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战争的理念，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均有体现。针对西方国家而言，不管国与国之间相隔多么遥远，存在多少差异，有些理念仍会被西方国家所共同遵守。例如，吹响号角代表全力作战，一旦出现败势也会有相应鼓励士兵的方法；战死和受俘的士兵存在相对稳定的比率，对待战俘的方式也都心照不宣。这些理念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十分常见，因为他们战争的文化传统非常接近。

在战争惯例方面，日本人所有不同于西方人的行为，既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体现，也是他们对人生责任的理解。为了系统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探索他们的战争理念可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能从中提出有关日本人性格方面的问题，并通过研究给出答案。至于日本人的战争理念是否背离西方世界的“教条”，并不是我们研究的关键。

日本人确信他们的战争属于正义一方，这一点恰恰与美国相反，两个国家判断的国际形势也有很大差异。在美国人心中，战争的起因在于轴心国的入侵，德国和意大利一系列的入侵行动冒犯了世界和平。无论轴心国“窃取”满洲国，还是“征服”波兰和埃塞俄比亚，都证明他们在进行一场压迫弱者的非正义战争。或者说，轴心国违背了别人的生存权利，影响了世界贸易自由、门户开放等基本准则。

然而，日本人眼中的战争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只要世界上存在绝对主权，便到处充斥着“无政府状态”。在日本的战争理念中，有必要将世界整合成日本统治下的等级社会，就像日本社会体现的那样，从上至下等级森严。在日本人的信念中，“各得其所”尤为重要：日本不仅镇压匪帮，取得了统一与和平，还建成了公路、电力设施以及钢铁工业。据官方统计，他们已经在青少年中进行了高达99.5%的教育普及。因此，依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日本有必要帮落后的“小弟兄”中国一把。作为大东亚的一方霸主，他们有责任先将美国赶出这一区域，然后赶走英国和俄罗斯，让所有人“各得其所”。

在日本人的构想中，全世界浑然一体，国际等级制度必不可缺。下一章我们将细细品味这种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价值观，对于日本文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日本人的战争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梦，也是他们眼中最适合自己的梦。不幸的是，那些被日本侵占的国家，从未站在这一角度看待日本人的梦。最后，日本虽然战败了，却没有对自己的梦——“大东亚共荣圈”进行道德批判。即便是日本战俘（一些并非强硬派的人），也很少指责他们国家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发动战争的目标。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都会保持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对等级制度必然拥有强烈的追捧和信心。对于爱好自由平等的美国而言，日本的观念实在太奇怪了！因此，在我们感慨的同时，有必要了解日本为什么看重等级制，以及日本在实行等级制中取得了哪些优势。

日本建立胜利希望的方式也与我们国内流行的不一样。日本人会不停地叫嚷：“我们定会夺得胜利，因为物质永远敌不过精神。美国的确强大，他们的装备十分精良，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强调，所有失败都是可预见的，他们也从未放在眼里。日本一家大型报社发布《每日新闻》说道：“如果害怕一些数字和符号，我们就不用发动战争了。敌人拥有充足的资源是在战争前就存在的事实。”

如果日本打了胜仗，他们的士兵、军人及官方发言人会一再重复，不存在军备竞赛，这是一场日本人信奉的“精神”同美国人信奉的“物质”之间的战争；如果日本打了败仗，他们会一再强调，在这样一场神圣的战争中，盲目地信奉“物质”必然会遭遇失败。当日本在塞班岛和硫磺岛接连失败，这一信念无疑变成了最合理的搪塞。当然，它并不是日本为惨败作出的辩解，早在袭击珍珠港之前，这些话就已被普遍当作战争的宣传口号。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不足尚不为顾，我们又何必担忧‘物质’呢？”

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积极备战的同时，日本也在担忧军备。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备方面的支出呈直线上涨，超过一半的国民收入被投进陆军和海军的军备活动，每年仅有17%的资金被用于维持民间项目。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对军备竞赛并不是漠不关心，战舰和枪炮恰恰正是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武士的刀剑也可以是美德的象征。

