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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周代诸侯国都的城址，经过考古调查，能够证明它是西周时代建筑的，只有曲阜鲁国故城。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诸侯国都的布局（参看卷首图版五）
。
鲁国故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东西最宽处3.7公里，南北最长处2.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西北两边利用洙水作城濠，东南两边挖有城濠和洙水连结。从南墙东门东侧、西北城角和北墙东端三处的试掘中，都发现早晚期多层的城墙相互叠压的层次。西北城角和北墙东端的早期城墙属于西周后期，南墙东门东侧的早期城墙属于西周早期，说明这座城墙创建于西周早期，改造修补于西周后期，经春秋战国而位置没有变动。
从曲阜故城的城门的设置和交通大道的布局来看，重心在于西部和中北部，原来整个城的结构是坐西朝东的。
城门有十一座，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北部的城门分布较密，距离较小，约半公里左右。贯通全城的大道主要在北部，都是东西向的，共有三条：1号大道从西墙北门通向北墙东门；2号大道从西墙中门通向东墙北门，西段宽8—9米，靠近东墙北门加宽到14米；3号大道从西墙南门经过宫殿区南沿，通向东墙中门，西段宽10米，东段宽13—15米。这样主要大道东西向，而东段路面又加宽，说明原来布局是以东方为正门的。此外东西向的道路有两条，同是为了通向居住区而特设的。4号道路宽8米，从东墙北门向西通到中部偏东北的宫殿区（今周公庙高地）。5号道路也宽8米，从东墙南门向西通到附近居住区（今古城村西南）。
城里南北向道路，只有6号道路贯通城的西部，从北墙西门向南通到南墙西门，只宽6—7米。7号道路宽6米，只从北墙中门向南与1、 2号东西向大道相交。南北向道路只有通向中部宫殿区的较宽，8号大道宽12米，从城北中部穿过1、 2号东西向大道通到宫殿区；9号大道宽15米，从南墙东门向北通到宫殿区，与3号东西向大道相交接。但是，这些大道该是春秋初期才扩建的，在9号大道的两侧，就分布着不少时代较晚的大型夯筑遗址。
故城只有南墙东西两门南口的东西两侧有夯土基台，都是门阙的基址。西门的基址较小（东西宽19米，南北长16米），是汉代的建筑；东门的基址较大（东西宽30米，南北长58米，高1米），门道直对城内中部偏东北的宫殿区，有9号大道通达。这座南墙东门，当是鲁僖公时代所扩建。《春秋·僖公二十年》载：“春新作南门。”杜预注：“鲁城南门也。本名稷门，僖公更高大之，今犹不与诸门同，改名高门也。”《水经注·泗水》也说：“其遗基犹在，入地丈余矣。亦曰雩门。”出这座城门正南1735米处、沂水南岸，有雩坛，用于求雨的祭祀，即所谓“大雩”。鲁僖公扩建这座城门，就是为了“大雩”。9号大道也该是同时扩建的。
根据试掘结果，鲁故城内遗址的时代，西部、北部早于东部、南部。宫殿区以北，今盛果寺一带，是城内最大的居住遗址，遗址西部文化堆积厚2米以上，大致有五六个文化层，从西周前期一直延续到汉代。鲁城西北角内，今苹果园西侧的居住遗址，上层属春秋时代，下层属西周时代。靠近西墙南门有3号大道东西穿过的斗鸡台遗址，文化堆积也从西周前期一直到汉代。鲁城内早期的手工业作坊，也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盛果寺的冶铜遗址开始于西周时代，延续到春秋。西北部今药圃地方的冶铜遗址属于西周后期。今位于药圃北部和弹簧厂的制陶遗址属于西周前期。在今周公庙高地的宫殿区，东西约长1公里，有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上层属于汉代，下层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因未经大规模的发掘，还无法判断西周的宫殿是否建筑在这里（参看图14）。
总的看来，西周时代的主要居住区在城的西部、中央北部，手工业作坊也集中于西部、中央北部，西周晚期居住范围扩展到东北部，整个城的南部没有发现早期的文化堆积。原来整个城是坐西朝东的，居住区和手工业区都偏于西部、中央北部。到春秋初期，为了“大雩”，才开辟由宫殿区到南墙东门的大道，并扩建这座城门。这种“坐西朝东”的布局结构，是和东都成周的布局一致的，但是鲁国没有采用小“城”连结大“郭”的格局，可能因为成周是王都，作为诸侯国的鲁国，按礼制是不能效法的。
图14 曲阜鲁国故城遗迹分布图
