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都城是在国家机构产生以后出现的。但是它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楚看到,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护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已有一定的布局。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
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的周围已开始用壕沟作为防御措施,村落已有合理的布局。现在以陕西省西安半坡村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为例:
(1)西安半坡遗址 遗址略呈椭圆形,居民点南靠河流,北边有弧形的壕沟环绕,利用河流和所挖壕沟作防御设施。在壕沟和河流之间,朝东和西北都有缺口用作通道,作为村落的门户。壕沟的东北方为制造陶器的公共窑场,壕沟的北方是氏族墓地。沟外空地还分布有各式的窖穴,是公共的仓库。居民点中央是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子,周围环绕着小住宅(参看卷首图二)。
(2)临潼姜寨遗址 氏族村落西南靠河流,北、东、南三面被壕沟环绕。壕沟正东有缺口,西北沿河也有缺口,留有通道,作为村落的门户。西部临河边为制陶区,壕沟以东有氏族墓地。村落中心为广场,是氏族集体成员集会、娱乐的场所,周围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小住宅,门口都向着中心(参看图1)。
图1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氏族村落平面图
(采自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我国原始社会氏族聚落的平面布局》,收入《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种以大屋子或广场为中心的居民点布局,面向东方的向阳通道,南边靠河流和北面挖壕沟的防御措施,同时又以河流作为水源,并在周围分设制陶区、窖穴以及氏族墓地的办法,都是为了适应氏族集体生活和保护安全的需要。这种有计划的布局,就是后来城市的萌芽。
城墙是比壕沟进一步的防御措施,它的出现要迟些。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至少在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已有城堡的建筑。比较重要的,有下列三处城堡遗址:
(1)王城岗城堡遗址 在河南登封告成镇西约1公里的王城岗,发现了东西相连的两个城堡的遗址,1977年到1980年发掘。现东城只剩西南角部分,南墙残存西段约30米,西墙残存南段约65米,原来可能是正方形。西城紧靠东城的西侧,南墙和西墙的基础槽及夯土层尚保存于地下,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残存29米。在城堡以内,中部和西南部较高地带,发现与城墙同时期的夯土遗存。有些夯筑在圆形坑内,部分坑内的夯土层与夯土层之间,还填埋一些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可能是建筑的奠基坑。在王城岗第四期的灰坑内,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城堡遗址的年代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以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上的夏代初期。地理位置与《古本竹书纪年》《世本》所记载的“禹都阳城”相合,春秋战国时代的阳城古城即在告成镇的东寨外,相距很近。近人有推定为夏代初年都城的 (参看图2)。
(2)平粮台城堡遗址 位于河南淮阳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称为平粮台或平粮冢,高出附近地面3—5米,1980年发掘。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85米,城内面积约34000多平方米,包括城墙及外侧部分,面积达50000多平方米。现存城墙下部宽约13米,顶部宽约8—10米,残高3米。西南城角保存较好,外角略呈弧形。筑城方法比较原始,先筑成小型板筑土墙,然后在其外侧堆土夯实,逐层加高,再堆筑出城墙上部,南北两墙中央有城门和路面,南门两侧有相对的门房,门房面积都呈南北长方形,两侧门房的北部有相对的门口、门道。土路之下铺有陶质排水管道,北端高于南端,便于向城外排水。城内东北部已发掘出成排的房基,部分房基底部筑有夯土台基,房基周围有土坯墙和柱洞等遗存。平粮台第三期灰坑中出土了铜炼渣。这是具有豫东地区地方性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址。古城东南部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960±140年,树轮校正距今4355±175年,时代比王城岗遗址略早而相差不远 (参看图3)。
图2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堡”平面图
(采自《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图3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堡”平面图
