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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的分裂割据，政权的交替频繁，再加上北方少数部族的进据中原，战争不断地发生，政治不稳定，社会秩序紊乱，以致许多大墓常被盗掘，帝王陵寝更难保存，因而帝王不能不暂时放弃陵寝制度，改变了东汉豪族讲究兴建坟墓、祠堂和厚葬的风气。
魏武帝（曹操）葬于高陵（在邺的西岗），依照东汉的礼制“立陵上祭殿”。到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曹丕，220—226）下诏，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为理由，毁去“高陵上殿屋”，使“车马还厩，衣服藏府”（《晋书·礼志》）。从毁去殿屋以后，使车马衣服归还到厩府来看，这种祭殿还是属于寝殿性质，其中除了朝拜祭祀用的大殿以外，还有供奉死者灵魂起居生活用的“寝”。
当时魏文帝以“古不墓祭”为理由来毁去高陵的殿屋，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之所以要毁去殿屋，废弃陵寝制度，主要的原因还是怕将来政权交替之后陵墓被发掘。同年魏文帝起筑寿陵（首阳陵），下诏自作“终制”（临终的制度），说出了他要废除陵寝制度的真正原因。他说：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三国志·魏书·魏文帝纪》）。而且他把这份诏书藏在宗庙，把副本分藏尚书、秘书等府，作为一代固定的制度。从此废除陵寝，取消上陵礼仪。魏文帝这一改革，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很大。
晋代基本上沿袭魏的制度。西晋从司马懿（追尊为宣帝）到惠帝（司马衷，290—306），先后建筑五个陵墓，始终没有恢复陵寝制度和上陵的礼仪，只有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再谒崇阳陵（司马昭之陵）”和“一谒峻平陵（司马师之陵）”
。
东晋时期虽然恢复了上陵的礼仪，但是并没有恢复过去那样的陵寝的规模。东晋诸帝的陵墓，大多数在半山腰的南麓凿挖墓坑筑成，并不起坟，把墓室隐蔽起来。例如已发掘的南京富贵山的晋恭帝（419—420）冲平陵（？），墓坑位置选在两山的峡谷之间的凹地上，埋葬以后，填土使之与两旁山梁齐平
。根据《建康实录》记载，东晋诸帝的墓葬大多“不起坟”，只有晋穆帝（345—361）的永平陵起了坟，只高一丈六尺，比起西汉诸陵一般高十二丈，只有八分之一的高度。
利用山腰凿穴建筑墓坑，向来是一种防止盗掘的办法。早在汉武帝时期，随着钢铁工具的进步，封建贵族为了防盗，就采用开凿山腰建筑墓坑的方法。河北满城陵山的中山靖王（武帝之异母兄刘胜）夫妇墓葬就是这样建造的，而且都采用浇灌铁汁来封闭墓门的办法。到魏晋时代，为了把墓葬隐蔽起来，就进一步推广这种“因山为体”的筑墓方法。这种筑墓方法，直到南北朝、隋唐五代，还是很流行，为许多帝王所采用。魏晋时代由于废弃陵寝制度，采用“因山为体”的筑墓方法，因而这个时期的大墓发现较少。同时由于经济衰退，各种类型墓葬的结构远较东汉为简单，厚葬之风也大为减退。
南朝的陵墓大体上沿袭东晋的制度，依靠山麓、山腰筑成。有的起坟，有的不起坟，起坟的要比东晋多些。根据《建康实录》，宋武帝（420—422）初宁陵、宋文帝（424—453）长宁陵、陈武帝（557—559）万宁陵和陈文帝（560—566）永宁陵，都有一丈四尺到二丈的坟丘。已发掘的在今南京西善桥油坊村的陈宣帝显宁陵（？），坟高十米
。南朝诸帝的陵墓，大多依山麓、山腰筑成，不很显著，而为人瞩目注意的就是陵园的方向都按山川的形势决定，在陵前平地上开设神道，布置有一对石兽麒麟或辟邪，以及一对石柱和石碑。
北方在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部族为了防止盗掘墓葬，沿用他们原来的风俗，多数采用“潜埋”方式而不起坟。例如后赵石勒（明帝，319—333）的母亲王氏死后，“潜窆山谷，莫知其所”，而又“虚葬于襄国城南”。石勒死后，也是“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晋书·石勒载记》）。南燕慕容德（献武帝，398—404）死后，“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晋书·慕容德载记》）。这种“潜埋”的墓葬方式，不仅少数民族的君主采用，而且成为少数民族中流行的风尚。《宋书·索虏传》特别指出，当时北方少数族，“死则潜埋，无坟垅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正因十六国时期流行“潜埋”的墓葬方式，这时的大墓就没有发现。
北方坟丘式墓葬重新多起来，是从北魏开始的，这是鲜卑文化和汉族文化进一步融合的结果。北魏完成北方统一以后，经济逐渐恢复，政局开始稳定，于是进行“汉化”的改革，因而出现一套鲜卑文化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陵墓制度。
图十三 北魏永固陵的万年堂、永固堂位置图
（采自《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永固陵是北魏冯太后的陵墓，现在大同城北25公里西寺儿梁山（古称方山）的南部。封土基部方形，南北117米，东西124米；上部圆形，高22.87米。永固堂造于永固陵之前，具有祠庙的性质。思远灵图更造在永固堂之前，“灵图”有“浮图”、“浮屠”的意思，当是一座千佛堂。灵泉宫池则在前方的山下。