《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鲁国故城内，墓葬基本上分布在西部三分之一强的范围内，东半部未发现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墓葬有甲乙两组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墓圹、礼俗以及随葬品，很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部族。甲组墓地发现四处：（1）故城西北部今药圃处墓地，都是小型墓，主要属于西周前期和春秋后期；（2）靠近西墙南门的斗鸡台墓地，墓葬年代从西周初年延续到春秋时期；（3）故城的西南部，在今县城西北的墓地，都是春秋墓；（4）解放初在西南部孔府后花园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墓。乙组墓地只发现一处，在中部偏西北的望父台，有大中型墓和小型墓，小型墓绝大部分是西周墓，大中型墓属于春秋时代。
两组墓葬各有其特点。乙组西周墓，墓圹较窄，宽度小于或等于长度的二分之一，有的只有长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尸体的头向北，墓室没有腰坑和殉狗。随葬陶器一般只有鬲和罐，多数鬲只有一件，罐有两件以上。陶鬲仿铜器形式，不见有簋、豆、盂等陶器。另有九个西周墓随葬有铜器，五个墓只有一鼎；一个墓有一鼎、一簋；一个墓有一鼎、二簋、一盘、一
；一个墓有一鼎、一
、一盘、一
、一壶；一个墓有三鼎、二簋、二
、二盘、二
、一
、一
、一壶。有两座墓出土有铭的铜器，墓主人叫鲁伯
和鲁仲齐，后者官为司徒，肯定是鲁国宗室成员。这样以铜鼎、铜簋为主的铜器组合，肯定属于姬姓的周贵族。
甲组的西周墓，墓圹较宽，宽度超过长度二分之一，尸体的头向南，墓室有腰坑和殉狗。随葬陶器组合的器形种类较多，流行袋足鬲、圈足簋和豆，还有罐、盂、
等，常常组成偶数的组合。甲组的春秋墓，头也大都向南，腰坑、殉狗的风俗已消失。我们以甲组西周墓出土的陶器，和附近居住遗址出土陶器作比较，陶鬲、陶豆的形制基本相同，可知甲组墓葬即属于居于都城以内的多数居民，即所谓“国人”。
鲁国从西周初年起，就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有所谓“三郊三遂”。鲁国军队就是以周贵族为骨干，并以“三郊”的“国人”编制而成的。鲁国的“国人”主要是伯禽受封时所分得的“殷民六族”（《左传·定公四年》）。《周礼·秋官·司约》贾公彦疏引《左传》旧注，解释“殷民六族”说：“殷民，禄父之余民三十族，六姓也。”六姓共三十族，大体以十族为一“郊”，分设为三“郊”。春秋初期鲁僖公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鲁颂·
宫》）。如果像齐桓公时期齐国那样从“国人”每家抽一人入伍的话，“公徒三万”当来自“国人”三万家。那时鲁的“三郊”已有三万家，每“郊”一万家。当然，西周初期鲁的“国人”户数应该比较少。我们认为，现在发现的甲组墓就是“三郊”的“国人”，也就是“殷民六族”后裔的墓葬，所以他们所用陶鬲的形制，不同于周人而接近殷人，类似殷墟出土的陶鬲。
鲁国都城中，确实住有周贵族和“殷民”后裔两种不同礼俗的集团，直到春秋末年还是这样。阳虎在鲁国掌握政权，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因为鲁公和三桓是周贵族，必须在周社结盟，而“国人”原是“殷民”后裔，必须在亳社结盟。亳是殷的发祥地，又曾是汤的国都，因而殷民的神社称为亳社。结盟的礼俗，周人和殷人既然不同，各有其神社，葬俗当然也不同了，这是鲁国故城内所以会出现两种不同礼俗墓葬的原因。现在发现的甲乙两组墓，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料不全，甲组墓只有春秋时代的，乙组墓只有战国时代的，但是以甲组的春秋晚期墓，和乙组的春秋末年、战国早期墓作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两者有显著的区别。甲组的陶器组合，以簋、盖豆、华盖壶等圈足器为主，都有盖；而乙组的陶器组合，以釜、罐、壶、
为主，都不带圈足，没有盖豆，壶是罐式平底壶，与甲组的华盖壶大不相同。说明直到春秋末、战国初，两族人的不同风俗还顽强地保持着，没有融合起来。这就是阳虎必须分别要盟于周社和亳社的原因。
我们从墓地的位置来看，甲组墓地在药圃、斗鸡台、县城西北角，都在靠近西城墙的地区；乙组墓地的望父台，虽然也在城的西北区，但比较靠近中心区。看来当时两族人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是邻近的，周贵族主要住在城的中北部，而作为“国人”的殷民后裔，则住在城内靠西城墙一带，这就是“三郊”的所在。
从鲁国故城发现的两种不同墓地，可以看到，它虽然没有小“城”和大“郭”相结合的布局，但是在一个大城内，分别有周贵族和“国人”的居住区及其墓地，这和当时的乡遂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