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忠实地服从理性的召唤，更敏锐地倾听它的声音……是以问题回应理性、力图透彻理解那种召唤何以可能的人，还是对任何质疑理性本身之理性的问题都充耳不闻的人？

——雅克·德里达

雅克·德里达，解构哲学运动之父 ，诞生于埃尔比亚尔（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繁华小镇）的家庭度假房里……可是让我们暂且打住。

我们可以回到哲学家生平的常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便没有后面的一切。但是本书介绍的这位哲学家却希望我们径直向前，别太关注这样的起点，别去留意作者（人们心目中存在于作品背后的创造之源）的角色。

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位思想者一方面绝不轻易乞灵于作者之名和“血肉之躯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的大半光阴用于阅读和讨论一些（尤其是哲学史上的）独特人物的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莱布尼茨、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这个名单很长。他的思想几乎总是以“某某人的文本”为出发点和跳板的。有些人曾认为，这其实体现了哲学中一种更普遍的趋势：论者常说，所谓的“欧陆哲学”首先关注的便是作者之名，英美分析哲学却对问题本身更感兴趣。然而，我们只需稍稍浏览“德里达文本”便会发现，这种解读颇有问题。例如，德里达在早期代表作《论书写学》中坚持认为 ，他将“标示性价值”赋予“作者之名”或者名字代表的“信条”（例如柏拉图主义、笛卡尔主义、卢梭主义），不过是“凸显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认为作者之名 或者 指明了一个“起源”或“起因”（正是它引发了形而上学历史上出现过的历史性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历史性更替 ），或者概括了“结构的简单 效应 ”，就过于天真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还会翻倍，因为德里达希望阅读的哲学史上的名著本身就是在这种天真理解的藩篱内诞生的。两种力量相互对峙，一面是伟大作者和伟大运动的效力，一面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性结构，这种观念深植于他所质疑的形而上学的核心。

我们在后文将看到德里达如何设法应对此问题，至少在使用（虽然只是临时性地）他质疑的观念框架时有所收效。眼下我只想强调“德里达文本”对读者的某种告诫，就是不要过于简单地理解这个短语的含义，也就是说，不要将作者的地位简单地理解为某篇文本、某场运动、某个历史性结构的创造之源。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摒弃这样的观念，仿佛我们有某种更恰当的观念。所以，若要有效地保持这种警觉，就只能与传统的天真观念博弈。例如，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说法：雅克·德里达是解构哲学运动之父，他生于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愿意聆听“德里达文本”的教诲：我们不应太天真地依赖我们借以理解此类似乎不言而喻的说法的那些观念。

简言之，面对雅克·德里达的传记时，我们永远不可忘记，这位传主对传记这种体裁曾有许多论述。事实上，他一贯坚称（尤其是针对哲学家的传记），以为只要简单参考这些“‘血肉之躯’的真实生活”就可以成功解释“某某人的文本”，这样的想法几乎毫无价值。

当然，雅克·德里达的确有血肉之躯。即使你未曾见过他本人，至少你也会在网上看到他的许多照片，在本章末尾也有他的一幅很传神的照片（后面我还会提及）。想象一下，你正在浏览其中一些照片，那么你每次看的都是某人的一个影像——它为他生活中某个此时已经消逝的“此时”保存了一份视觉记录——而这人此时其实已经死了（无论你的“此时”是何时，我都敢肯定这一点）。虽然这样的图像在当今可以立即生成并发送，但这不可避免的耽搁，无论它多么短暂，都足以让任何人的照片 可能 面临上述这种现实——也就是说，你面前这幅照片里的人此时 其实 已经死了。这种可能性也总会触发某种文学化的哀恸。哲学家科拉·戴蒙德对特德·休斯 诗作《六位年轻人》的解读就传达了这一点：

抒情主人公坐在熟悉的地方，看着一幅照片，里面有六位微笑的年轻人……他们浑身散发着活力，一位羞涩地垂下眼睛，一位嚼着一棵草，一位“自命不凡，有些滑稽”。拍完照片不到半年，这六个人都死了。

另一位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威尔 反驳说，戴蒙德的文字所唤起的“脱位感”其实并不需要以突然的夭亡为条件，事实上，“即使这些年轻人一生美满，寿终正寝，我们也可抒发同样的情绪”。我想德里达很可能补充说，这种“脱位感”甚至无须等到他们事实的死亡。一个人死亡的 可能性 （即这种可能性：我可以断言，从此时起，每一个此时你或许都在看一位死者的照片），某个血肉之躯“绝对消逝”的可能性，始终笼罩着影像和照片，笼罩着生命被拍下的每个瞬间。

