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经历的所有大国之战中，日本是最令其头痛的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思维和习惯比较特别，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非常少见。西方人认为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于日本人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美日双方的太平洋之战就不仅仅是岛屿登陆作战问题，也不仅仅是艰苦的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性”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说，要克制日本，我们必须先了解日本人的行动意图。

可是，了解的过程却极为困难。要知道，日本打开紧闭的国门已经有七十五年了，人们一旦提及日本人，却仍然会对他们那一系列 “但是，又……”等词句非常困惑。任何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谈及其他民族时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接着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一边说这个民族冥顽不化，再加一句“但是，他们也能适应激烈的变革”。同样的道理，观察家不会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肯轻易服从上级的命令；不会说他们宽厚善良，接着宣称“但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不会说他们勇敢无畏，同时描述对方如何怯懦不前；不会说他们顾及别人的感受，又说如何关注自己的面子；不会说他们如何遵守军规，又说如何不服管制。这个观察家只要不是日本人，就不会在一本书里渲染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但在另一本书里却笔锋一转，讲述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奇怪的是，刚才提及的这些矛盾面都出现在日本的著作中，而且千真万确地存在于日本的现实生活中，菊与刀便是如此一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本来就是个矛盾的民族：他们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学，既骄傲自大又彬彬有礼，既冥顽不化又能屈能伸，既甘于驯服又不肯受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心存叛逆，既勇往直前又懦弱多变，既故步自封又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觉察时，他们又乐享自得。

眼下，了解日本人、了解“敌性”，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正待解决，我们不能再置之不理。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是否会投降？我们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吗？从日军俘虏的身上可以得到哪些有用的情报？针对日军和日本人民，我们应该如何宣传，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的顽抗之心？

在日本国内，这些问题会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如果战争结束和平降临，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我们是否要准备与那些藏在山林里的顽固分子继续战斗？在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会不会爆发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的国内革命？如果没有发生，是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只能等待灭亡？我们对此类问题的判断，肯定有着不同的看法。

1944年6月，我开始研究日本，目的是为了尽快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那一年夏初，美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行动。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场对日战争要进行三年、五年，或许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日本，有的人则认为它可能变成一场百年战争。日本的官媒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也坚信他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不久以后，战争形势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在太平洋地区，美军已经登陆塞班岛，马上就要与日军进行短兵相接，决一死战。经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发生的战役，我们已经知道所面临的敌人将有多么可怕！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需要尽快解答关于日本的许多疑问，不仅要关心日本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还要关心这个国家将要实行的一系列最高决策。日本目前正在全力反抗，我们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要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经济与军事实力，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想法、行动背后的制约因素。同时，我们还必须抛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设想在此类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但不能觉得美国人当时会做的事情，日本人也会这么做。

毫无疑问，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非常艰巨。目前，美日两国正在交战，在战争中痛骂对方很容易，但要真正了解对方却并不容易——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其核心问题是日本会如何行动，并不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此，在研究中，我必须把日军的一切行动当作有价值的资料来进行分析，而不是当作某种不利条件来看待。尤其是对于日本发动战争一事，我应该把它视为文化问题，绝非军事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的战时行为很有自身的特点，看看那些日本将领都做了些什么吧！他们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以上种种行为都显示出日本人在战争中会把什么视为核心资源。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才能一步步地了解日本人。

可是，由于双方正在交战，我又必须放弃进行实地调查的想法，不能去日本，不能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观察生活百态，不能亲眼看见他们做出各种决定，不能观察他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当时，唯一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是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但我于1944年所遇到的很多日本问题，在那本书里还未涉及。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倒是相信自己有另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技巧。至少，还可以用一种最保险的方法，去和日本人直接接触。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与他们交流便能知道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也正是这些接受调查的人，给了我很多启示，这些启示对一个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显得必不可少又弥足珍贵。那时候，很多社会学家都是通过图书资料、历史事件及官方报道来研究日本，只是我更加确信，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很多都隐藏在日本的文化里，因此从生活于此的人群中去入手，收获自然会更多一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查阅资料，不去请教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通过阅读许多资料，以及倾听西方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已经初见成效。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不具备此类优势，因为当地民族基本上没有文字，不能记录本民族的历史、经济、生活、宗教、社会各阶层状况，等等。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可以从许多既成的文献中去继承、挖掘和寻找，比如日本人的心路历程、生活琐事、全球侵略计划等。当然，他们不可能和盘托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在描述自己的时候，日本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东西，这种做法就像平时呼吸空气一样，已经习而不察，或者说视而不见了。