北魏原来沿用鲜卑风俗，“凿石为祖宗之庙”，称为“石庙”或“石室”（《魏书·礼志》），而把帝王的陵园称为“金陵”。北魏建造大规模的陵园，是从文成帝（拓跋濬，452—465）之妻文明皇后冯氏开始。冯氏，汉族出身，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在献文帝（拓跋弘，466—470）时和孝文帝（元宏，471—499）初年，她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两度临朝听政，前后当政二十五年之久。她开始进行改革，推行三长制，颁布均田令，整顿吏治。孝文帝是在她的栽培下长大的，后来孝文帝的进一步改革，就是在她的改革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魏的一套鲜卑文化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陵寝制度，也是从她开始创立的。
冯太后亲自和孝文帝一起选定方山（今山西大同西北25公里西寺儿梁山），营建寿陵，称为永固陵，同时在陵南“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接着孝文帝为了表示孝顺，在永固陵东北营建寿陵。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选定洛阳以北的北邙山区作为“山园”之所，筑在这里的寿陵就成为“虚宫”，号称“万年堂”（《魏书·皇后列传》）。
现在永固陵和万年堂的遗址都还保存，并经过发掘清理。永固陵在方山南部山顶上，有高大坟丘，基底方形，上部圆形，高22.87米，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24米。万年堂的形制和永固陵相同，只是规模只及永固陵的一半，高13米，每边约宽60米，属于陪葬墓的性质
。现在永固石室的建筑已不存在，幸而《水经注·
水》有较详的记载：
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径方山南。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按即万年堂），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纹样雕刻的石材）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矩”一本作“雉”），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石之台座），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石，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浮屠），（灵）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
从这篇记载，可知永固石室建筑在永固陵和万年堂的前面，是属于祠庙（即所谓“清庙”）的性质。全部主要结构都用“文石”制成，屋檐前的四根大柱用“黑石”雕刻而成，前面布置有“青石”制成、以“文石”为边缘的屏风，屏风上有表现“忠孝之容”的图像和表示“贞顺”的题刻。庙前陈列有石兽和石碑。在庙院以外的西侧建筑有“思远灵图（浮屠）”，当是一种佛堂建筑。佛堂之西又有斋堂。在庙的南门还树立有两座石阙。
根据以上叙述，整个祠庙的建筑，一方面采用鲜卑“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风，另一方面又采用东汉以来在陵前建筑石殿、石阙、石兽、石碑的方式，再一方面又结合佛教的信仰，使佛堂、斋堂和祠庙相结合；在思想上一方面采用儒家的传统思想，强调“忠孝”、“贞顺”，另一方面又讲究佛教信仰，这是北魏统治集团强烈信奉佛教的一种表现。
冯太后的永固陵的建筑，标志着北魏开始恢复陵寝制度和举行上陵的礼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在北邙山区为自己营建长陵，即今洛阳老城西北15公里官庄村东的“大冢”
，并且以此为内迁的鲜卑族集体安葬的墓地，规定内迁的鲜卑各族的人，死后必须葬入这块墓地，不许归葬代北（今山西北端和内蒙古中部）。从此以长陵为中心，分成许多区域，逐渐成为北魏所属内迁鲜卑各族以及降服臣属的集体安葬之地
。现在这块广大墓地上的建筑遗迹已不清楚，但是从北魏统治者每临大事都要“谒陵”的情况来看，长陵附近不可能没有举行祭礼的建筑。孝文帝每临大事频繁地“谒永固陵”，宣武帝（元恪，499—515）沿袭这种礼制，于改元、亲政时，都曾“谒长陵”。估计长陵之前也该有和“永固石室”那样祠庙的建筑。
图十四 北魏长陵及鲜卑族陵墓分布图
（采自《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北魏孝文帝长陵，即是洛阳老城西北15公里官庄村东的“大小冢”的大冢。宣武帝景陵即是长陵以南冢头村东的大冢。孝庄帝静陵即是景陵西南上砦村南的大冢。鲜卑族墓地以长陵为中心，帝陵分布在西南，而多数皇室的墓则分布在其东，主要在瀍河以东地区。血缘较远的鲜卑族与鲜卑所属重臣的墓，则更分布在东侧的边缘地区。帝陵分布在西南，陪葬墓分布在东方，当与当时的礼制有关。
但是必须指出，北魏所重建的陵寝制度是鲜卑文化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有它自己的特点，和汉代的陵寝制度有所不同。北魏把北邙墓地作为内迁鲜卑各族集体安葬之所，是沿袭鲜卑族原来族葬的遗风，这和汉代诸帝陵墓以文武大臣陪葬显然不同。但是他们这样以皇帝陵墓为中心，营建“山园”，并在陵前建立祠庙，显然又是“汉化”改革的结果。他们不像东汉时期每年正月、八月定期举行上陵礼，而是每逢有改元、亲政等国家大事实行“谒陵”，具有向先帝神灵请示报告的意思，该又是沿用鲜卑族的原始礼俗。由于他们采用族葬遗风，坟丘式墓葬显得特别集中，出土的墓志也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