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东汉、北魏洛阳“城”和“郭”的布局

1 东汉洛阳城的内城性质及其“坐北朝南”布局

东汉都城洛阳遗址，即所谓汉魏故城，在今河南洛阳以东15公里。传统的说法，认为汉魏故城原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旧址，是不正确的。这里原是战国时代东周（从周分裂出来的小国）的城市。苏秦就是东周洛阳乘轩里人。洛阳原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人口众多，战国末年被秦攻占后，河南（今洛阳市）和洛阳曾作为吕不韦（？—前225年）的封邑，人口多到十万户。

洛阳故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当时九里多，东西宽约当时六里多，被称为“九六城” 。遗址的南墙已被洛水冲毁，西墙残存4290米，北墙长3700米，东墙残长3895米，连同南墙约长13000米，约合汉代三十一里，基本与文献相合。城内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参看卷首图版十六）。

秦及西汉时，洛阳已有南宫和北宫，汉高帝即帝位于汜水之阳以后，曾“置酒雒阳南宫”，见《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舆地志》说：“秦时已有南北宫。” 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就是到南宫的却非殿以后，定都洛阳的。光武帝在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正月“起南宫前殿”（《后汉书·光武帝纪》）。这个南宫前殿当即崇德殿。后来魏明帝（公元227—239年）就在崇德殿的旧址上起建太极殿 。据《元河南志》的《后汉京城图》，却非殿即在南宫的端门以南，崇德殿即在却非殿之后，前有章台门（参看图37）。

北宫的重建，在汉明帝时。永平三年（公元60年）“起北宫及诸官府”，八年冬十月“北宫成”（《后汉书·明帝纪》）。北宫中的大殿是德阳殿。德阳殿东西宽37丈4尺，南北长7丈 ，与秦代阿房宫和西汉未央宫前殿相比，面积还不算太大，但是德阳殿的“庭”很大，和阿房宫一样可以容纳一万人。它的陛（台阶）高2丈，殿前有朱雀五阙，高耸入云，从四十里外便可望见 ，规模很是雄伟。

（据《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人《元河南志》所载插图重新绘制，原图《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古代洛阳图十四幅》曾刊载）

此图在上东门外东南有马市，平城门外明堂、云场以南有南市，说明二市东汉已存在。此图在不少城门以外郭区画有一亭，如夏门西北有万寿亭，谷门西北有临平亭，说明东汉洛阳沿袭西汉长安制度，在每个城门外郭区边境设有一亭，加强防卫。城外东北角有“止商里”，当作“上商里”，见于《后汉书·鲍永传》李贤注所引《东观汉记》与陆机《洛阳记》，说明城外郭区有居民的“里”。

东汉洛阳的布局，显然和西汉长安不同。西汉长安主要宫室是长乐宫和未央宫，东西横列，以东门为正门。东汉洛阳主要宫室是南宫和北宫，南北纵列，以南门为正门。位于长安城东南部的长乐宫主要用作太后住处，位于长安城西南部的未央宫是朝廷中心，大朝会都要在未央宫前殿举行。洛阳的北宫中有永乐宫和永安宫作为太后住处，但是北宫和南宫都用作朝廷，元旦的大朝会规定在北宫的德阳殿举行（参看图38）。

长安的城门，四面各有三门，以东墙的城门作为正门，设有门阙。并以东墙北门（宣平门）为主要城门，有“东都城门”之称，宣平门外的东郭门又称“东都门”。洛阳的城门，东、西两面各三门，北面只二门，南面有四门，以南面偏东的平城门为正门。蔡邕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续汉书·五行志一》）平城门从南向北，直对南宫的南门（朱雀门），主要供皇帝出南门外郊祀之用，所以是“门之最尊者”。在十二城门中，只有平城门作为宫门看待，属卫尉管理，设有司马主管，秩千石，其他十一门都属城门校尉管理，设有候主管，秩六百石 。值得注意的是，平城门原来是没有的，是建武十四年南宫前殿建筑以后开辟建设的。南宫前殿起建于这年正月，平城门开辟于这年九月。《古今注》（《续汉书·百官志四》刘昭注引）说：“建武十四年九月开平城门。” 可知平城门不但供皇帝出南门郊祀使用，而且还供群臣前往南宫前殿参加朝会使用。这是当时对朝会礼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采自日本尾形勇《东亚细亚的世界帝国》，日本讲谈社1985年版）

