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 ，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财富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我真诚希望“caste” 这个词已经美国化了，因为它能很好地表达这个国家实际上非常严格的等级界线，以及一个人想从养育了他的等级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困难程度。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两种。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么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来。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之间的差别。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Jilly Cooper）在她的《等级》（ Class ，1981年）

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太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世上只存在两个等级，这也被“二战”期间英国驻北非第八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意识到了，他曾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差别：

长官，这就是一个倒霉蛋打发自己倒霉的一辈子的好办法，不是吗？您听说过等级差别这回事吗，长官？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 挣了钱却装成输了的样子，丘吉尔又点燃了一支雪茄，《泰晤士报》在解释“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亚的战壕里，用钢盔朝一个昏迷的家伙劈头盖脸地浇凉水。只要你能待在一个好等级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等级制就错不了，长官，因为一个等级得到蜜糖，而另一个等级只有狗屎。

对这名士兵的结论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伤致残，六百万人在工作时健康受到损害。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 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 ，1974年）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Andrew Levison）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词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们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他接着说：

想象一下，如果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公司总部像矿井一样坍塌下来，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员，全球会爆发多少抗议的呼声？或者假设所有的银行都长期弥漫一种会令经理、职员、出纳员们生癌的看不见的毒尘，情况会怎样？最后，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工作时失聪、断指、失去手或者眼睛，请想象一下那种恐怖……

死亡和受伤，也许是美国最可怕的等级分界线。正是这条分界线，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杀害或遭受残暴而无能为力的父母们，与那些逃脱了这场噩梦的富有的父母们（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著的S－2大学生延期服役计划 ）区别了开来。这一次等级分界，已经深深切进了美国社会的心脏地带，它带来的创痛将持续毒害好几代人。谁若仍对这个国家的等级意识将信将疑，就应该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劳动阶层父亲的直白：

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该死的美元打赌，我心里很苦。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个国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们经营这个国家，并从里头大把地挣钞票。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那些大学教授，他们去华盛顿告诉政府该怎么怎么做？但他们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在沼泽里死掉，我说的是越南。先生，他们没有。

一位母亲补充说：“我们始终没办法弄明白，当我的孩子不得不动身上路时，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区的高级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开这一切的。”

两分法的确能简易而又有效地强调不公和表达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样被很多人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三”这个数字代表着胜利、希望、智慧。它总能奇特地预示征兆，令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甚至还颇有神秘的魔力。至少从19世纪起，当马修·阿诺德 将他的邻人和朋友划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或者像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个命名一样：野蛮人（注意，指上等）、非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国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个等级的划分。中等阶层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从这个三层观念出发来思考等级制度，这不仅因为这个观念为他们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安全感，同时，这种划分恰到好处地使中层能够等距离地远离那个高于他们的阶层（也远离那些属于上层特有的种种罪恶，诸如骄傲、势利，挥霍、漠不关心），和那些低于他们的等级及其各种特征（诸如肮脏、拘束、羞惭、屈辱）。尽管称呼“下层阶级”的英式委婉语“劳动阶层”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势头，上层、中层、下层仍是称呼这三类人的习惯性用语。

如果说，在等级划分上，普遍为人接受的数字是三层，社会学家们则更倾向于五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要将等级的数目一一数清，有些人可能会自动放弃，因为他们会像写作《美国的炫耀》（ Showing Off in America ，1981年）一书的约翰·布鲁克斯 发现的一样：“在新的美国社会结构当中，各种各样的等级仿佛无穷无尽。”或者，他们会像一位被问及波士顿等级状况的当地人一样回答：“要我去数清楚或者叫出名来的等级太多了……见鬼，大概有15到30个吧。”（像一个美国好公民那样，他还会马上补充一句：“不过，这事儿跟我可他妈毫无关系。”）

我的研究结果使我确信，这个国家的等级最好分为如下九类：

有一点最开始就要弄明白：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钱，”一位工人说得尤为正确，“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 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回头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

