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笔者这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和1985年初版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可说是关系亲密的姊妹篇。历代君王实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陵园中陵寝的布局和规格，常常是按照生前所居都城格局来设计的，因而研究陵寝制度就必须研究都城制度。而当我们深入研究都城制度时，却又不得不将它与陵寝制度结合起来探讨。

我们现在对都城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探索，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城”“郭”相连结布局的发展变化和“郭”内居民所住的坊里以及市的发展变化。至于营建宫殿的“城”内布局结构，还是次要的。从整个都城制度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本书上编《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所谈论的就是这个前阶段；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本书下编《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探讨的就是这个后阶段。

所谓封闭式都城制度，主要指的是郭内存在封闭式的居民“坊里”制度和集中贸易的“市”的制度。居民众多的“坊里”和开设商店的“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所有门户都设有小官管理，早晚定时开闭，夜间不准出入。一般居民住宅只准造在“坊里”以内，不许当街开门。等到晚上坊门、市门紧闭，大街上就不准通行，而且都城内有严密的警卫设施。秦都咸阳“市”的“街”上已有“亭”，设有“求盗”等官管理街上治安。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不但城内“街”上设“亭”，而且每个城门口，郭外约十里还设有“外郭亭”。到唐代长安，城门口和沿着大街的坊角都设有“街铺”，驻屯警卫，管理治安。

先秦到唐代这个实行封闭式都城制度的历史阶段，还可以按城郭连结的不同布局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尤其是西汉和东汉之际，城郭连结的布局曾发生过重大变化，这是我们研究时值得倍加注意的地方。

自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开创了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布局后，城郭连结的布局，就长期被推广应用。《吴越春秋》佚文所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览》卷一九三所引，《初学记》卷二四所引“民”作“人”，当出于避讳）的方式，就成为历代都城建设的准则。西周这种西城东郭相连结的制度，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

由于秦都咸阳的城址毁于渭水不断北迁之扰，西汉长安虽有外郭，却未建郭城，所以这两个都城的布局均未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但是我们只要把咸阳和长安放到整个城郭连结布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们在这个发展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在秦汉以前，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都城流行着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在秦汉以后北魏洛阳又有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那么在此两者之间的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怎么可能只有“城”而无“郭”呢？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以秦都咸阳为例。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创建的咸阳都城制度，曾被作为模式而推广。秦惠王在灭蜀以后，曾派遣张仪、张若主持建设成都，“与咸阳同制”，成都因而有“小咸阳”之称。成都就是采用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布局，文献上明确指出，蜀都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左思《蜀都赋》），“接乎其西”就是说小城紧接在大城之西。具体说来，就是“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李膺《益州记》，已佚，今有辑本）。成都古城略呈方形，每面三里，中间隔有南北向的城墙，把方城分隔成西面小城和东面大郭，小城与大郭的南北长度相同，只是东西宽度有大小之别，因此小城成狭长方形，大郭成较宽的长方形（参看王文才《成都城坊考》的“城郭”与“城门”部分，巴蜀书社1986年版）。秦都咸阳该是同样的格局，只是规模较大。模仿咸阳都城的秦始皇陵园，也正是同样的格局，只是规模较小，西面建筑陵寝和陵墓的双重小城正是狭长方形，东面包括兵马俑坑在内的大郭，正是较宽的长方形，兵马俑坑正当在大郭的东门以内。由此可以推断出秦都当年的城郭布局。

我们回顾都城中“郭”的建设历史，可以加深对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所存在郭区的理解。早期的郭，只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连结用作屏障，清代学者焦循在《群经宫室图》中已指出这点。利用河流及其堤防作为屏障，原是古人惯用的方法，战国时代各国在边境上兴建的长城，多数就是利用河流的堤防连结山地而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汉长安的北郭很明显是利用渭水及其堤防作为屏障的，东郭是利用新开的漕渠及其堤防作为屏障的。宋程大昌《雍录》把漕渠看作长安东郭的屏障，在宣平门外玉渠上写明“郭门外”，并在旁标明“东都门”，是不错的。东汉洛阳很明显是利用邙山、洛水、漕渠以及其他沟渠作为外郭的屏障的，直到北魏，洛阳还是如此。

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连结东郭或西南城连结东北郭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后来魏晋以及北魏的洛阳都沿用东汉的布局，只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魏洛阳废弃南北二宫的结构，只保留北宫，并在宫门以前建设两侧整齐排列官署的中轴线。到唐代长安建成贯穿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轴线，出现东西两面郭区对称的街道、坊市的棋盘格式布局，这都是东汉都城“坐北朝南”布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又一次更大的变化，就是从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这时期由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行业商人之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从而使得沿河近桥或城门口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新的“行”“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为适应社会交际需要的酒楼、茶坊也大为发展，逐渐形成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集中的“市”。随着旧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于是大街小巷畅通的结构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的街坊结构。正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原有封闭式的都城制度逐渐趋向开放式的都城制度。当然这在唐宋之际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的。

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个封闭式变为开放式的过程中，五代的后周世宗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宫城和州城外围，加筑一圈大四倍的外城，准许居民沿街造屋，并占有街道十分之一宽度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等，这是适应都市经济发展的新街道制度。北宋东京就是在这个新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形成宫城、里城和外城三重城圈的结构，出现以宫城为中心的全城四通八达的交通。到北宋末年，东京出现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那样繁华的街市情景，这是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

