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克里·波洛的目光穿过小巧的大门看向“松冠居”。那是一座现代的、生机勃勃的房子，建得很精巧。赫尔克里·波洛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面前这座小巧整洁的房子的名字十分贴切。它建在山顶，山顶上稀松地种着几棵松树。里面有一个整洁的小花园，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正缓慢地推着一只锡皮镀锌的大水罐，沿着小路浇水。

斯彭斯警司已经从只有两边鬓角各有一缕整齐的白发变成了满头银发，腰围倒是没见小。他停下了浇水的动作，抬头看着门口的客人。赫尔克里·波洛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天哪！”斯彭斯警司说，“一定是他。不可能，但确实是。啊，肯定是他。赫尔克里·波洛，没错。”

“啊哈，”赫尔克里·波洛说，“您还记得我。我受宠若惊。”

“祝愿你的胡子永远不会变少。”斯彭斯说。

他丢下水罐走向了门口。

“可恶的杂草。”他念叨着，“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这股风把我吹到过很多地方，”赫尔克里·波洛说，“很多年前这股风也把您吹到我面前。就是谋杀案。”

“我早就跟谋杀案断绝关系了，”斯彭斯说，“除了在处理杂草的问题上。我现在就做这些，喷洒除草剂。绝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有事情不尽如人意，通常是天气。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诸如此类的。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他边问边打开门让波洛进来。

“您寄给我了一张圣诞贺卡，上面写着您的新地址。”

“啊对，我是寄过。我很守旧，你知道。我总喜欢在圣诞节给几个老朋友寄贺卡。”

“我很喜欢。”波洛说。

斯彭斯说：“我老啦。”

“我们都老啦。”

“你还没什么白头发呢。”斯彭斯说。

“白头发被我染黑了。”赫尔克里·波洛说，“没必要顶着一头白发出去，除非你想那样。”

“唔，我觉得乌黑的头发不适合我了。”斯彭斯说。

“我觉得也是，”波洛说，“满头银发让您看起来更尊贵。”

“我从来没觉得我有多尊贵。”

“我觉得您很尊贵。您怎么搬到伍德利社区了？”

“事实上，我是来和妹妹一起住的。她的丈夫去世了，孩子们都结婚居住在国外，一个在澳大利亚，一个在南非。所以我就搬过来了。退休金现在不禁用了，但是我们住在一起过得很舒服。过来坐吧。”

他领着波洛来到一个玻璃封起来的小阳台，里面有几把椅子，还有一两张桌子。秋天的阳光惬意地照耀着这处安静的所在。

“想喝点儿什么？”斯彭斯问，“恐怕我这儿没什么高档饮料。没有黑醋栗和野蔷薇果汁之类你专属的东西。啤酒喝吗？或者我让埃尔斯佩斯沏杯茶给你。你要爱喝的话，我也能给你弄一杯搀干姜汁的麦酒、可口可乐、可可茶什么的。我的妹妹，埃尔斯佩斯就爱喝可可茶。”

“谢谢您。我要一杯姜汁麦酒就行啦。把姜汁麦酒和啤酒混合在一起？是这样弄吗？”

“完全正确。”

他走进屋里，很快就端了两个大玻璃杯出来。“我陪你喝。”他说。

他拉了张椅子到桌边，坐下，把两杯酒放在他们俩面前。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边说便举起酒杯，“咱们不说‘为谋杀案干杯’了。我已经不管谋杀案了，如果你说的案子是我所想的那件。事实上我觉得只能是那件，因为我想不起来最近还有别的什么案子。我不喜欢这起谋杀案的那种特殊形式。”

“是的。我觉得您也不会喜欢。”

“咱们谈的是那个头被摁进水桶的孩子吧？”

“对，”波洛说，“我说的就是这个案子。”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斯彭斯说，“我现在和警察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很多年前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朝为警，”赫尔克里·波洛说，“永远为警。就是说，除了从普通人的视角看问题外，您往往会不自觉地从警察的角度看问题。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在我的祖国最初也是警察。”

“嗯，你是。我还记得你告诉过我。好吧，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都有些倾向性，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怎么和他们打交道了。”

“但您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波洛说，“您在这个圈子里有朋友，您能打听到他们的想法、推测还有他们查到的情况。”

