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西周都城布局的发展

1 西周都城制度的逐渐形成

西周、春秋时代，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乡”是指国都及近郊地区的居民组织，或称为“郊”。“遂”是指“乡”以外农业地区的居民组织，或称为“鄙”或“野”。居住于“乡”的居民叫“国人”，具有自由民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责任。当时军队编制是和“乡”的居民编制相结合的。居于“遂”的居民叫“庶人”或“野人”，就是井田上服役的农业生产者。《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就是三乡三遂，说明西周初年已经实行这种“国”和“野”对立的乡遂制度 。因此西周国都的布局有一定的特点，既有贵族的宫殿区，又有“国人”的居住区，更有军队的驻屯地。

西周都城的这些特点，是在不断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诗·大雅·公刘》记载周的祖先公刘迁居到 （今陕西彬县东北）的情况，已经注意到选择有充分水源的肥美平原、适宜建筑住处的大块向阳高地以及驻屯军队的营地，还要开垦适合生产粮食的农田。《公刘》说：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陟南冈，乃 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京”就是大块的向阳高地，适宜修建许多宫室的地方。“师”就是指军队的驻屯地。“京师”连称，因为此地驻屯有重兵。后来国都称为“京”或“京师”，就是起源于此。《公刘》又说：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影） 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 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 居允荒。

“其军三单”的“单”，当读如“ ”或“堆”，是指三支驻屯的军队 ^[2] 。从上文“既景 冈”“观其流泉”来看，驻屯军的营地是经过选择的，选在郊外高岗和有流泉的地方，既为了适宜驻屯防卫，又为了适合起居生活。“度其 原，彻田为粮”，是说丈量低湿之地和平原之地，开垦田地，用来生产粮食。“度其夕阳， 居允荒”，是说丈量了 的西部地区，可以建筑居处的面积是很宽敞的。“夕阳”是指夕阳所照的西部地区 ^[3] ，“荒”是宽敞的意思。这种都城造在有水源的高地的办法，都城驻屯军队的设施，居住区造在西部的布局，对此后都城建设有深远影响。

公刘所建的 这个都邑，还是很原始的。这里没有城墙的建筑，也没有宫殿和宗庙的建设。到公刘之后第九代公 父（即太王），迁都到岐山之阳的周原（今陕西岐山东北）的时候，都城的规模就比较像样了。根据《诗·大雅·绵》的描写，公 父带领周族到达周原、选定地点之后，就“曰止曰时（通作 ），筑室于兹”，就是在此定居，建筑居室。接着“ 疆 理， 宣（通作畎） 亩”，就是修起田界和治理农田，开筑田沟和垄亩。然后就大规模建筑都城，《绵》记载说：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通作栽），作庙翼翼。

之 ，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通作“偻”）冯冯，百诸皆兴， 鼓弗胜。

这里，在建筑“室家”的同时，就建设整齐的宗庙，所谓“作庙翼翼”；还建筑大规模的土墙，所谓“百堵皆兴”。对于板筑土墙的情况描写得很生动，先要拉绳作为直线的标准，要立上木柱，捆束长板，筑成夹层的板墙，以便填土夯筑成土墙，即所谓“其绳则直，缩版以栽”。筑墙时，先要把土装到篓筐里，倒入夹层的板墙里夯得结实，筑成后还要把土墙上隆起之点削平。装土入筐的声音，倒土进夹板墙的声音，夯筑结实的声音，削平新筑成土墙上隆起之点的声音，都是很大而连续不断的，即所谓“ 之 ，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偻）冯冯”。《绵》还说：

立皋门，皋门有伉； 立应门，应门将将； 立冢土（通作“社”），戎 攸行。

皋门是宫殿的外门，应门是宫殿的正门，这时都已建造得高大而堂皇了。还建筑有祭祀社神的大祭台，这样就能把侵扰的戎狄部族吓跑了。“戎 ”是对戎狄的一种蔑称。《诗经》中说到的“ ”，或者用来指俘虏，如“执讯获 ”（《诗·小雅·出车》）；或者用来指猎得野兽，如“升彼大阜，从其群 ”（《诗·小雅·吉日》）。为什么建筑祭祀社神的祭台就能把戎狄吓跑呢？因为在古人的信念中，社神是主管杀戮罪人的，战争胜利以后举行的献俘典礼常常要在这种神社举行 ^[4] 。