想象巨额财产和高薪就能赋予一个人高等身份的人们，或许能从一本名叫《与一位百万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 Live a Year with a Millionaire ）的小书中获得些许安慰。该书的作者是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 ，他于1981年圣诞节将此书（免费）送给他的朋友们。不用多说，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满和毫无智慧，只能让读者联想到《拉德纳响铃》（ Ring Lardner ）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莱·刘易斯 的《了解柯立芝的人》（ The Man Who Knew Coolidge ）一类讽刺喜剧里的人物。“他们很有大城市人的气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会上遇到的人们时说，“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他说得越多，读者就越容易觉察，除了他的钱以外，惠特尼骨子里压根儿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伙，他不自觉地说着他那个社会阶层的种种陈词滥调。

对于再往下的阶层，这条原则同样适用：金钱并非那么说明问题。约翰·布鲁克斯以两家在郊区毗邻而居的居民为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自己动手重新装修了一番。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么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她的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布鲁克斯总结道：“总的来说，这两个家庭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收入却大体相当。”同样，罗素·林内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知力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看不见的顶层”（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尔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继承来的财产。无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么庞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比如像电影明星们，就不能位列这一等级，尽管他们的巨额收入和挥金如土的消费可以使他们模仿这一等级的身份。继承的财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钱” ——是标志头三个等级的不可或缺的原则，而且最好这个家族的财富已经传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来鉴别这种财富的“年龄”。英国旅行家乔纳森·拉班在美国中部旅游时，遇上了一位名叫萨莉的姑娘。她告诉他说：“‘新贵’们管密苏里州叫Missouri；‘老钱’们则说Missoura。”

“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公路上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干脆把最高等级称作“隐蔽的阶级”，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会买下这些岛屿），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最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测，正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那些巨富，教会了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癖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

19世纪90年代托斯丹·凡勃伦 在《有闲阶级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中讽刺过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谓大异其趣。在他那个时代，富人们喜欢铺张声势地炫耀自己，奢华的仆人和随从队伍就是明证。如今他们藏匿了起来，并非只为逃离妒忌和报复，也是为了躲避媒体对他们的曝光。他们的心机和残忍与凡勃伦时代相比亦大有长进。他们尤其想逃避一个根本不为凡勃伦当年所知的更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那些身着三件套笔挺西装的行乞者，总是成群结伙不屈不挠地打搅着这些有钱人。在美国，巨富的最大满足曾经来自炫耀，如今他们不得不隐居山林，真是堪称憾事。

不仅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一位“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极可能会轻蔑地将一份调查问卷扔在地板上，这种视而不见的作风倒是与“看不见的底层”颇有几分神似。正是从这里，我们开始观察到美国等级制度当中最奇妙的一幕—— “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之间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实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话。

就像那些隐匿在遥不可及的住宅高墙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岛屿上的顶层人物一样，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天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哝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销声匿迹。正是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享着一种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底层人物——凡勃伦说他们自己不挣钱，他们只接受钱——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天赋，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们才能在经济上应付自如。如出一辙，顶层人物也是从别人（祖辈）那里获取财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极少随身携带现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看不见”的顶层与底层的实际身份大致上明显地证明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原则，即所谓“两极相通”。

顶层往下的一个等级，上层阶级，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与“看不见的顶层”存在差异。首先，尽管这个阶级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继承，但他们自己也从工作中挣得相当多的财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干起来很轻松），他们会深感无聊甚至羞辱。他们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控制银行或历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团和基金会，或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通常是国会）一道忙于支持较古老的大学，帮忙处理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对外政策协会或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的事务。在由外行担任外交官的年代里，外交官里的大部分是从这个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见的顶层。”其次，上层是人们看得见的，他们经常惹人注目地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看不见的顶层”已经远离了凡勃伦所说的那个铺张炫耀的结构，而留给上层阶级来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当你走在街道上或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只要经过一座外观相当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上层阶级的一员。白宫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当中，哪怕曾经有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或是肯尼迪家族这样的人，能被列为“看不见的顶层”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只有“上层阶级”而已，这座周身纯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筑简直太过显眼，而对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这里的短暂居留通常意味着落魄和失势。这地方无可救药地也只能属于上层阶级——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里·杜鲁门居住时期。