斯彭斯叹了口气。

“人们知道得太多了，”他说，“这也是现在的问题之一。如果发生了犯罪，犯罪的手段比较常见，你知道，那也就意味着参与案件的警察很清楚地知道嫌疑人可能是谁。他们不告诉报社，而是自己进行审讯。他们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无论他们是否继续调查下去——哎，什么事都有它难办的地方。”

“您是指那些妻子、女朋友之类的吗？”

“是一部分吧。最后，或许，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有时候一两年就过去了。我想说，你知道，波洛，相比我们那个时代，如今更多姑娘所嫁非人。”

赫尔克里·波洛边想边捋着胡子。

“是的，”他说，“我能明白您的意思，可能确实如此。我猜女孩儿们都偏爱坏小子，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但是在过去她们被监护得比较好。”

“就是这样。她们像待在温室里。母亲看着她们，姑姑阿姨姐姐关心她们，弟弟妹妹也留心风吹草动。他们的父亲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坏小子们踢出门外。当然，也有女孩儿跟那些坏家伙私奔的。不过现在那些都没必要了。母亲根本不知道女儿跟谁去约会了，也没人告诉父亲女儿约会的对象是谁。弟弟们知道姐姐跟谁在一起，可是他们只会想‘她真傻’。父母如果不同意，两个人就会跑到法官面前设法获得结婚批准。之后当那个众所周知的坏蛋又开始向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证明他就是一个坏蛋的时候，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但是爱情就是爱情，女孩儿不愿意承认她的亨利有那些讨厌的毛病、有犯罪倾向等等。她为了他不仅会说谎、颠倒是非，还会做出其他一些事。是的，那很困难。我是说，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好吧，总说过去比现在好也没什么用。或许只是我们想多了罢了。不管怎样吧，波洛，你怎么也卷进来啦？这不在你负责的范围内，对吧？我一直以为你住在伦敦。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住在那儿。”

“我现在还住在伦敦。我是应朋友奥利弗夫人之求才参与此案的。您还记得奥利弗夫人吗？”

斯彭斯抬起头，闭着眼睛，像是在思考。

“奥利弗夫人？我记不起来了。”

“她是位作家，写侦探小说的。您见过她，往前想想，在您说服我参与麦克金蒂夫人谋杀案调查的时候（注：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另一部作品《清洁女工之死》。）。您不会忘了麦克金蒂夫人吧？”

“天啊，当然不会。不过时间太久啦。那时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波洛，很大的忙。我去找你帮忙，你也没让我失望。”

“那是我的荣幸——我受宠若惊——没想到您会找我商量。”波洛说，“我得说，有一两次我都感到绝望了。我们不得不救的那个人——我相信那时是救了他的命，过了太久啦——是个特别难伺候的人。他是个典型的做事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利的人。”

“他娶了那个女孩儿，是吗？傻乎乎的那个。不是那个染过头发的伶俐的女孩儿。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波洛说，“我猜过得不错。”

“真不知道她看上他哪一点了。”

“很难说，”波洛说，“不过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个男人，无论他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女孩儿被他吸引。我们只能祝福他们婚后过得幸福。”

“如果他们得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觉得以后不一定一直过得幸福。”

“是的，确实，”波洛说，“跟继父住在一起也好过不了。”他补充道。

“哎，”斯彭斯说，“咱们又说起过去来了。都过去了。我经常想起那个人，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应该是开殡仪馆的吧。他那张脸和行为举止，天生就是做这个的。那个女孩儿有些钱，是吧？没错，他应该是个好的殡仪店主。我可以想象他穿着一身黑衣主持葬礼的情景。或许他还会热情地告诉人家用榆木还是柚木做棺材好。但是他永远都做不好保险和房地产推销。行啦，不说那些老话了。”他突然说，“奥利弗夫人。阿里阿德涅·奥利弗。苹果。她是因为苹果才和案子扯上关系的吗？那个可怜的女孩儿在晚会上被人把头摁进了漂着苹果的水桶里，她是因为这个吗？这是让奥利弗夫人产生兴趣的地方吧？”

“我觉得她不是因为苹果才特别感兴趣的，”波洛说，“而是因为她参加了那个晚会。”

“你是说她住在这儿？”

“不是，她不住这儿。她当时在一个朋友家做客，巴特勒夫人家。”

“巴特勒？哦，我知道她。她住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是飞行员。她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教养也很好。巴特勒夫人很有魅力，你说是吗？”

