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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都城，保存比较完整，已经过初步调查钻探的，有齐国都城临淄（在今山东淄博），郑国、韩国都城新郑（在今河南新郑），晋国都城新田（在今山西侯马），魏国都城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楚国都城郢（在今湖北江陵），秦国都城雍（在今陕西凤翔）。其中除郢、雍以外，都在中原地区。中原诸都城有共同的布局特点，就是由西“城”和东“郭”相结合。据我们推测，这种布局是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开创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到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诸侯中有不少大国的出现，又从大国争霸一直到先后称王，于是这种王都的布局被先后采用了。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吕尚（太公望）受封于齐，建都营丘。到周夷王（公元前887—前858年）时，齐胡公（公元前884—前860年）徙都到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齐献公又徙都临淄（《史记·齐世家》）。但是从来注释者，有的认为营丘即是临淄，有的认为另是一地
，关于这点，目前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论断。
临淄故城东临淄水，西依系水（今称泥河），由西南小“城”和东北大“郭”连结而成。周围有城濠。小城呈长方形，其东北部伸进大郭的西南角，两相衔接。小城东墙长2195米，西墙长2274米，曲折多弯；北墙长1404米，南墙长1402米。大郭呈不规则长方形，北墙长3316米，西部因系水关系有拐弯；东墙长5209米，因淄水关系有多段拐弯；西墙长2812米，南端与小城北墙相接；南墙长2821米，西端与小城东墙相接（参看图15）。
小城在大郭的西南角，从其城门和道路的布局来看，是坐西朝东的，以东门、北门为正门，尤以东门为重要。小城有城门五座，东、西、北三面各有城门一座，南面有城门两座。其中东、北二门是通向大郭的门道，都有门阙建筑，东门的门阙比较凸出。东门在东墙偏北地方，门道宽14米，门道外口两侧城墙向前有较大凸出部分，其上原来该筑有门阙。北门在北墙中部，门道宽10米，门道外口两侧也向前略有凸出，其上原来也该筑有门阙（参看图16）。门道里口两侧并有夯土基地与城墙相连，当是城门的附属建筑，可能用于防卫。小城东墙和北墙在大郭内的部分，墙外都有城濠，而且要比南墙和西墙的城濠宽出近一倍，达25米左右，城濠通过东门和北门前有拐弯，宽度变狭，原来架有桥梁。小城南墙东门门道宽8.2米，南墙西门门道宽13.7米。小城西墙城门在南部，门道宽20.5米，门内南侧有夯土基地与城墙相连，当有建筑供防卫之用。
图15 临淄齐国故城平面图
杨宽《战国史》卷首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图16 临淄齐国古代的小城东门、北门及其城濠
《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宫殿基址在小城的北部偏西地方，以所谓桓公台为中心（参看卷首图版六）。小城交通大道都以宫殿区为中心。从北向南的北门大道（宽6—8米），通过宫殿区西侧，南下与从西向东的西门大道（宽17米）相连接。从东向西的东门大道（已被破坏），向西通往宫殿区，中间与从南向北的南墙东门大道（宽8米）相接连。
大郭有城门八座。西墙一门在南部（宽11米）；北墙有东门（宽17米）和西门（宽13米）；南墙也有东门（宽11米）和西门（宽13米）；东墙有北、中、南三门，都被淄水冲坏，北、中二门尚有遗迹可寻。大郭内有横贯东西两条大道偏于北部，一条由东墙北门西行，略偏西北，直到西墙，路宽15米；另一条由东墙中门西行，略偏西北，到西部南北向河道中断，路宽17米。纵贯南北的大道也有两条，偏于东部，一条从城东北角穿过两条东西向大道，直通南墙东门，路宽20米；另一条从北墙东门穿过两条东西向大道，直通南墙西门，路也宽20米。东西向两条大道和南北向两条大道，相互交叉在河崖头村、阚家寨村一带的韩信岭高地，说明这一带是大郭中最繁华之区，文化堆积比较厚，曾发现西周晚期、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堆积文化层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代临淄城中已有称为庄的“六轨之道”，又有称为岳的里，在北门以内，内宫以北。到战国时代，庄和岳一带极其繁荣，所谓“庄岳之间”，是齐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西汉初年仍然很繁华
。估计该在韩信岭高地一带。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可以断定临淄大郭的时代早于小城。检查大郭西南角和小城交接的地方，把交接处的截面解剖，可以证明大郭原来作完整的长方形，它之所以缺掉西南的一角，是小城建筑的时候伸进来而截去的，现在大郭的西墙还有一段向南延伸到小城内的残迹一百多米，足以证明。同时，大郭的东北角曾发现有人殉的奠基坑。筑城郭的时候杀人来奠基，应该是早期的一种礼俗。大郭东北部河崖头村还曾发现西周、春秋时代墓地，有一座“中”字型春秋时代国君的大墓，墓室已被盗，而东、北、西三面有一个环绕的大殉马坑，殉马总数达600匹（参看卷首图版一）。从已发掘的先秦古城址来看，早期贵族的墓葬往往就葬在居住区的附近。因此这一带很有可能是早期齐国国君的宫殿区所在。当齐国最早都城临淄时，只筑有一个大城，他们仍然沿用商代的礼制，把宫殿造在城内东北部，所以大城的东北部文化堆积层最厚。大城的西部有一条南北向的河道，从北墙西门以东地方，向南直通到小城的东北角。河道以西的地势较低，文化堆积较浅，不是古人主要的活动地区。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东北部的韩信岭高地就是齐国都城营丘
，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有待于作进一步考古调查来解决。
据考古调查，临淄大郭的建筑可以早到西周时代，而小城的建筑则在战国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手工业和商业很发达的城市。战国时代有七万户，西汉初年发展为十万户，这是它的全盛时期。据调查，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大郭东北部和小城南部。大郭东北部的冶铜遗址属于春秋前期，又发现属于战国时代的大块冶铁遗址。城西石佛堂一带也发现有大块战国冶铁遗址。小城南部发现有冶铜遗址和铸造齐刀货币的遗址，属于战国时代。
西周末年郑国从原封地（今陕西华县东）迁移到洛水以东地区，春秋初年郑武公兼并郐、东虢等国，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战国初期韩哀侯（公元前376—前375年）灭郑，从阳翟（今河南禹县）迁都新郑。因而新郑连续为郑、韩两国的都城（参看卷首图版八）。
新郑故城西北靠洧水（今名双洎河），东南靠黄水，位于二水交接的三角地带，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长约4500米。中间有一道南北向的隔墙，长4300米，分成西“城”和东“郭”两部分