《史记·周本纪》说：“古公（指公 父）乃贬戎狄之谷，乃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绵》只说建立室家，建筑宗庙，兴建宫门和土墙，没有说到筑城郭。所谓“百堵皆兴”，当是指宫殿的围墙。当时未必有城郭的建筑，但是公 父建设国都的布局，影响是深远的。皋门、应门等宫门的建筑，宗庙和神社的设置，都是从这时创始的。使用司空、司徒等官吏大规模征发人民建设都城，也是从这时开端的。

西周都城有大规模的城墙的建筑，可能是从文王建都于丰开始的。《诗·大雅·文王有声》对于文王“作邑于丰”有所描写，讲到“筑城伊 ，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 ”，《韩诗》作“洫”，就是城沟。说明丰邑的建筑，不但筑有城墙，也还筑有与城墙相配合的城沟。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中游西岸。

武王克商以后，又建都城于镐，称为宗周，在今西安西南沣河中游东岸。据《文王有声》，镐京有辟雍（大学）的建筑。根据西周金文，宗周有宗庙，周王常在此朝见大臣。《逸周书·世俘篇》记载武王克商以后，在周庙举行献俘礼，讲到“武王朝至燎于宗庙”，“武王乃以庶国馘（首级）祀于周庙，告于周庙”，这个“周庙”当是宗周的庙。

关于丰和镐的布局，没有史料可供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镐京驻屯有大军，当有驻屯的营地及其防御设施。文献上提到的“六师”（《尚书·顾命》《诗·大雅· 朴》等），西周金文上见到的“六 ”（ 贮簋、南宫柳鼎等铭文），当即驻屯于宗周的军队。禹鼎铭文以“西六 ”和“殷八 ”并提，“西六 ”当是由于驻屯西土宗周而得名。西周时代共有三支主要军队，“成周八 ”驻屯于东都成周，“殷八 ”驻屯于殷的故都牧（即朝歌），“西六 ”驻屯于西都镐京。

2 东都成周开创的小“城”连结大“郭”布局

在西周的都城中，特别应该重视的是东都成周。周公平定管叔、蔡叔联合武庚以及东夷的叛乱以后，为了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控制，继承武王的意旨，在原来的洛邑建设东都成周。这是对商代建设别都制度的重要发展。这样同时分设东西两个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创举。虽然西周的君王常住在宗周镐京，有时到东都成周来处理政务，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成周的重要性超过了宗周。

关于成周的建设，《逸周书·作雒篇》有具体描写：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

这里所说“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大邑成周”是指整个成周的王畿而言，这是沿用“大邑商”的制度，包括“郊甸方六百里”在内。“土中”是说四方的中心。《尚书·召诰》记召公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就是指“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说：“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孔晁解释“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的“城”是王城，是正确的。下文讲到大县“方王城三之一”，小县“方王城九之一”，可以证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都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计算，正好方九里。这和《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相合 。“郛”就是“郭”。宋本《逸周书》和《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引作“郛方七十二里”。《诗地理考》《通鉴前编》又引作“郛方十七里”。金鹗、刘师培以为当作“十七里”，孙诒让认为当作“二十七里” 。从现有史料来看，都城设置小“城”和大“郭”，是成周新创的制度。但是必须指出，早期的郭只是“依山川为之，非如城四面为垣者”。成周的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就是利用原有山川加工连结而成。《管子·八观篇》说：“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周郭”原误作“郭周”，从张佩纶校正），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可知周郭和大城、里域的性质是同样用来防御，但结构不同。周郭的作用在于防止“奸遁、逾越”，使不能“外通”。焦循《群经宫室图》“城图六”的说明，依据这点认为“盖周郭必依山川为之，使其不可逾越”，是正确的。焦氏不但认为成周的周郭，依据洛水、郏山等山水加工连结而成，还引用史料证明春秋时代郑国的郛，也是“依水而城”，这个见解是很高明的。

