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神祇称号、祖先庙号与古史传说中之人君称号

古人之古史系统概念为：

三皇→五帝→三王→五霸

此古史系统之概念，亦即古人政治哲学之口号也。《孟子·告子上》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始别王霸之道，以王道为自然之统一主义，霸道为强力之统一主义。五帝之说见于《荀子》《庄子》及《吕氏春秋》。《荀子·大略篇》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霸。”此于王上又添出帝，帝之德更高于“王”。《吕氏春秋·先己篇》云：“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后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此以德、事、兵三者分别帝、王、霸三级之政治。《勿躬篇》《谨听篇》及《庄子·秋水篇》亦称五帝三王。他如《战国策·秦策》亦云：“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

三皇之说首见于《吕氏春秋》，《禁塞篇》云：“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贵公篇》《用众篇》《孝行篇》亦称三皇五帝。《孟子》但称三王五霸，《荀子》乃言五帝，《荀子·非相篇》又谓：“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中无传政”，犹不知有三皇也。及《吕氏春秋》于是知有三皇矣，而三皇之德更高于五帝。何载笔者其世愈晚而其知愈远，古帝王为时愈古而为德愈高也？

西周或春秋以上之著作，如《书》之《召诰》《多方》《多士》《立政》《吕刑》及《诗·大、小雅》《鲁颂》《商颂》，其涉及前代之事，仅及于夏与禹而止；春秋时之铜器如秦公 、秦公钟、齐侯镈，其涉及前代之事亦至于禹与夏而止，唐虞尧舜非所及也。及《论语》《墨子》《孟子》则上溯至于尧舜，《韩非子·显学篇》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黄帝仍非所及也。驺衍为闳大不经之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先序今以上至黄帝，为学者所共术”，三皇犹非所知也。是其世愈早而传闻愈近也！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孔子已叹夏殷之文献不足征，《荀子》亦叹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中无传政，而后世所传，既远出夏殷以前，更远出五帝以前，孔子不足征者，不知后人又何以能征之？荀子以为无传人传政者，不知后人又何以得传之？古人未有考古发掘之学也，何处得来如许新史料耶？若谓纯出伪造，何作伪能手之层见叠出也？故一言以蔽之，三皇五帝之古史系统，实出神话传说之展转演变，遂至相生无穷耳。其展转演变相生之层次与规律，吾人由古史帝王之称号与祖先庙号、神祇称号之关系中探索之，则有如漫漫长夜中乍睹晨曦也。

“皇”“帝”“王”“霸”之称谓，在古人之政治哲学中本为权威道德高下之等级，前已论之。如《吕氏春秋·谕大篇》云：“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又《务大篇》云：“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贾谊《新书·威不信篇》云：“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

古人之以“皇”“帝”“王”“伯”等名称为权威道德之等级，亦有所从来。盖“帝”与“皇”本皆天神之称号。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云：

《诗》《书》所记，言必称天，或冠以形容之语，曰皇天，以表其博大；曰上天，以表其崇高；曰昊天，以表其洁白；曰旻天，以表其森严。亦曰帝，曰上帝，曰皇上帝，曰皇，曰后帝。天帝一也，而有二名者，以天示抽象观念，以帝示具象观念。

郭沫若著《周彝铭中之传统思想考》 （《金文丛考》第一） 亦云：

宇宙之上有至上神主宰，曰天，大丰 ：“王祀于天帝降，天亡尤王。”大盂鼎：“故天翼临子，灋保先王。”曰皇天，大克鼎：“ 克 （友，读为佑） 于皇天。”毛公鼎：“不 （丕） 显文武，皇天弘 氒德，配我有周，应受大命。”又：“ 皇天亡 （无 ），临保我有周，不巩（丕巩） 先王配命。”又：“用卬邵皇天， （绸缪） 大命。” 王义楚鍴：“用 于皇天。”曰皇天王：宗周钟：“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亦曰帝， 钟：“先王其严在帝左右。”曰上帝，大丰 ：“衣 （殷） 祀于王。不 （丕） 显考文王，事喜 （熹） 上帝。”曰皇帝，师 ：“ 皇帝亡 ，临保我有周。”曰皇上帝，宗周钟：“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要之，“帝”之见于《诗》《书》《易》及甲金文者，无非指上帝，如《诗·玄鸟篇》亦云：“古帝命武汤”，《易·益》云：“王用享于帝” （《书》中证据更多，不备举） ，皆谓天帝，非指人王也。