我在阅读这些文献时，特别注意分析其中那一部分不好理解的内容。比如，对于议会演说中一堆罗列的概念，需要了解什么？日本人为什么会对一些小事追根究底，对可怕的暴行却毫不在意？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而我要了解日本文化，又必须要了解什么？

此外，我还看过一些在日本拍摄的影像资料，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农村生活片，有时也与其他日本人一起观看一起交流。他们看片是从日本人的眼光和角度来出发的，他们对剧情的理解也和我不一样。就像阅读一本小说，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的夸赞日本，有的痛恨日本，很难说哪一部分令我受益更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景象都是一致的。

在很多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和西方观察家所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工作仅限于此，那他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收获，更不可能有新的贡献。正是因为人类学家具有某些特质，他们才有可能在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在人才辈出的众多学者中脱颖而出。

对于亚太地区的文化，人类学家了解得不少。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那些原始部落非常接近，比如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波利尼亚西。思考他们在古时候是否有移民和接触活动是颇为有趣的话题，但对我来说，了解与文化相关的知识却显得更重要。二者比较来说，倒不如说我是为了了解在这些相对简单的文化中，社会结构是如何运转的。而且，我也能从自己看到的相近性和相异性当中，获知日本生活方式的线索。

对于亚洲的另外一些国家，比如暹罗（泰国）、缅甸和中国，我有过一些了解，因此能够将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他们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在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些文化对比是如何的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与它的邻近部落在习俗上有90%的相似度，但是它也会按照自己的需要逐步修改，形成与邻近部落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在此过程中，它会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开始朝着某个独一无二的方向去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研究这种整体相似、个体相异的民族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家也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技术也必须专为解决此类特殊难题而反复磨砺。凭借经验可以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面对的情境必不一样，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对情境的判断方式也必有不同。在寒冷的北极地区或者炎热的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以血缘关系或者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外人即便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未必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必须去亲自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或者财务交换的具体细节，还要调查部落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在此类制度下调整自我的生活状态。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约束以及后果的关注，在研究日本的时候也可以加以利用。人人都明白美国和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听说过这样一个民间笑话：日本人声称，不管美国人做什么，他们都要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它，那就不可能去理解日本人。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可以将差异作为资产，而不是负债来运用，这方面他做的远比其他社会学者更多。正因为面对的都是奇怪的事，所以人类学家会对情境和民族非常关注。他所研究的部落生活方式里，没有什么行为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也没有理由会让他只关注一些挑出来的事实而不是全部的事实。在对西方民族的研究中，一个在比较文化学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忽略整个区域的行为，会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或者是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但正是这些习惯和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到民族背景之下，它们对国家的未来影响要远远超过外交官们签订的种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具有研究日常琐事的技能，因为那些内容与他本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当试图理解某一部落中最恶毒的行为或最胆怯的行为时，当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那些人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某些细节上，而这些细节通常不会被别人注意或记录。人类学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类内容非常重要，并且，他已经知道如何进行深入挖掘。

在研究日本时，这种尝试很有必要。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别人的日常生活琐事，才说明从最大程度上认可了人类学家所提出的这一前提。因为不管是在任何原始部落，还是在文明前沿的任一民族，所有的行为都源于日常生活。无论一个人的行为和观点如何怪异，他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总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我越是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觉得困惑，越是确信日本的生活中存在决定此类行为的普遍条件。如果研究能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一定会发现更多的普遍条件。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还确信存在另一个前提：大多数孤立的行为之间也存在系统的联系。因此，我会非常重视如何从万千细节中提炼出一个总体模式。人类社会必须设计出某种生活模式，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对这种模式的处理方式表示认可，于是一些固定的生活方式就此确立下来。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也会顺理成章地将这些解决方式视为整个世界的基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都会努力地进行整合。人类一旦接受了某种价值体系，就不会在行为和思索中奉行另一套相反的价值体系，因为这样会导致混乱和不便。他们试图创造更大程度上的和谐一致，给自己提供各种共同的理由和动机。从这方面来讲，一定程度上的和谐一致是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都会瓦解。

