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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的中原地区，最初墓葬是没有坟丘的。坟丘式墓葬的普遍推行是在战国时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该和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社会变革有关。
殷周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易·系辞传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不封”是说没有封土堆，“不树”是说不种树木。西汉末年刘向具体指出：“殷汤无葬处，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指后来西汉国都长安的武库所在），皆无丘垄之处。”（《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东汉崔寔《政论》也说：“古者墓而不坟，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兆（指墓地的兆域），与平地齐。”（严可均辑本）
从现在考古发掘和调查的结果来看，刘向和崔寔的说法是事实。殷代的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即小屯5号墓），都不见有坟丘。至于在今陕西咸阳以北毕原上坟丘很高的所谓“周王陵”，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这原是战国时代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的公陵和永陵。三国时代编辑的类书《皇览》和唐代编辑的地理书《括地志》（佚文）早已指出这点，清代顾炎武《日知录》更进一步辨明这点
。
图一 安徽屯溪1号西周墓
（采自《安徽屯溪西周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位于安徽屯溪西郊弈棋村南。地表铺有一层约厚25厘米的鹅卵石作为墓底。没有墓坑和墓壁，它是在鹅卵石层面上加堆封土而筑成的圆形坟丘。
至于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如安徽屯溪，江苏句容、金坛等地，发现一些西周墓葬，筑有坟丘，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这些墓葬有个特点，在平地铺上一层卵石，或加上一层红烧土、木炭，作为墓底，堆成圆形或馒头形的坟丘
。因为这一带地势低下，向地下挖掘墓圹容易出水，在当时缺乏防潮材料的条件下，采用从平地上堆筑起坟丘的办法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类坟墓和中原地区出现的坟丘式墓葬相提并论。
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墓葬，开始于春秋晚期，正当孔子在世的时候。当孔子把父母亲合葬在防的时候，曾说：“古也墓而不坟。”因为他是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为了便于识别，于是“封之，崇四尺”，就是说筑了四尺高的坟丘（《礼记·檀弓上》）。当孔子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子夏说：从前孔子讲过，看到四种坟墓的不同式样，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筑的“高堂”一样；有的狭长而高，像“坊”（堤防）一样；有的四方广阔而两旁向上尖削，如同“覆夏屋”（覆盖的大屋顶）一样；有的狭长而从两旁向上尖削，如同斧的刃部一样，这种形式又像马鬣（马颈上的一排刚毛），叫做“马鬣封”。孔子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式样
。
从考古调查结果来看，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确实已出现坟丘很高的大墓。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宋墓，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坟丘高达7米，直径55米
。
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所有统治者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坟丘。《墨子·节葬下》说：当时王公大人的墓葬，“棺椁（椁指棺外的套棺）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垄必巨”。现在全国各地对战国墓葬的发掘和调查，证实了这点。例如今湖北江陵西北的楚都郢的周围，就有大小许多个坟丘墓，多数属于战国中后期。又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邻近的墓地，有二十多座方锥形大墓，高达10—15米，每边长40—50米。《水经注·淄水》记载：“淄水又东径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圆坟，咸高七尺，东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所谓“四王”，是指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齐湣王（公元前300—前284）、齐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咸高七尺”疑是“咸高七丈”之误。