西汉的礼制规定，到未央宫参加朝会要从东阙进入，上书或要求谒见要到北阙。主管接受上书和谒见的“公车司马”也在北阙。而东汉的礼制，参加朝会要从南门进入，上书或要求谒见也要到南阙。《续汉书·百官志》说：卫尉所属公车司马一人，“掌宫南阙门，凡吏门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这个礼制的改变，就使得整个都城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宫室的南门成为主要门户，南面的平城门也成为主要城门。而北面的两座城门失去重要性，夏门（北墙西门）常被用作送丧的通道 ，谷门（北墙东门）还被用作送罪犯出城行刑的地方 。

由于洛阳城坐北朝南，储备粮食和兵器的太仓和武库都造在城内东北角，位于北宫东北。《洛阳记》（《后汉书·坚镡传》注引）说：“建始殿东有太仓，仓东有武库。”武库以东城墙为屏障，灵帝时武库及东垣（东城墙）屋前后毁坏，蔡邕说：“东垣，库之外障。”（《续汉书·五行志一》）《元河南志》的《后汉京城图》，画武库在太仓之西，是错误的。太仓建于狄泉之北，狄泉与阳渠相通 ，以便漕运。作为朝廷大臣的“三公”的官府则设在南城墙东门（开阳门）内，《古今注》说：“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内。”靠近南宫的东门。司徒府和南宫的东阙相对。蔡质《汉仪》说：“司徒府与苍龙阙对。”（以上都见《续汉书·百官志一》刘昭注引）

尽管东汉洛阳与西汉长安布局不同，然而城的性质没有改变，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不仅北宫的北墙靠近北城墙，南宫的南墙也靠近南城墙，南门与平城门相连接。司徒、司空二府“光观壮丽”（《太平御览》卷二〇七引《汉官仪》）。所有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华延隽《洛阳记》说：“洛阳城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凡有一万一千二百十九门。”（《玉海》卷一七三汉洛阳城所引）。《太平寰宇记》卷三洛阳县下引《洛阳记》说：“洛阳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晋魏之代，凡有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门。自永嘉之乱，刘曜入洛阳，元帝渡江，官署里闾，鞠为茂草。”班固《东都赋》说：“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确，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

2 北魏洛阳城的内城性质及其“南向”布局

东汉以后，洛阳城曾多次在战乱中被毁，多次重建。东汉末年洛阳被毁后，魏曹丕（公元220—226年）建都时，就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复，并有所扩建。魏明帝（公元227—239年）在东汉南宫崇德殿的基础上建造太极殿，这是此后皇宫正殿称太极殿的开始。还曾在北宫以北增辟芳林园，在城西北角建筑金墉城。金墉城具有防守用的堡垒性质。西晋建都洛阳，虽然有所兴建，大体上还是沿袭旧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化。

西晋末年洛阳被毁，等到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就在废墟上重新建设，对原有的都城布局作了调整。省去了南宫，在原来北宫的基础上建成一宫，位于城的中北部，略偏西。宫墙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00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从东城墙北门（建春门）到西墙北门（阊阖门），有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穿过宫墙东门和西门，将皇宫分成南北两半。南半为朝会之处，北半为寝宫所在。在南半的中北部偏西处，建有正殿太极殿，这就是日常朝会的大殿。经实测，殿基作长方形，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60米，基址高出地面4米。宫的南墙西段，向北对直太极殿处，设有正门阊阖门。经实测，门洞缺口宽达46米，是整个洛阳城中形制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从阊阖门向南，直到南城墙的宣阳门，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宽41—42米，称为铜驼街，成为城内南北向的中轴线。原来东汉北宫的南门外，大街两侧安置一对铜驼，称为铜驼街。华延隽《洛阳记》（《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说：“两铜驼在宫之南街，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北魏的铜驼街，就是把东汉北宫南门外的正南大街延长，穿过原来南宫基地，直到宣阳门。

据《洛阳伽蓝记》卷一，沿御道（即铜驼街）东西两旁，在原来南宫的基址上，建设有一系列的中央官署。道东为左卫府（左卫将军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及衣冠里，道西为右卫府（右卫将军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凌阴里。凌阴里“即四朝时（东汉、曹魏、西晋、北魏）藏冰处”，原是东汉南宫的 台旧址。《水经注·谷水》说：“《洛阳诸宫名》曰：南宫有 台、临照台；《东京赋》曰：其南则有 门曲榭，邪阻城洫。注云： 门，冰室门也。”说明北魏虽然废去南宫，利用南宫旧址修筑一系列中央官署，但是对于南宫中某些有特殊用处的建筑，如藏冰处之类，仍还是利用的。

