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我和周恩来聊了聊，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随后，他便安排我今夜在百家坪住下，并让我明早到他设在附近村庄的总部去。

安顿好之后，我和驻扎此地的联络局的部分人员一起吃了晚饭。席间，我见到了一群临时在百家坪安营扎寨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有一个无线电报务员，还有几名红军军官。我们的晚饭有炖鸡、老面馒头、白菜、小米和够我敞开肚皮吃的土豆。不过和往常一样，除了白开水之外没有其他喝的，我口干舌燥，而开水又烫得不能喝。

吃饭时有两个不苟言笑的孩子为我们服务，饭菜就是由他们端上来的。他们穿着肥大的制服，头戴红军八角帽，帽围也大了，垮下来遮住了眼睛。他们最初有些带着敌意地看着我，过了几分钟，我设法逗得其中一个孩子友善地笑了出来。看到这个方法奏效，我胆子大了起来，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叫住他。

“喂！”我喊道，“给我们拿点凉水。”

可那孩子根本不搭理我。过了一会儿，我又叫另一个孩子，他也不理我。

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透过他那厚片近视眼镜，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这时我发现他大笑起来。他拉了拉我的衣袖对我说：“你可以叫他们‘小鬼’，或者‘同志’——但不能叫他们‘喂’。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自愿过来帮忙的。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可不是仆人。”

就在这个时候，凉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抱歉地说道。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面无怯色地看着我。“没关系，”他说，“你不用为这么一桩小事向同志道谢！”

这些孩子拥有着强烈的个人自尊，和普通的中国少年真不一样！可这第一次的经历不过是少年先锋队让我感到意外的开始。随着我进一步深入苏区，我渐渐发现这些脸颊红扑扑的“红小鬼”——兴高采烈、充满活力、忠诚可靠——散发着一种振奋人心的青年运动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第二天一早，送我到周恩来司令部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名团员。司令部是一座有着防御轰炸设施的小屋，四面环绕着许多一模一样的小屋。尽管他们身处战区，东线红军司令叶剑英就在他们中间，但农民们照常生活在那里。附近驻扎着的部队，似乎也并没有搅扰乡间的宁静。为了周恩来的脑袋，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进屋后，只见屋里十分整洁，只有些最简单的家具。炕上挂着的一顶蚊帐，是我能看到的仅有的奢侈品。两个铁皮文件箱搁在炕下，还有一张木制的小桌子，是周恩来的办公桌。哨兵向屋内报告我已经来了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行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不要紧。任何一位新闻记者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阻止新闻记者到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向你提供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关于我的“报告”，一定是来自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地下党总部。共产党与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如上海、汉口、南京和天津等，都通过无线电台来保持联络。虽然他们设在白区城市的无线电台经常被查收，但国民党却无法长期切断他们与苏区的通信联系。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自从红军缴获了白军的设备，建立起无线电通信机构之后，国民党还从来没有破译过红军的密码。

周恩来的电台设在司令部附近。这是一种便携式无线电设备，用手摇发电机供电。他通过这部电台与苏区所有重要地点和各条战线保持联系。他和朱德总司令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此时，朱德的部队还驻扎在川藏边境，位于延安西南数千余里之外。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还设立了一所无线电学校，培训了九十多名学生，专门学习无线电工程。他们还每天通过电台收听来自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向苏区的报纸提供新闻稿件。

周恩来在小炕桌前盘腿而坐，将许多无线电报搁到一边——据他说，这些电报大多数是东线红军各地驻军的报告，他们在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一带行动。他开始为我拟定行程安排。写好后，他递给我，纸上列出了行程的各个项目，整个行程共计92天。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他说，“你是否愿意参照，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相信，你会发现这次旅行非常有意思。”

居然需要92天！而且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路上——步行或者骑马。那里到底有什么看的？难道苏区那么辽阔？后来的结果是，我所用的时间比他建议的还要长得多，最后我还恋恋不舍，不想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实在太少了。

