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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拂晓前离开西安府，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下，那曾经被称为“铜墙铁壁”的高大木头城门豁然敞开，拖在门上的链条喧然作响。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那辆军用卡车轰隆隆地缓缓驶过机场，这里每天都有飞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实施侦察和轰炸。
对于中国旅行者来说，这条从西安府往北的大道，每一英里，都能唤起他们对自己民族古昔繁华历史的追忆。最近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里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渡过了渭河。在这片肥沃的流域，孔子的祖先开启了农耕文明，留下了种种传说，这些传说仍然在今天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流传。接近晌午时分，我们抵达蒲城县。大约两千二百年前，那位最早“统一”中国的巍然可畏的人物——秦始皇，就诞生在这座筑有堡垒的城池附近。历史上，秦始皇首次将国家边界上的古城墙连接起来，建造了今天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建筑——中国万里长城。
在那新近竣工的汽车道上，两侧的罂粟已经成熟了，晃动着胀鼓鼓的脑袋。虽是新修的路面，却也到处是沟壑和车辙，即使是我们那辆载重6吨的道奇卡车，有时竟也无法通行。长期以来，陕西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曾发生大饥荒，丧命者达三百万之众，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认为那场惨剧主要是因为种植鸦片导致的。当时，贪婪的军阀控制着当地自治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肥沃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旦遇到干旱的年份，西北地区粮食供应就会出现严重短缺，如小米、麦子和玉米等。
在洛川的那天晚上，我在一张脏兮兮的茅草屋里的土炕上凑合了一夜，隔壁屋里是猪和驴，我的屋里还有老鼠，我确定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离开洛川城数英里后，黄土平原的地势便渐渐陡峭起来，地势不可思议地变了样，景象十分壮观。
这片令人惊叹的黄土地，覆盖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个省份的大部分地区。雨水充足时，土地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是一种多孔浮层土，深至几十英尺。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一种有机物质，几个世纪以来，被中亚的大风从蒙古、西方吹过来累积而成。正因为如此，此地呈现出一派千奇百怪、山丘环绕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群的猛犸象，有的像圆圆的烤饼，有的山丘像被巨手撕裂，还留有愤怒的指印。这些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让人惊骇恐惧的山丘，好似一个疯魔造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鬼斧神工，奇幻瑰丽。
这里虽然随处可见田野和耕地，却很少见到房屋。农民们也悄然居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园，这些山洞被中国人称作“窑房”或者“窑洞”。不过，这种窑洞并不是西方所谓的“洞穴”。窑洞冬暖夏凉，建造起来方便，也很好打扫。即便是最有钱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辟室为家。其中有些窑洞是有着许多的房间的大宅，设施和装饰都十分华丽，地面铺有石头，室内空间很大，光线从土墙上的纸窗里透进来，还装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卡车颠簸着前行。在车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在距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指给我看那样一座“窑洞村”。那里距离车道只有1英里左右，中间只间隔了一道深涧。
“他们是红军，”他悄悄地向我透露，“几个星期前，我们有支分队被派去那里买小米。村民们一斤都不卖。于是那些傻大兵们强抢了一些。但是，当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农民朝他们开了枪。”他用双臂画了一个大圆弧，涵盖了公路两侧国民党军队布防的堡垒，还有山顶上的机枪火力点。“共匪，”他说，“那边全都是共匪的地盘。”
我饶有兴趣地向他所指的地方远远望去，因为几小时之后，我就要去往那些不为人知的山丘和高地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士兵，他们都是东北人，正走在从延安返回洛川的路上。这些青年人看起来很瘦，但也十分结实，大多比一般中国士兵个子高。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旅馆停下来喝茶，也有几名士兵在那里歇息，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他们从瓦窑堡一带返回，刚刚在那里和红军发生过小规模战斗。我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他们在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其中一个人说道。
“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给的。”另一个人回应道。
“那没关系——都是些地主——这样反倒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谁会感谢我们？是地主！我说得对不对？我们凭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卖命？”
“听说已经有3000多东北军投到他们那边了……”
“这他们也没错。我们本来除了打日本人，跟谁都不想打，为什么要打自己人？”
一位军官走了过来，这番吸引人的谈话戛然而止。那位军官命令他们继续前进。于是他们拿起步枪，拖着步子向大路行进。不一会儿，我们也开车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抵达延安，延安位于长城以南约400里，陕北仅有的能通车的路，到了这里就是终点。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在过去几百年里，北方的游牧部落入侵中原就正是从这里通过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南下攻打西安府时，也是取道延安。
在防御上，延安是个绝佳的地点。它位于深谷中，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坚固的城墙曲曲折折地一直延伸到山顶。现如今，城墙上新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就像蜂窝一般密密麻麻，工事里的机枪都瞄准着不远处的红军。公路及其两侧地区依然由东北军控制，但直到最近，延安完全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企图对红军实施封锁，而红军则利用封锁对敌人实施反封锁，据说有上百人被活活饿死。
红军对延安的反封锁，几个星期前才得以解除。但是，居民面黄肌瘦，店铺里的货架空荡荡的，要不就是直接关门，这些围城的痕迹依然很明显。食品短缺，价格奇高。只是因为同红军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议，才能买到少量食物。当时曾有协议，东北军停止在这条战线向苏区发动进攻；因此，苏区的农民现在也肯向饥饿的剿共部队出售粮食和蔬菜。