北魏这样把中央官署集中建设于宫南大街两侧的布局，比东汉把中央官署造在南宫东南更为合理。东汉末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就曾把中央官署集中造在宫南大街的东西两侧。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城中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把全城分成南北两半。北半部的正中为宫室，东为贵族所居的戚里，西为王室的铜雀苑，另有白藏库、武库、乘黄厩（养马场）在铜雀苑以西靠西城墙下。宫室分东西二部，西部有文昌殿为朝会之所，东部有听政殿为日常听政之处，即内朝所在。文昌殿外的正门称端门，听政殿的正门称司马门。司马门内有一系列内朝的官署如尚书台、御史台阁、郎中令府、内医署等；司马门外正南大道两侧又有一系列外朝的官署如相国府、御史大夫府、奉常寺、大农寺等。同时东掖门正东大道南侧更有太仆卿寺、中尉寺等（详见《文选》卷六《魏都赋》李善注）（参看图39）。邺都这种集中建设主要中央官署于司马门外的设施，为北魏所效法。

北魏洛阳布局之所以能够整齐而有条理，是综合采用中原几个都城优点的结果。北魏贵族原是鲜卑族拓跋氏，原来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当道武帝（拓跋 ，公元386—409年）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时，还没有城郭，八年以后，才逐步兴建，是模仿邺、洛阳、长安的。《魏书·莫含传》说：“太祖（道武帝）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阳、长安之制。”但是平城的建设还比较简陋，还保持着拓跋氏的礼俗，除了正月祭祀五方帝于南郊以外，四月还要祭天于西郊的方坛，坛上竖立七个木人，由女巫登坛摇鼓祭祀。同时又设祖庙于白登山。到孝文帝（公元471—499年）进行改革，一方面采用中原礼制，废除原有的礼俗，一方面又模仿中原都城，对平城进行改建。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正月朔日“帝始服 冕，朝飨万国”；十二年筑圜丘于南郊，十三年“初备大驾”，到圜丘祭天，并立孔子庙于京师；十五年建成明堂，并改建太庙；十六年拆除大华殿，建成太极殿；十七年正月朔日“飨百寮于太极殿”（《魏书·高祖纪》）；十八年“诏罢西郊祭天”（《魏书·礼志》）。每年南郊祭天典礼的举行，太庙中祭祖仪式的举行，元旦朝贺皇帝仪式的举行，使得北魏都城的布局和宫殿、宗庙等建筑，不能不作相应的改造。

（采自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与日本尾形勇《东亚细亚的世界帝国》）

孝文帝在改建平城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取过去中原都城布局及其建筑的优点。将营建太庙和太极殿的时候，曾派蒋少游到洛阳，“量准魏晋基址”（《魏书·蒋少游传》）；还曾派蒋少游作为李彪的副使，出使江南，“密令观京师（南齐都城建康）宫殿楷式”（《南齐书·魏虏传》）。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建设新都，就是在改建平城规划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摆脱旧礼俗的束缚，进一步综合采用中原几个都城的优点，作出更加整齐而有条理的布局了。

北魏洛阳城有十三座城门，其中十二座门是东汉以来原有的，只有在西城墙北头紧靠金墉城地方另开了一座门，称承明门。原来西城墙中门（东汉称雍门，北魏称西阳门）从旧址向北移动约500米，使得与东城墙中门（东汉称中东门，北魏改称东阳门）对直。全城除了铜驼街以外，还有南北向的街三条，东西向的街四条，用来连通四面的城门。其中以东西向的中间两条大街较为重要，既用来连通城内宫殿和官署的东西两侧地区，又用来连通城外东西侧的“郭”区。从东城墙北门（建春门），穿过宫墙东门和西门，直到西墙北门（阊阖门）的大街，宽约35—51米。据《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建春门内大街南侧设有勾盾署、典农署、籍田署 。从东城墙中门（东阳门）直通到西城墙中门（西阳门）的大街，宽约41米。据《洛阳伽蓝记》卷一“昭仪尼寺”条，东阳门内大街北侧有太仓署、导官署 ^[12] 。洛阳城内东部这些官署都是主管农业和粮食的。西阳门内大街北侧有太仆寺、乘黄署、武库署 。城内西部这些官署是主管车马、养马和兵器的。（参看图40）