从上引《逸周书·作雒篇》来看，成周是东都的总称，王城是成周的小“城”，而另有大“郭”。而《汉书·地理志》把王城和成周分成两个邑，说王城即汉代河南郡的河南，成周即雒阳。也就是说王城在今洛阳市的王城公园一带，而成周在今洛阳以东三十多里地的汉魏故城，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首先出于《公羊传》。《公羊传》说：“成周者何？东周也。”（宣公十六年）又说：“王城者何？西周也。”（昭公二十二年）这是把战国时代从周分裂成的西周、东周两个小国都邑误认为王城和成周的所在。我们从所有的春秋史料来看，也可以证明成周是东都的总称，而王城只是周王所居住的宫城。关于这点，童书业先生《春秋王都辨疑》已经作了详细的考辨 ^[7] ，很是正确。西周文献中讲到成周，或者称洛（《尚书·召诰》）、洛师（《尚书·洛诰》），或者称为新邑（《尚书·洛诰》）、新邑洛（《尚书·多士》）、新大邑（《尚书·康诰》），都只有一个邑，没有两个邑的迹象。这是很清楚的。

西周金文中，同样称为成周或新邑（新邑见前引柬鼎铭文）。只有令彝铭文中同时存在“成周”和“王”两个地名：

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 （出）令，舍三事令……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唐兰和陈梦家都根据这点，认为“王”即王城，成周和王城确是两个邑 。但是我们从令彝铭文的上下文来看，不可能是两个邑。明公于癸未到成周，“舍三事令”和“舍四方令”完毕，次日甲申就用牲于京宫，再次日乙酉又用牲于康宫，接着说“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从上下文看，京宫和康宫都是成周的宗庙，明公要在乙酉一天之内，用牲于成周的康宫，再用牲于王城，还要由此回去，如果成周和王城相距三十多里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不可能在同一天内举行“用牲”的祭祀大典的。

陈梦家主张西周时代东西两都，都是双城，一为宗庙所在，一为王宫所在，王城是王宫所在，成周是宗庙所在。并且认为令彝铭文所说的京宫、康宫都是王城的王宫，明公去“用牲”是主持奠基典礼。试问王城建筑王宫为什么都要明公去奠基呢？显然是讲不通的。陈梦家还认为，王城只见于早期的令彝铭文而不见于以后的金文，因为以后不称为王城而只称为“周”。例如免簋铭文：“王才（在）周，既爽，王各（格）于大庙。”吴方彝铭文：“王才（在）周成大室，王各（格）庙。”陈梦家认为“应解释为夜宿于王城而旦往于成周”。我们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周王从王城出发，清晨赶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宗庙举行典礼，怎么可能呢？当时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之处，政治上的重要典礼如即位、朝聘、策命等等，都要在这里举行，宗族内部的礼仪也要在这里举行，具有礼堂的性质 。因此宗庙必须造在王宫的附近，凡是都城（包括别都）都必须有宗庙的建筑。这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王宫和宗庙分造在两个城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王城遗址，至唐代还留有遗迹。《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 ，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旧唐书·地理志》也说王城故城“在今苑内东北隅”。所谓“苑内”，是指神都苑。神都苑的位置，东靠宫墙，北靠邙山。既然王城遗址在“苑内东北隅”，那么，王城必然在唐代洛阳城外的西北角靠近邙山地方。现在春秋时代的王城遗址已经发掘到，地点确是和汉代河南县城址相同，只是面积较河南县城为大，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比东西稍长，只有北墙保存完好，全长2890米，整个城处于涧水入洛处（参看卷首图版四） 。但是西周王城遗址尚未发现，据《括地志》所说“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来看，可能还在东周王城以北的地方。