图二 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
（采自《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位于燕下都故城之东，是九女台墓区以北的五座墓之一。平面圆而带方形，南北38.5米，东西32米，高7.6米。封土夯筑，属于战国初期坟墓。有仿造春秋和战国初期铜器形制的陶器一百余件出土。
坟丘式墓葬为什么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增多，到战国时代普遍推广呢？看来和当时社会变革密切有关。主要由于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贵族的没落，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兴起。原来贵族实行宗族的集体墓葬制，既有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关系安葬的“公墓”（《周礼·春官·冢人》），又有“国人”集体安葬的“邦墓”（《周礼·春官·墓大夫》）。不论“公墓”或“邦墓”，每个人的安葬都必须按礼制规定次序来排列，有着一定的规格和位置。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发生变革，社会组织发生变化，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原来贵族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兴起。在同一墓葬区里，就出现贫富悬殊、身份高低不同的交错排列情况。同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交往加强，东西南北流动的人增多，每个宗族或家族的墓葬就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出现分散各处的现象。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有些人就像孔子所说的，为了便于识别起见，墓葬就采用各种不同的坟丘形式。
第二，随着贵族组织的解体，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出现，家族私有财产的继承制逐渐代替宗族共有财产的继承制，人们的家族观念加强，因而重视已故家长的丧葬之礼，重视对祖先坟墓的建筑。《荀子·礼论篇》之所以特别重视丧葬之礼，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荀子认为“礼”就是讲究养生和送死的道理的，他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丧葬之礼是讲究送死的，他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像）其生以送其死也。”就是说要像侍奉活人一样去送死人的丧葬。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能做好这点，就是“礼义之法式也”；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奸人之道而倍（背）叛之心也”，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于亲长的叛逆行为。基于这样的理论，荀子不仅主张讲究棺椁和随葬品的制作，也还主张重视墓圹（墓穴）和坟丘的建筑。荀子说：“故圹垄，其貌象（像）室屋也。”就是说，建筑墓圹和坟丘必须像替活人建造住的房屋一样讲究。荀子这种主张，代表了战国时代统治者的看法，因而建筑高大的坟墓就成为一时的风尚。
第三，由于集权的君主政体的建立，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确立，坟墓的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原来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是宗族墓葬制，每人按礼制有规定的葬地，等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之中，包括棺椁的重数和随葬品的配合。这时为了推行新的爵位等级制，在讲究地下墓室内容的等级的同时，更重视地上坟墓外观的等级。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规定：“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商君书·境内》）就是规定用种树的多少来标志坟墓的等级。同时，随着坟丘式墓葬的推广，按坟墓大小高低来规定等级的办法也出现了。《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茔（营）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吕氏春秋·孟冬纪》同）
。这就是依据战国时代的坟墓等级制度而拟定的。从现有考古调查资料来看，战国时代坟丘的高低大小确实和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密切关系，当时各国君王的坟墓就造得比别的坟墓高大得多。
第四，由于建筑坟墓工程上的需要。这时建筑大型坟墓，由于棺椁的重数多，随葬品的数量多，墓室需要扩大，所挖掘的墓圹的土方就加多。同时为了建筑巩固和防备潮湿，要填入大量的石料和木材，填进木炭层、石子层或白膏泥层，挖出来的大量泥土不能回填，适宜于堆成高大的坟丘。在上述四个原因中，这个原因是次要的。