我有赴前线采访的证件，于是计划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前往“白军”前线。那里的军队只不过守住阵地，并没有前进的企图。到了前线，我将从一条山道走上一条岔道，据说商贩们偷运货物出人苏区都是走的这条道。
我照着原定的计划，通过了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如果我如实讲述这段经历，可能会给那些帮助我去苏区的国民党人带来大麻烦。一言以蔽之，我的经历再度证明在中国没有任何不可能，只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去做。到了第二天上午7时，我已经彻底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挺机枪甩在了身后，穿过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
与我同行的只有一个骡夫，是一位东北军上校在延安帮我雇来的。他将我简单的行李带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里面有铺盖卷、一点食物、两台照相机和24卷胶片。我不知道他是赤匪还是白匪——但他看起来确实像个土匪。几年来，两种颜色的军队轮番控制着这一带，因此，他很有可能当过“赤匪”，或者当过“白匪”——没准两者都干过。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溪前进，一连走了4个小时，也不曾见到一个人影。那里其实压根没有路，我们是沿着小溪的河床走的。小溪两侧矗立着岩壁，溪水在岩壁间匆匆流过，岩壁上方是陡峭的黄土山。要干掉一个好打听的洋鬼子，这地方可是再好不过了。那个骡夫多次对我的牛皮鞋表示艳羡，这着实令我感到忐忑不安。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喊道。这里，岩壁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山谷，山谷中种着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这才放下心，远远望去，只见一片黄土村落坐落在一座小山旁。在村子里那些高高的泥烟囱里，缓缓升起一缕缕青烟，而这些烟囱就像许多手指一样立在岩壁前。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村前。
一个青年农民从村里走出来，头上包着白毛巾，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手枪。他用惊诧的眼神看着我，问我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
“我是美国记者。”我按照王牧师教我的方式说道，“我要见这里的贫农团主席。”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道：“Haip’a！”
我以前听到中国人说“Haip’a”意思是：“我害怕！”我心想，要是他觉得害怕的话，那我可怎么办呀？但他的神情又不像是这个意思，他看上去镇定自若。他转过头去问骡夫，我是什么人。
骡夫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还加了些自己的话。那位青年农民的神情缓和了，我也就放下心来。我注意到，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皮肤油亮亮的，牙齿白白的。他似乎不是那种胆小的中国农民。他那双快乐的眼睛里闪烁着挑衅的神色，还有一种威严的派头。他慢慢把手从枪柄上移开，脸上有了微笑。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贫农团主席。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民有自己的方言，说话带有很多发音含糊的口语，不过他们也能听懂“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方言中，大部分发音外地人是很容易听明白的。我又试着跟那位主席搭话，他也渐渐领会了我的意思，我们的谈话能够很好地进行下去。不过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又间或提到了“Haip’a”这个词。我当时没顾上问他究竟害怕什么。后来，当我终于问明白这个问题，才知道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p’a”相当于官话中的“不知道”。这个发现让我感到相当满意。
土炕上铺有毯子，我在炕上坐下，向他更加详细地谈到我本人和我的来意。没过多久，他似乎完全打消了疑虑。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我本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我问他能否给我找个向导和骡夫。
他答应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别在大热天赶路。外头有大太阳，天气那么热，我看上去又这么疲惫。再说，我有没有吃过饭？说实话，我饿坏了，所以我省了客套，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一个“赤匪”一起用餐，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我的骡夫要返回延安了，我就付给他钱，和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最后一环的告别，我已跨入苏区，得在这待上好几个星期了。现在我没有退路了。
此时我已经完全落在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了那位青年农民的名字）手里了，也落在他那些看上去不好惹的同伴手里。这些同伴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陆陆续续地过来。他们的穿着差不多，身上的装备也差不多，好奇地打量我，听我说话的外国腔调，都哈哈大笑起来。
刘龙火拿出烟、酒、茶来款待我，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和朋友们非常好奇地拿起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棉布材质的短裤，细细查看，不时发出赞叹声，特别是对于我卡其布衬衫的拉链，他们更是欣赏。他们对我的整体印象大概是这样的：我的行头尽管看上去有些可笑，却很实用。我不知道对于这些人来说，“共产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做好了这些东西很快被“共有”的心理准备——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我反而得到了外宾的待遇。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一点儿烤猪肉。主人向我表示歉意，说饭菜太简单；我也向他致歉，说我的饭量非同一般。其实这种歉意毫无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地舞动筷子，才赶得上贫农团的那伙兄弟。
刘龙火向我担保，安塞只有“几步路远”。虽然我有些担心，但是除了等待，别无他法。直到过了下午4时，我才终于等来了年轻的向导和骡夫。离开前，我试着想把饭钱付给他，但是他生气地拒绝了。
“你是外国客人。”他解释道，“而且你有事来找我们毛主席。再说，你的钱我们也用不了。”他看了一眼我递给他的纸币，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价值1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路上会用到。”
我用1元国民党的钱和刘龙火交换，这次他接受了；我再次谢过他，然后跟随向导和骡夫爬上山道出发了。
不过，我将要面临的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遭遇，以致后来有谣言，说我被土匪绑架杀害了。的确，土匪已经在那静默的黄土山后边暗暗追踪而来——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