（依据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采自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版）

北魏在都城中，对官署的布局作了有系统的安排和调整，把主要的中央高级官署安置在宫的正门前的铜驼街两侧，并把主管粮食和军需的官署分布在城内东部和西部，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充实都城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原来在东城墙北门（建春门）以内大街北侧的步广里，这时改作河南尹的官署，以加强对城内居民的管理。显然，北魏对洛阳城内官署的安排有了很大的改进。

北魏洛阳城内设有许多建筑住家的“里”。从《洛阳伽蓝记》记述寺院连带谈到的“里”来看，都是大小官吏住宅。例如西阳门以内大街北侧的延年里，是宦官刘腾住宅；铜驼街西侧永宁寺以西的永康里，原是东汉太尉荀 住宅，这时是将军元义住宅；铜驼街东侧司徒府以东有大将军高肇的住宅；东阳门以内昭仪寺南的宜寿里，原是晋侍中荀 旧宅，这时成为苞信县令段晖住宅；清阳门以内修梵寺北的永和里，原是董卓住宅，这时成为尚书右仆射郭祚等六人住宅，“皆高门华屋”，“当时名为贵里”；在太仓、导官二署东南的治粟里，就是二署官员的住宅。

洛阳城西原有一“市”，为晋代三市之一。《晋书·地理志》谓洛阳有“五部三市”。因为西方，五行属“金”，称为“金市”。晋代在西城墙中门以内一里的大街北侧，北魏移到靠近宫墙西门（千秋门）以外的大道北侧 。

十分清楚，北魏洛阳尽管布局作了调整，依然是内城的性质，它只是个政治和军事的中心。

3 汉魏洛阳城外的西面“郭”区

汉魏洛阳城的内城性质，是和西汉长安城一样的。但是它的布局与长安城不同，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因此它的“郭”区，也从分布在东、北两面改为分布到东、西、南三面。因为东汉、魏晋有关这方面的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先从北魏的情况谈起。

北魏在建都平城的时候，就曾模仿邺和洛阳，建设外郭城。道武帝天赐三年（公元406年）“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魏书·太祖纪》）。这仅是规划性质，准备建立外郭，分设作为商业区的“市”和作为居住区的“里”。外郭的实际建成，是在十六年后。明元帝（公元409—423年）泰常七年（公元422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魏书·太宗纪》）。郭城的结构模仿中原都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南齐书·魏虏传》）。这样郭城环绕于宫城以南，把郭城完全划分为坊里的办法，显然是沿用洛阳和邺的制度。所设坊里大小，也沿用中原都城的办法。后来北魏洛阳外郭的建设，还是沿用这种布局，只是坊里规划得更为整齐划一。

关于北魏洛阳整个布局的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五末尾说：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合有二百二十里”，当为“合有三百二十里”之误。三百二十个“里”，是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兴建的。《魏书·世宗纪》载：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罢”。“坊”就是“里”，当时可以通称，这个筑坊的计划，是广阳王嘉担任州牧时提出的建议。《魏书·广阳王嘉传》说：“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畿内免除课役的丁男）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所说“各周一千二百步”，和《洛阳伽蓝记》所说“方三百步为一里”正相符合。

既然“方三百步为一里”，三百二十个“里”的面积就该有320平方里。汉魏洛阳城，东西宽六里多，南北长九里多，整个面积约有54平方里，而且城内有庙、社、宫室、府曹的建筑，占很大面积。因此，北魏在洛阳所建筑的320个“里”，大部分应该分布在“郭”区。洛阳城北靠邙山，“郭”区主要分布在东、西、南三面。宿白制作了一张《北魏洛阳郭城设计复原图》，把洛阳城（内城）的面积划成东西6个“里”、南北9个“里”，把整个洛阳（包括“城”区和四周“郭”区）划成东西20个“里”、南北15个“里”，并在南边中央画成长方形的凸出部分，计东西4个“里”，南北5个“里”，这样正好划成320个“里”（参看图41），这样复原设计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洛阳伽蓝记》对城东（卷二）、城南（卷三）、城西（卷四）、城北（卷五）有关寺院的记述，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郭”区为范围的，所记城西的“郭”区尤其明显。