随着战国时代坟丘墓的普及和发展，墓的名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称墓葬为“墓”，没有称为“丘墓”、“坟墓”或“冢墓”的。“冢”原是指高起的山顶，用“冢”来称呼坟墓是因为它有高起的土堆像“冢”一样
。“坟”原是指高起的土堆，“丘”原也是高起的土丘，用“坟”或“丘”来称呼坟墓也是因为它有土堆如同“坟”、“丘”一般
[7]
。到战国时代，“丘墓”、“坟墓”、“冢墓”已经成为坟墓的通称
，就是因为坟墓普遍已有高起的土堆的缘故。
君王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楚、秦等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寿陵”，这是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根据《秦纪》，记载有惠文王“葬公陵”（秦惠王卒于公元前311年），悼武王“葬永陵”（秦武王卒于公元前307年）。秦国是从秦惠王开始称“王”的，同时他的坟墓也开始称“陵”。
秦国的君主称“王”，是模仿中原楚、魏、齐等国的君主的，国王的坟墓称“陵”也该是模仿中原各国的。《史记·楚世家》讲到秦将白起在攻克楚都郢的同时，“烧先王墓夷陵”（当公元前278年）。楚国国王的墓地称为“夷陵”，该是秦将白起焚烧以前较久的事，只是没有见于记载而已。
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三“赵起寿陵”条下说：
寿陵之名见于书传者，盖自此始。……《秦纪》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后始称陵，然则名王者之兆域为陵，其出于战国之际乎？
吕祖谦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五“陵”条也说：
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
顾炎武所说春秋以后“因山而高大者”称“丘”，并无确切根据。昭丘是否因楚昭王墓而得名，虎丘是否因吴王阖闾墓而得名，都是疑问。灵丘则可以肯定不是因赵武灵王墓而得名，因为赵武灵王前已有灵丘这个地名
。但是从战国中期赵肃侯、秦惠王开始因坟墓高大而称“陵”，确是事实。
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陵”，看来出于下列两个原因：
第一，当时作为封建的身份等级制中最高一级的国王，坟墓确是造得最高。刘向说：“及秦惠文、武、昭、严（庄）襄五王，皆大作丘垄。”（《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现在咸阳以北的秦惠文王墓和秦武王墓都高三丈以上，这在当时坟墓中已算最高大的了。当时人已把高大坟墓比作山陵
，因而很自然地把国王的高大坟墓称为“陵”。
第二，战国时代人们已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的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
。因此，当国王活着预先建筑坟墓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吉利，也就隐讳地称为“陵”或“寿陵”了。战国时代君王坟墓之称“陵”，见于记载的，从赵肃侯“起寿陵”开始，该不是偶然的。这样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就是推崇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表现。
正因为推崇皇权而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秦代又把皇帝的坟墓称为“山”，后代把帝王坟墓又都统称为“山陵”。《水经注·渭水》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把自己的坟墓建筑在郦山脚下，借用山名作为自己坟墓之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所谓“穿治郦山”，就是说用穿凿治理的方法建筑“丽山”这座坟墓，并不是把原来的郦山穿凿治理成坟墓。近年秦始皇陵园出土有铭文“丽山园”的铜钟和刻文“丽山”的陶器、陶片，说明秦始皇陵就叫“丽山”或“丽山园”
。
[7]
《礼记·檀弓上》记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郑玄注：“土之高者曰坟。”《方言》卷十三：“冢，秦晋之间谓之坟，……自关而东谓之丘，小者谓之
。”《释名·释丧制》：“丘，象丘形也。”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建筑有“寝”的陵寝制度，开始于秦代，推行于西汉。但是从现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来看，它的开始应当在战国时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
最早讲到陵寝制度起源的是东汉蔡邕。蔡邕《独断》说：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像）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日常生活）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