。（参看图17）
图17 新郑郑韩故城平面图
杨宽《战国史》卷首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西“城”位于东“郭”的西北。中北部分布密集的建筑基址，中部有长方形宫墙，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320米。宫墙内当为宫殿建筑所在。宫墙以北有贵族居住区，西北部发现大型储藏食品的窖穴。西“城”北墙中部有北门，门内两侧有长方形建筑基址，隔墙北段又有东门，门内两侧也有长方形建筑基址。东“郭”东墙北段，靠裴大户寨，有东门，门内南侧有长方形建筑基址。这些城门口内侧的建筑可能都用于防御。从目前所得考古资料来看，西“城”的建筑较早，东“郭”的城墙是后来修筑的。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前期已有郭和郭门，郭门以内有大道叫做“逵”或“大逵”，大道上设有“市”叫做“逵市”。但是，这时的所谓“郛”或“郭”，是“依水为城”，利用洧水、黄水等堤防连结而成，并不是四面建筑有完整的郭城 [6] 。现在的郭城遗址，当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时代建成的。
新郑故城和临淄故城的布局基本相似，小城都连结在大郭的西边，只是临淄的小城在大郭西南，而新郑的小城则在大郭西北，新郑的大郭面积远较临淄为小。但是，整个西“城”和东“郭”的布局，都是坐西朝东的，是以东门为正门的，手工业作坊和市区主要都分布在东郭内。
东郭主要有冶铜、铸铁、制骨遗址。东部小吴楼村有春秋战国时代冶铜遗址，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遗址东北部边缘，发现战国文化层压着春秋文化层。春秋文化层中发现有熔铜炉、木炭屑、陶范等。陶范主要是
、铲、锛、凿等工具，以
范较多。战国文化层中也发现有熔铜炉、陶范等。东郭西南部仓城村南有战国铸铁遗址，面积约四万多平方米，出土有残炉、烘范窑、陶范及铁器等，陶范有
、锄、铲、锛、刀、削、凿、镰、剑、戟、箭杆、带钩等十多种，出土铁器也都是工具。东郭东北部张龙庄南还有春秋战国制骨遗址，面积七千多平方米。同时东郭还有“逵市”存在。东郭中手工业作坊和市区的繁荣，该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7]
。
多年前，在今山西侯马西北发现一组古城，位于汾水的东南，浍水以北。其中侯马以西、侯河公路以北的白店（或称白淀）古城属于早期，牛村、平望、神台、马庄、呈王等五个古城属于晚期，该即春秋中期以后晋国都城新田。平望、牛村、神台三座古城，长宽都在1000米以上，面积大小不等，相互连结成“品”字形，是这组古城中的主要部分。在这三座古城东北1公里多又有马庄古城，在这三座古城以东1公里多又有呈王古城，马庄和呈王面积较小，长宽不过300米到500米（参看图18）。许多宫城靠近或相互连结的设施，可能是春秋后期晋国都城的一个特点，后来为战国时代赵国所沿用。现在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只有牛村和平望古城部分
。
图18 山西侯马晋国新田故城平面图
（采自日本江村治树《侯马盟书考》，收入《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日本同朋社1978年版）
牛村古城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宽约1100—1400米，南北长约1340—1740米。西墙和南墙比较方正，东墙由东北偏向西南，北墙由西北偏向东南。平望古城东南角伸进牛村古城西北角，使牛村古城西北角成为90°的曲尺形，曲尺形的西墙和南墙都长300米。平望古城也是长方形，东北角有向外突出部分，面积较牛村古城小些。
牛村古城和平望古城都属于宫城性质，城内有宫殿建筑遗址。牛村古城的宫殿建筑遗址在城内北部正中，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52米，高6.5米，南缓北陡。平望古城的宫殿建筑遗址，北距平望村1200米，总高8.5米。台基有三级，第一级基地方形，长宽各75米，南部边沿正中有向南凸出长方形夯土台，宽约30米，中部向南又有土路，宽约6米；第二级高出地面约4米，南部边沿正中成坡形；第三级位于第二级的北半部，南北长35米，东西宽45米（参看图19）。
在牛村古城东南有冶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东南2.5公里处有盟誓遗址。正东3公里和向南半公里有兽坑群，坑的分布有一定次序，二坑或四坑为一组，所埋的牲畜，马最多，羊较少，牛更少，其中还有玉璧、玉璜等玉器随葬，当是晋国郊祀用的牺牲。在古城以南2公里，浍水以南，有集中的墓地。看来古城的东南2到3公里以内，是“郭”的区域，至今还没有发现郭城的建筑遗址。
图19 平望古城内宫殿遗址
《侯马地区古城址的新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雍是春秋时期秦国的都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从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徙都到雍，直到战国初年，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才从雍徙都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秦国在雍建都有二百八十多年之久。此后秦国虽然建设新都，但仍然没有废弃这个曾经长期建设的旧都，宫殿和宗庙依然继续使用，特别有些传统的重要礼仪，还是要到雍的祖庙来举行。直到秦始皇时还是如此。按照秦国礼制，秦王到二十二岁，必须要到雍的祖庙举行成年的“冠礼”，举行“冠礼”以后才能亲自处理政务。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年二十二岁，四月住宿到雍的蕲年宫，在己酉这天“王冠、带剑”。当时
作乱，“将欲攻蕲年宫”，《正义》引《括地志》云：“蕲年宫在岐州城西故城内。”秦王政所以必须到雍举行“冠礼”，因为“冠礼”必须在祖庙举行，而秦的祖庙在旧都雍。正因为这样，这个旧都一直为秦的国君所重视，除了原有的宫殿和宗庙以外，还有新的行宫的建设。
雍原来只是个宫城，称为大郑宫。《史记·秦本纪》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正义》引《括地志》云：“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郑宫城也。”此后秦君还建有不少的宫和寝。根据《秦纪》（附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德公居大郑宫，宣公居阳宫，康公、共公居雍高寝，桓公居雍太寝，景公居雍高寝，悼公“城雍”，躁公居受寝。所说“悼公城雍”，可能是扩大建筑雍的城垣。根据《汉书·地理志》，秦孝公曾在此建橐泉宫，秦昭王曾在此建
阳宫。
雍古城，在今陕西凤翔城南，南靠雍水，整个城址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约宽3300米，南北约长3200米。地面上只见片断的城墙残迹。经钻探，发现了西城墙的大部分和东、南、北城墙的一部分。西城墙从西北偏向东南，南城墙沿雍水修筑，有些曲折。在西城墙发现一座城门，宽约10米
。（参看图20）
图20 陕西凤翔秦国雍城遗迹平面图