当然，人人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所有这些等级当中的一种。不妨想一想威廉·鲁道夫·赫斯特 和他在圣西米恩的住宅。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屋子”属于“看不见的顶层”的风格，因为你从高速公路（离宅子最近的公共道路）绝无可能瞧见它的尊容。一旦你穿过绵亘数里的户外公园和“动物园”，看到迎面而来的大宅，便会感到主建筑的正面设计原来是为了唤起敬意，或不如说敬畏，这时你就会明白，这种假贵族的作派，完全无法掩饰赫斯特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个“看不见的顶层”。他太操心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了。他在排场奢华的宴会上使用纸餐巾的举止倒有可能体现出一个真正贵族的怪癖，但他让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来活像埃维拉大教堂 ，包括其他几座风格雷同的建筑——却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层阶级会在小男孩才会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头。

像其他所有阶层一样，上层阶级也有它自己独树一帜的标记。例如，它会在《社会名流纪事》上出现，而中上层阶级却不可能，尽管垂涎三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也很可能标志一个人的上层身份，但至少必须用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凯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个中产阶级或者更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尽管这语言与你的实际生活、事业或兴趣等毫无关系，也是上层的标志。自然，避免过于正确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烟是很有上层阶级风格的，不过一旦让人注意到这风格是经戒烟得来，你便立刻下降到中产阶级。家中“访客”川流不息是上层万无一失的身份标记，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空闲的卧室，以及一应俱全的饮料、食品、游戏、派对等等，可以让客人们随心所欲地休闲娱乐。在上层阶级的成员面前，你必须注意不要随意夸赞他们，因为那会被视为不恭——那里的一切理所当然地美丽、昂贵、耀眼，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习惯性地回报别人的恭维，因为这个阶级需要从恭维中获取信心。

上层阶级从不置疑一件物品的价值，因为毋庸置疑。某位青年艺术家拜访一对祖上来自英国古老家族的夫妇。走进餐厅时，他忍不住赞叹说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赫伯怀特 椅子。没过一会儿，他就被主人逐出门去。他们这样对别人解释：“那个家伙居然夸奖我的椅子！无礼得可恶！”与上层人物一同进餐时，一般也不要夸奖食物的美味，因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会有错。况且，这也不是出自她的厨艺，家里的厨师当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洒了，也不要惊慌，仆人自会过来将一切收拾干净。

对马的热爱——买马、养马、骑马、赛马、骑在马背上追猎小动物——仍然是相当值得信赖的上层阶级的标志。尽管在中上层阶级学会了仿效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层的独占，这情形有点像此前的双陆棋戏，在日渐流行后也就丧失了等级。不过，美国的上层与所有贵族共享一种一望而知的特性：他们对形形色色的思想无动于衷，毫无兴趣（这也是“看不见的顶层”的标志，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证实过这一点）。马修·阿诺德之所以把他们称作“野蛮人”，正是由于他们对思想的漫不经心。他明确地将他们的安详归咎为“从来不让任何人的思想烦扰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阶级。只要对任何才情焕发、独树一帜的说法闭目塞听，他们的生活就是舒适、优裕甚至妙趣横生的。

我们现在该谈一谈中上层阶级了。

这个阶层的家财与上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或者说白了，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观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祖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

中上层阶级的等级标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间，以备大批“夜客”涌入时，能模仿上层阶级好客的派头。另一个标志则是这个阶级性生活的纯洁，能打动这一阶层的女式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东西（这里的世界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男式内裤则是中上层男士们爱穿的拳击短裤。中上层男女的服装设计是为了遮遮掩掩，而绝非为了强调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们穿溜肩的短外套，因为肩章会强调肩膀，容易使自己与下层阶级混淆（贫民阶层的双肩是为体力劳动准备的）。军队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贫民阶层的内在关联。如果有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投了约翰·安德森 的票，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层阶级。这个阶级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绝不考虑烹饪或家务，而女人的就业范围则不外乎新闻、戏剧或房地产（当然了，只有中产阶级的主妇才老是足不出户）。中上层阶级喜欢通过给自己的宠猫起名为斯宾诺莎、克吕泰墨斯特拉或者赣第德 ，以此显示自己昂贵的教育水准。正如你已经领悟到的，这种做法同时意味着，他们几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无人不知的《权威预科生手册》（Official Preppy Handbook，莉莎·伯恩巴赫 与他人合著）中所描绘的阶级特征。