应劭《汉官仪》（《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续汉书·祭祀志》都有类似的说法。
“宫”是指整个一所房屋，外面用围墙包起来的，既是指君主及其家族居住的整所宫殿，也可以用来指君主祭祀祖先的整所宗庙。古代君主所居住的宫殿，包括前后两大部分，前部是“朝”，即是君主朝见群臣和处理政务的朝廷所在；后部是“寝”，即是君主及其家族饮食起居的处所。
古代君主的宗庙造在都邑里，如同宫殿的前有“朝”、后有“寝”一样，前部是“庙”，后部是“寝”，“庙”和“寝”是相连接的。《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说：“前曰庙，后曰寝，《诗》云‘寝庙奕奕’，言相连也。”《周礼·夏官·隶仆》郑玄注也说：“《诗》云‘寝庙绎绎’，相连貌也，前曰庙，后曰寝。”“庙”中安放祖先神主（用木制作），要定期祭祀。“寝”中则陈列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具，要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侍奉，随时供奉新鲜食品。《礼记·月令》就有每月在宗庙的“寝”里供奉新出产的时鲜食品的规定，凡是活人每月吃到的时鲜食品，要先供奉到宗庙的“寝”里；或者把某种食品供奉到“寝”里是为了祈求丰收
。
宗庙的建筑之所以会模仿宫殿，是因为古人相信死人有灵魂，要如同活人一样地处理政务和饮食起居，活着的时候有“朝”，死后也还要设“朝”，“朝”又称为“庙”；活着的时候有“寝”，死后也还要设“寝”。
由于“庙”和“寝”的用途不同，建筑的结构也不一样。《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庙”之所以必须在“室”的两侧有东西“厢”，因为“庙”是按照“朝”的式样建筑的，“朝”在“室”的两侧有东西“厢”，是给臣下在那里等候处理政务或准备朝见的。《仪礼·公食大夫》郑玄注：“箱，俟事之处。”《仪礼·觐礼》郑玄注也说：“东箱……相翔待事之处。”至于“寝”，是君主及其家族饮食起居的处所，就没有设东西“厢”的必要。
蔡邕《独断》所说“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就是说把“寝”从原来的宗庙里分割出来，造到了陵墓的边侧。这种新制度为西汉所沿用。《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记载有西汉的陵寝制度说：
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高祖之父）、悼皇考（宣帝之父），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四季之祭）于便殿。寝，日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图三 西汉阳陵及陪葬墓分布图
（采自《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阳陵是西汉景帝陵墓，在咸阳的东北，五陵原的东端。平面正方形，底部每边长160米，顶部东西54米，南北55米，高31.8米。周围有方形墙垣，东、西、南三面的中央保存有土阙。东北有王皇后陵，形制相同，规模略小。阳陵和王皇后陵的正南，在阳陵以南400米处，有长方形的建筑遗址台基，中央最高处有大石板，上面刻成圆盘，中心刻有“十”字形沟，方向正南，考古工作者推定为景帝庙（即德阳宫）的所在（作者认为是“寝”的所在）。图中1至11，是现存的陪葬墓。
图四 西汉茂陵及陪葬墓分布图
（采自《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第2期）
茂陵是西汉武帝陵墓，在兴平东北十七里，是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平面正方形，底部东西231米，南北234米；顶部东西39.5米，南北35.5米。高46.5米。周围有方形墙垣，东、西、北三面的中央保存有土阙。西北约0.5公里有李夫人墓，墓作长方形。东北约1公里有卫青墓和霍去病墓。向东约2公里有霍光墓。茂陵围墙的东南有白鹤馆遗址，白鹤馆遗址以东有一条南北向的沟渠，沟渠两旁当为“寝”的所在。
由此可见，西汉时代的“庙”和“寝”是不同的。“庙”造在陵园以外的附近地方，每年祭祠二十五次。“寝”则造在陵园之中，每天要四次奉上食品，所以陵园就称为“寝园”（《西汉会要》卷十九“寝园”条），或者连陵合称为“陵寝”。这样把宗庙的“庙”和“寝”分割开来，把“寝”建造在陵园之中，把“庙”移到了陵园之旁，就使得宗庙和陵墓结合了起来。
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汉确实实行陵旁立庙的制度。例如武帝（公元前141—前87）的庙叫龙渊，龙渊庙就造在武帝的茂陵之东
。又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的庙叫乐游，乐游庙就造在宣帝的杜陵西北，而且庙叫乐游，就是因为杜陵的所在地名“乐游里”而来
。根据考古调查，在景帝（公元前156—前141）阳陵和王皇后陵的正南方，距阳陵近400米处有一处长方形的高台建筑遗址，中心部分最高处有一块大石板，上部加工为圆盘，圆盘中心有“十”字形的凹槽，为正南方向，当地群众称它为“罗盘石”，该即景帝庙（即德阳宫）的所在。在元帝（公元前48—前33）渭陵以北300多米处也有一处长方形的建筑遗址，也该是元帝庙（即长寿宫）的所在
。在高祖（公元前206—前195）长陵以北380米处有建筑遗址，发现有“宫平”、“宫廿”等字样的瓦片
，该即原庙（重建的高祖庙）的所在。《三辅黄图》说：“孝惠（指惠帝）更于渭北建高庙，谓之原庙。”又说：“惠帝庙在高帝庙后。”按惠帝（公元前194—前188）的安陵，即在高祖的长陵西南，而惠帝庙建立在高帝庙后，也该离开安陵不远。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诸帝的“庙”大体上造在离陵墓300到400米处，方向位置依地势而定，并不固定。