所以，天真地强调作者的形象，将其视为作品的创造之源，这种做法令我们担心。而且，活物或活人的照片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某种“死亡效应”。雅克·德里达——本章末尾的照片里那位中年男子——对上述两种忧虑都很在意。然而，关于作者雅克·德里达的照片，我们还可提到第三个话题（这一点在照片里就很难发现了），那就是他对自己的长相感觉不舒服，所以不太愿意看见自己的照片。这种焦虑或许难以理解，因为这幅照片表明，雅克·德里达其实很英俊，至少在哲学家里算鹤立鸡群的。他的衣着也不俗，衬衫清爽，外套考究。棕色眼睛炯炯有神，色调偏暗的皮肤反衬出一头浓密的银发，这样的外表让他在人群中格外惹眼。

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或许意识到自己长相很好，但这种意识反而令他不快，让他对自己的外貌感觉不自在。他大概会用“自恋憎惧”来解释。

在Youtube上有一段雅克·德里达的采访，网址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RjLOxrloJ0 ，他在里面谈论了这种憎惧以及我刚介绍的与德里达照片有关的其他话题。你们或许会觉得很有意思，也会找到一些线索。

对话开始的时候，采访者提到，在1979年（那时距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哲学家赢得解构之父的盛名大约已经十年）之前，雅克·德里达“一直严格限制别人传播［他的］影像”。德里达接过话茬说，在1969年（也就是他真正出名）之前，他甚至完全禁止在公开场合以任何形式展示他的照片。他以惯有的坚定语气阐明了理由（也就是我刚列举的理由）。他首先声言，自己所做的工作要求对作者这个角色“去物恋化” ，他反对在图书宣传活动中使用作者“头像”的当代流行做法。我们将会发现，在德里达看来，对于 在别人的描述中 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人，某种后撤的姿态，某种孤独的状态，才是其自我表达的恰当标志。德里达当然希望保持隐身，可是他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学术会议和其他公共活动中，再无法阻止世人传播自己的照片了。毕竟他的行踪已暴露在聚光灯下，著作也已名闻天下，他对此无能为力，只好渐渐放手了。无论他喜不喜欢，他的照片都已经流传开来，最终他甚至同意接受拍照了。他的许多照片都在媒体上刊登过，其中一张在其著作《绘画中的真理》中用作了封底照，就是本章结尾的那张。你们可以看看。我记得自己在逛某家书店时见过它。和其他哲学家在腰封上的照片放在一起，雅克·德里达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解构之父看起来 的确 很酷（原谅我如此说）。

在那次访谈中，德里达宣称，避免作者头像泛滥成灾的学术理由（同时也是社会理由和政治理由）并不是他不愿公开自己照片的唯一动机。接下来他补充了两条理由：一是他目睹自己那张英俊的脸时总是觉得焦虑不安（“我不喜欢看见它，就是不喜欢”），二是每幅照片总蕴含着“死亡效应”。可是到了晚年，他发现“允许别人取其所需”或许也有“某种益处”。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境况。照片中的人已学会放手。他意识到是自己导致了照片的流传，他已无力控制，只好顺其自然。

雅克·德里达，解构哲学运动之父，1930年7月15日诞生于埃尔比亚尔（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繁华小镇）的家庭度假房里。他的父母是西班牙血统的犹太人，痴迷美国电影，所以用影星杰基·库根的名字给他起名杰基·德里达。当他决定追求学术，希望个人信息显得更严肃时，才将“杰基”换成了更正式的法文名字“雅克”。他少时擅长运动，十来岁时曾立志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然而到十八岁时，让——保罗·萨特的知识分子兼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后来说，“我一直觉得这样的角色注定遭受厄运，灾难不断，但我仍然爱它……”这个阶段的德里达梦想讲授和创作文学，但当他二十岁出头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学校做寄读生的时候，学业却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此后以不同方式主导他生活的也是哲学。1959年，他给一场学术会议投去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接着在勒芒高中获得了教职。虽然一个学年下来饱受严重抑郁症的折磨，他还是在索邦大学成功申请到了讲授“普通逻辑哲学”的位置，工作的同时也从事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成功的学术生涯终于成为触手可及的希望，1967年成为他破茧而出的一年，三部重要著作相继出版：《语音与现象》 （讨论胡塞尔的专著）、《书写与差异》（一部论文集）和《论书写学》（一部杰作）。到了1994年，世人已经普遍认为，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已变成解构的时代。2004年10月8日晚，他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4岁。

有人敬爱他。也有人唾骂他，仇恨他，丑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