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译本序

本书是复旦大学教授杨宽先生的中文手稿的全译本，大作基于都城的平面布局发展与礼制及政治史相关联这一新观点，实证地、综合地阐明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历史。

全书的主要观点是，从周初在洛阳营建成周的城郭以后，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结构为：（一）由小城和大城（即郭）两部分组成，小城是君主的宫殿及统治机构——官衙的所在，大城中则居住着士兵、庶民、被征服者，并分布着制铜、制铁等的作坊。（二）西汉长安城建成以前，小城多设在大城的西南隅，东向；东汉洛阳城建成以后，小城多位于大城的中央，南向。（三）这个变化，反映了从“坐西（南）朝东为尊”的以家为中心的礼制，到“坐北朝南为尊”的君臣关系礼制的转变。（四）北魏洛阳城及唐代长安城的布局结构是这一转变的延续和发展。

杨宽先生的这一观点，最初是在1983年9月东京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上发表的（Yang Ku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ing Changes of Layout of Capital Cities and Ritual in the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由于受会议发言时间的制约，只介绍了内容的概要，但是，学术界非常希望能在日本公开刊行这崭新见解的全貌，杨宽先生也应允了，于是，决定将该书作为前作《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的续篇，仍由学生社出版。杨先生归国后不久，就寄来了十多万字的手稿，题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和发展》。

这份手稿与先前的发言内容相比，不仅考察的范围显著扩大，而且所涉及的地方无不有详尽的论证。首先，杨宽先生参照考古学成果，考察了都城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商代之前；并且还推断，商代的都城制度是一种陪都制，这与历来认定的一代一都的观点是迥异的。接着，将考察的目标转到成周洛阳营建中所出现的小城大郭连结方式上，随后又结合以西方为上位而东向的“坐西朝东”礼制，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都城。

对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考察，称得上是本书最为精彩的两章，其全新的观点和周密的论证显示了作者独步于这一领域的气势。

关于秦都咸阳，作者确认其遗迹因渭水泛滥而被湮灭，但他用两个方法“复原”了它。一个方法是依据文献进行推论，即战国时代的张仪仿照咸阳形制营建了蜀的成都，其结构方式就是大城和小城相连结，由此可以推定，成都的祖型——咸阳也是采用小城大郭相连结的方式。另一个方法是从秦始皇陵的现存形态来推论。皇帝死后的陵墓一般是仿照生前的都城建造的。以现在所见秦始皇陵的围绕坟丘的二重城墙为小城，那么，在它的东面一定存在着包括现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在内的广大的外郭部分。如果秦始皇陵确是秦始皇生前模仿都城咸阳建筑的话，那么，咸阳的构造也定是小城大郭东西相连的都城形式了。

关于汉都长安，尽管人们已通过典籍记载和考古调查基本了解了它的城墙环绕形态及内部的宫殿布局，但是杨宽先生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更大胆的新见解。历来的看法是，汉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就在现在还残存着的城墙之内，而杨宽先生认为，现存城墙只是小城部分，他运用了当时的文献及其他材料，推断在这个小城的东北部和北部还有大郭部分。根据这个推断，我们不难设想，包括着内城（小城）、外郭的汉长安城的规模在当时是多么的宏伟壮丽！

杨宽先生的这些新见解，也成了解决历来存在着的疑点的钥匙。正如书中所指出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的户口统计数为80800户，246200口。现存城墙东西、南北（不规则）各长6公里余，城墙内的面积大约为36平方公里，而且其三分之二以上为宫殿、宗庙和官卫所占，因此，城内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口居住的余地。然而，若设想城墙之外还有外郭部分的话，那么按传统，郭内才是庶民的居住区，在那里容纳这么多人口是并不困难的。

作者在新手稿中指出，这种小城大郭连结、坐西朝东形式的都城结构到汉魏洛阳城有了一大变化，这就是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而郭这一部分则由位于内城东侧或北侧，变为分布在东、西、南三面，这是与礼制的变化相对应的，其一就是从正宫到南郊圜丘进行郊祀仪礼时的出幸卤簿，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皇帝南面而坐、会见群臣朝贺的元旦朝仪（元会仪），即大朝会。

三面有郭、坐北向南的都城布局形成之际，其内城部分与北墙是相接的，直到唐长安城才完成宫城部分与皇城部分的分离。沿着这样的方向，就可以把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和发展，与君权扩展的关系，在同一条发展线索上，整体地、同步地进行理解了。

众所周知，作者杨宽先生是当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著名的老大家，他的简历及主要成就已在《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的卷末附录中作了详细介绍。此后，杨宽先生于1986年从复旦大学光荣退休，并曾以同等身份为美国所聘，现居迈阿密市休养，为再著书立说而作准备。据悉，他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一部巨著——《西周史稿》。另外，先生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1986年9月得到上海市颁发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对这种不服老的旺盛的研究态度，我真是敬佩不已。作者在寄来本书大量的草稿后，又频频从美国寄来“追记”，这就使得原稿的内容更为充实了。今年夏天，我有机会赴美参加“日美史学会议”，特往迈阿密市拜访了杨宽先生，在畅叙阔别之情的同时，更深感于先生矍铄地潜心于研究的近况，从而反省了自己的怠惰。

本书先由高木智见担任翻译。高木氏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后在就读于该校研究生院期间，留学于复旦大学，是一位受过杨宽先生亲自指导的后起之秀，也是最熟知先生的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的人，因此，由他担任译者是再合适不过了。也正因为以上原因，高木氏在完成译文后，还征得杨宽先生的同意，让他加上一些必要的译注，并附以记述先生研究方法的《解题》一文，这就进一步方便了读者对本书的理解。

高木氏的译稿完成后，由最近从山梨大学转到东京大学的尾形勇教授对照原文作了细致的校检。两人还几次会面，共同协商对译文的调整工作，一有疑问处，即向作者请教，质疑、答问的书信频频往返。此外，为有助于解读，还增补进一些地图和照片。完成了以上的翻译工作后，我又阅读了一遍，直率地提出了一些有问题的地方，这样就大大地拖延了译稿的最后完成。为此，我一直觉得辜负了期待着本书尽早出版的杨宽先生，故特在此恳求先生的宽恕。

本书是一部充满了创见及其论证的著作，我想，在或仅有论证而没有创见、或仅有创见而没有论证的论著为数不少的当今学术界，本书带来的效果将是巨大的。

与前书的情况一样，本译稿刊行之际，承蒙学生社社长鹤冈阷已氏、总编辑大津辉男氏及出版部的羽佐田真一氏的特别照顾和理解，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西嶋定生
198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