《秦都雍城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雍的主要宫殿和宗庙建筑，都在城内偏西南的中部地区。在今马家庄的3号建筑遗址，规模巨大，共有五进院落，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完整的先秦宫殿的布局，包括外朝、内朝的朝廷以及寝宫在内。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从南到北，分成五进院落，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面积21849平方米。每一院落南边围墙正中设门，门内有庭。第一院落的门前25米处，有夯土墙作为屏。前部三个院落东西宽度都在60米左右，第一和第二院落南北长度都在50米左右，面积都在3000平方米左右。第一院落中没有建筑，只有大庭，当是“外朝”所在。第二院落中部偏北两侧，分别有一座南北长16米、东西宽12.5米的建筑，面积均为200平方米，当是东厢和西厢，是臣下等候处理政务或准备朝见的地方。第三院落南北长度增加到82.5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中心有南北长17米、东西宽32到34米的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当即“内朝”的朝堂。第四院落东西宽度增加到70米，南北长51米，面积3570平方米，院内只有大庭，没有建筑。第五院落东西宽度增到86米，南北长65米，面积5590平方米，是五进院落中面积最大的；院内正中偏北及其前方两侧，各有一座建筑，呈“品”字形排列，大小相等，均宽17米，长22米，面积374平方米；南边中间大门两侧有狭长的长方形建筑，均东西宽35.85米，南北长7.5米，面积269平方米，这个院落当即寝宫所在。（参看图21）
在这座宫殿遗址以东约500米处，另有马家庄1号建筑遗址，这又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完整的先秦宗庙的遗址。北部居中的祖庙、东部居中的昭庙和西部居中的穆庙，排列成“品”字形结构。祖庙坐北朝南，昭庙坐东朝西，穆庙坐西朝东，都面对中间的中庭。三庙的形制大体相同，平面呈“凹”字形，面阔20.8米，进深13.9米。“凹”字形的前部正中，即是“庙堂”所在，后部接连有“寝宫”。中庭东西宽30米，南北长34.5米。南边中间大门两旁有建筑，南半部已残缺，当即门塾。中庭是举行祭祀的地方，共发现祭祀坑181个，其中牛坑86个，羊坑55个，牛羊同坑1个，人坑8个，人羊同坑1个，空坑28个，车坑2个。在祖庙以北，正中有小型的长方形建筑，东西宽5.4米，南北长3.8米，作何用途有待研究
。（参看图22）
图21 秦都雍城宫殿布局遗迹
（采自《秦都雍城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图22 秦都雍城宗庙布局遗迹
（采自《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补正》，《文博》1986年第1期）
在上述马家庄的宫殿遗址以西约600米处，另有姚家岗宫殿遗址，曾出土春秋早期的铜质建筑构件，附近又发现大型的方形窖穴，有东高西低的排水道，考古工作者推测是藏冰的设备，即《诗·
风·七月》称为“凌阴”的冰室。
秦都雍城以西南作为君主和贵族的居住区，是很明显的。不仅宫殿和宗庙都造在城内偏西南地区，而且墓葬也都在城外的西南地区。在古城西南、雍水南岸的高庄、东村、八旗屯一带，分布有许多秦国小墓群；在八旗屯西南的南指挥、西村以南，又是秦的国君的陵区，已发现“秦公陵园”十三座，陵园都坐西朝东，陵墓也都在陵园的西南部。就这点看来，雍的布局是和中原各国都城制度一致的。
【追记：雍城的城内，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除了西南部（今马家庄、姚家岗一带）发现宫殿和宗庙遗址以外，还曾在东部和东北部（今高王寺、凤尾村一带）发现战国时代建筑遗址，又曾在东北部发现战国时代“市”的遗址，在“市”以西的中部和西部发现八条“井”字形交错的街道遗址。“市”的遗址，发现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四周有长方形的围墙，南北长160米，东西宽180米，墙基厚1.5到2米多。四面围墙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门”，已发掘的西门，南北长21米，东西宽14米，建筑平面呈“凹”字形，进门入口处有大型的空心砖作为踏步。从四周的柱洞及堆积的瓦片来看，门上有四坡式的大型屋顷，围墙里是一个市区，面积近30000平方米，这又是目前所发现的先秦最完整的“市”的结构。在“市”的西边30米处，发现了城内南北向的四条大街，和东西向的四条大街相互纵横交错成“井”字形。其中东西向的四条大街，通向东西两面的城门，看来整个城的布局是坐西朝东的。每条大街约长3000米，街面宽达15到20米，路土厚度约1到1.5米。平行的两街之间的距离，约为400米到800米。已发现的马家庄、姚家岗宫殿和宗庙遗址，就在西部这些街道之间。雍城虽然没有发现像中原地区诸侯国都那样西边宫城连结大郭的布局，但是它以西南作为君主与贵族的居住区，把市区和一般居民区设在东北，还是和中原各国的都城布局相同的。以上根据1986年5月20日新华社西安电。】
邯郸，春秋时代原属卫国，后属晋国。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鹤壁）迁都到邯郸，从此邯郸长期成为赵国都城。
赵国邯郸故城的宫城，如同晋国都城新田一样，采用多城连结在一起的布局方式。俗称“赵王城”。由三个宫城连结组成，成为不规则的“品”字形。西城近正方形，每边长1400米左右。城中部偏南有宫殿建筑台基，今称“龙台”，东西宽265米，南北长285米，东部最高点19米。东城与西城连结，东城的西墙即是西城的东墙，作长方形。南北长度与西城相等（1400米左右），东西只宽935米。西部靠近城墙，南北相对有两座建筑台基。北城连结东城和西城，北城的南墙即是东城的北墙和西城北墙的东端。全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墙中部凹进，东西宽1326米，南北长1557米。偏西部有建筑台基。（参看图23）
赵王城的西城和东城是早为大家知道的，北城是1965年才发现的。1972—1973年间，在“品”字形赵王城的东北，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郭”，“郭”的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除少数小段露在地面以外，大部分城址都埋没在地下。东西宽约3000米，南北长约4800米，战国文化层一般都要在地下7—8米深处。大郭内普遍有战国、汉代文化层，战国文化层比较厚，最厚处可达2米。大郭的建筑年代要比赵王城为早
。大郭内东北部有一座“丛台”，高达26米，在今邯郸市中华路西侧人民公园内。这个丛台原是战国的建筑，西汉初年成为赵王宫内游乐用的台。《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在邯郸城中。”《水经注·浊漳水》也说：“其水（牛首水）又东径丛台南，六国时赵王之台也。……今遗基旧墉尚在。”丛台是因许多高台基组成而得名。1963年8月邯郸大雨成灾，丛台东南面坍塌，从断面可以看到，丛台的土分内外两层，内层是夯土，夯层8—12厘米，小圆夯窝，与邯郸战国城墙筑法相同。在夯土中夹杂有战国陶片及瓦片，可知丛台确为战国时代赵国的建筑，当为早期宫殿的所在。
图23 河北邯郸赵国故城宫城遗址平面图
（采自《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四集，1984年版）