“我还没见过她，不过，呃，我猜她会很吸引人。”

“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波洛？案发的时候你不在这儿吧？”

“我不在。奥利弗夫人去伦敦找我了。她很不安，特别不安。她希望我能做些什么。”

斯彭斯警司脸上浮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我知道了。老一套了。我也去找过你，因为我希望你能帮忙。”

“我让事情更近了一步，”波洛说，“我来找你了。”

“因为你想让我帮忙？我跟你说，我帮不上什么。”

“哦不，您帮得上。您可以告诉我这些人的情况，住在这儿的这些人，还有参加晚会的人；参加晚会的孩子的父母，还有附近的学校、老师、律师、医生什么的。晚会上有人骗一个孩子跪在桶边，笑着说：‘我告诉你一个用牙咬住苹果的好办法，我有绝招。’然后他或她——不管是谁——把手摁在女孩儿的头上。那样女孩儿就挣扎不了多久，也弄不出什么声音。”

“太残忍了，”斯彭斯说，“我听到这个案子时就这么觉得。你想知道什么？我在这儿住了一年了。我妹妹住得久一点儿，两三年吧。这个社区不大，人口也不是特别固定。人们搬来搬去的。丈夫在伦敦、大坎宁或者附近别的地方上班，他们的孩子在这儿的学校上学。一旦丈夫要换工作，他们就搬走了。社区的人员不稳定。有的已经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像埃姆林小姐，学校教师，弗格森医生。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流动性。”

“我同意您说的，” 赫尔克里·波洛说，“这太残忍了。我希望您能告诉我这里有哪些比较歹毒的人。”

“对啊，”斯彭斯说，“每个人都会首先想到这一点，对吧？然后找一个做过类似事情的坏小子。谁会想去掐死、溺死或者摆脱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儿呢？看起来没有性骚扰或者类似情况的迹象，人们往往会最先想到这方面。现在每个小城镇和农村都发生过不少这种事。又说到这儿了，我还是觉得比我年轻的时候发生得多。那时也有被称为精神错乱或者什么的人，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我猜有很多应该受监管的人被放了出来。我们的精神病院都满员了，超负荷了，所以医生说‘让他（她）去过正常生活吧，回家跟他的亲戚一起住吧’之类的。所以这类残忍的人——或者说可怜的人，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了，就这样，一个年轻女人出去散步然后尸体在采砾坑被发现了，要不就是傻乎乎地上了别人的车。或者孩子放学后没有回家，把之前的警告都抛到脑后，搭陌生人的车走了。现在这种事太多了。”

“这些情况跟这次案件相符吗？”

“呃，这是首先会想到的情况。”斯彭斯说，“晚会上某个人有了这种动机，我们可以推断。或许他以前做过，也许只是想做。简单地说他以前可能在什么地方有过侵犯儿童的经历。据我所知，所有的想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纯属个人观点。晚会上有两个人在这个年龄段。尼古拉斯·兰瑟姆，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大概十七八岁。他的年龄比较符合。从东海岸还是什么地方来的，我记得。人好像很不错。看起来很正常，不过谁又知道呢？另一个是德斯蒙德，因为心理报告被关押过，不过我不想说这和案子有多大关系。应该是参加晚会的某个人干的，虽然我觉得任何人都可能从外面进来。举办晚会的时候门一般都开着，侧门或者侧面的窗户也开着。可能会有哪个不正常的人去凑热闹，悄悄溜进去。但这样很有风险。一个孩子，去参加晚会的孩子，会答应跟一个陌生人玩咬苹果的游戏吗？不管怎么样，波洛，你还没解释为什么你参与进来了呢。你说因为奥利弗夫人。是她什么异想天开的想法？”

“算不上异想天开。”波洛说，“的确，作家总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那些想法或许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是这次只是她听到那个女孩儿说的一些话。”

“什么话？那个乔伊斯说的？”

“是的。”

斯彭斯身体往前倾，探寻地看着波洛。

“我这就告诉您。”波洛说。

他平静简洁地把奥利弗夫人告诉他的故事给斯彭斯复述了一遍。

“我明白了，”斯彭斯说，捻着胡须，“那个女孩儿说的那些，是吧？她说她曾经见过一场谋杀。她说了谋杀发生的时间或方式了吗？”

“没说。”波洛说。

“她怎么提起这个的？”