【追记：这里依据咸阳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的意见，认为西汉诸帝的“庙”大体上造在离陵墓300到400米处，方向位置依地势而定。这一说法，现在看来并不正确，还要重新考虑。在阳陵和王皇后陵正南近400米处的建筑遗址，有作为大建筑物基础的“罗盘石”，同时过去曾发现由此通向阳陵的石子路遗迹，可知这里当为寝殿所在，因而与陵墓有连结的通道。在茂陵的陵墓东南方有白鹤馆遗址，白鹤馆以东又有沟渠遗址，在沟渠两旁出土有寝殿上遗物如青玉大铺首、十二字瓦当等。可知茂陵的寝殿在陵墓东南三四百米处，这和阳陵东南400米处有寝殿遗址相同。至于渭陵以北300多米处和长陵以北380米处的建筑遗址，恐怕也不是宗庙的遗址。西汉诸帝陵园附近的宗庙，当建筑在靠近国都长安的方向。请参看下编的《秦汉陵墓考察》】
图五 西汉渭陵（元帝陵）及陪葬墓分布图
（采自《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图六 西汉诸陵位置图
（采自《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当时所以要把诸帝的“庙”造到陵寝的附近，因为当时人迷信死者的灵魂就居住在陵墓和陵墓边侧的“寝”里，为了便于死者灵魂到宗庙里接受祭祀的典礼。
原来汉高祖的庙依照传统的礼制，建造在国都长安城中。《三辅黄图》说：“高祖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东太常街南。”西汉初年高祖庙建在长安城内，不和“寝”造在一起。高祖的“寝”造在未央宫以北的桂宫北面。《汉书·叔孙通传》颜注引晋灼说：“《黄图》（指《三辅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寝”和“庙”是分离的。
按照当时的祭祀仪式，每月祭祀高庙的日期，要把高祖的衣冠从“寝”中运出，通过一条通道到高庙中去游历一番。当时吕太后（高祖的皇后）住在长乐宫，汉惠帝（高祖之子）住在未央宫，惠帝为了去见母亲，避免往来中和他人接触，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的武库以南造了“复道”（道路之上架空的通道）。这条“复道”正好在每月高祖衣冠从“寝”游历到高庙的通道上面经过，讲究礼制的叔孙通进谏，认为子孙不应该在“宗庙道上行”（祖先衣冠游历的道上行），后来惠帝听从叔孙通的建议，废除原来在长安城内把高祖衣冠每月从“寝”游历到高庙的礼制，在渭水以北重复建造一座高庙，叫做“原庙”。“原”就是“重”的意思。叔孙通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建议，在渭水以北重建“原庙”，就是为了使这所高庙靠近高祖的陵寝长陵，便于高祖的灵魂从陵寝赶到宗庙中接受祭享。当时规定每月在“原庙”中举行祭祀典礼的日子，必须把高祖生前穿着的衣冠从“陵寝”中取出，送到“原庙”中去游历一番，叫做“出衣冠游于高庙”
。因为当时人相信衣冠上依附着灵魂，把陵寝中的衣冠送到宗庙去游历，便于灵魂接受祭祀。
自从惠帝在高祖的长陵以北建立“原庙”以后，西汉一代“陵旁立庙”的礼制就确立了。第三代的文帝（公元前180—前157），既在长安城东南灞水附近建筑寿陵（即霸陵），同时又在长安城南为自己造庙，叫做“顾成庙”。《汉书·文帝纪》记载：四年（公元前176年）“作顾成庙”，颜注引服虔说：“庙在长安城南。”后来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葬于南陵，南陵就是因为位置在霸陵之南而得名。当时霸陵和南陵都造有把衣冠从陵寝游历到宗庙的道路，所谓“衣冠所出游道”。《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孔臧为太常（九卿中掌管仪礼的官，宗庙、诸陵、诸寝园的主管者），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说明“衣冠道”属于主管礼制的太常管辖，南陵的桥损坏、“衣冠道”不通，当时的太常就因此免职。
从此西汉的帝陵都设置有“衣冠道”。《汉书·张禹传》记载：
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他）所。曲阳侯根（王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坏旧亭，重非所宜。……宜更赐禹它（他）地。”……根言虽切，犹不见从，卒以肥牛亭地赐禹。
这时张禹请求成帝（公元前33—前7）赏赐的平陵肥牛亭地，靠近延陵。按延陵的位置在平陵以东而略偏北，可知肥牛亭该在平陵以东的地方。从平陵的“寝”到“庙”的“衣冠所出游道”要经过肥牛亭，可知昭帝（公元前87—前74）的庙（即“徘徊庙”）也该在平陵以东、靠近延陵的地方。
至于西汉诸帝的陵园中，“寝”造在什么地方，还有待于作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日本足立喜六氏《长安史迹之研究》，把西汉诸帝陵墓分为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的陵墓，坟作四角锥台形，陵顶周围有台阶，顶上面有二三条隆起的，东西南北纵横的，高一二尺的土墙，形成棋盘格的区划。足立氏推定是坟上的“寝”的建筑的遗存