(采自《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城子崖遗址 位于山东章丘龙山镇,1930—1931年发掘。城址平面为正方向的南北长方形,南北约长450米,东西约宽390米。过去有人对此怀疑,认为这是属于上层的东周文化层,不属于下层的龙山文化层,从而断定这是春秋时代谭国的城墙 。现在由于王城岗、平粮台两处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现,可以推知城子崖也应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
上述这些城址的历史年代,目前学术界正在进一步讨论中。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城址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原始社会末期已有城堡出现,不能根据小城堡和发现的青铜片作为已经建立国家机构的主要依据;同时王城岗的城堡的面积,比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还小(参见下文第三章追记),不大可能是禹都阳城 。
《礼记·礼运篇》记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这段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都城的建筑“城郭沟池以为固”,是由于国家对外防御和对内统治上的需要,必然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设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资料来说明早期都城的特点。
【追记:关于王城岗城堡的年代和性质,目前还有不同意见,见于《文物》1984年第2期和第11期。多数的意见,认为王城岗城堡不可能是夏代初年的都城。王城岗城堡的建造使用时期,相当于“王城岗第二期文化”,同期灰坑的出土,经碳14的测定,年代距今4405±109年,约当公元前2455±109年。平粮台城堡年代不晚于“平粮台第三期文化”,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4355±175年,约当公元前2405±175年,较王城岗城堡略迟。碳14的测定,见于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七)》(《考古》1980年第4期)。两者的年代,都比文献上所说夏代要早。两者比较起来,王城岗城堡的规模小,建筑的技术水平低。王城岗西城的面积(约8500平方米)只及平粮台城堡面积(约34000平方米)的四分之一,前者城墙宽度(城墙基础的槽宽4.4米)只及后者(城墙下部宽度13米)的五分之一。前者使用鹅卵石作夯具,后者使用四根木棍绑成的夯具,而且后者设施较前者进步,后者南北城墙中央设门,南门两侧有对称的门房,门道土路之下有陶质水管道,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古城堡排水设施的资料。】
沟池和城郭同样是古代的防御设施,但是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沟池的起源较早,城墙的起源较迟,上面我们叙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足以证明这一点。山西夏县埝掌东南青龙河两岸台地上的东下冯遗址,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东下冯遗址,有上下二层文化遗存,上层是商代前期文化遗存,下层是二里头文化遗存。东下冯类型遗存有壕沟二圈,呈“回”字形,平面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里沟边长约130米,外沟边长约150米,平行的里外两沟的间距为5.5—12.3米。沟的纵剖面上宽下窄,里沟口宽5—6米,外沟口宽2.8—4米,底宽均为2—3米。现存沟口到沟底深3米左右(参看图4)。居住址都是窑洞式的,窑洞掏挖在断崖或沟壁的旁边。出土遗物除石器、骨器、陶器以外,还有铜镞、铜凿等。
图4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区壕沟和城墙
(采自《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商代前期遗存有城堡,已全部埋在地下,探明的有南墙和西墙一部分。南墙中段有曲折,总长约400米。东下冯类型遗存的倒梯形壕沟,正好包括在这座城堡的西南部。西墙的南段正包在壕沟的西边,与壕沟平行。南墙的西段正包在壕沟的南边,中段曲折处,压在壕沟的南角上。建筑基址都是圆形的台基,高出当时地面30—50厘米,直径一般为8.5—10米,台基中心有大柱洞,周围有二三十个小柱洞。建筑群的排列,前后有序,左右成行,间隔均为5米,十分规整,显然经过规划 。
从东下冯遗址来看,在今山西南部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只有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到商代早期才建筑城堡。
总的看来,用壕沟或城堡作为居民点的防御设施,在防御设施的范围内有一定的布局规划,是经过原始社会后期几千年的历史才逐渐形成的。在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挖掘环绕的壕沟,只是为了防御猛兽的突然袭击。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用城墙作为防御工程,则可能因为当时部落之间已发生彼此掠夺的战争,为了防备其他部落的突然袭击。等到国家机构形成,彼此间发生战争,城堡的建筑就有进一步的发展。把城墙和壕沟结合起来作为城市的防御工事,出现的时代可能较迟。目前已发掘的商代都城遗址有三种情况,有的只有壕沟,有的只有城墙,有的城墙和壕沟结合起来。至少到商代中期已有城墙和壕沟结合起来的城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