周恩来允许我骑马去保安，此行有3天的路程。他还安排我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这样我就可以跟通信部队一起走，他们也正要返回临时首都保安去。听说毛泽东和苏区的其他干部现在也都在保安，周恩来还答应给他们发个电报，提前告诉他们我就要到保安去的消息。

在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他；他和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清瘦身形，中等个子，但体魄挺拔结实，留着黑长胡子的脸上透着年轻人的真诚，眼睛大而深邃，热情洋溢。他身上确实有一种吸引力，那是一种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的奇妙融合。他讲英语有点迟缓费劲。他对我说已经有5年不用英语了。以下记述是根据我们当时谈话所做的记录。

周恩来于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他自称出身于“没落的旧中国家庭”。母亲原籍浙江绍兴。他在4个月时被过继给了叔父。当时那位叔父已是弥留之际，却没有子嗣。周恩来的父亲为了使他后继有人，便将周恩来过继给他当儿子。“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婶婶就成了我娘。”周恩来说，“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她，直到10岁那年，她和我的生母都去世了。”

周恩来的祖父是个读书人，曾在清朝担任苏北淮安县的地方官员。周恩来就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的养父周贻淦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没有当上官；周恩来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养父就去世了。他的养母（周恩来称为“娘”）颇有文化，这在当时的官宦之家并不寻常。更难得的是，她喜好小说和描写反叛的“禁书”，并且时常讲给童年的周恩来听。周恩来在私塾接受了早期教育，私塾先生向他讲授古代文学和哲学，为将来当官做准备。他的“两位母亲”去世后，周恩来被送到东北奉天（今沈阳），与伯父伯母同住——那位伯父也是一位官员。这时候，周恩来开始阅读一些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撰写的“禁书”和报纸。

周恩来14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当时，封建王朝已被推翻，周恩来开始“受到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影响”。周恩来于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随后去了日本。他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同时，还是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旁听生”。在日本留学的18个月里，周恩来广泛结识了一批有着革命思想的中国留学生，并通过书信和阅读，对北平的时局保持关注。

1919年，南开中学前任校长张伯苓出任新组建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应张伯苓的邀请，周恩来从日本回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此时，他的亲戚们已经一贫如洗，无力再供他读大学。好在张伯苓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份工作，薪金足以维持学费、膳宿费及书费开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两年，我没有得到家里的接济。因为我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所以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就靠这笔钱来维持生活。在南开大学，我是《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这也帮助我解决了部分费用。”1919年，周恩来曾因领导后来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而入狱5个月，但他仍然完成了学业。

那段时期，周恩来协助组建了“觉悟社”，这是一个先进的团体，其成员后来有的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成为国民党员、有的成为共产党员。（其中一位是邓颖超，周恩来与她在1925年结婚。）“觉悟社”一直坚持到1920年年底，其中有4位创建者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前往法国，参加陈独秀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赴法国之前，我还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编印的。我还去拜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

“我于1920年10月乘船赴法国。在途中，我遇到了很多湖南学生，他们都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包括蔡和森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于1921年最先在法国提出创立少年共产党。1922年，我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时间用于为该组织工作。两年后，我到伦敦待了两个半月。我不喜欢那里。随后，我到德国工作了一年，帮助做组织工作。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1922年派代表前往上海，要求获准加入前一年成立的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正式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也由此成为共产党员。在法国的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中，由此成为共产党员的还包括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后来化装成人力车夫，以方便组织上海的人力车工人。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逮捕，受尽酷刑后惨遭杀害。次年，他的弟弟在龙华被处死。

“在留法中国学生会的会员中，有4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另有无政府主义者不到100人，国民党党员约100人。”

