中，再也无人能像他那样理解老师学说的精微和深刻。这对孔子打击巨大，此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悲痛之中，更是难有心力去亲自整理和审订自己的论述了。颜回亡故之时，孔子悲呼：“天丧予！天丧予！”其中的哀伤痛楚，非外人所能体会。
再说第二层意思。现在的《论语》，集合了孔门众多弟子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课堂笔记”。由于颜回的早逝，没能留下一部孔子亲自审订的“标准版”《论语》，为了将孔子的思想传承下去，孔门后人就将各个时期的弟子在不同场合记下的孔子之言，合编成了这部《论语》。这“合编”显然缺乏深思，让一部《论语》有些杂乱，其中，有早期弟子的载录，也有后期弟子的记闻，除了孔子之语，还有曾子、有子等人的语录，在“子张篇”中，更是记录了子张、子夏、子游等后辈弟子之言。另有一些文句在不同篇中重复出现，像“巧言令色”句，像“博学于文”句，更是其书未经细心编辑的明证。
《论语》的流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师徒口授，一是孔宅壁书。秦始皇焚书之后，《论语》显然在“被焚”之列，濒临灭绝。到了汉代，只有鲁国、齐国靠口传留下两个本子，为《鲁论语》和《齐论语》。后来，汉成帝的“帝师”安昌侯张禹，合二为一，人称《张侯论》。另外，汉景帝时，发生过一件“奇事”，就是在孔子故居的“坏壁”里，发现了孔氏后人暗藏的一批先秦典籍，其中，有古文《论语》，后称《古论语》。《古论语》21篇，据说，与鲁、齐的本子相比，篇次不同，而“文异六百四十余字”（桓谭《新论·正经》）。可惜的是，这部《古论语》后世不传，我们今天读到的《论语》，实际上是张禹编订的。各种版本的《论语》，虽然篇章或文字有相异之处，主要内容却基本一致。这说明《论语》的内容，也就是孔门弟子课堂上的记录，的确真实可信。
西汉之后，《论语》已经成为经典，没人再敢妄加编删改动了。无论文字是否通顺，意思是否一贯，大家能做的就是注释，并在“微言”中寻找“大义”。《论语》的内在逻辑和思想深度，完全淹没在了汉代以来浩如烟海的注释中。
既然《论语》不是孔子亲自编订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重编一下呢？2000多年来，没有人敢这么做过，甚至也没有人敢这么想过，但是，为什么不呢？
这里说“重编”，并非指章节整理、字词考订、文句梳理、义理阐释，而是解构——将《论语》的章节全部分拆，重新结构。在这里，要借用一下西方“解构主义”里“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解构”就是对一个事物进行分解和重构，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新意义。
《论语》需要一次“解构”：一次系统的分拆，然后重构，并在重构中展现文本原有的意义、内涵和逻辑。
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如同一团乱麻，头绪很难理清。其实，《论语》不是没有头绪的，一团乱麻中，我们需要先找到线头，而这线头就是“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在《论语》中，孔子努力做的一切，就是向弟子解释和阐发“仁”——内在的含义、呈现的形态、外化的形式、求取的途径、实践的方式、实例的说明，以及“天下归仁”的“天命”。
当用“仁”来重新结构《论语》，令人惊奇的是，在不增不删一句一字的情况下，《论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重构后的《论语》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将《论语》分为内编、外编。内编是孔子之语，外编是弟子之言。
在现在的《论语》中，孔子之语和弟子之言是混编在一起的，像开篇第一章“学而篇”，一共16条语录，其中就有7条是弟子之言；而“子张篇”里，答问主角更是变成了子张、子夏、子游等后辈弟子。
为了保证孔子言论的准确和纯粹，内编只收入所有“子曰”之语，弟子之言和其他辑录，一律放在外编。
“内编”五篇，为核心篇、路径篇、实践篇、例证篇、哲思篇。
核心篇：从“仁”的定义开始，探讨“仁”是什么？不是什么？有何内涵？怎样才能做到？然后，探讨“仁”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孝、悌、信，以及外化为“礼”，成为人们相互间的行为规范。最后，从仁者的种种作为，展示出“仁”所具有的各种特质。
路径篇：指明求“仁”的三种途径：学习、修身和践行。人之仁者，即是君子，指明君子之路，君子应有的言行举止；人之不仁者，就是小人，提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
实践篇：从治国和处世两个方面，讨论“仁”的实际应用。先讲仁者如何从政，包括整套的治国方略——以仁为政、以德治国、以信立国、以教兴国，以及直言、正名、选贤等等；再讲仁者如何处世，怎样面对富贵、闻达，怎样做人、交友、识人，以及好德、慎言、闲居，等等。
例证篇：以实例教学的方式，通过评论弟子、谈诗说乐、思辨案例、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评说历史，来展现“仁”的深层含义，启发弟子们更具体和深入地理解和领悟“仁”的实质。