唐宋之际都城制度这一重要变化，使得都城居民在生活上得到飞跃的进步，从饮食起居到文化娱乐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长安只是“市”上有表演杂戏的和讲小说的，大寺院中有表演歌舞和百戏的剧场；到北宋东京就有六家称为瓦子的游艺场分布于交通要道上。唐代长安只是“市”上有书肆，北宋东京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玩好的场所，而且在相国寺东门大街上也设有许多书铺，书铺也已成立行市，称为“文字行”。同时烹调作为一种技艺大为发扬。北宋东京不仅有各种地方性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分门别类的各种专门的饮食店，其中著名的店铺出售名菜的不少。到南宋临安（今杭州）时，各方面更有进一步的开展，民间讲究诗文、武艺、技艺和戏曲的社会团体纷纷兴起，城内外瓦子多到二十三所，民间文艺的创作和演出都有很大发展，出版图书的书铺增多，书铺的行市称为“书房”或“文籍书房”。可见都城的发展和变化是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笔者从事都城制度史的探索，就是根据以上的见解，分成两大步骤来进行的。

本书上编《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论述先秦到唐代的封闭式都城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变化，是1983年7月以前写成的。预定于1983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是促成我加速完成这部分初稿的契机。

这次国际人文科学会议的第一部会，以讨论各国都城史为主题。我在1983年的年初接到邀请后就着手进行准备。1983年4月和5月，我又乘教学实习的方便，和三位研究生一起到许多古城遗址作实地考察调查。承蒙各地考古单位和文物保管单位的专家们热情招待，并引导到现场作具体的指导和说明，使我得益匪浅。与此同时，在考察路程中，我又接受各地的大学历史系和文物单位的邀请，作过多次有关都城制度史的专题演讲，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目的在于抛砖引玉。通过这次考察，使得我对都城制度发展过程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使文献和考古资料得到进一步的结合。同年的6、 7两月，我就专心动笔写作，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先秦一直到唐代的初稿，共有十万字以上。

因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人文科学讨论会，分成许多部会同时召开。讨论都城史的第一部会要同时讨论亚洲、北非各国都城史，讨论中国都城史只安排一天时间，每人发言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为此我只能根据已写成的初稿，约缩成五千字，题目改为：《先秦、秦汉之际都城布局的发展变化和礼制的关系》，英文译作：“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ing Changes of Layout of Capital Cities and Ritual in the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当讨论中国都城史这天，我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日本许多大学、研究单位、文物单位的研究人员专程赶来听讲，济济一堂。我感到十分抱歉，我没有能够充分说明对都城制度史的看法，同时展开讨论也不充分，会后不少人希望看到我所发表的新见解的全貌。承蒙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嶋定生先生和东京大学教授尾形勇先生慨然许诺，组织领导翻译拙作《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先前已经翻译出版的拙作《中国皇帝陵的起源和变迁》的姊妹篇，同样由日本专出考古图书的学生社出版。又蒙高木智见同学参与这一翻译工作。更蒙学生社社长鹤冈已先生、总编辑大津辉男先生为此设宴隆重招待。因为这部书在许多问题上，引用古文献、结合考古资料，作了新的论证，给翻译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有不少地方需要商讨解决，常常为了许多疑问反复通信讨论。再加上我不断发现新资料，寄去新的《追记》和插图，打乱了翻译工作步骤，增加了麻烦。由于西嶋先生、尾形先生和高木同学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完善地做好了翻译工作，使这本日文译本得以在1987年11月出版。同时《中国皇帝陵的起源和演变》的日文译本也再版发行。承蒙西嶋先生为日文译本写了向日本读者热情推荐的《序》，系统而扼要地叙明了全书的纲领；又蒙尾形先生为日文译本写了《后记》，说明了认真做好翻译的经历；并蒙高木同学为日文译本写了《解题》，介绍了作者的治学方法和业绩以及本书的特点。又蒙西嶋、尾形两先生挑选好书内需要的插图，并在短促时间内向朋友们借来许多都城遗址的照片，挑选作卷首的图版，使得拙著能够完美地和日本读者相见。正由于以上各位先生不断的努力，这一日文译本得到了日本史学界的重视，并受到好评。特别要提到的是，1987年8月下旬，当此书日文翻译工作刚完成、将要出版之际，西嶋定生先生因出席日美历史学会议，来到美国洛杉矶，在会议结束之后，专程乘飞机到迈阿密海滨访问，得以畅叙阔别多年之情，探讨彼此正在研究中的学术问题，也还谈论到此书的翻译出版事宜。这种隆情厚谊，使我终身铭感。

本书上编除了第十二章讲东吴都城建业和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以外，全部保持原稿的本来面目，与日文译本完全相同。原来第十二章因缺乏这方面的考古资料而没有写进去，后来是依据文献来补充的。上编的插图，也和日文译本完全相同，只是其中有些插图重新加以考核，作了修正并附加说明。

本书下编的初稿，是当年参加国际人文科学会议回来之后，赶紧继续写成的，后来曾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改，以至篇幅大为增加。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对于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居民生活的改善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特别需要作为重点来研究的。关于这一方面，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有开创之功，所写论文收入在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我国有吴杰同志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此后日本学者继续有进一步的探索，但是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比较复杂，至今还没有分析清楚，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努力。因此本书在下编着重突出这一方面的讨论，对整个新陈代谢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与分析，写法上与上编大不相同。

宋元以后的都城，至今还在延续发展，今天的城市基本上建筑在宋、元、明的城市的基础上面，系统的全面的考古工作不便展开，因而所得的考古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幸而宋元以来编辑地方志的风气逐渐流行，同时记述都城景象的笔记较多，有关文献资料远比唐以前的充分，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比照今天的遗迹，画出位置相对比较准确的各种示意图，例如街道、坊巷、行市以及瓦子分布的示意图，也还可以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从中探索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变革的来龙去脉。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只是一种新的探索的尝试，请大家指教。

在下编不断修订补充过程中，曾蒙高智群同志和日本高木智见同学帮助我搜集资料或查阅材料，特此志谢。

杨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