跟美国始终在追逐强大一样，日本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在枪林弹雨中，日本和美国不得不超负荷生产武器，但日本始终贯彻着自身所奉行的前提。他们坚信，精神是永恒的，超越了一切，虽然物质也必不可少，但它是次要的、短暂的。日本一知名电台曾向西方世界叫嚣：“资源之所以有限，原因在于物质不能维持千年！”他们将对精神的依赖原封不动地应用到战争活动中，并将战术理论形成了这样一句口号：“严格的训练可以打破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血肉之躯可以抵抗敌人的钢枪铁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口号并不是专为这场战争提出的，而是日本持续多年的传统活动。在日本的战争宣传册开头印有醒目的黑体字“必读必胜”——只要读了这本小册子，战争必将获胜！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不惜以自杀的形式来摧毁我们的战舰，正是精神挑战物质的最佳典范。“神风”一词来源于一场拯救日本的风，13世纪蒙古人对日本发动进攻，正是所谓的“神风”摧毁了蒙古的战船，粉碎了敌人入侵日本的野心。

即使是面向平民的宣传，日本官方也会强调精神层次优于物质条件。工人们每天劳作12个小时，还要时刻提防敌人飞机的轰炸，他们不会感到疲惫吗？“我们的身体越累，我们的意志就越高昂，这便是我们信奉的精神！”工人高呼：“我们越是疲惫，训练效果就越辉煌！”冷风刺骨，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们不会感到寒冷吗？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号召大家练习能保存体温的健身操，说它不仅是取暖设备和温暖床具的替代品，更是能维持身体机能的不二法宝。也许有人会反对：“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做消耗体能的健身操呢？”“不！食物越是短缺，我们就越该练习健身操来提高身体能量。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消耗极限体能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体力。”美国人对此的观点是：身体能量基于一个人前一天是否有充足的睡眠、是否吃过营养均衡的食物，以及是否感到寒冷，然后通过计算得出可以消耗多少体能。和美国人相反，日本人全然不顾是否有积攒足够的能量，就连美国人的计算方法也被他们视为物质主义。

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广播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极端，甚至吹捧精神可以克服肉体已经死亡的现实。一个广播节目曾描述一名日本军官克服死亡的奇迹：

一场战斗刚刚结束，日本以三四架战机为小队陆续返回基地。一名上尉最先返回，站在地面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天空，一架架地核实下属的飞机状况，他面色苍白却依旧保持镇定。当最后一架飞机落地后，上尉走到指挥部，向总指挥官做了份报告。然而，报告刚刚完成，他却突然栽倒在地上。现场军官立即上去救援，经检查发现，上尉的身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有一处致命弹伤。让军官惊讶的是，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如此冰冷，可见这位上尉已死亡多时。也就是说，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坚持做完了汇报。由此可见，创造了这一神奇事实的是大尉极其强烈的责任感。

当然，美国人肯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日本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他们指出，以广播中如此肯定的语句看来，那名上尉的故事必然真实发生过，是一桩神奇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这是事实，而不是奇迹呢？原来，他们认为灵魂是可以“修炼”的，很明显上尉就是个中好手。日本老孺皆知：坚定的灵魂可以维持千年之久，所以，“一名空军上尉的灵魂在尸体里存在数个小时”，听起来也就不是什么奇迹了。何况上尉已经将“责任感”深深烙在心中，并当作自己生命的核心准则。正如日本人所信奉的“特殊的技术训练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这名上尉显然从中获益匪浅。