哲思篇：将“仁”放在“天命”的层次来思考，并讨论了鬼神、生死、时光等哲学命题。“仁”下植于人性，上合于“天道”，而“性与天道”是孔子学说中最高深的部分。
“外编”三篇，为评价篇、记忆篇、阐释篇。
评价篇：同时代人对孔子的评价，以及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对其崇高形象的捍卫和对其深刻思想的领悟。
记忆篇：弟子们记忆中的孔子，包括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衣食住行以及言传身教。
阐释篇：弟子们就孔子提出的一些主要思想，如孝悌、修身、君子、从政、交友等，进行了阐述和发挥。
在原文没有任何增删的情况下，重构后的《论语》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全新面貌——论点鲜明、主题贯穿、层次分明、论述清晰，孔子思想的逻辑性和深刻性，第一次从文本中直接呈现。
重构《论语》的目的，是让《论语》成为一本有逻辑、有深度，让全世界人——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需繁琐注释都能读懂和理解的新经典。
实际上，孔子学说的思想脉络是很清楚的：“仁”就是“爱人”——善待他人。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仁”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孝、悌、信。“仁”可以外化为“礼”，使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符合礼仪规范，但“仁”更多的是源于内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一个人想达到“仁”的境界，途径是学习、修身和践行。能够达到“仁”的人，便是“君子”；而没有“仁”的人，就是“小人”。在实践层面，孔子进一步具体阐明，仁者应当如何治国，如何处世，以及如何面对各种人生问题。孔子最后的思考，落在“仁”与“天道”的关系之上。“仁”之行于天下，是人的努力，更是天命。
孔子有关“仁”的学说，在伦理政治层面，论述充分，表现出对人性认识的深刻，但在“仁”与“天道”关系方面的论述，却只留下只言片语，没有完全展开。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并一再感叹：“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篇）聪明如子贡者，尚且不懂孔子晚年之思，其他弟子就更不用说了。当年，唯一能理解孔子的弟子，大概只有颜回。他对孔子学说的理解和感受，显然与众不同。他说，夫子之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篇）。高深之中，更有玄妙之处。孔子晚年对“仁”的思考，显然不仅仅停留在伦理政治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只因颜回早逝，没能将孔子晚年有关“性与天道”的思想详尽记录下来，更无法将其传承下去，成为《论语》一书的真正遗憾。今天，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孔子，犹如一座高山，山峦绵延起伏，顶峰却在云雾缭绕中，隐约闪现。
两千五百多年前，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孔子师徒路过一个叫“仪”的卫国小城，守城的官员一定要来见孔子。见后，他对孔门弟子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如此沮丧失落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号召天下。”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仪城守官，不能不说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孔子和他的学说，在困顿和落寞之后，又遭受了火焚和禁毁，但终于一点点被理解和接受，直至天下尊崇。
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轮回。孔子又一次回到了困顿、落寞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让他从神坛跌落下来；而“文革”的风暴，让他再次遭受了火焚和禁毁。如今，他又一点点被重新理解和接受，或许将再次成为一种号召天下的精神力量？
孔子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篇）一种思想的兴起和衰亡，背后是特定时代的人心诉求。无论命运是起是落，人间是誉是毁，孔子的学说，包含着人性中一些最根本的诉求，正是这些诉求，使之得以永恒。
愿《新论语》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读懂孔子。
201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