《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城西“郭”区边界的张方沟和张方桥说：

自退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

宿白《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出阊阖门城外七里长分桥。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讹语，号为张夫人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

北魏（征西将军）崔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饯行），车骑成列。

这条“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及其堤岸，实际上就是城西“郭”区的边界，也就是西“郭”的防御设施，相当于郭城的作用。张方桥或长分桥就是张方沟上唯一的桥梁，它直对洛阳城西墙北门（阊阖门）大街，这是洛阳西“郭”主要出入通道，具有西郭门的性质，所以人们送迎或饯行，多在此处，如同西汉长安的东郭门（即东都门）一样。因为此处形势险要，无论从洛阳出师或者进军洛阳，必须在此处驻屯，在张方沟以东的寿丘里，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也是利用这条沟作为屏障的。这条南北向的大沟，南通洛水，北接邙山，正好十五里，说明当时洛阳城西“郭”区，确是南北有15个“里”。由此可见按照南北15个“里”来设计复原是可行的。

既然《洛阳伽蓝记》说张方桥即是汉夕阳亭，那么，这个洛阳西“郭”的关口，早在汉代就建立了。《后汉书·杨震传》载：汉安帝时（公元106—125年），太尉杨震因进谏而受到宦官迫害，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阳亭 ，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因饮 而卒”。《东观汉记》有相同的记载，惟作“震到洛阳都亭”。都亭原是指“郭下之亭” 。东汉所说“洛阳都亭”，就是指具有郭门性质的夕阳亭。相传汉明帝时，仙人王乔做叶县的县令，每当上朝，门鼓不击自鸣。死后百姓立为祠，“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音声，太史候望在上西门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气祥”（《风俗通义》卷二“叶令祠”条）。从这个故事，说明东汉洛阳都亭，不是指一般的“郭下之亭”，而是专指上西门外的夕阳亭，这里是洛阳西“郭”的重要门户，是出入必经的要道。汉安元年（公元142年）顺帝选派八个使者出去巡查，张纲是其中之一，他“独埋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后汉书·张纲传》）东汉洛阳都亭也和北魏张方桥一样，常常被用作出兵时驻屯之所。汉灵帝（公元168—189年）时，大将军窦武计谋除去宦官，因计谋泄漏，宦官们就劫持太后，派人捉他，他便“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后因军队归向宦官，被围而自杀，“枭首洛阳都亭”（《后汉书·窦武传》）。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后汉书·何进传》）。所说“都亭”，都是指具有郭门性质的夕阳亭。

东汉洛阳如同西汉长安一样，每座城门外都有一个外郭亭，蔡质《汉仪》（《续汉书·百官志》刘注引）说：“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 但是，夕阳亭地位重要，不同于一般的外郭亭，具有郭门的作用。

西“郭”是北魏洛阳的主要市区。西阳门（西城墙中门）以外四里，即白马寺以西一里，大道以南有洛阳大市。《洛阳伽蓝记》卷四说：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 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 为业，赁 车为事。……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接，迭相临望。

从这段记载，可知北魏市区的建设，井井有条。洛阳大市“周围有八里”，就是2平方里，四面周围，每面又设两个“里”，分别以屠贩、音乐、酿酒、丧事为业。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已被作为市区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这里的“妙伎”，人数众多，也占有两个“里”。

4 汉魏洛阳城外的东、南两面“郭”区

汉魏洛阳城外的东面“郭”区也很重要，因为它是水路交通枢纽所在。汉光武帝时，河南尹王梁设计开凿渠水，引谷水注入洛阳城下，“及渠成而水不流”（《后汉书·王梁传》）。后来大司空张纯设计开凿阳渠，引洛水到洛阳城下，以通漕运，取得成功。《后汉书·张纯传》载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上（指光武帝）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水经注·谷水》也说：“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这条阳渠的开凿，不但开通了漕运，而且便利了洛阳对外的水上交通。这条阳渠，从洛阳城外的东南角，引洛水北上，到距离上东门（东城墙北门）以东七里地方，折而向西，直到上东门（东墙北门）外，和环城的河流接通。这样，阳渠就成为上东门外的水上交通要道，并在这一带形成繁华的市区和居住区，成为洛阳东“郭”的一个主要地区。