不论是家庭制度、经济行为，还是宗教仪式、政治目标，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变得越发密切。在保持各领域之间统一性的前提下，任何一个领域出现急剧变化，都会给其他领域带去极大的压力。史前时期，不论是宗教活动、部落之间的往来，还是经济交换活动，人类社会推崇的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强大意志。因此，教堂才会认真保存数个世纪以来的文献，以充足的历史片段来彰显自身的文明程度，从而拥有更高的权威。相比之下，尽管有的部落同样古老，却因为没有书面记录而导致历史文化的遗失。

随着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在人们心中变得越来越有分量，教堂的存在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只能逐渐放弃这些方面的话语权。所以说，宗教信条、经济活动、政治权利，这些原本以为是各自为营的领域其实并不是独立开来的，它们慢慢越过边界，如流水一般紧密交融。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研究者能同时关注性、经济、宗教、教育等多个方面，他对社会现状的理解将会更加准确，甚至能收集到更多有效的资料，从而在任何生活领域都能提出有价值的假说。

除此之外，他还能从政治、经济、道德等不同领域的术语中分辨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根本要求，这种要求可以表现出与社会经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该民族的表达习惯和思考方式。因此，这本书主要是通过描述日本人的日常活动，探讨他们的生活观念及其来源。它既不针对日本的家庭和经济，也不针对宗教和政治，因为这一切的总和才是真正的日本民族。

20世纪以来，由于对一个国家及其民族之间的联系缺乏了解，例如日本与日本民族之间，美国与美利坚民族之间，法国与法兰西民族之间，俄国与俄罗斯民族之间，我们时常对某个国家和民族怀有偏激的认知，这样的误解同样会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有时候，明明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具有相似的本质，我们却误以为它们处于两个极端，没有调和的可能。当一个国家表现出与我们的固有认知完全不符的行为时，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价值体系及其衍生出的道德观，那我们所倡导的共同目标只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谈。

与之相反，如果我们主动去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可能会发现所谓的“奇怪行为”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残暴，只是我们没有理解而已。每一个国家的作者都想全方位诠释本民族的特点，但身处其中的人想要客观描述整个民族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过于依赖该民族的某一位作者。

针对同一件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观察方式，就像利用了某种特有的透镜，但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这点。这种观察生活的透镜，让每个民族在观察事物的时候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可当局者往往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全部事实，不会再采用其他民族的透镜去观察。而且，这些民族会认为他们所拥有的类似“聚焦”“透视”等观察生活的技巧，来自于神灵的恩赐。

我们无法期待每一个戴眼镜的人都知道透镜的计算原理，也不能期待所有民族都可以从世界的角度分析自身。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透镜的度数，最可靠的方法是训练一个专业的验光师，然后让他去检验透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像是验光师，为各民族做着类似于眼科医生的工作。

对于此项任务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拥有足够坚强的内心和宽容的态度。那些看似心软的人，他们心怀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这些都建立在地球上所有人具有相似心智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不论是东方与西方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还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差异都只是表面的。我不能理解这些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说日本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美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难道实现世界大同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所有民族都保持相同的模式，仿佛是从同一张底片冲洗出来的才行吗？将统一性视为民族之间互相尊重的前提，这种行为就像男人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自己完全相同一样荒谬。

与之相反，拥有坚强内心的人可以接受并尊重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求同存异的世界，只要不扰乱世界和平，所有各具特点的民族都能安居乐业，美国人仍能做地道的美国人，法国、日本也是如此。部分研究者认为，差异并不是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有试图通过外来干扰阻碍这种人类态度的做法都是荒谬的。他们并不担心支持差异的存在会导致世界变得僵硬，因为提倡文化差异与造就静止世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英国始终是英国，说明只要保存自身个性，不论时代随着标准和民族特质的改变发生何种变化，这个国家的精神仍能延续。

如果想要系统地研究民族差异，包容的态度与坚强的内心同样重要。如果人们能够明确自己的信仰，还能以宽容的胸怀面对世界，宗教的对比研究工作便能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前提下，研究者的身份可以是耶稣会士，可以是阿拉伯专家，可以是无神论者，只要不是偏执狂就好。如果人们固守熟悉的生活方式，将自己的固有观念当作解决世界难题的唯一途径，会导致文化研究工作江河日下。而且，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懂得，了解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能够增加自身对现有文化传统的热爱。