1970年红遍全球的电影《爱情故事》（ Love Story ），还有一首常青藤名校歌曲，也曾讴歌过这个阶级。这两样东西惊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风格对所有该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或以下的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当要求回答“你愿意成为哪一阶层的成员”时，大部分人选择中层。当问题是“你愿意属于中层的哪一部分”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层”。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须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莫罗依（John T.Molloy）所著《为成功着装》（ Dress for Success ，1975年）和《为成功而生活》（ Molloy’s live for success ，1981年），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自称“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使每一位企业雇员看上去都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要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也要与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依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么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么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依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同，他们的举止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一丝不苟。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

毫无疑问，像莫罗依和麦克尔·科尔达［Michael Korda，《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 Success! How Every Man and Woman Can Achieve It ，1975年）一书的作者］这样的指导者，完全能够教会那些胸怀抱负的人们模仿中上层阶级的外表。但是，至于他们能不能真正培养出真正的中上层阶级，能不能培养出那种与这一阶层协调的（亦可理解为产生这种风格的原因）放松、游戏感，以及适度的嘲弄，则让人心存疑惑。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有委婉的说法来表示“我们干吧” 。我们的确知道其他阶层的人可能发出饶有趣味的邀请：“让我们藏腊肠吧。”但就像《权威预科生手册》所说，除了中上层阶级，我们不敢想象还有其他阶层的人会说：“让我们来玩藏腊肠游戏吧”，并随即充满柔情地将“腊肠”简称为“肠”，就像他们将“血玛丽” 简称为“血”，或者将“金汤力” 简称为“G和T”一样。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事实上，是“生活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

至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个不断向下推进的讨论进程中稍作停顿，来考虑一下位于上方的三个阶层的地理分布。中层和贫民阶层的成员倾向于认为这三个阶层与地理位置问题毫不相干。只要你属于上层阶级，待在哪里不都一样吗？这种看法就大错特错了。

“我明白了，年轻人，你想加入‘大都会俱乐部’。”

“是的，先生。”

“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实打实地说，先生，新墨西哥州。”

“哦，原来如此。”（视线转到另一边）

在美国，成百上千个地区大到足以拥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只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将所有这些地区按阶级差异从上至下来一个分类排比，从格罗塞角镇和观察山半岛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维尔。从社会意义上看，那些经济上精细审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罗德岛州的新港，康涅狄格州的哈德姆，以及缅因州的巴尔港。至于洛杉矶，并不仅仅因为她的丑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还因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盘踞的时间委实太长，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路易斯 要比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位高一等。

要精确地说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赋予一个地区等级，可能性比较小。五十年前，H.L.门肯 在《美国向导》（ The American Mercury ）中尝试创造一种可信的测量方法。他的办法是发明一百个“社会指数”，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录》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订购《大西洋》杂志，或有多少人消费了大量汽油。今天，我们倒极有可能将一个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区列为高等级地区的上选，时间可以从门肯那个时代算起。我们得出如上衡量标准是由于从1940年至今，有许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如迈阿密 ，人口已经从17万2千猛增到了34万3千；而凤凰城 的人口从6万5千增加到了68万3千；圣迭各 的居民则从20万飞跃到今天的84万。

另一个似乎可取的等级标志，是看这个地方是否设有保龄球场。此话听来似乎诧异，但实在言之有据。在《地区估评年鉴》（ Places Rated Almanac ，1981年）中，理查德·伯耶（Richard Boyer）和大卫·萨瓦乔（David Savageau）发现了那些提供最多最完善保龄球场地的地区。一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些多么可悲无趣的地方：