“皇帝”之名，本亦指上帝，如师 云：“ 皇帝亡 （ ） ，临保我氒 （是） 周， （与） （四） 方。”毛公鼎云：“ 皇天亡 （ ） ，临保我有周”，文例正与师 同，是皇帝犹言皇天也。《书·吕刑》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皇帝清问下民。

“皇帝”亦指天帝也。“皇”本“帝”之形容字，如《书·召诰》云：“皇天上帝”，《诗·大雅》云：“皇矣上帝”，《小雅·十月》云：“有皇上帝”，《鲁颂·閟宫》云：“皇皇后帝”，宗周钟亦云：“隹皇上帝”，“皇帝”本为天神之称号，初非人王之称，盖断断也！

“皇”金文作“ ” （毛公鼎） ，作“ ” （宗周钟） ，像“王”著冠冕形 ^[1] ，“皇”为人王之冠冕，富丽堂皇，故引伸之为形容赞美之词，用以状伟大之神与人者。金文中之“皇”字皆形容“祖”“考”“妣”“母”“上帝”“天王”“天”“君”“后”之词，如：

中辛父作朕皇且 （祖） 日丁皇考日癸 。 （中辛父 ）

叔角父作朕皇考宕公尊 。 （叔角父 ）

爰作皇妣 君中妃祭器。 （ 侯 ）

辛中姬皇母作 （尊） 鼎。 （辛中姬鼎）

克享于皇天。 （克鼎）

其 夜用享孝于皇后。 （叔 父 ）

对 皇尹不显休。 （史兽作父庾鼎）

其见于《诗》《书》中者，亦多为“帝”“天”“后”“王”“祖”“考”之形容词，如：

皇帝清问下民。 （《书·吕刑》）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书·召诰》）

皇后冯玉几。 （《书·顾命》）

皇王惟辟，皇王烝哉。 （《诗·大雅·文王有声》）

是剥是菹，献之皇祖。 （《诗·大雅·信南山》）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诗·周颂·闵予小子》）

间亦有作动词用者，绝未见作名词用，换言之，即春秋以前，“皇”字无训“王”训“君”者。惟《书·洪范》曰：“惟皇作极”，“皇则受之”，皆作“王”字解，刘节《洪范疏证》 （《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二号，又《古史辨》第五册） ，因证《洪范》非春秋以前之作，然考《史记》《尚书大传》均引作“王”，不作“皇”，今本作“皇”，当出后人妄改，非其本真也。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亦谓：“‘皇’为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也。”王国维《说文讲义》亦曰：“三皇五帝之称颇晚，乃战国时后起之义，皇祖皇考之称亦大义。” （见刘节《洪范疏证》引） 五帝固为“战国后起之义”，三皇犹在其后也。廖平《经话甲编》并云：“‘皇’字从‘王’得声，本为‘王’后字，三皇之世，文字未立，称王而已，春秋以后乃有皇帝之说，本朝称王，以皇加古帝。”此犹臆说耳！

“皇”字在战国时尚为天神名，如《离骚》云：

麾蛟龙以梁津兮，

诏西皇使涉予！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皇剡剡其扬灵兮，

告余以吉故！

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

《九歌·东皇太一》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九章·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云东皇西皇上皇，无非指天神，上皇犹言上帝，后皇犹言后帝也。“皇”之得由神名而为古史帝王之称号者，亦犹“帝”与“皇帝”之演变为古史传说中之古帝与黄帝也。殆战国之世，“帝”已成为古史中之帝王，“皇帝”又音转而为古史中之黄帝，一时无以称天神，即以此赞天神之词“皇”字转名之，至战国末及秦代此“皇”字又继“帝”字演化而为古史中之三皇矣。

“后”本亦神之称谓。“后帝”古往往连称，如《楚辞》云：“后帝是飨”，“后帝不若”，《左昭元年传》云：“后帝不臧”，言后帝不若不臧，亦同卜辞称“帝不若”之例。《墨子·兼爱下篇》引《书·汤说》云：“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上天后亦即上帝也。然“后”初非上帝之称谓，“后”与“土”盖本皆社神之称，详言之曰“后土”，简言之，或曰“后”，或曰“土”，《书·吕刑》称“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皇帝既为上帝，则所命之三后自为群神。《吕刑》又谓：“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非） 常”，益足证在上者称帝，在下者称后。故后疑为社神之称也。卜辞中有“毓”字，节“育”字，从“女”从“ ”，或从“母”从“ ”，像产子之形，王国维谓即“后”字，甚是。盖帝为上天之神，上天处高阳，故天帝又称高阳 （见《墨子·非攻下篇》） ；后为下土之神，下土处卑阴，故借“后”字以名之。后帝本皆神名，故可连称，或称上帝为“上天后”，盖对文则别，散文或通也。