1—10号原记录号为夯土台1—10；11—20号原记录号为地夯1—10；21、22号原记录号为地下遗迹1、2；23、24号原记录号为古道路1、2；25—35号原记录号为门阙1—11；36—38号原记录号为铺瓦1—3；39、40号原记录号为排水槽道1、2。
赵国都城邯郸的布局，也和齐国都城临淄基本相同，宫城在大郭西南，只是宫城由三个小城组成“品”字形，城墙不和大郭连结。（参见图24）
图24 邯郸赵国故城布局遗迹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编《邯郸市名胜古迹》，1978年版）
图25 邯郸赵国故城二号建筑基址的两排础石
日本驹井和爱等《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1954年版）
【追记：根据《赵都邯郸调查报告》（《考古学资料丛刊》（4），1984年版），可以更加看清邯郸的宫城和大郭的布局。连结成“品”字形的宫城，所谓“赵王城”，是以地处西南的西城作为主体的。西城中部有南北向并列的三个正方形建筑台基，最南的1号台基（俗称“龙台”），规模最大，南北296米，东西264米，四面呈梯田形，由下而上，有五层到八层不等。顶部比较平整，南北132米，东西102米，高度东部为16.3米。在1号台基以北的2号和3号台基，面积仅及1号台基的二十五分之一，高度仅及1号台基的三分之一。1号台基和2号台基之间，2号台基和3号台基之间，距离都在220米左右。2号台基东西两侧，过去曾发现南北向的两排并列的石柱础（参看图25），当是整个建筑东西两侧的南北向的长廊的遗迹。见于日本驹井和爱等《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七册，1954年版）。3号台基也该有规模相近的建筑，1号台基当更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说明西城中部原有三进的宫殿，形成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应该包括外朝、内朝、寝宫在内。宫城由三个城组成“品”字形结构，它以西城为主体，是很明显的。
东城西侧，靠近通向西城的城门，有相对的两座方形台基，北面一座每边约120米，南面一座每边约110米。北城有一座较大的台基，东西111米，南北135米，位于北城的西南角，也靠近西城。宫城确是建于战国时代，在战国文化层以下没有更早的遗物。
大郭的建筑时代较宫城为早，大郭东侧中部的南段地下11米处，战国文化层下部，出土有细把豆、细绳纹陶罐等，年代较宫城出土遗物为早。究竟大郭建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大郭许多动土地点进行调查，发现大郭东侧中部，有战国时代炼铁、铸铜、烧窑及骨器、石器作坊遗址。炼铁遗址发现的炼铁炉残存底部烧土面，东西约3米，南北约2米，周围有大量炼渣和烧土的堆积，高1到3米，说明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炼铁作坊遗址。邯郸本是战国时代冶铁业中心之一，邯郸人郭纵就是以经营冶铁业而成为巨富的（《史记·货殖列传》）。铸铜遗址出土有熔铜的坩埚。石器作坊遗址出土有石板、圆形柱础石及石滚等，多数为建筑用的石材料。这一带还有不少战国时代陶井圈发现，说明大郭曾长期作为手工业区和居民区。这和当时中原其他国家都城的大郭情况是相同的。】
安邑原为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魏氏的封邑，魏绛（晋悼公的辅佐之卿）开始徙治安邑。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后，安邑成为魏国国都，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武侯（公元前395—前370年）都建都在这里。武侯二年（公元前394年）筑安邑城（《史记·魏世家》）。到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才从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
安邑故城在山西夏县西北约7公里，今称禹王城。城址分大城、中城、小城及禹王庙四部分。中城在大城以内的西南部。小城在大城中部和中城东北角。禹王庙在小城外东南角，是利用古台基而修建的近代建筑
。
大城平面呈梯形，北墙长2100米，南墙长3565米，西墙有曲折，长4980米，东墙残存北段1530米（参看卷首图版十）。中城在大城以内西南部，平面呈方形，西墙、南墙就是大城西墙、南墙的一部分，北墙长1522米，东北角有小城，东墙从小城南墙中部由北向南延伸。小城位于中城东北角，平面呈方形，而东南角缺去一块长方形。北墙长855米，西墙长930米（参看图26）。
图26 山西夏县魏国都城安邑平面图
《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第9期）
安邑故城，先后曾经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人调查，因为未作详细钻探或试掘，所以三个城的关系还不明确。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初步看法，认为大城是魏都安邑，中城可能是秦汉时代河东郡治，小城最早可能是安邑的宫城。他们所以判断中城是秦汉河东郡治，是因为城内布满汉代文化层，战国遗物远不如汉代遗物丰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意见还可商讨。中城北墙的夯土既然含有少量战国瓦片，中城也该是战国时代建筑。城内所以满布汉代文化层，是因为战国以后，汉代较长时期使用所造成的。中城相当于临淄、新郑的西“城”性质，大城相当于东“郭”的性质，西“城”也正位于东“郭”的西南角，布局方式基本一致。小城只是宫墙性质，如同新郑的西“城”中有方形宫墙一样，它只是西“城”的一部分。当然，这只是个推断，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来证明。但是，大城原是安邑的“郭”，是可以无疑的。现在大城以内东北部有个村庄叫郭里村，所谓“郭里”，就是大“郭”以内的意思，当是自古相传下来的一个地名，这是个有力的证据。
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国都，都推行着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这种布局是周公建设东都成周的时候开创的。周公之所以要创设这种布局，主要是为了安置“国人”、迁移殷民、驻屯军队，造成一个实力雄厚的东都，用来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统治。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只有充实“国”（国都）的实力，才能增强对外的防御力量和对内的统治力量。到春秋时代，中原诸侯中的一些大国，在相互争霸的过程中，为了增强国都力量，有采用这种布局的。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各大国的先后称王，就更进一步地推行这种布局了。