对留法中国学生的经济支持来自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及李石曾。周恩来说：“很多爱国的老先生暗地里资助我们学生，而且这些资助不附带任何政治诉求。”在欧洲时，周恩来从严修——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之一——那里得到了经济支持。和其他许多中国学生不同的是，除了在研究劳工组织时在雷诺厂待过一小段时间外，周恩来并未在法国做过工。他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一年法语之后，就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政治工作之中。周恩来对我说：“后来有些朋友说我当共产党员用了严修的钱，当时严修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在法国、伦敦和德国度过了三年时光。在回国途中，他在莫斯科稍事停留，等待指示。他于1924年下半年抵达广州，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广东他又被推举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黄埔军校，周恩来的上级领导是苏联顾问瓦西里·布柳赫尔将军，大家叫他“加伦”。

在加伦以及苏联首席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的引导下，周恩来建立了一个学生团体，即广为人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包括林彪和其他一些未来的红军将领。1925年，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政治委员，该师平定了发生在汕头附近的叛乱。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在汕头港组织了工会。1926年3月，国共关系紧张，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运动，终结了可以同时加入国共两党的做法，并将许多共产党员从黄埔军校的岗位上清退。不过，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周恩来的职位仍然保留。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蒋介石被国共两党联合推选为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到上海组织起义，援助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共产党在3个月之内组织了60万名工人，计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可是，罢工并未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也没有接受过训练，不知道如何“夺取城市”。

北洋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下来的第二次罢工的后果，虽然砍了许多人的头，但根本不能阻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则从实践中学会了“如何领导武装起义”。此时，他和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等著名的工人领袖一道成功组织了5万人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将毛瑟枪偷偷运到市里，训练了由300名枪手组成的“铁帮”，这是上海工人唯一的武装力量。

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发动总罢工，上海所有的工厂一律停工。他们先后占领了警察局、兵工厂和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5万名工人武装起来，建立了六个营的革命部队。军阀部队逃走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周恩来称：“我们在两天之内赢得了一切，除了外国租界。”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公共租界（由英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控制）和邻接的法租界并未遭到攻击；但在其他方面，这次起义仍获得了全面胜利——虽然是短暂的胜利。国民革命军部队在白崇禧的带领下进入上海，受到了工人武装组织的欢迎。但到了4月12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立政权，发起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极为残酷的反革命政变。

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蒋介石的特使与列强的代表们进行秘密协商。他们达成一致，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当时也是蒋介石的盟友。上海的银行家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资金，外国政府也为蒋介石提供支持，包括枪炮和装甲车辆。蒋介石还得到了租界和租界黑社会头目的帮助，他们纠集了数百名流氓打手，这些流氓坐在外国人的装甲车上，身着国民党军服，与蒋介石的部队合谋实施了夜间行动，从背后及其他侧翼摸进城。在本被视为友军部队的蒋军突袭之下，上海工人武装遭到大屠杀，他们的“人民政府”在血腥中瓦解。

周恩来极其幸运地脱险。之后，他作为国民党逃犯和革命领导人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并且最终在中国举起了红旗。

周恩来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的许多同志，有数十人被捕并遭到杀害。他估计，“上海大屠杀”中牺牲人数多达5000人。他自己也曾经被蒋介石的第二师逮捕，白崇禧（后来广西的军阀）曾下令将他处决。不过，第二师师长的弟弟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设法帮助周恩来逃脱了险境。

这位起义者先是逃到武汉，后又辗转到南昌，参加组织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作为资深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起义，但起义最终失败。接着，他去了汕头，在外国炮舰和本国军队的双重攻击下整整坚持了10天。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他成功“突破封锁”，到达江西和福建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目前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随后进行了长征……关于周恩来的更多故事，以及已经提及的事件和背景，我很快就在更广阔的环境中，从毛泽东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更多。

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头脑冷静，善于逻辑推理，从实际出发。他在南开大学时期，常常在学校演戏时扮演旦角（关于这一点，我是从他的一位同学那里听说的）。我在百家坪遇见的这位战士没有任何软弱之处。他不屈不挠，留有长须，冷静理智。他还极具个人魅力——这些特质使他成为“红色中国外交第一人”。 snlbtRAUV6k2bEFRF83MiQ3yteWe+CXly4zdsvIXPYsbtjLEM4zOeVpfU/g+3G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