“后”“帝”“皇帝”“皇”既本皆神祇称号，何故而得先后演变为古史中之帝王称号耶？其关键又在古人于祖先庙号袭用神祇称号一点。盖古人神视其祖先，遂以天神称之。如《曲礼》云：“措之庙，立之主，曰帝。”谯周有夏殷庙号为帝之论，而梁玉绳《史记志疑》斥之曰：

孔仲达引崔灵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称，生称帝，死亦称帝，生称王，死亦称王。”斯言极为精核。观《盘庚》三篇可见。若果祔庙称帝，则《盘庚》何以称先王先后而不称先帝乎？《曲礼》汉儒所记，必周末变礼，如秦昭齐闵忽王忽帝，或追尊其祖而题帝于木主，或卒哭祔庙而子孙题称为帝，违经背制，何所不有，记者特以著礼之变，乌得例诸夏殷哉？《战国策》称赵襄子为王，称秦赵之先王为先帝，夫大夫也而谓之王，诸侯也而谓之帝，岂非衰周乱礼入庙称帝之的证欤？

梁氏以庙号称帝为周末乱礼之制。又谓：“《周易》《尚书》屡称帝乙”，“帝乙乃其名，不得错误为号。”“《国语》卫彪傒以祖甲为帝甲，祭公谋父以纣为帝辛，并属载笔之失，不可为训。”此说殊非。殷王之称甲乙丙丁，本以纪忌日，乃先王之庙号，死而后有，非生时之名。古籍往往以帝与甲乙丙丁庙号连称，正足见帝为庙主之称。《易·归妹》云：“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书·酒诰》云：“自成汤咸至于帝乙”；《多士》亦云：“自成汤至于帝乙。”《左哀九年传》云：“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左文二年传》亦曰：“宋祖帝乙。”今本《竹书纪年》以帝乙名羡，不知何据，惟帝乙为庙号，乃死后之称谓，要可断言，亦犹纣死而称帝辛也。《国语·周语》云：“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以《殷本纪》世系推之，祖甲至纣七世，是祖甲亦或称帝甲，盖死而后称帝也。卜辞中称殷王为帝者二见，一作“文武帝”，郭沫若断为帝乙对其父文丁之追称；又“己卯卜， 贞，帝甲 □其众祖丁”，王国维谓“按祖丁之前一帝为沃甲，则帝甲即沃甲”。

惟疑殷商时“帝”为庙主之称应用犹未广，卜辞于今王称王，于先王则多称后。卜辞中“自上甲至于多后”一语最惯见，周初之载籍亦称先王为后，《盘庚》三篇不必为殷人所著，要为周初之作，亦屡称先王为后：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

其他尚有称“高后”“先后”者多处，无非神视先王之称；故曰“先神后”也。《诗·商颂·玄鸟篇》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周颂·昊天有成命篇》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大雅·下武篇》云：“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梁玉绳《史记志疑》据之，谓是“商周亦称后，不独夏称之，其义一矣”。非是也。殷王生前无称“后”者，“后”本庙号而非王号，此在卜辞中清晰可辨也。周人亦无称在世之王为“帝”者，周公 云：“克奔走上下帝，无终令于有周”，郭沫若读“上下帝”为句，以为周人有上帝下帝之分，于省吾非之，读“克奔走上下”为句，“帝无终命于有周”为句，是也。盖周人虽神视先王，初多仅以地祇相比拟，犹不敢常以上帝尊称之也。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本母权时代之称谓，其言曰：

余谓字 （毓） 乃母权时代之孑遗，母权时代宗长为王母，故以母之最高属之生育以尊称之，字在古当即读“后”，父权逐渐成立，则此字逐渐废弃，故假借为“先后”之“后”，其读“育”而固定为“毓”，当系后来之音变，然卜辞于今王称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女酋长之事，似已退下了中国政治之舞台，而相距当亦不甚远。

郭氏以殷商为母权时代，唐兰、森谷克己等俱已驳斥之 （见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 。卜辞之称“后”仅用于先王，此正为“后”为庙主之证。卜辞中祀上甲至武乙或多后者，皆属第五期物 （帝乙帝辛之世） ，所祀多后，自亦指上甲至武乙之先公先王，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之世，卜辞于今王无不称王，及帝乙帝辛之世，于祭祀乃称武乙等为多后，岂武乙等生时为男性，死后则为女酋长乎？此必不可通之说也！