蒙大拿州的比灵斯

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

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

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

艾奥瓦州的迪比克

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

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

刚才我已表明，指出一个地区为什么不具备社会学意义上的等级地位较为容易，而要指出一个地方为什么可取则比较困难。

评估某地区的不可取性还有一种办法：看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达到什么程度。俄亥俄州的阿克荣（从其他标准看，这地方肮脏丑陋），就因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师 的故乡而臭名远扬。像南加州的格林威尔镇，因为是伯比·琼斯大学 的所在地而“声望”卓著。而伊利诺伊的惠顿则与惠顿学院画了等号。人们记得这地方，是因为把这儿当作发了迹的比利·格雷厄姆牧师 的根据地。同样，加州的加登格罗夫也只是因为罗伯特·舒勒牧师 大人而让人难以忘怀，此人以机械的微笑和他那温馨滑稽的“水晶大教堂”著称。一位属于高级阶层的成员会选择弗吉尼亚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吗？很可能不会，因为那个小镇是杰瑞·弗尔威尔博士 的无线电广播传教发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并且是自愿捐赠的汇集地。

看来，这的确已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通则：社会阶层高的人们，绝不会居住在一个与宗教预言或奇迹有牵扯的地方，比如麦加、伯利恒、法蒂玛、卢尔德或者盐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开化的城市——像伦敦、巴黎，甚至纽约——都能安全无恙地通过这项测试。尽管用最严格的标准衡量，罗马仍会让人不大放心，但还是比耶路撒冷要更有格调。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新闻报纸的质量，也是这个城市（在等级意义上）可取程度的标志。尽管华盛顿一贯以它作为首都的优越地位——各国大使馆所在地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而自豪，但一旦翻开《华盛顿邮报》，这个城市顿时显得微不足道。周日版为它的读者们（上层贫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宫图，还有长篇累牍的电视肥皂剧情节介绍，外加安·兰德斯 教导人们如何往上爬的建议。与此相似，你只须注意《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为它的读者们提供的所有与《华盛顿邮报》雷同的货色，包括头版的“今日祷辞”，你就可以推断，印第安纳波利斯这座城市毫不具备等级上的优势。

数十年来，佛罗里达（也许棕榈滩除外）和南加州一样，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等级意义上最糟的两个地区。似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外，尤其是一些暴发户“新贵”聚集的地区，比如西德那些毫无品味和格调的夜总会，总是有可能被叫做“佛罗里达”。有教养的人们拒绝考虑在坦帕 附近居住的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此类广告牌在坦帕附近的阿波罗海滩赫然可见：“名叫龙巴多的家伙想跟您作邻居。”同样，加州埃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会被怂恿去买进“劳伦斯·威尔克 乡村俱乐部不动产”的一部分股权，目的是分享他们的音乐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贫民阶级最爱读的《国民探秘者》杂志的分类广告栏中，有四则广告正在出售伪造的大学文凭：所有四个出售文凭的地区从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亚。另一些例子则在等级意味上相当令人满意：被废弃的玛丽王后号游轮 ，作为一堆废铜烂铁恰恰被扔在一个无聊的地方：加州长滩 ；而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成了达利博物馆所在地；自然地，劳德代尔堡 是STP公司 的总部。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一名最高阶层的成员可能住在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呢？纽约当然是首选，接下来是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也许还有克利夫兰，或者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深处的乡村地区，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纳德斯维尔和普林斯顿以外，在新泽西州居住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新泽西的任何地方都要胜过加州的太阳谷、赛普拉斯和康普顿，俄亥俄州的坎顿，内华达州的雷诺，怀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佐治亚州的哥伦布，以及其他相似的军营城镇。当然还有俄亥俄州的帕尔玛——这个城市人口有10万，却没有一份日报，也没有公共汽车系统、旅馆甚至地图。科罗拉多州的常青市同样不可能被考虑，因为约翰·欣克利 就是从那儿来的；还有达拉斯，因为——众多理由中的一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曾居住在那里。

据说，某位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将拉斯维加斯称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认为，您完全可以凭自己对这类知识的谙熟程度，对自己的社会等级高低有一点眉目了。对了，上面的城市中，还有阿卡普尔科吧？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论等级。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它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认识一些很富有却顽固地保留着中产阶级身份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于别人会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评。餐桌上的仪态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个极重要的问题，用来掩盖某些活动的网眼窗帘也很盛行，比如遮掩“藏腊肠”活动（当然，中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这个词的，他们这一行为的对应词是呆板的“做爱”）。经常担心会不会冒犯别人的中产阶级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销目标，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了，整个“除臭”工业恐怕会就此坍塌。如果说内科医生通常是中上层阶级，牙医则不得不沮丧地对自己的中等阶层身份有所认识。据说，若在社交场合将一位牙医介绍给一位“医师”——牙医们喜欢这样称呼对方，牙医经常会感到严重的地位焦虑。而医生们称自己为大夫，并尤喜在牙医面前如此，当然，他们也喜欢在大学教授、按摩师或牧师面前这么说。