这种小“城”连结大“郭”布局的推广，首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随着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宫殿附近需要建设一系列中央高级官署，必须在都城中建立一个集中办公的区域，以便于国君及其辅佐大臣主持管理。与此同时，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也逐步推行了；与此相应，举行盛大礼仪的宫殿也必须兴建了。这样，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就需要建设了。我们以战国时代赵国为例，它建有信宫以便举行“大朝”之用，既可以用来接受别国君臣的朝见，如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又是春正月举行“大朝”的地方，如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又有东宫也是举行“大朝”的地方，如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说明当时国君传位给太子，也有一套“大朝”的礼仪。“大朝”的场面很大，上朝的人要包括群臣和宗室在内。如惠文王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以上都见《史记·赵世家》）。
当时所以要扩建城郭，还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十分频繁，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加强军事上的防守设施。利用城郭作防御工事，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战术。春秋时代各国纷纷修筑城郭，都是为了防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八《春秋筑城表》，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自从战争讲究兵法以后，兵法家更注意讲究守城战术。《墨子》有《备城门》以下诸篇，就是专门讲究守城战术的。《墨子·七患篇》说：“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又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孙膑兵法》有《雄牝城篇》，是讲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在地形上不同的特点的）当时讲究守城的兵法家已经注意到，城的大小和居民多少对战争胜败的关系，粮食积储的情况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对胜败的关系。《墨子·杂守篇》说：
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墟），五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万家之邑，采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布局，是总结战争经验而制定的。《尉缭子·武议篇》还说：
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春秋战国时代都城中“市”的扩大，固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符合于战守的需要。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郭”的用途发生很大变化。当周公建设东都成周的时候，设置“郭”区是为了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春秋战国时乡遂制度已经瓦解，“国人”已经分化，“郭”区已经不是“国人”居住区域，成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了，而且手工业作坊和商店集中的市区已有相当规模了。虽然宫城以内也设有“市”，也设有手工业作坊和商店，一般说来，规模是不大的，而且主要是为官府和贵族服务的。而“郭”里的市区以及手工业作坊，就大不相同，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市区里商店林立，已有一定的规模，筑有围墙，设有市门，并设有市官管理。市门每天早晚按时开关。热闹的市区，清早就有许多买客等候市门开放。等到市门开放，就“侧肩争门而入”，为的是争取“所期物”（《史记·孟尝君列传》冯
语）。事实上当时有些诸侯国的都城，一方面保持国都的性质，另一方面就具有都市性质，成为一个地区手工业、商业集中的地方。
到战国时代，随着文化学术的发展，同时由于有些国君招徕人才，提倡讲学，都城附近就有特设的文化区。例如齐国临淄的西“城”西面的稷下（稷门外），就设有学宫，招待学者，“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文化区的设置，也是战国时代都城的一个特点。
[6]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
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悬）门不发，楚言而出。”杜预注：“桔
，郑远郊之门也”；“纯门，郑外郭门也。逵市，郭内道上市”。桔
之门和纯门都该是外郭的南门。《左传》有多处谈到郑的大逵，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认为“城内城外俱有九轨之道曰大逵”。焦循《群经宫室图》“城图六”说明：“然则入桔
之门矣，又入纯门何？二者皆郭门也。僖三十三年《传》：楚伐郑，门于桔
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杀雍纠之地，郑突载其尸而出，盖城内之地。由桔
至此，不闻经纯门。襄十八年《传》：楚子庚伐郑，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又不闻其往来于桔
。哀二十七年《传》云：晋围郑，入南里，门于桔
之门。则南里在桔
外也。襄二十六年《传》云：楚伐郑，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汜而归。师之梁者，郑之城门，襄九年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三十年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是也。入南里，涉乐氏，即至城下，不由纯门，并不由桔
之门矣。盖纯门、桔
之门皆郑南郭门，于楚为近，故楚之伐郑，或入纯门，或入桔
之门。子元欲蛊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郑，已建
于桔
之门，众车入纯门，并入二门，以示师众，传文甚明，杜预自不审也。郑之郛，依水而城，故涉乐氏而至城下，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襄元年晋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郑城在洧之东，洧出阳城山，其西之郛，盖依洧水为之也。”按新郑的东郭，南面利用洧水，东面利用黄水作屏障。
[7]
1923年8月河南新郑李锐家园中掘井得大鼎一件、中鼎二件，接着大规模发掘，出土一百多件铜器。这年冬蒋鸿元《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出版，1929年关百益《新郑古器图录》出版，后又编《郑家古器图录》。1937年孙海波编《新郑彝器》出版。铜器中有铭文者仅二件，其中一件为王子婴次卢。王国维谓为楚公子婴齐，即是令尹子重。郭沫若则以为即郑子仪之器，子仪名婴齐。《汉书·古今人表》下中等有郑子婴齐，子