“后”初为庙主之称，盛行于殷周二代，后亦渐变为人王之称，如《墨子·尚同中篇》引《书·相年》曰：“夫建国设都，后王君公，……”，“后”在“王”上，其地位高于“王”，亦犹后世以“帝”为人间最尊之称驾乎“王”之上也。“帝”之为庙主之称，虽曾一度见之殷代末年，入周以后，则未见盛行，及周末此制始盛，如《战国策》称秦赵之先王为先帝，是其例。“后”之庙号盛行于前，“帝”之庙号盛行于后，古史传说亦先见“后”之传说而后见“帝”之传说，由此可见先王庙号与神祇称号之混同实为神话演变为古史之最要关键。在殷周之际，先王既多称“后”，与社神之称后相混同，此所以神“后”之神话淆混而为先王。及春秋战国之世，先王又多称“帝”，与上帝之称“帝”相混同，此所以上帝神话又淆混而为先王也。卜辞于上帝但称“帝”，虽亦有一例称“上帝”者 （《卜辞通纂》三六八） ，然文字残缺不能明其义，或出伪造，亦未可知。《尚书·多方》皆称“帝”，《多士》称“帝”者七，称“上帝”者二，《立政》称“帝”者一，称“上帝”者三，《吕刑》称“上帝”者二，称“皇帝”者亦二，《大诰》称“上帝”者二，《君奭》称“上帝”者四，《盘庚》称“上帝”者一，《康诰》称“上帝”者一，《召诰》称“皇天上帝”者一，《多方》《多士》著作年代本较早而多称“帝”，《多方》且皆称“帝”，是上帝称“帝”较先，而称“上帝”“皇帝”较晚，后之所以不单称“帝”而惯用“上帝”“皇帝”者，或以别于先王庙主之称耳。及“皇帝”音转而为黄帝，成为古史传说中之古帝，于是上帝又变名为“上皇”或“泰皇”“太帝”等，因此而起三皇之说，亦转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帝矣。上帝之神话屡演为古史中之人帝，上帝之称号屡变，而古史传说中之人帝亦累增，此所以古史传说时代愈后者，转愈高而愈远也。“后”本下土之神之通称，为“帝”之对待名词，“夏后”亦即“下后”，古“夏”“下”音同通用，如《楚辞·天问》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即《海内经》称羿“去下地之百艰”义；“夏民”亦即“下民”；是其例证。当殷周之际，“下后”既由社神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夏后”，于是社神后亦变名为“后土”，《左传》《国语》称共工之子曰勾龙，为后土，共工即鲧，乃音之急缓；勾龙即禹，乃义之引伸；禹本下后 （即社神） ，故勾龙亦为“后土”；盖禹既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夏后氏”，而社神乃不得不留禹之化身勾龙为之，勾龙乃始终未见盛传于古史传说中也。鲧即玄冥，亦即冯夷，“鲧”“玄”“冯”古音俱近 （详《鲧、共工》篇） ，本殷人东夷河伯之神，鲧与玄冥既皆入于古史传说，乃独使冯夷留为河伯，优游于大川之上，受人崇祀，此亦遭遇之异耳！

禹在《国语·周语》《逸周书·尝麦篇》等书中皆称伯禹，而《史记》称为帝禹，《荀子·议兵篇》亦云：“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古以夏商周并称三王，此以文武为二王而以尧舜禹汤为四帝，《荀子·议兵篇》本属晚出也。启在《墨子·耕柱篇》《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等书中皆称为夏后启或夏后开，《吕氏春秋·先己篇》又称夏后伯启，《史记》则亦称为夏后帝启。羿在《天问》称夷羿，《左传》称有穷后羿，《左传》引《虞箴》又称帝夷羿，扬雄《上林苑令箴》亦称帝羿。相在《左传》中称夏后相，《史记》并称为帝相。少康在《天问》《离骚》《左传》中但称少康，而《史记》乃称为帝少康。盖本皆“后”“伯”，后乃进而“帝”矣。后人已不解“后”“伯”之义也。《国语》称夏“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及《史记》乃曰：“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司马迁以“夏后”为夏之国号，故又于“夏后”外加称为“帝”，而不知“后”之本为君主之称号也。后人既尊夏后为帝，亦尊殷为帝，故《荀子·议兵篇》称禹汤俱为帝，《史记》于殷王亦多称帝，与《孟子》等书之以夏殷周并称为三王者绝异；《史记·殷本纪》且为之解释曰：“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称帝号，号为王。”