据《白领》（ White Collar ，1951年）和《权力精英》（ The Power Elite ，1956年）的作者C·赖特·米尔斯 称，“地位恐慌”

是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所以他们才需要申请越来越多的信用卡，订阅《纽约客》杂志，因为他们估计这表现了中上层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对这份杂志，或其中的广告的热爱，恰好印证了米尔斯对他们的描绘：“不从更高的社会环境借来地位，他们就会不得其所。”《纽约客》杂志的广告商看来早就对这批读者的心态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中产阶级面前的“准中上层阶级”姿态有时简直逗噱。比如，他们最近用一张打印的请帖大肆抨击使用昂贵信笺的恶习。跃入眼帘的第二个单词格外醒目，造作地遵循英式拼法将美国通用的honor拼成honour：

兹订于

本周五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镇狩猎谷俱乐部列奥那德·亚当·威斯特曼博士和夫人

杰弗里·洛冈·布兰顿博士和夫人

恭请您光临——

（到这儿上层阶级可能会说“鸡尾酒会”，或者，如果绝不会出差错的话，说“酒会”。但这里，布兰顿“博士”和夫人邀请您特别消费——）

香槟和鱼子酱

这儿惟一漏掉没提的是食品的品牌。

如果说此类东西的读者，曾一度是家族历史悠久，广泛植根于美国的一群人的话，今天的中产阶级却似乎是最没根基的群体。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光购买自身阶层的传家宝如银器什么的，他们还得每隔几年奉自己所属的公司之命长距离地搬家（通常目的地是所有最没格调的地方）。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质学家、电脑程序设计师、航空动力学工程师或被派驻到一方新市场的推销员，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场”（从前叫“销售”）经理，以便监督他的前任。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散布在各个郊区和新开发的住宅区，如威廉·怀特 所说，他们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招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这些雇员很快便学会了将所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抛诸脑后，这一点哪怕是从他们起居室的装饰也能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被动，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大部分时间被当作奴隶对待的中产阶级，对实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热的错觉，实在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其中一个标志便是他们对纹章证书的追求（“这张美丽的压有凸纹的证书会显示您的家谱”）；另一个标志是他们习惯于每年发出家族通讯，报告家里人在成为“职业人士”的角逐中的最新名次。

约翰年方二十二，正在韦恩州立大学的牙医学院度过他的第一个学年。

卡罗琳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州首府）一家很有声望的公司谋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行政秘书。

有时候，这些骄傲的一览表着实令人心碎，上面满是家里人在过去一年中建立的“关系”：“今年鲍勃成为了四个组织的成员：地方商会平民会、北美啤酒罐收集者联盟、伊万斯威尔大学校友会，以及凡德伯格县青年共和党组织。”（参见凡勃伦的论述：“由于保守主义是富人们的特征，富人们因此在社区享有更好的名声。这样一来，保守主义也就获得了某种能令人肃然起敬并富于装饰意味的价值。”）由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出门购物时总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就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对刨根问底的社会学家讲的一样，她的直觉告诉她：“你一走进百货商店就会明白，等级是存在的。女人穿得越体面，受到的招待就越好。”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词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价值的惟一标准的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中产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味的拥有者联系起来（过于脆弱的联系），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中产阶级苦念着“正确无误”和别做错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会后，他们也要写一纸感谢函，赠送过于昂贵或“正确”的礼物，绝不会哪怕略为提及任何公认等级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游历过很多地方的读者会很从容地接受英国的势利学研究权威内尔·麦克伍德（Neil Mackwood）的发现——比利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势利之辈的摇篮，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满足这一欲望的方式。“俱乐部”和“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很自然，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下面这一类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针对的目标：