至于成周的大郭，应该在王城以东，横跨 水两岸。《尚书·洛诰》记周公说：

我乃卜涧水东、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水东，亦惟洛食。

“食”是说得到吉兆而采用 ^[11] 。周公为营建成周而占卜，先在涧水东、 水西占卜得吉兆而采用，又在 水东占卜得吉兆而采用。说明整个成周的营建地区范围，从涧水东一直到 水东。既然王城在涧水东，那么，大郭必然横跨 水东西两岸，如同唐代洛阳城横跨 水两岸一样，只是西周成周的大郭位置偏北，在洛水以北，而唐代洛阳城位置偏南，直跨洛水南北两岸（参看图13）。

图中“东周城”即是春秋时代王城遗址。“北窑西周墓”指北窑庞家沟西周贵族集中的墓地，“西周铜器制作场址”指面积二十万平方米的西周早中期铸造铜器的场所。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在 河下游东西两岸发现了许多西周墓地和遗址，北起邙山，东到马坡、塔东、塔西，西到洛阳老城（金代以后旧城）西关。先后发现五六百座西周墓葬，其中以北窑庞家沟墓地最为集中，共有四百多座墓，已发掘三百六十七座，出土有西周铭文铜器，铭文述及王妊、大保 、康伯、伯懋父、毛伯、丰伯等人，说明这是西周贵族墓地。墓地以南又发现有面积二十万平方米的西周早中期铸铜遗址，出土有熔铜炉（最大直径有1.8米）、生产工具及陶范等（参看图13）。西周、春秋的古城址，如曲阜、临淄、新郑等，贵族墓地往往就在城郭以内，离居住遗址不远的地方。同时冶铜遗址也多在城郭以内。想来成周也该这样。因此我们根据洛阳考古发掘的结果，也可以推定成周的大郭当在 水两岸，位置在唐代洛阳城北边紧靠邙山一带。1952年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口、下瑶村西区、东大寺区，发现西周早期殷遗民的墓葬，不但陶器、蚌器等保存殷人遗风，而且墓室有腰坑，埋有殉狗。同时北窑的西周贵族墓葬，不仅陶器方面表现着对早周陶器的继承，而且墓室没有腰坑和狗骨。洛阳两类不同墓葬的发现，正和鲁国曲阜故城所发现的基本相同。

周公制定的东都成周布局，采用西面的小“城”和东面的大“郭”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都城，特别是战国时代齐、魏、韩、赵、秦等大国的都城，都发生很大的影响，甚至还一直影响到西汉都城长安的布局，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追记：叶万松、余扶危《关于西周洛邑城址的探索》一文（收入《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出版），根据 河两岸西周遗址和墓葬出土物，认为这一带既是西周贵族生活地区，但同时也有迁自安阳的殷遗民。而且所发现的铸铜遗址又属于西周前期，所以断定“周公营建的洛邑城址可能在 河之滨”。这一看法和我们有相同之处，只是我们认为这一带应是成周的大郭所在，大郭以西还连结有王宫所在的王城。笔者对于这一问题，曾写成《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用》一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4期，可以参阅。】

3 成周建设大“郭”的用途

周公建设东都成周，原是为了完成武王的志愿，目的在于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加强控制中原及四方地区。据《逸周书·度邑篇》，武王克商以后，为了“图夷兹殷”（图谋平定这些殷贵族），主张建设东都，认为“自洛 （洛水入河处）延于伊 （伊水入洛处）”，“其有夏之居”。也就是周人应该建都之处。所谓“有夏之居”，就是周人之居。周人常常自称有夏或区夏，见《尚书》的《康皓》《君 》《立政》等篇 ^[12] 。武王把这件事嘱托周公，并“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史记·周本纪》）。“营”是规划定位之意 ^[13] ，“周居”就是周人的都城所在。此后周在洛邑就驻屯有大军，所以在周公没有建成东都以前，洛邑已是个军事重镇，有“洛师”之称，《尚书·召诰》说：“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师”，《尚书·洛诰》又记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洛之所以称“洛师”，犹如西周金文中称驻屯大军的某地为“某 ”。