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不相信日本人这些极端的想法，也可以将其视为落后民族的迷信，或被蛊惑者的幼稚表现。但奇怪的是，我们越这样想，就越难在战争和竞赛中击败他们。日本人的信念通过一定的禁忌和排斥，再通过一定的训练方法深深根植于心中，并不是美国人所想的怪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战败时承认“失败了才认识到精神不是万能的”“‘手持竹枪’守住阵地简直是天方夜谭”的真正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日本人口中“光有精神还不够”的真正含义：并不是精神敌不过物质，而是日本人发现无论在战场还是工厂，美国人都有能与他们匹敌的精神。正如日本人战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战争期间，我们的表现过于主观了。”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各种表现，不仅包含等级制度和精神至上观，还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心理学上的典例。日本人不断地重复，士气和安全感都须提前做好准备。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平民区遭受轰炸、塞班岛接连惨败也好，菲律宾失守也罢，日本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宣传语都是：“一切都是事先已知的，没什么可担心的。”电台一次又一次将这些口号发挥到极致，告诉人民日本仍处于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

由此一来，日本人可以不断依赖这种安全感，对突发事件放宽心态。“美国占领了基斯卡岛 ，让日本处于美军空袭范围内，好在我们对此早有预估，并做了不少准备。”“敌人肯定结合海陆空三军发动反击，但这也是我们作战计划的一部分。”甚至那些美军抓获的日本战俘，以及期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无望战争的人们，都确信轰炸并不能削弱日本军民的士气，因为“他们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在美国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鼓励军民说：“敌机终于来了，就在我们的头顶。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我们这些造飞机的人对此早有准备，可以说我们一直在期待这天的到来。”日本人认为，只有在所有事情皆为已知，所有事情都可掌握的情况下，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说明一切都是自己主动为之，而非别人被动强加。“我们不应该考虑自己在被动遭受袭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促成了敌人的进攻。”“敌人，你让他来才会来。”他们会说：“我们一直在期待敌人到来，我们很高兴他们能来。”而不是“该来的还是来了。”日本海军大将在国会上引用西乡隆盛 的名言：“世上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我们创造的，一种是我们碰见的。到了艰难时刻，一个人可以不碰见机会，但不能放弃创造机会。”当美军舰队驶进马尼拉时，日本电台“透露”：山下奉文将军露出明朗的微笑，嘴上说“敌人已入彀矣……”在美军炮轰仁牙因湾后，马尼拉迅速失守，不过，这也被认为是山下将军的“计谋”，而且他的“计谋”仍在不断落实中。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要让自己知道：失败也是一种成功。

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不过美国人走向的是另一个极端。美国人对战争全力以赴，是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必须要还以颜色，让敌人清醒一下。美国谋划国土安全的政治家们，可没人敢说“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岛惨案”全“处于计划之中”。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敌人打上门来了，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而日本人更倾向于那种计划好的、运筹帷幄的生活方式，并视意料之外的事物为最大威胁。

日本人的战争还透露出另一主题，也同样揭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自我暗示“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因此必须打起百分百的日本精神。当日、美两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激烈交锋时，日本军官给士兵颁下一道命令，说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大家必须展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被训诫，一旦遭到鱼雷袭击或接到弃船命令，不能慌乱，要表现出军人的最佳仪态。不然世界会取笑你，美国人会将你的丑态拍成电影，并在纽约的大荧幕上公映。日本人唯一在意的就是自己准备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个怪异的观念也源自日本文化。

有关日本人的战争态度，最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日本天皇，以及天皇对国家的控制力有多大。美国权威学者指出，在日本过去700多年的封建时期，天皇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日本古人尽忠的对象是他们的主君——大名 ，以及大名之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幕府将军 ，没人会在意是否对天皇表示忠诚。天皇与世隔绝，终年在皇宫中隐居，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幕府将军制定的规则限制。甚至大名不敢轻易对天皇表达尊敬，因为会被视为有背叛幕府之心。但对日本人民而言，天皇几乎无处不在，一直是尊贵和威严的象征。可有些美国分析家坚持己见，认为了解日本只能通过它的历史。凭借天皇这样一个虽然活着，却在国民记忆中十分模糊的形象，又怎么可能凝聚起一个民族呢？他们怀疑，日本人越坚持效忠天皇，就越显得他们的效忠之心非常虚伪。因此，在战争时期，美国不必柔和处理有关天皇的问题。反而要针对这样一个近代以来才扶持出的非常邪恶的“最高元首”，发动最强劲的攻势。理由似乎相当充分：天皇是日本现代神道的核心，如果天皇遭到挑战或摧毁，敌国日本的社会结构很可能土崩瓦解。