墨守成规的人通常采用强硬的防御姿态，将其他丰富有趣的体验隔离在外，误以为世界已经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其他民族只能跟自己保持一致。美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以为自己的喜好和意志可以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然而，其他国家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同化，就像我们学不会用十二位制替代十进制，或者无法像东非土著那样采用单脚站立的姿势休息。

这本书主要阐述日本人那些被外界期待却被本国人忽视的习惯。它将会介绍日本人对很多事件的看法，包括某个情景在日本人眼中究竟是礼貌还是不礼貌，某个事件会令他们感到羞耻还是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书中陈述的理念来自于街头巷尾的普通日本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曾经历某一特殊事件，他们针对某一特殊情况也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不管完成度怎么样，我的理想都是通过客观的研究，在书中描述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

研究者很快发现，当研究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论据是否充实与调查对象的证言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想要知道谁在什么时间对谁鞠躬这种被公认的习惯性场景，并不需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因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为此作证。研究者只需要再得到几个确认即可，没有必要向一百万日本人求证同一个信息。

如果研究者想要弄清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哪些观念之上，他需要做的工作远比统计证实更加艰巨。人们迫切需要从他的研究中知道，这些公认的行为何以成为日本人观察生活的角度。研究者不得不阐述日本人的观念对其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尽量让那些利用不同焦距观察生活的美国人看得懂。在进行分析工作的过程中，最有话语权的并不是某位普通的“田中先生”，因为对某位普通的日本人而言，毫无必要为美国人清晰说明自己的观点并做出详细的解释。

美国人在研究社会规律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忽略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前提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情况下，在研究各种观点和行为的分布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热衷于利用统计学。他们全神贯注地分析大量统计资料、调查问卷、采访记录、心理学测定等材料，试图从中剖析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及其依存关系。

纵观美国的公共舆论领域，技术最完善的活动是利用科学挑选的人口样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测验。利用这种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发现人们对某一个公职候选人或者某一项政策的支持情况，并按照城市或乡村、低薪或高薪、共和党或民主党等外在情况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划分。在一个施行普遍选举制度并由国民代议机构起草和颁布法律的国家里，民意调查具有切实的意义。

美国人不仅理解民意调查，还乐意参与其中，导致这种行为的原因明显得令人无法产生关注，即民意调查是他们熟悉并认可的美国生活。很多时候，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对我们已经了解的事情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或肯定。如果想让民意调查的结果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对这一国家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态度进行系统的、有质量的研究，然后才能进入投票表决环节。

精心策划抽样调查活动并严格执行之后，我们可以在投票结果中了解到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占多少，但却无法了解他们对国家的具体看法。这样的民意调查有什么意义呢？只有了解人们对国家的看法，我们才能知道各个党派在街头或是会议上都进行了哪些争论。而且，与那些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相比，民众对政府的看法更具普遍性、持久性和重要性。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无法摆脱的“祸害”，它的存在只会限制个人自由。如果不是处于战争时期，政府公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并不会比他们在私营企业中任职更高。

在看待政府的观念上，美国人与日本人大相径庭，甚至跟欧洲一些国家也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他们的民间传统、节日辞令、民族历史传说以及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从中发现他们的观念。研究者可以从这些间接表现着手，只是这样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系统性。

我们需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令工作足够细致，这样才能在一场选举中发现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民众中各自占有的比例。同样，如果我们付出足够多的心血，便能弄清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公认的处事方法。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对日本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基本理念值得我们进行细致地发掘。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我了解到自身所持有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表现出来的观念有哪些不符，并掌握该观念在日本的符号和使用范畴时，过去的西方人眼中很多关于日本人行为的矛盾之处就会不复存在。我开始懂得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将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均当成完整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并尝试解释清楚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那些曾经让我感到奇怪的言语和概念，逐渐变得意义深刻并具有长年积蓄的感情。对于善恶的理解，西方人与日本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日本人的体系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而是优缺点并存又独一无二的日本式观念。 txTtzwu+AKN5o3YFVKTPDCaUPCcdvnwonXjppobCAR99rakhe4nQcAJSmvBKI7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