周公建设成周，所以要在小“城”之东，建筑大“郭”，主要用途之一，就是为了驻屯大军，做好防御设施。西周有三支驻屯大军，“成周八 ”就因驻屯于成周而得名。另一个主要用途，就是用来迁居殷贵族。原来武王设置三监，对原来商代王畿的殷贵族，采用就地监督管理的办法。等到平定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以后，吸取这个教训，就改用分散迁移殷贵族的办法，以便监督管理和利用。当时除了把一部分殷贵族分批赏给分封出去的诸侯如伯禽等人带往封国以外，大量殷贵族被迁移到洛邑来，以便监督和利用。当周公营建成周以前，已有许多殷贵族被有组织地迁移到洛邑来。他们就是原来的殷贵族首领“侯、甸、男、邦伯”带到洛邑来的。召公、周公营建成周，主要就是使用迁来的众多的殷贵族力量。《尚书·召诰》说：“大保（即召公）乃以庶殷（即众多的殷贵族）攻位（营建地位）于洛 。”又说：“周公乃朝（早）用书（发布命令的文件）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举动工）。”《尚书》的《多方》和《多士》，就是周公用“王命”来教训迁到洛邑的殷贵族。《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该是成周建成之后，周公又进一步把殷贵族迁移来。

周公对待迁移到成周的殷贵族，采用监督兼利用的方针，仍然分配给他们田地住宅，从而争取他们服从和效劳。《尚书·多士》最后一段告诫殷贵族说：

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倏宾（“宾”通作“摈”，是说不会对四方有所摈弃），亦惟尔多士（指殷贵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劳），臣我多逊（要臣服于我而多顺从），尔乃尚有尔土（仍能分配给你们土地），尔乃尚宁干止（“宁干止”谓安心于事业和居处）。

所谓“攸服奔走”，应该包括服兵役，充当“成周八 ”的甲士在内。这种迁移殷贵族的政策，可以说一举两得，既可以削弱这些殷贵族在原住地的势力，防止他们的叛乱；又可以加强对他们的监督，还可以利用他们充实“成周八 ”，使成周八 的战斗力更加坚强。

周公这样建设成周的大郭，用来驻屯大军和迁居殷贵族，就充实了东都的“国人”力量，扩展了“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按照“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国都的军队是以贵族作骨干，并征发“国人”中壮丁编制而成。军队的编制是和“国人”的乡里组织密切结合的。因此周朝十分重视对成周东“郭”的管理教导。《书序》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礼记·坊记》引有《君陈》佚文，郑玄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所谓“东郊成周”，就是指成周东部大“郭”的“国人”居住区。当时“国人”的居住区称为“乡”或“郊” 。“分正”是分别治理的意思。《书序》又说：“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所说“成周郊”，主要是指成周东郊。“分居里”是说“分别民之居里”（伪《孔传》），就是加强对乡里组织的整顿管理。

西周王朝创立了东西两都，建立了东西连通的王畿，作为全国统治的枢纽，这是政治上的重要设施，对此后西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重大作用。《逸周书·作雒篇》说：成周“制郊甸方六百里，同西土方千里”。《汉书·地理志》也说：“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其中东都成周在统治上的作用尤其重要，而且成为全国征收贡赋的中心。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四方入贡道里均。”成周不仅是对周围“郊甸”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征收贡赋的中心，更是对四方被征服的夷戎部族或国家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根据兮甲盘铭文，周宣王命令兮甲（即尹吉甫）“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尸（夷）”，规定南淮夷既要贡纳币帛、积贮，还要“进人”（即进贡服役的劳动者），且都必须输送到一定的地点，否则的话，就要受到讨伐。当时军事上的征伐，主要目的就在于贡赋上的征收，人力物力的征发 ^[15] 。