也有不少有才干的美国人对挑战天皇持反对态度。他们不仅从前线或日本看过相关报告，还真正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一些有日本生活经验的人深知，没什么比对天皇不敬或公然打击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或激发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知道，日本人眼中的天皇受辱并不等于军国主义遭受打击。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成了国家响亮的口号，军国主义备受质疑，就连军人上街都要谨慎地换上便服，日本人对天皇还是一如既往的崇拜。这些美国人强调：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并不等同于“希特勒万岁”。因为希特勒跟纳粹党的命运，以及所有法西斯的邪恶计划紧密相连，而日本天皇不然。

日本战俘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士兵，日本军人没有接受过类似“被俘获时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教导，而且他们对于拷问的回应也出奇地不一致。有人说，日本军人之所以没被灌输这些内容，原因在于日本一直高挂“不投降”政策。直至战争最后，一部分军队和地方军团也没对该政策作出任何修改。我们之所以要关注日本战俘的证言，是因为它代表了日本军人的普遍想法。要知道，日本战俘从不因为士气低下而投降，他们也不会因为投降而变成与典型代表相反的士兵。只有受伤和昏迷的士兵才会因无力抵抗而受俘。

在不同人的心中，天皇代表的意义也各有不同：一些固执保守的日本战犯，将极端的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说自己只是“遵从天皇的旨意”“为了让天皇安心”“领命为天皇赴死”或“服从天皇是军人的天职”。但是，那些反对发动战争，以及不支持日本征服计划的人们，也常常将自己的和平主义归功于天皇。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说，天皇是“热爱和平的陛下”，并坚持认为天皇一贯“宽厚仁慈，反对战争”，只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他们眼中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希望他的子民陷入战争泥潭，更不知道他的士兵正遭受怎样的灾难。“满洲事变时陛下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天皇并不知道战争开始，也没有得到他的批准”……这类说法比比皆是。日本战俘的陈述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许多德国士兵一边对背叛希特勒的人非常不满，一边又将战争及备战的责任推给希特勒，认为他是“蛊惑者”“煽动者”。而日本战俘则十分明确：崇拜天皇和支持军国主义是互相分离的。

然而，天皇和日本又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日本绝不可以没有天皇。”“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远超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即使日本战败，日本人也不会把责任推给天皇。“国民不认为天皇应为战败负责。”“内阁和军部将领应遭到指责，而不是天皇。”“即使日本战败，国民仍会百分百地支持天皇。”

日本人普遍认为，天皇的存在凌驾于一切批判之上，这对美国人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没有人能免受审查和批评，但这的的确确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即使战败了也不曾改变。那些无数次审问日本战俘的经验人士证实，没有必要每一份审问记录都标上一句“誓死不说反对天皇的话”，因为这几乎是所有日本战俘的共识，甚至那些已经同意和盟军合作的日本人也会如此。在所有审问记录中，仅有三个日本人委婉地表达了反对天皇的意思。其中一人言辞非常激烈：“天皇继续保留皇位明显是个错误！”；另一人形容天皇是“性格软弱的傀儡”；第三人更倾向于天皇应该为日本的未来选择退位，况且如果君主立宪制被废，日本年轻女人很有希望拥有她们梦寐以求的自由。