近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且从而据以解释社会形态之转变，其言曰：“这可见古人把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时期，也看在殷周之际的时候的，这种见解，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可以说是得着实物的佐证，便是由原始共产制到奴隶制的转变，到殷周之际，才真正的完成。”此殊附会！夏殷二代古无称帝之说，贬号之说乃出汉人臆造；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明辨之，其言曰：

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递嬗异称，遂若因世会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与帝之号容有互称，而三代之称王一定不易；历稽经传，无称三王为帝者，司马光《稽古录》称夏殷为王是也。既不称帝，尚何贬号，史公之说奚据乎？《索隐》乃顺非而为之词，云：“夏殷天子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王”；《旧唐书·沈既济传》云：“夏殷为帝，周名之曰王”，何其诞也！若以周初贬之，则武王不过卑以自牧，如夏称后之比，改帝为王而已，安得贬及夏殷？若以周末贬之，则战国齐秦犹帝，更不应贬及先代，且即云后世贬之，则如《甘誓》“王曰：六事之人”，此真夏书也，其谁贬？《汤誓》“王曰格尔众，夏王率遏众力”，《盘庚》三篇，王凡十一见，《高宗肜日篇》王三见，《戡黎篇》王五见，《微子》一举“先王”，三呼“王子”，此真商书也，《玄鸟》之诗曰：“武王靡不胜”，《长发》曰：“玄王桓拨，武王载旆，实左右商王”，《殷武》曰：“莫敢不来王”，此商颂也，又谁贬之？

《甘誓》《汤誓》《商颂》等篇本非夏殷之作，犹且称王不称帝，足证汉儒之妄！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春秋作新主之事，黜夏，改号禹谓之帝。此亦汉儒之臆说耳。夏之由“后”“伯”而称“帝”，殷之由“王”而称“帝”，此出于战国末季或秦汉之世。盖此时帝号既盛行，遂并夏殷亦加尊之。古史传说之因时而演变，此亦可见。当“后”号盛行时，“后”之神话俱演而为古史；当“帝”号盛行时，“帝”之神话亦俱演而为古史；后且于已演为古史之“后”亦附加“帝”号，吾人由其名号之展转演变，亦可见古史传说演变之规律性矣。

古史传说之演变规律，吾人由人王称号之变亦可见之。自来人间尊号至于称“王”而止，春秋之世，惟蛮夷之邦楚吴越称王，中原霸主无僭称王号者。及魏惠王始首称王号。及秦昭王乃以王犹不足尊，自为西帝，畏齐之强，而致东帝于齐湣王，未几，湣王欲天下爱齐憎秦，去帝号，昭王因亦去之。阅二年，齐湣王伐宋，苏代见齐强，劝燕王乘机复仇，推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合力攻齐，齐湣王果为所逐；未几，“帝”号又作罢。后秦围赵，欲赵王尊秦王为帝，而鲁仲连义不帝秦。此等“帝”制运动一再出现于战国时者，盖此时“帝”号已由神称庙号演为古史中人王最古之称号矣。及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始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丞相王绾等上“泰皇”尊号而始皇不用者，盖“泰皇”在此时犹有神话性，而“皇帝”即“黄帝”，固上古帝位号，为人间最尊之称，故用之，亦犹战国时诸侯但欲称“帝”，尚无自称“皇帝”者，殆由“皇帝”之称在战国时犹富神话性也。及乎新莽，更称其女儿为“黄皇室主”，颜师古云：“莽自谓土德，故谓之黄皇室主，若汉之称公主。”天凤六年 （西元一九年） 王莽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明年，即据以改元为地皇，此改年号为地皇，与自称黄皇之事正相应。地皇三年，霸桥失火，下诏释“霸桥”之“霸”即“五伯”之“伯”，谓其应在绝灭之列，又以皇帝王霸分配春夏秋冬，谓霸桥失火之翌日正为立春，地皇三年正是冬之终，即此可证霸道可灭而“皇”道可兴，莽之不甘称“帝”而径欲称“皇”，此亦可见。古史传说由“王”而“帝”而“黄帝”而“皇”，古人王之称号亦由“王”而“帝”而“皇帝”而“皇”，其转相层累演进之迹，灼然可见也！ +NpgFr23j8pqgy+jfX8MucbHxYZuon5QI471DKbiAIPpcVsGGTSHVVjBAmud1G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