由此可见，成周的布局，所以要在王城以东建设大“郭”，用来安置“国人”和迁居殷贵族以及驻屯“成周八 ”，完全出于周朝加强中原以及四方统治上的需要。“成周八 ”不仅用于征伐不服从的诸侯和夷戎部落，而且是巩固统治的一种威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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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传》：“三单，相袭也。”这是读“单”为“嬗”或“禅”，说是军队更番征调。《郑笺》云：“适满三军之数，单者无羡卒也。”这是读“单”为“殚”，解释为“尽”。清代学者有种种解释，都很牵强。我们认为“单”当读为“ ”或“堆”，“其军三单”就是“其军三 ”，如同殷代“王作三 ”一样。

[3] 《毛传》：“山西曰夕阳。”《尔雅·释山》同。《郑笺》：“夕阳者， 之所处也。”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四，生民之什诂训传）根据这点，认为“夕阳建国，则 居在 山之西”。我们认为都邑不可能造在一座大山的西面，这对起居生活是不合适的。所谓“度其夕阳”，夕阳当指作为京师的大块高原的西部地区， 的主要宫室（即所谓“ 居”）就造在宽广的西部地区。

[4] 《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墨子·明鬼下篇》根据《齐春秋》说：齐庄公有两个侄子“讼三年而狱不断”，后来“盟齐之神社”，有罪者被羊角触死。《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 ，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因为社神掌管刑戮，战争胜利后举行献俘典礼也要在神社举行。所谓“始用人于亳社”，实际上是恢复使用了原始的礼俗。根据《逸周书·世俘篇》，武王克商以后举行献俘典礼，也是杀死许多俘虏来献祭的，既“告于周庙”，“告于天、于稷（后稷）”，还“誓于社”。

[7] 童书业《春秋王都辨疑》，原发表于《禹贡》半月刊七卷六、七期（1937年版），后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分上下两篇，上篇《春秋时周室未迁都辨》，下篇《成周为东都大名、王城为成周内城考》。下篇引用《尚书》《书序》《春秋》《左传》《国语》等书，证明洛邑即成周，成周即东都，王城即在成周中。《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襄）王入于王城”，而《国语·晋语四》作“（襄）王入于成周”，足证王城即在成周之中。《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 罗纳诸庄宫。”《左传·定公七年》：“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说明庄宫在王城。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此又言庄宫在成周，也足证王城即成周的内城。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有“成周与王城”条（第223—225页），又概括叙述了这一考证。杨筠如《尚书 诂》（1934年初版，195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早就有同样的看法，根据《尚书·洛诰》和《左传》所说庄宫既在王城，又在成周的记载，断定成周为东都，认为《汉书·地理志》以成周为居殷顽民之地，王城为周公所营之邑，其说大谬。但是，他认为成周与王城“皆即《汉志》洛阳之成周”，反而以为《汉志》之王城与周公所营东都无涉（第212—213页），则是错误的了。

[11] 伪《孔传》：“卜必先墨书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俞樾《群经平议》（卷六，尚书四）认为“食墨”为吉利之说不确，“食”当训“用”。杨筠如《尚书 诂》又谓：“食亦事之假，事犹治也。”（陕西版，第212页）总之，“食”是说得到吉兆而采用。

[12] 《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区夏。”杨筠如《尚书 诂》“犹《大诰》兴我小邦周矣。”（陕西版，第171页）《尚书·君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 诂》：“此有夏即谓有周。”（陕西版，第248页）《尚书·立政》：“乃 我有夏。”《尚书 诂》：“有夏即谓有周。”（陕西版，第268页）《史记·周本纪》有与《逸周书·度邑篇》相同的记载，记武王曰：“自洛 延于伊 ，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记今注》屈万里注：“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即京都）也。”甚是。

[13] 《诗·大雅·灵台》：“经之营之。”《毛传》：“经，度之也。”《郑笺》：“营，表其位。”《尚书·召诰》：“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伪《孔传》：“其已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处。”经营是规划定位之意，所以隔三天就命令庶殷“攻位于洛 ”。

[15] 参看拙作《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第三节“西周时代的六 、八 和乡遂制度的关系”，收入《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sFefXcMeUC4S4lRWPu5npKXcJqGRgJCiToDAXBcf6FE8E+7D4ZCmFXqSVKBXBa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