日本指挥官们很有效地利用了国民对天皇的崇拜心理：他们在为下属分发香烟时强调，香烟来自于天皇；在天皇生日当天，他们会率领部下对着日本本土的方向三鞠躬，并高呼“天皇万岁”；在部队日夜遭受轰炸时，他们还会坚持早晚两次吟诵天皇派发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回荡于森林”。军国主义者在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崇拜心理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号召士兵“完成天皇陛下的旨意”，“为天皇赴死、解忧”，“向仁慈的天皇表达敬意”。但是，服从天皇可以产生两种后果，正如一些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手里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死战到底。反过来，只要天皇决定停战，他们很快便会停止战斗。”“只要日本下令，日本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就连最积极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停止杀戮。”“只有天皇下令，日本军民才会接受失败，甘心为战后重建。”

与无条件、无抵抗地效忠天皇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往往大肆抨击天皇之外的个人和集体。无论日本报纸还是杂志，或是战犯的证词，都有对政府和统帅的批判。日本战犯肆无忌惮地批评军事统帅，尤其是那些没跟他们共患难的人。战犯痛恨那些自己乘飞机逃跑，却让部下留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军官，他们批判完还会反过来赞扬另一些军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缺乏识别好坏的能力。

日本本土的报纸和杂志，会呼吁更贤明的领导者上台，因为现有的政府不能令国民满意。它们还会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6月东京刊登的会议座谈记录便是很好的例子：当时，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以及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袖出席了这次集会。一名发言人讲道：“有很多渠道可以唤醒国民，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近些年来，国民不能也不愿坦白心中所想，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某些言论而被政府怪罪。他们变得犹犹豫豫，开始随波逐流，公众思维也会跟着懦弱起来。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没人能发掘民众的力量！”

另一名发言人补充：“我和选区的民众几乎每晚都举办座谈会，但很多时政要点他们都选择闭口不谈。很显然，言论被无形的屏障限制了，这对刺激国民的战争意识十分不利。《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看似公正，实际上却严重限制言论自由，致使社会倒退回封建时代。所以说，只有言论自由才能激发全国人民的战斗力！”

即使战争还未结束，日本人也会直接批评他们的政府、军事统帅和直属长官。他们虽然认同等级制度的价值，但并非不存在质疑。当然，天皇是个例外，任务批评都与他无关。有人会问：既然日本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近代才确立的，那为什么他可以置身于舆论之外呢？是日本人有什么怪癖，才让天皇获得如此超然、神圣的地位吗？难道真的像日本战俘所说，那些“手持竹枪也会死战到底”的人，一旦天皇宣布投降，也会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吗？是这些日本人故意欺骗，欲将我们引入歧途？还是，这一切都是真的？

从日本人反物质的偏见，到他们至高无上的天皇，再到战争期间日本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都是所有日本人的思维体现。然而，针对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却为日本军人所独有。当美国为指挥台湾岛战役的海军上将约翰·S.麦凯恩授予十字勋章时，日本电台对此表示极为震惊，甚至感到难以置信。由此看来，日本军人和美国军人对待战斗力消耗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上将约翰·S.麦凯恩授勋的官方原因，并不是他击退了我们的军队。日本电台说：“我们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尼米兹公报已经公布这位将军击退日本人的消息……但海军上将麦凯恩被授勋的原因，居然是他成功保护了两艘已损战舰，并护送它们撤回美国。这则消失并非虚构，而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我们不是怀疑海军上将麦凯恩是否真的撤退两艘战舰，我们奇怪的是，成功运送已损战舰居然能在美国获得勋章？”

美国人为所有的救援欢呼，愿意为所有被逼入绝境的人提供帮助。一个人的行为本就英勇，如果能再救出一些伤员，那就是一桩英雄事迹。不同于美国人的想法，日本士兵拒绝这种“无关紧要”的救助，甚至我们的B-29战机和战舰上装有救生设备，也被他们视为“胆小鬼的行径”。日本报纸和电台有很多嘲笑这些的桥段，在他们眼中，视死如归是唯一的荣耀，完全没有必要提前做出预防。在日本军方对受伤者和病患者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负伤的战士对他们来说，就好比“受损的物资”，在日本营地里，为了补充战斗力而准备的医疗物资也严重不足。随着炮火的延伸，各方面的补给都十分困难，医疗物资的短缺也越发严重。