上东门（北魏称建春门）外，东汉建有跨过城河的石桥，桥头建有两石柱，右石柱铭云：“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指诸国贡品）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水经注·谷水》）说明当时漕渠确实成为四方运输贡赋到京师的交通要道。在石桥东南就有积谷的仓，称为“常满仓”。《洛阳伽蓝记》卷二说：建春门外石桥南有明悬寺，“寺东有中朝（指西晋）时常满仓，高祖（北魏孝文帝）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再向东，阳渠以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指西晋）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龙华寺”条）。旗亭是市区长官的官舍，用于管理市区商业。说明这一带原是繁华的市区。据说建阳里“即中朝时白社地，董威辈所居处”，“里内士庶二千余户”。董威辈即是董京，“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碎残缯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晋书·隐逸列传》）。说明这“里”居住的人，有贫穷而在市上行乞的。与“城”区“里”中所住大多是官吏的情况大不相同。

《洛阳伽蓝记》卷二“崇真寺”条说：“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造。桥南有魏朝时马市（一本作中朝时牛马市），刑嵇康之所也。”同卷“魏昌尼寺”条又说：“在里东南角，即中朝牛马市处也，刑嵇康之所，东临石桥，此桥南北行，晋太康元年中朝时市南桥。澄之等（指刘澄之、戴延之等）盖见此桥铭，因而以桥为太康初造（实际上是先前东汉阳嘉四年所造）也。”这东石桥直跨明渠，桥南有马市，《水经注·谷水》称为马市石桥。《水经注》说：“（阳渠）水南有马市，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这个马市，东汉已经存在。顺帝永建年间定远侯班始（班固弟班超之孙）因杀死阴城公主（章帝之孙女），被腰斩马市（《续汉书·天文志中》“永建二年”条及刘昭注引《古今注》）。《洛阳记》（《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解释“三市”说：“马市在大城东”，又说：“马市在东，旧置丞焉”。马市只是市的名称，并不全是做马的交易的，原来一定很有规模，所以设有丞管理。这个马市，东汉也早已存在，《元河南志》的《东汉京城图》就画在上东门东南（参看图37）。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兴尼寺”条说：“建阳里东有绥民里……绥民里东有崇义里……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这里明确指出七里桥东一里有郭门，而且郭门很有规模，门开三道，这是西汉以来京都城门的统一规格，说明这是洛阳城正规的东郭门。七里桥当因离城七里而得名，那么，这座东郭门就在建春门外八里地方。这和相当于西郭门的长分桥在阊阖门外七里地方，位置也差不多。我们所作的北魏洛阳城郭区复原图，东西划分为20个“里”，南北划分为15个“里”。其中“城”区东西有6个“里”，东面和西面“郭”区都各有东西7个“里”，这样，东郭门和长分桥的位置也基本上相合。也就是说，洛阳“城”区东西宽6里，东西两面的“郭”区都是东西宽7里，整个洛阳，包括“城”区和“郭”区在内，总共东西宽20里，南北长15里。

“门开三道”的东郭门不知造于何时，但是阳渠是东汉初年开凿的，阳渠从城外东南角引洛水北上，成为南北向的一条大沟，到距离上东门以东七里地方折而向西，这样就把东西面“郭区”南部三分之二地方用大沟围了起来，成为东“郭”的防御设施，如同西“郭”的张方沟差不多，七里桥也就和西“郭”的张方桥差不多，成为进出东“郭”的重要关口，在七里桥东一里加造一座东郭门，只是因为北部三分之一地方没有沟渠作屏障，需要修建一部分郭城来作防御之用，于是开设郭门。

汉顺帝（公元125—144年）时，洛阳人种 “为县门下史”。当时做河南尹的田歆，要外甥王谌帮他找一个“名士”。一天王谌送客到大阳郭，远远见到种 ，就以为是人才，回来对田歆说：“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后汉书·种 传》）所谓“近洛阳门下史”，只是居于洛阳县令门下的小吏 ^[18] 。当时洛阳县令的官署设在近郊，掌管部分“郭”区，如同北魏的洛阳县设在东“郭”的绥民里（《洛阳伽蓝记》卷二），掌管东“郭”一样。绥民里这个名称，该是因为设有“绥民”的洛阳县署而来。北魏的许多里名，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东“郭”该即由洛阳县管辖，如同隋唐长安的郭城内，东西两面分设有大兴县（唐万年县）廨和长安县廨，分属两县管辖。这时王谌送客到大阳郭而见到种 ，说是“近洛阳门下史”，特别指明“近洛阳”，说明在洛阳近郊，所谓“大阳郭”当是东汉对东郭的称呼。