。我最近为了这一问题，写信给咸阳市博物馆正在对西汉诸帝陵墓进行考古调查的王丕忠先生，征求他的意见。据答复，现在这些陵墓上不存在台阶，同时坟墓顶上也不存在棋盘格式的土墙遗迹，这些陵墓的“寝”究竟在什么部位，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追记：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认为西汉“累土为方锥形而截去其上部，称为‘方上’。……据记载，陵上有高墙、象生及殿屋，现在某些方上顶部还残留少数柱础，方上斜面也堆积很多瓦片，可证其上确有建筑”（第53页）。这是采用了足立喜六氏之说。我们最近前往实地调查，西汉诸陵顶上未发现有建筑遗迹。西汉诸陵的“寝”，依据目前考古资料，当在陵墓围墙以外的附近地区。阳陵和茂陵的寝殿都在陵墓东南近400米处。请参看下编的《秦汉陵墓考察》。根据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和研究》，西汉陵墓中陵顶确有台阶式的，只有平陵、康陵和李夫人墓，平陵台面东西宽4米，南北宽3米，台至陵顶2.25米；康陵台面东西宽6米、长93米，南北宽11.5米、长90米，台至陵顶5.5米；李夫人墓台面东西边各宽3.5米，南北边各宽4.5米，台至陵顶13米，即《水经注·渭水》所说“冢形三成”。渭陵、延陵的陵顶部分也略有内收成台迹象，但不甚显著】
当时所以要在陵墓的顶上或边侧造“寝”，这是因为当时人迷信死者灵魂就藏在陵墓的墓室中，在陵墓的顶上或边侧建造“寝”，就是为了便于死者灵魂用作饮食起居的处所。当汉成帝建造昌陵的时候，因选择的墓地地势太低，需要运来大量的“客土”（指其他地方运来的泥土）来堆积
，费时五年没有建成，群臣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汉书·陈汤传》）就是说，由于墓地的地势低下，整个坟丘都是用“客土”堆积而成，不能向地下挖掘圹穴来建造墓室，墓室中供灵魂游乐的“便房”也还建造在平地之上，处于周围堆积的“客土”之中，按照当时流行的迷信，灵魂处于“客土”的包围之中是不能保证安全的。当时人既然相信死者灵魂保藏在墓室之中，因此很自然的，要把奉供死者灵魂饮食起居的“寝”造到墓室的顶上或边侧来。
西汉这种陵侧起“寝”、陵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蔡邕等人说是因袭秦代的。但是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来看，至少战国中期以后，魏、楚、秦、中山等国已经实行了。至于在墓室上面建造“寝”的礼俗，可能起源更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商代。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说：“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顾氏认为，秦国兴起于西戎的环境之中，不懂得宗庙之礼，因此开创了陵侧起寝的制度。这一看法是没有根据的。秦国和中原诸国比较起来，固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礼制方面原来比较落后，但是它一直在向中原地区学习而不断在改进之中。后来商鞅变法，也是吸取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具体结合秦国的情况而取得的成果。至于礼制方面，秦国也是不断地从中原诸国“采择其善”的。秦国很早就建立有宗庙制度，在旧都雍和新都咸阳都建有祖庙。当秦始皇去世、秦二世下诏建立秦始皇寝庙的时候，群臣就说“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主张按照“古者天子七庙”之制，建立七庙（《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国很讲究宗庙之礼。
按照礼制，君主到成年，要到祖庙举行“冠礼”，举行“冠礼”以后才开始亲政。到战国时代，中原诸国君主早已不实行“冠礼”，但是秦国君主依然实行，秦惠王、秦昭王、秦始皇都曾在成年举行“冠礼”。《史记·礼书》说：“至秦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事实上秦国早就对中原诸国的礼制“采择其善”，等到秦统一以后，只是进一步择善而从。我认为，秦的陵侧起寝、陵旁立庙的制度，也是从中原诸国“采择”来的，并不是像顾炎武所说那样由于不懂得宗庙之礼而新创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秦国从秦昭王起，已开始把“庙”建立到王陵的附近。秦昭王的陵墓在茝阳（《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茝阳”一作“芷阳”，在今西安市东北灞河弯曲处的东岸，正当汉代长安城之东。而《史记·樗里子列传》讲到樗里疾的住所和墓地在昭王庙之西，可知昭王庙同样在汉代长安城之东，应该离昭王的陵墓不太远
。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讲到“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所谓“诸庙”，当然不是指在旧都雍和新都咸阳的祖庙，因为雍和咸阳都在渭水以北。这些在渭水以南的“诸庙”，当即指造在王陵附近的秦昭王庙、秦孝文王庙、秦庄襄王庙等等。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依据《秦纪》所讲的历代秦国君主葬地来看，秦昭王以后的王陵都建筑在渭水以南，因此这些在王陵附近建造的庙也都在渭南。
秦国这种“陵旁立庙”的制度，该是从中原诸国“采择”来的。楚国早已把先王墓集中造在一起，称为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同时把先王庙也集中造在夷陵附近。当秦将白起攻克楚都郢的时候，还曾焚烧楚的先王墓夷陵。当秦相范雎当面指责白起的时候，就说他“焚其庙”。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说：“焚其庙，即所谓烧夷陵先王之墓也。”这样把楚的先王陵墓直称为“庙”，可知楚的先王庙必然和先王的陵墓相近