事实上，补给困难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日本人对物质的嘲笑才是其中的重点。日本士兵被灌输“死亡本身就是精神层次的胜利”，以致我们对病患及受伤者的照顾，也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妨碍”。即便是日本平民，也不会像我们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看见受伤者，会心生怜悯，这对我们来说比任何的福利措施都重要。和平时期，欧洲来的游客经常赞扬这一点，但日本人对此完全不屑。在战争中，日本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队，也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将伤者从前线转移，更没有前方、后方等一系列完善的医疗团队。日本人对待治疗复原的态度让很多人大皱眉头，在一些极端场合，他们甚至会枪杀一些本该住院的患者！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前线地区，日本人经常被迫撤离营地，但即便时间上允许，军队也不会做出任何撤离病患和受伤者的安排。只有在日本人所谓“有计划的后撤”，或敌人已经占领营地时，日本士兵才会想起受伤者和病患。那时，负责病患和受伤者的长官会在撤退前射杀下属，尚存意识的伤者也会举起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如果日本人对待伤员的态度是他们对待国民的基本表现，那日军处理美国战俘的方式肯定也好不到哪去。依我们的评判，日军无论对待国民还是战俘，都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菲律宾前军医哈沃德·W.格兰特里上校却不这么认为。他曾在台湾作为战俘被日军关押了三年，格兰特里上校后来回忆：“在战俘营，美国战俘的医疗待遇要远远高于日本军人。因为盟军军医能治疗盟军伤患，而日军很少有医生。一开始，日军唯一的医疗人员是一名下士，后来换成了一名中士。”一年时间里他只看到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人的“牺牲观”有个最极端的例证，即日本人根本不会投降。任何西方军队，只要他们拼过、尝试过，若发现胜利无望，便会选择向敌人投降。投降后，他们依旧会视自己为“充满荣耀的战士”。根据国际协议，投降士兵的名字会被通知国家，这样家人就可以知道他们还活着。在家人和国人眼中，他们不管作为公民还是军人，名誉都没有任何损伤。但日本人对这类情况完全拒绝，只有战到最后才是荣耀。胜利无望时，日本军人即便使用最后的子弹自尽，或组织自杀袭击、赤手空拳与敌人拼命，都不会选择投降。若一名军人在受伤或无意识的状态下被俘，他在日本也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是“满身耻辱的人”，甚至活着还不如死了。

虽然日本军队确实有类似“不许投降”的军纪，但很显然，前线根本不需要刻意教导士兵誓死不降，日本军队也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缅北会战中，日军投降人数与死亡人数之比为142∶17166，即每120名日本士兵才有1人被俘获，其中还有一部分被俘时就已重伤或毫无意识。至于直接投降，或两三名士兵一起投降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西方军队信奉的真理是：军队可以投降，但不能损失超过1/3或者1/4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投降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通常为4∶1。然而，日军即便在新几内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时，投降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仍高达1∶5。但对比缅北会战的1∶120，1∶5的比例在我们眼中无疑是个奇迹。