洛阳东郭，建春门外，沿阳渠两岸是重要的市区、寺院区和居住区。此外在南部的阳渠包围圈内，靠近城区的一些地方，也有居住区、寺院以及市区，只是市区较小，称为“小市”。《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说：青阳门（东城墙南门）外三里，大街以南有景宁里，大街以北有孝义里，孝义里东有“洛阳小市”，东北有殖货里。这个小市以北的殖货里，如同西郭洛阳大市以东通商里、达货里一样，以屠贩为业。这该是北魏的设施。

洛阳的南郭比较狭窄，因为从洛阳南城墙向南到洛水只有四里地。东汉时代在开阳门外，南郭的东南角，设有太学和辟雍，在平城门（即北魏平昌门）外设有灵台和明堂。东汉魏晋时代南郭有南市。《元河南志》的《东汉京城图》，南市画在明堂以南（参看图37）。《洛阳记》（《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所说洛阳三市，“南市在大城南” 。北魏时，宣阳门外洛水上有浮桥，洛水南有市，叫四通市。《洛阳伽蓝记》卷三说：“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永桥以南，大道两旁还设有四夷馆和四夷里，为接待四方少数民族的地方。从四夷馆和四夷里有南北向的大道，越过浮桥，直通宣阳门，和城内南北向的铜驼街连接，成为城和郭的南北向中轴线。

这里洛水上的浮桥，以及越过浮桥直通城内的南北向大道，东汉早就存在，只是位置略为偏东，在平城门外。根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灵帝时，曾使掖庭令毕岚“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平门即是平城门，“平门外桥”即指平城门外洛水上的浮桥。所铸天禄、虾蟆，是两具有动物装饰的铜铸水道口；翻车是用机械转动的引水器；渴乌是从下而上的吸水器。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这时毕岚利用引水和吸水器械，一方面在洛水上浮桥以西，用来洒“南北郊路”，“南北郊路”当即越过浮桥直通城内的南北向大道；另一方面在浮桥以东，引水向北流通，转入南宫。既然这样利用引水和吸水器械用来洒南北郊路，可以省去百姓洒道之费，说明这条“南北郊路”两旁所居住的百姓是众多的。东汉洛阳的南郭，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比较繁华的郭区。

还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洛阳南郭洛水上的浮桥，不止一座，南面两头的津门（即津城门）外，也有一座洛水浮桥。《后汉书·张奋传》说：“子甫嗣，官至津城门候。”李贤注：“津城门，洛阳南面西门也，当洛水浮桥。”《元河南志》卷二也说：“津城门，洛阳南面西门，当洛水浮桥，又作津阳门。”津门当即因此处架有浮桥，成为水上交通要道而得名。这时洛水浮桥的建设已很有规模，皇帝的车驾可以在浮桥上平安通过。班固《马仲都哀辞》（《太平御览》卷五九六引）说：“车骑将军顺文侯马仲都，明帝舅也，从车驾于洛水浮桥，马惊入水溺死。帝谓侍御史班固为马上三十步哀辞。”说明当时皇帝车驾和随从人员都是从洛水浮桥上通过的，只因马仲都的“马惊”，才发生“入水溺死”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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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洛阳伽蓝记》卷一“昭仪尼寺”条：“东阳门内道北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太仓令主管太仓，导官令掌择米麦以供御食，“导”当作“ ”。当时城东靠建春门、东阳门的官署，都是主管农业和粮食的，靠近太仓和漕渠，归大司农管辖。

[18] 瞿兑之、苏晋仁说：“曹掾之属常居门下，故诸掾常以门下为号，金石中时见门下功曹、门下贼曹之名。其门下掾（《后汉书》卷四三《公孙述传》注、卷五九《郅郓传》）、门下史（《后汉书》卷八六《种 传》）即各曹掾史，非另有一职也。”见所著《两汉县政考》第77页，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版。 cUejyEAgNHs/6chhMmK4iCgJKvXTbXHoGmr3UP6uwbwJ+vQJzImiD6O/X5OnEaj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