“我觉得是关于奥利弗夫人书里的谋杀案引起来的。有人对奥利弗夫人说了一些关于她的书的评价，大概是说她写的故事不够血腥，尸体不够多。然后乔伊斯开口说她曾经见过一次谋杀。”

“吹牛呢吧？听完你的话我这么觉得。”

“奥利弗夫人当时也这么觉得。没错，她在吹牛。”

“可能不是真的吧？”

“对，有可能根本不是真的，”波洛说。

“孩子们为了引人注意或者制造某种效应经常会说一些夸大其词的言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真的。你是这么认为的吧？”

“我不确定。”波洛说，“一个孩子炫耀说她曾经见过一场谋杀，仅仅几小时后那个孩子就被杀了。您必须承认有理由相信那是真的。尽管或许有些牵强，但是有可能是因果关系。如果是真的，那么就是有人等不及了。”

“的确。”斯彭斯说，“那个女孩儿提起谋杀案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场呢，你知道准确人数吗？”

“奥利弗夫人说她知道的大概有十四五个人，或者更多点儿。五六个孩子，五六个准备晚会的大人。但是具体的信息我还得仰仗您了。”

“哦，那倒不难。”斯彭斯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从当地人那里很容易打听出来。至于这个晚会本身，我现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晚会上大部分是女人。父亲很少参加孩子们的晚会，但是有时候他们会进去看看，或者接孩子回家。弗格森医生在那儿，教区牧师在那儿。其他的还有母亲、姑姑阿姨们、社区工作人员，两名教师。哦，我可以给你列一个名单，还有大概十四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十岁，正在奔向青少年的行列。”

“我猜您肯定知道他们之中谁有嫌疑。”波洛说。

“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件事是真的的话，事情就不太简单了。”

“您是说您不再寻找可能进行性侵犯的人员，而是开始寻找一个曾经杀过人却没被发现的人。那个人从没想过会东窗事发，因此非常震惊。”

“不管是什么情况，上帝保佑我知道是谁干的。”斯彭斯说，“我不认为这附近有杀人犯，当然也没什么引人注意的杀人手法。”

“任何地方都可能有杀人犯，”波洛说，“或者我应该说，看起来不像杀人犯的人实际上可能就是。因为看起来不像杀人犯的人不会轻易被怀疑。很可能没什么证据能证明他犯过案，所以当他知道作案时被人发现了，对这种杀人犯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乔伊斯当时什么都没说呢？这是我想知道的。你觉得是有人给了她封口费吗？当然那样太冒险了。”

“不是，”波洛说，“从奥利弗夫人提到的情况我推断，当她看到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谋杀。”

“哦，这是最不可能的了。”斯彭斯说。

“不一定。”波洛说，“这话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说的。她在回忆她以前见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确切时间。可能是三年甚至四年前。她可能见到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时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意义。很多事情会有这种情况，亲爱的。比如一场古怪的车祸。一个司机开车直直撞向某人，那个人受伤或者死了。一个孩子可能意识不到那是蓄意的。但是有人说了一些话，或者一两年后她看到或听到的一些事情唤醒了她的记忆，她开始怀疑：‘A或B是故意那么做的。’‘或许那是谋杀，不仅是一场事故。’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我承认，其中有一些可能性是奥利弗夫人提出的，她能轻而易举地提出十几种不同的见解。尽管大多可能性不大，但是，每一种仍有微弱的可能。比如在某人的茶水中下药。大概就是类似的推断，在危险的地点推了某人一把。这附近没有悬崖，对类似的推论来说太遗憾了。也可能是某个谋杀故事唤起了她对那场事故的回忆。那场事故一直让她迷惑，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一个故事，说：‘啊，那场事故可能就是这样这样发生的。我怀疑他或她是不是故意的？’是的，这有很多可能性。”

“你是过来调查这些可能性的？”

“我觉得这符合公众利益，您觉得呢？”波洛说。

“啊，我们就是为公众服务的，是吧，你和我？”

“您至少可以给我提供一些信息，”波洛说，“您了解这儿的人。”

“我会尽力的。”斯彭斯说，“我也会说服埃尔斯佩斯参与进来，这里很少有她不知道的人或事。” fpLNHtPdlp/G+ee5RAyj4/V2l0tsrl3jr4AunIqdLVtjAQB12pthGD9WkUMjex9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