。正因为楚国先王墓夷陵，既有许多“寝”的建筑，附近又有许多先王庙的建筑，因而成为白起所统率秦军火攻的对象。
从楚、秦等国已经把先王庙造在王陵附近来看，可知秦代和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秦和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是沿袭战国时代的，而且陵墓顶上或边侧起“寝”的制度同样是沿袭战国时代的。这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铜版可以得到证明。
图七 战国中山王陵出土铜版《兆域图》摹本
（采自《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1978年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图上有金银错的字，标明陵墓四周宫垣和宫垣以内五间“堂”的位置、阔狭大小以及彼此间的距离。图中金银错的字现已译成现代汉字。
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有两道长方形的宫垣，南边正中设门，宫垣中间并列有五间“堂”，中央为“王堂”，“王堂”左右两侧为“王后堂”和“哀后堂”，都是“方二百尺”。在“王后堂”和“哀后堂”的左右两侧是“□（字不清）堂”和“夫人堂”，都是“方百五十尺”，位置略向后移。现在发掘的中山1号墓和2号墓，都有覆斗式封土，封土下部有平台彼此相连，封土半山腰有一圈方形的回廊建筑遗迹，可知《兆域图》所记的“堂”是建筑在坟墓顶上的。我们把这幅《兆域图》和汉代陵寝制度作比较，可知宫垣相当于汉代陵园的“周垣”，宫垣南边正中的门相当于汉代陵园的“司马门”，宫垣中间的五间“堂”相当于汉代的“寝”。“王后堂”上有记载：“王后堂方二百尺，其葬视哀后。”“□堂”和“夫人堂”上都有记载：“方百五十尺，其椑棺（按即内棺）、中棺视哀后，其题凑（指一种厚木累积而成的椁室）长三尺。”这些记载，替王后、夫人等三人规定了将来举行葬礼时所用棺椁的规格，说明当制定这幅《兆域图》时，这三人尚健在。现在所发现的中山王陵园中，陵墓确实只有两座，1号墓是中山王墓，东侧并列的2号墓是先于中山王死去的哀后墓。大概后来由于中山灭亡或其他原因，王后、夫人等三人并未葬入这个陵园。这幅《兆域图》之所以要把这三人将来葬入时所用棺椁规格记载在她们的“堂”上，就是因为这些“堂”准备作为死者灵魂安居的“寝”的。
我在1980年版《战国史》（第75页）上把这幅《兆域图》上的五间“堂”说是“享堂”，有些考古学者把这五间“堂”作为“享堂”来作复原的研究。现在从陵寝制度的沿革来看，作为“享堂”来复原是有问题的。古代将祭祀祖先的处所一律叫做“庙”，到战国时代还是这样。《荀子·礼论》说：“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汉代以后，开始把公卿以下祭祖的处所叫做祠堂或祠庙，享堂之名较为后起。从汉代陵寝制度来看，建筑在陵园的周垣以内的，只有“寝”而没有“庙”。这幅《兆域图》上宫垣以内并列的五间“堂”，按照礼制，也只能是“寝”，不可能是“庙”或“享堂”。
图八 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魏王陵上的建筑遗址
（采自《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魏王陵有东西三墓并列，筑有平台式封土。东西13米，南北150米。三墓之上各有方形的建筑遗址，中间一墓较大，两侧之墓略小。图中之1，是中间2号墓上的建筑遗址；图中之2，是旁侧3号墓上的建筑遗址。
古代宗庙中供奉的神主，是一族之长。就一国来说，就是国君或国王。祭祀时，当以国王为主，王后仅属于配合祭享的地位，不可能为国王、王后甚至夫人建立并列的五间享堂而同时祭祀。古代宗庙只有同时祭祀几世祖先的，可以分别建立庙堂，有所谓“七庙”、“五庙”等等，但必须以太祖之庙为主，把其余的庙按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古代国君居住的宫殿的“寝”，确实可以并列建筑许多间，因为国君、夫人及其他家族确实分别各自有居住的“寝”的，国君居于路寝或正寝，夫人则居于小寝
。至于仿照宫殿建筑的宗庙的“寝”以及建造在陵墓边侧的“寝”，国君、后妃当然也是可以分别设“寝”的。因此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并列的五间“堂”，只能是“寝”而不可能是享堂。1950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并列的三座战国大墓有类似的情况，除了四周有围墙建筑遗迹以外，中间大墓上有七间建筑遗迹，两侧二墓上各有五间建筑遗迹
。这些陵墓上的并列的许多间建筑，也该和中山王墓出土《兆域图》上的五间“堂”一样，属于“寝”的性质，而不可能是享堂。
现存骊山的秦始皇陵遗址，内外有两道城墙，内层城墙方形，围住陵墓，东、西、北三面设门，外层城墙长方形，只有东面设门，可知整个陵园是东向的。现在陵园以东约1.5公里处发现三大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马俑阵势也是东向的。在陵墓西侧的建筑遗址，发现有“丽山”两字陶文的陶器四件，有陶壶盖两件上有陶文“丽山飤官”“左”和“丽山飤官”“右”，“飤”和“饲”通用，“飤官”当即供奉饮食的官。这样有“飤官”陶文的陶器出土，说明陵墓西侧建筑中设有供奉饮食的官。1980年12月在陵墓封土西侧约17米处，出土两辆由铜人驾驭的四匹铜马的大型铜车， 当是供死者灵魂乘坐巡行之用 [13] 。从汉代以后陵寝中设有厨房和安置有车马等交通工具来看，此处当即秦始皇陵的“寝”的所在。