您属于

森林公园社区！

只要举步迈入我们这个社区，您就会懂得欢迎的含意：

您是这个大集体的一分子……

怪癖、内向、热爱隐私，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与他们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悖的价值。中产阶级当中流行一种观念：建一道篱笆，哪怕高一点的灌木，也是对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们还流行一种观念，你可以事先不打电话预约便造访邻居或朋友。中产阶级生来幼稚、殷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难相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于生性羞怯、思想传统，他们当中谁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在下午——而非夜晚——性交。很显然，夜晚才是事务缠身、行为庄重的公司职员行此举的正确时间。威廉·怀特曾一面在一处郊区闲混，一面研究那里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告诉他：“再也没有比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们来的时候总会敲门。”

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这经常比金钱更重要），并且尤其强调“管理人员”一词。（事实是，人们面对这个术语时，究竟是心怀敬意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标志着等级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装一台录音电话，自然很容易（花费相对较低）就能模仿高级专业人士的作风，但不要指望在蜂鸣声过后会有一个滑稽或古怪的声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鸭、理查德·尼克松的声音——告诉你可以留言了。中产阶级都很胆小，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他们向来是别人的人，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斯特兹·特克尔：“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守规矩，你应该克己、遵守社会规范，你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为舒畅而来》（ Coming Up for Air ，1939年）中为他书中的中产阶级英雄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到位：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乐剧《安妮》（ Annie ）和《堂·吉诃德》（ Man of La Mancha ）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为向中产阶级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了诸如《明天》（ Tomorrow ）、《不可能的梦想》（ The Impossible Dream ）一类歌曲，并向他们允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标志，源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不安定感，即习惯性地拿自己开玩笑打趣。尽管尚无法确定这些玩笑在传达何种社会效应，但“推销员”的角色使他们有必要推销善意和乐观主义。于是，中产阶级人士充当自己心醉神迷的听众。有时候他会当众道出几句也许聪明的俏皮话，但随即便会环顾四侧，捕捉听众的反应。当然，他强烈地渴望称赞。

中产阶级青年酷似他们的父辈。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读约翰·莫罗依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层阶级的手段和技巧，这些年轻人就是答案。一个又一个公司培训计划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飞机上遇见他们。他们的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20世纪50年代的样式。他们常说的词是“底线”，需要说“不”时，他们总会说“一点也不”。他们的脖子总是显得长度不够，眼球的转动则太频繁，不是从上到下，而是瞟来瞟去。他们将以公司受训人员的身份步入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尽忠职守的生活后成长为一名公司高级职员。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纳闷生活是不是应该大致如此。

关于这个占我们人口几乎80％的伟大的中产阶级（人们这样描绘自己的等级，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赞同的话），我们就谈到这里。

往下，我们自然该谈谈中下阶层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绝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符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C·赖特·米尔斯说，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

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低薪白领，如今不过是些工作机器，他们的妻子也通常得像丈夫一样卖力工作。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特兹·特克尔他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么怎么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战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他们先是在越南丢人现眼，随后又为自己的社会名声坐立不安，上述说法就越来越像是冒傻气的套话。一位军人的妻子说：“有人喜欢把医生、律师叫做‘专业人士’。所有的军人都是‘专业’的嘛。”然后是一个明显的逻辑偏差：“还有谁会比用自己的一生来保卫祖国的人更专业呢？”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他们中有一位曾说过：“我原来打算做律师，唉，我还想过做医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脑瓜聪明才行。”但上层贫民是很聪明的，至少是精明。因为通常没有人严格监督他们的工作，他们信奉个人独立并为之骄傲，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样独立的人。这些人，就像社会学家E.E.拉马思特斯（E.E.LeMasters）在他的书《蓝领贵族》（ Blue-Collar Aris-tocrats ，1975年）中描述的那样，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蔑视与贵族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蔑视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层贫民说：“如果我儿子打算一辈子都系着那根见鬼的领带，对老板打躬作揖，他有权利那么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至少也应该有权用自己的两只手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啊。”拉马思特斯说，像其他贵族阶层一样，这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社会环境的顶层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往上爬’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颇有贵族气，比如对赌博的忠诚，对猎鹿的喜好。室内装饰的鹿角使他们的住处看来不亚于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小屋。奥特加·加塞特 指出，上层贫民还“倾向于把游戏和运动当作自己毕生的职业来从事”，并对女人抱一种不甚浪漫的态度——这方面也酷似贵族。