所以，在日本军人眼中，美国有那么多战俘实在很丢人，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投降的。在日本人看来，投降的人才是“受损的物资”，而那些病患和受伤者，他们依旧是“真正的男人”。不少美国战俘后来描述，一个美国人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大笑有多么危险，因为这会严重激怒旁边的日本守卫。要知道，日本人认为战俘是耻辱，美国人对此却全无意识，这足以令他们难以容忍。一些美国战俘必须要遵守的规则，负责看守的日本士兵也同样要遵守。急行军被关在狭小空间里转移，对所有的日本守卫来说都是家常便饭。美国战俘要掩盖好自己的违规行为，否则会被残酷惩罚，因为这被视为公然挑衅。美国战俘们有时会到外面修建公路，按规定他们不准将外面的食物带回来，但只要把水果或蔬菜遮掩起来就会得到默许。如果水果不慎被发现，就是在公开破坏规矩，蔑视日本守卫的权威，是“不被容许的冒犯”。公开挑战日本守卫的权威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哪怕“小声顶嘴”也不行。日本平民在生活中很讨厌顶嘴者，军队对此行为的惩罚更加严厉。在日本战俘集中营，每天都发生许多无道处罚和残酷暴行。我没有宽恕暴虐行为的意思，只不过要知道文化差异产生的暴虐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暴虐。

在战争早期，日本士兵普遍相信一个传闻，说盟军会虐待并全部杀光战俘，这也打消了很多人不战而降的念头。还有一个散布广泛的谣言，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盟军会令坦克碾压战俘的尸体。由于日本人善于伪装，即使一些日本士兵想要投降，我们也会怀疑是否有诈，进而不得不杀死他们，这也多多少少印证了日本人听到的传闻。如此一来，日本士兵除战死之外别无他选，与敌人同归于尽也变成了自豪的事情。正如一名日本军人所说：“既然已经决心为胜利燃烧自己，在还没有取得光荣战绩之前就死亡，明显不是英雄所为。”于是，我们的军队变得越来越警惕，这也进一步削减了日本投降士兵的人数。

投降的耻辱一直在日本人的良心深处燃烧。他们将投降看得太过严重，这与我们的战争观念完全不符。与此同时，我们的观念在日本人眼中也是完全陌生的。当美国战俘提出日本人应该把他们的名字通报给美国政府，以便家人知道他们没有阵亡时，日本士兵不仅惊讶，还十分蔑视美国战俘的想法。至少，日本没有为在巴丹半岛投降的美国士兵准备这些。在日本普通士兵看来，美国人会按照日本的方式处理事情，他们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被俘的美国士兵没有耻辱感。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最具戏剧性的差异，无疑表现在日本战俘与盟军的合作。这些战俘丝毫不考虑如何适应新环境，他们几乎没有名誉可言，作为日本人的生活似乎也已结束。在战争快要结束阶段，只有少数人对自己的背叛如视无睹，开始幻想返回祖国后的日子。刚刚被俘时，一些日本士兵要求被处死，当然遭到了拒绝。“既然你们的惯例不容许，那我当一个模范战俘好了。”实际上，他们的表现远超所谓的“模范战俘”：一些曾经的老兵和极端国家主义者，为盟军指明军火库，详细解释日军军事力量的部署。有些人还会卖力宣传盟军，并跟随轰炸机的飞行员一道起飞，指点重要的军事目标。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日本战俘的生活就像翻开了全新的篇章，且内容与往日完全相反，但似乎又都遵循了他们眼中的“忠诚”。

当然，这种描述不适用于所有日本战俘，少数人还是坚决不予合作。而且，“模范战俘”还很可能需要美国提供一些可靠、吸引人心的条件。因此，在战争初期，美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对日本人的“帮助”一直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打算利用这些轻易取得的“帮助”。但是，见识过日本战俘的“模范”表现，最初的猜疑会一并消失，日本战俘的“忠实”为其赢得的信赖越来越多。

美国人没有料想日本战俘的态度会出现180°大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但日本人往往遵循：全心全意去完成自己选择的路线，一但路线错误，他们也会选择另谋他路。战争结束后，我们能利用日本人这种行为方式吗？这种行为是否只是日本战俘特有的例子？就像战争期间日本人的许多特殊行为一样，它令我们不得不思考：他们究竟是如何产生这种生活方式的？他们的制度是怎样运行的？他们耳濡目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又是什么？ areU5b04SsxzA8yv+wXPYTUzPhWmmUhcqcR37tm46HtNfI8UbF0qnMfPay7Uwd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