弟。《史记·郑世家》作公子婴，《左传·庄公十四年》作子仪，子仪在位十四年，子仪及其二子为傅瑕所杀。见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但是郑子婴齐何以称为王子，尚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春秋初期，楚国从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迁都到郢，郢即今湖北江陵西北十多里的纪南城（因在纪山以南而得名）。或者说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徙郢（见《左传·桓公二年》正义所引《世本》），武王元年是周平王三十一年。或者说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年）始都郢（见《史记·楚世家》），文王元年是周庄王八年。楚刚徙都到郢，没有筑城，到楚康王时，令尹子囊（即公子贞）因被吴国打败，建议筑郢城 [1] 。现存纪南城，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经过多次扩建加固而成的。
纪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4450米，南北长约3588米。南墙中部偏东有凸出部分作长方形。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墙周围长15506米，城外四周有城濠，只有东墙南门、北墙西门及南墙凸出部分没有城濠。城内有四条古河道。共有七座城门，其中五座是陆路城门，即西墙的南北二门、南墙东门（在凸出部分）、东墙南门和北墙西门；两座是水路城门，即南墙西门和北墙东门
（参看卷首图版十一）。
比较密集的居住区，主要在东半城。东南部有密集的夯土台基，其中最大台基为宫殿建筑基址。东北部也有较多的夯土台基。介于东北、东南二区之间，在今东西向的龙桥河两岸，是制陶、制瓦手工业地带。西南部夯土台基较少，主要有冶铸作坊。西北部夯土台基更少，发现有早期墓葬。城外四周，城南有许多台基可能用于祭祀或防卫，城西有密集居民区，城东有制陶作坊。城郊还有许多大小贵族墓地。离城稍远的西方八岭山和北方纪山，大型的冢墓林立，可能是王陵区（参看图27）。
图27 湖北江陵楚国都城郢遗址平面图
（采自《楚都纪南城的勘查和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楚都郢的布局，没有采用“城”和“郭”连结的方式，只有一个大城，重心在东南部，与当时中原各国重心在西部的情况不同。
在今湖北宜城东南7.5公里有个楚皇城遗址，当是楚的别都鄢和汉代宜城县所在。《左传·昭公十三年》载：“王（楚灵王）沿夏（汉水）将欲入鄢。”《史记·楚世家》：“于是王乘将欲入鄢。”《集解》引服虔说：“鄢，楚别都也。”顾栋高也说：“本为楚别都，故灵王欲入。”（《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楚都邑表》）到战国时，鄢仍为楚的别都。因为地处国都郢的北方，是进出郢的重要门户，这里驻屯有重兵，成为楚的军事重镇。战国时人因此常常以鄢、郢连称。《战国策·齐策三》记国子说：“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柱国就是国都的意思。当时人把鄢和郢一起作为楚的国都，同时对楚国大臣也称为“鄢郢大夫”。《战国策·齐策六》记即墨大夫入见齐王说：“鄢郢大夫不欲为秦。”鄢郢大夫就是指楚的朝廷大臣。正因为鄢是楚的别都，是军事重镇，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派白起大举攻楚，白起首先向鄢发动进攻，引导鄢水（即长谷水）作长渠，引水灌鄢，水从城西灌到城东，“死于城东者数十万”（《水经注·沔水》），城因而被攻下，楚的兵力大受损失，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役。白起随即于次年攻下楚都郢。
“楚皇城”遗址即是鄢故城。中部偏东北地势较为高起，其余为平地。城平面呈梯形，东墙曲折不很整齐，长2000米；西墙长1840米，北墙长1080米，南墙长1500米。每边城墙有缺口两处，可能是城门。城墙夯土中夹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及春秋战国时期遗物（如蛋壳彩陶片、陶纺轮、陶鬲足以及筒瓦、板瓦等），没有发现秦汉以后遗物，足以证明城墙至少是战国时代所筑。城内出土遗物，大量是汉代的，但也有春秋时代和春秋以前的，因此遗址年代可以上溯春秋战国，下及秦汉。这和文献上记载此地是楚的鄢和汉代宜城县是一致的。而且白起引水灌鄢的长渠仍然保存，一直通到城西，东墙南端有个宽60米的大缺口，相传就是白起引水灌鄢的出水口
。
值得注意的是，城墙四角都显著高耸。除西北角已被破坏外，其余三角保存尚好，西南角较低，东南角最高，是一个椭圆形土台，高约5米，当地称为“观楼子”，当即城上的角阙。古时阙又称为观。《尔雅·释宫》说：“观谓之阙。”《说文》说：“阙，门观也。”“阙”是楼一样的高层建筑，用来瞭望和防守。同时出土有数量可观的箭镞和其他兵器，在东城墙内一次出土铜镞几百枚。这是鄢为军事重镇性质的别都的重要证据。（参看图28）
图28 湖北宜城楚国别都鄢遗址平面图
《湖北楚皇城勘探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同时在这个故城东北部高地有个近长方形的小城，北边依靠大城，东、南、西三面有城墙，城墙夯土层内有绳纹瓦片、几何纹花砖，当为汉代作为宜城县治所增筑。小城内地面所见也多汉代遗物。可见这个小城与楚别都鄢无关。
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据《水经注·易水》，这里就是“武阳，盖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年）之所城也”。这里正处于燕长城的西北端，是燕国西南的重要门户，具有军事重镇性质的别都。（参看卷首图版十二）
燕下都由东西两个城连结组成，中间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河道隔开。东城平面近正方形，东墙长3980米，北墙拐弯较多，长4594米，南墙和西墙已不完整。城内东北部有个高台基，今称武阳台，高出地面11米，是宫殿建筑基址，在其东南和西南都有建筑群基址。紧贴武阳台北边有一道横贯东西的隔墙，该是用来防卫宫殿区的。在隔墙以外，离武阳台以北200米处有台基高3.5米，今称望景台；再往北450米处有台基高3米，今称张公台；更往北730米，在北城墙外有台基高12米，今称老姆台。三个台基前后排列，针对武阳台宫殿建筑。隔墙东段上有附属的建筑基址，残高4米；东城墙北段靠城门也有附属建筑基址，残高3米；北城墙东段也有附属建筑基址，高11米，今称炼台。这种在隔墙、东城墙、北城墙上的附属建筑，很明显是为驻屯军队防守用的。燕下都作为军事重镇性质的别都，从这些城墙上附设的防守建筑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参看图29）
手工业作坊主要在东城的西部地区。在武阳台西北，隔墙以外有规模较大的两处铸铁遗址，一处兵器作坊遗址，一处制骨遗址。东城西边中部也有铸铁和铸钱遗址。此外在武阳台建筑群以南也有兵器作坊遗址。铸铁作坊和兵器作坊之多，也是作为军事重镇性质的别都的特点。至于居民区，分布在东城的东、中、西南等部。墓葬区在东城的西北角。