由于这些人绝不打算在选择正确的地位标志上忧心忡忡，他们也就相当地悠闲自在。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么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羞耻感属于比他们优越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讲，羞耻感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情绪。吉丽·库柏发现，约翰·卡尔文 是中产阶级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则是贫民的代言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绝对可靠的标志帮助你辨认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如果是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在中上层阶级中，你很可能发现两家的丈夫分别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等级更高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位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他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么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

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地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的敬意。了解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热天喝一听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并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还意味着你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纽约地铁车厢里的涂鸦作者会在任何地方涂鸦，但几乎不碰广告牌，“似乎这些创作者尊重社会的这一方面： 广告”。

菲利浦·罗斯 所著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索菲亚·波特诺，一直在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之间徘徊。若说她那措辞强烈的自我夸耀是中产阶级式的，她对广告商标的尊敬和对物价的敏感则很有上层贫民的味道。她在谈到黑人女佣时对儿子说：“只有我一个人对她那么好。只有我一个人给了她整整一罐金枪鱼作午饭。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阿历克斯，我说的可是优质的，被称为‘海中鸡肉’的那种……四毛九两罐。”以“蓝领妇女”为主要目标的《真实故事》杂志（ True Story ），向它的广告商们信誓旦旦地承诺，这本杂志的读者“对商标最最忠贞不贰”，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层贫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你必须做的。

在西南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义”之嫌），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并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的举止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受冒犯了。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李维逊，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天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

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凡勃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象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压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大学教授则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有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

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即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并遭到老板的斥责，而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说，“我们中间好多人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来说简直太没劲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斯特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他回答道：“我是零蛋。”

贫民倾向于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当我们观察贫民时，最好注意英国批评家理查德·霍嘉特（Richard Hoggart）的结论：“绝对不存在简单的人。‘平常’人也很复杂。”罗伯特·布莱 一定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诗歌已经表明了这点。这首诗的名字叫《跟我来》：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独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兰车胎。

躺在灰烬和尘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摇晃着跌下山，在夜晚，终于

湮没了，在池塘，

那些弃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内胎，破裂，

黑色，干瘪的躯体，被使用过，爆开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车库长椅周围，蜷缩的薄钢片，

有时候还温暖，坚硬，当我们握住

它们，但也放弃了，只把万事归咎于政府

那些南达科他的公路，迂回着

四处探触，

在黑暗里……

这倒是一个提醒：正是他们，那些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一一退缩到他们私人的乐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缮，洗车擦车，打扑克，钓鱼，打猎，野营，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西部片，把自己当作球场上的四分卫或者开拓边疆的英雄，走亲访友（相反，大多数中上层人士对亲戚退避三舍，只与朋友来往），在周六或周日与家人在当地的商厦购物。

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下层贫民的特征是：明显地感到就业不稳定。这个阶层包括非法移民，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霍嘉特对英国低层劳动阶层的描绘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大山谷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曾经受过训练，如今却一无所获，很可能会出于彻底的、一意孤行的绝望而参军入伍。

但他们的境况还是要比看不见的底层好得多，后者并无季节性工作可干，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济过活。赤贫阶层与“看不见的底层”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比后者钱多一点，而在于他们“看得见”。“看得见”的底层出没在充斥着廉价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随身携带购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场所长篇大论地向听众诉苦的人，是那些从纸袋裹着的酒瓶子里喝酒的人 ，是那些出于渴求别人的认可而当街“表演”的人们。

因此，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人们就沦为“看不见的底层”，要么整日守在福利机构的房间内，要么想方设法让人弄进一处公共设施，至于那是慈善机构还是管教机关，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要紧。

各个阶层大致如上所述。

把它们想象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更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跤、漏念台词或穿错戏服，反正不愿以诸如此类的倒霉事惨淡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uQgYjkO0Z0RW8no9UD+msDZ26v7KLNidbiLaKaHmLI0TZafi6NFkJD3cGiasHk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