西城近梯形，比东城略小，北墙长4452米，西墙长3717米，南墙残存西段。城内没有大型建筑遗址，文化遗存也很少，当是为了加强防御而扩建的附郭
。
图29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平面图
《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
《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为令尹（杜注：子囊之孙子常也，代阳
），城郢（杜注：楚用子囊言，已筑郢城矣，今畏吴，复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无亦监乎若敖、
冒，至于武（武王）文（文王），土不过同，慎其四竟（境），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可见郢城是经子囊建议才建筑的，以后不断经过扩建。
秦国由于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任用商鞅变法，于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咸阳故城遗址在今陕西咸阳东北滩毛村、窑店一带
。咸阳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遗址受到冲决，目前已经看不到城址踪迹。咸阳不仅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都城，而且是秦建立统一王朝以后的都城。后来西汉建都长安，长安城即造在咸阳故城之南，仅一水之隔（中隔渭水），因此对于西汉长安的建设有着直接影响。
秦都咸阳的布局，既然由于遗址的被冲决，无法用考古方法来查明，那么，只有依据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来探索了。根据文献记载，秦惠王灭蜀以后，命令张仪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阳国都的格局建筑的，因此我们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来推断咸阳的布局了。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
惠王二十七年仪（张仪）与若（张若）城成都，周回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张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
，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引《蜀王本纪》也说：
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都在赤里街，张若徙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又见《全汉文》卷五三）
两条史料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华阳国志》作“与咸阳同制”，而《蜀王本纪》作“今与长安同制”。原始史料当作“与咸阳同制”，因为当时咸阳是国都，理当用来作为模式。“今与长安同制”，当是出于《蜀王本纪》作者改写。从《蜀王本纪》把“与咸阳同制”改为“今与长安同制”来看，长安都城制度就是效法咸阳的。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说明。《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郡国志》说：
成都郡，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筑，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今万岁池，即筑城取土之处也。
《郡国志》所说张仪筑成都“以象咸阳”，就是《华阳国志》所说“与咸阳同制”。《水经注·江水》也说：“仪（张仪）筑成都以象咸阳。”张仪等人设计建筑成都，确是仿效咸阳的布局的，所以成都有“小咸阳”之称。董说《七国考》卷一四有“小咸阳”条说：
扬雄云“秦使张仪作小咸阳于蜀”。按《郡国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城，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所谓小咸阳也。
成都既然有“小咸阳”之称，可知成都布局确是按照咸阳模式的。
《华阳国志》所说成都“与咸阳同制”，就是包括把县治“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
，市张列肆”。所谓“少城”，就是小城。说明成都布局的特点，是有小“城”和大“郭”相连结的。左思《蜀都赋》说：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号曰成都。辟二九之通道，画方轨之广涂。……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既然成都有“金城石郭”，说明这个故城确是采用小“城”和大“郭”相连的布局。所谓“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就是说有较小的“少城”连结在大郭的西边，这不是和我们前面所讲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大国都城的布局一模一样么？所说“辟二九之通道”，就是说小城和大郭都有九个城门和九条大道。这也就是从战国一直沿用到汉代、西晋的成都布局。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成都城”下，对成都故城布局更有具体描写：
成都府城，旧有大城，有少城。……大城，府南城也。秦张仪、司马错所筑。……少城，府西城也。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昔张仪既筑大城，后一年又筑小城。《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于其西”，即谓此也。晋时两城犹存，益州刺史治大城，成都内史治小城。
按“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见于李膺《益州记》（此书今佚，有辑本）。这种小“城”东墙即是大“郭”西墙的建筑方式，齐国都城临淄和郑、韩都城新郑早就采用。看来商鞅主持营建咸阳的时候，是仿效东方大国的布局，而成都又是采用咸阳的模式
。
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是模仿中原大国的。“筑冀阙”也是模仿中原大国的规模。咸阳的布局和当时中原大国一样，采用西“城”和东“郭”相连结的方式，“城”和“郭”都是坐西朝东的，所以冀阙也该造在东门。
古代礼制，对死人的安排要如同对待活人一样，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帝王陵园的布局，肯定是模仿都城的制度的。《吕氏春秋·安死篇》开头说：
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
高诱注：“宾阶，阼阶也。若为都邑之制。”《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在秦都咸阳会集宾客写作编辑而成，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定稿，公布于咸阳的市门。秦始皇陵园是秦始皇初即位的时候就开始建筑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当吕不韦在秦王政八年公布《吕氏春秋》时，该已初具规模。秦始皇陵确是造得“高大若山”，而且借用了旁边丽山的美名，称陵墓为“山”；出土有“丽山园”铭文的铜壶和“丽山
官”（供奉饮食的官）陶文的陶壶盖，可以证明。陵墓上确是“树之若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葬入陵墓后，还“树草木以象山”（同上引）。《吕氏春秋·安死篇》这段话，无异是对秦始皇陵园的写照。因此，秦始皇陵园的设计建筑就是“若都邑”，即采用都城咸阳的制度是无疑的。
目前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布局已调查清楚。西部有长方形的小城，城有内外两层，作长方的“回”字形。外城东西宽974米，南北长2173米。陵墓葬在长方形小城南半部的中心，正当整个陵园的西南部。小城北半部有寝殿及其附属建筑，还可能是管理陵园官吏的办公处、宿舍以及侍奉陵寝的宫女的住处。整个长方形小城就是陵园的主体“陵寝”所在，相当于秦都咸阳西边建有宫廷的小城结构。在长方形小城的东南面，有南北向的长条陪葬墓区。在小城以东1000米处，正当陵园东部东门大道的北侧，发现有三个兵马俑坑，1号坑规模最大，作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宽210米，南北长62米；2号坑和3号坑规模较小，并列在1号坑的上面。2号坑作不规则的矩尺形，东西最宽处有90米，南北最长处有84米。3号坑作西向的“凹”字形，南北长16.85米。三个坑中的兵马俑，组成了面向东方的庞大军阵。整个陵园的布局是坐西朝东，所有兵马俑的军阵都面对东方。此外，可能在兵马俑坑以东的东门大道前，还有门阙的建筑，作为整个陵园的正门，但目前基址尚未找到（参看图30）。
秦始皇陵园西部的长方形小城，相当于咸阳建有宫廷的西部小城；陵园东部直到兵马俑坑，相当于咸阳的东面大郭。三个兵马俑坑，象征着咸阳守卫东郭门一带的屯卫军。《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元年“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这时由于特殊需要而大量征发军队“屯卫咸阳”，而平时咸阳都城里肯定也有一定数量的屯卫军。秦王政九年
作乱，秦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
，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史记·秦始皇本纪》）。匆促间，秦始皇命令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所发的“卒”，当即咸阳的屯卫部队。1号兵马俑坑有兵马俑六千人左右，东端先是三路横队，都是弓弩手，作为先锋部队；接着是三十八路纵队，有战车和手执长兵器的步兵间隔排列，当是战斗主力部队；同时在纵队两侧及后部各有一列分别向南、北、西三面的弓弩手，这是两翼和后卫部队，防止敌人从两侧和后面袭击。这里充分表现了屯卫国都军队的特色。2号坑是步兵、弓弩手、车兵、骑兵的混合部队，可能是屯卫军官的侍从部队。3号坑是由屯卫军长官和侍卫队组成的指挥所。这里反映了当时国都咸阳屯卫军的编制和布防守卫的情况。
秦都咸阳的宫殿区（小城），设有司马门，驻有司马，设有兵阑，驻屯军队。《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巨鹿之战以后，“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索隐》：“按天子门有兵阑，曰司马门也。”从秦始皇陵园东郭门内有兵马俑坑来推断，秦都咸阳的东郭门内，便驻有中尉，设有大“兵阑”，屯有大队屯卫军。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制，“中尉掌缴循京师”，汉武帝时改称执金吾，所属有屯卫军。《汉官仪》（《北堂书钞》卷五四引）说：“执金吾车驾出，从六百骑、走六千二百人也。”这个兵数正好和秦始皇陵园1号兵马俑坑内兵马俑数差不多。执金吾的侍从部队排场很大，兵员众多。《汉官仪》（《北堂书钞》卷五四引）说：“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丞，从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这些史书记载的屯卫军编制，又和2号兵马俑坑的内容相当。
图30 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与东阙的位置
（上图采自日本松丸道雄、永田英正《中国文明的成立》，日本讲谈社1985年版）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开始扩大咸阳都城的范围，大量营建新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模仿六国的宫室，造在渭水以北，从咸阳以东，沿着渭水，一直造到了泾水、渭水汇合处。汉高祖长陵附近（今怡魏村），当为六国宫室中齐国宫室所在地，出土有齐都临淄风格的羊瓦当。秦始皇建立统一王朝，咸阳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以后，进一步在咸阳周围营建宫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营建新的朝宫，准备作为朝廷的中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即是阿房宫。接着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和咸阳之间的三桥镇南，说明秦始皇扩建的都城咸阳，尽管宫观造得很多，但是作为朝廷中心的朝宫，还是筑在扩建的咸阳的西南。整个布局不变。
阿房宫是南向的。秦始皇建筑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终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在终南山顶上造阙，就是作为朝宫的南门的门阙。与此同时，“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东门”下当脱“阙”字）。《汉书·地理志》在东海郡朐县下也说：“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这个石阙，汉代还存在。《隶释》卷二记载汉“东海庙碑”的碑阴云：“阙者，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朐县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正当东海之滨。从地球经纬线来看，东门阙正好直对秦都咸阳的东门，说明秦始皇扩建的秦都咸阳，还是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整个城的正门。（参看图30的下图）
原来秦都咸阳坐西朝东，秦始皇扩建的咸阳仍然坐西朝东，在东门造阙。这是沿袭中原地区都城建设的传统设计方案的。后来西汉都城长安在东门造阙，该即沿袭咸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