【追记：依据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秦始皇陵的内城也作长方形，内外城作狭长的“回”字形。陵墓处于内城的南半部。内城北半部中间有东西向的隔墙，把北半部隔成东西两半，北部的东一半又有南边隔墙，仅有一门可以通向陵墓和西一半。寝殿及其附属建筑，大体上在北部的西一半。另有飤官的建筑，在陵墓西北的内外城之间。请参看下编的《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
图九 秦始皇陵园布局示意图
1.陵墓 2.寝殿或附属建筑遗址 3.内城 4.外城 5.隔墙 6.铜车马出土地点 7.飤官建筑遗址 8.陪葬墓区 9.兵马俑坑 10.取土挖成的鱼池遗址
图十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陶壶盖陶文
（采自《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此为拓本放大1/3倍）
陶壶盖两件出土于秦始皇陵西侧建筑遗址，一件陶文作“丽山飤官”“左”，一件陶文作“丽山飤官”“右”。“飤”即“饲”字，“飤官”为掌管饮食之官。汉代宫中设有“飤官”，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卷十八著录的好畤鼎，除了有“好畤共（供）厨铜鼎”的铭文以外，又有铭文作“长乐飤官二斤、十一斤四百三十五”，说明这鼎原属长乐宫的“飤官”使用，后又移到好畤使用。汉代一些诸侯王的宫中也设有“飤官”，《十钟山房印举·举二》有“东平飤官长”的印章。汉代陵寝中也设有“飤官”，《汉印文字征》卷五第十一页有“杜陵飤官□丞”的印章。由此可见，出土这两件陶壶盖的地方，当即秦始皇陵的“寝”中“飤官”所在之处。
这种在墓地上设“寝”的礼俗，起源很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商代。安阳的小屯5号墓（即妇好墓）以及大司空村的11、12、301、311、312等号墓，都在墓圹口的上部发现有和填土相连的夯土台基以及柱洞、砾石柱础等建筑遗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正好坐落在墓圹口上，建筑平面大小基本上和墓圹口相等。这种建筑也该是“寝”而不是享堂，是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之用的。它之所以要造在墓圹之上，面积和墓圹一样大小，正是为了便于墓主灵魂起居生活之用。
尽管这种墓地上设“寝”的礼俗起源很早，但是普遍的推行，当在战国秦汉之际实行陵侧起“寝”、陵旁立“庙”制度以后。战国秦汉之际所以会实行陵侧起“寝”、陵旁立“庙”的制度，看来和当时宗庙的地位发生变化有关。
图十一 安阳大司空村311号墓和312号
（采自《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9月出版）
图十二 安阳小屯5号墓（妇
（采自《安阳殷墟5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房基南北残长5.5米，东西宽约5米。东面有路口，门道可能向东。基面上有排列规整的柱洞六个，洞底均埋有卵石柱础。图中1、2、3、4、6、8是柱洞。另有卵石柱础三个，因扰动落入灰坑中，即5、7、9。房基外侧东、西、北三面有成行的夯土柱基已破坏。房基大小与墓圹口大体相同，房屋是直接建筑在墓圹的填土之上的。
【追记：“寝”的设置，起于原始宗教信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我国有些原来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中，就有在墓表上建筑小屋、每日三次供奉饮食的礼俗。请参看下编的《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
春秋以前，贵族在政治活动中是把朝廷和宗庙并重的，但是在礼制上，宗庙的地位更重于朝廷。宗庙除了用作祭祖和宗族行礼的处所以外，更作为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朝礼、聘礼和对臣下的策命礼等等，都必须在宗庙举行。君主有军政大事都必须到宗庙向祖先请示报告，出兵作战也要到宗庙作出决定，授予战士兵器的“授兵礼”也要在宗庙举行，战胜后“献俘礼”也常在宗庙进行。关于这点，可参看拙作《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一文的第一节“宗庙制度”（收入拙著《古史新探》，196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战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发生变革，贵族势力衰落，集权的君主政权确立，君主的朝廷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宗庙，朝廷不仅用来作为议论和处理国家大事的场所，同时又是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这时朝礼、聘礼和发布命令都已在朝廷举行
，宗庙只成为祭祀祖先和王族内部举行传统礼仪的处所。因此在这时，继承过去在墓地上设“寝”的礼俗，把原来宗庙的“庙”和“寝”分割开来，迁移到陵园附近和陵墓边侧或顶上，使宗庙和陵墓两者结合起来，是比较适宜的。
古代有没有“墓祭”，向来是个争论的问题，清代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顾炎武认为“古不墓祭”（《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阎若璩反对顾炎武之说，认为古有墓祭（《四书释地》“墦间之祭”条），赵翼又认为“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祭”条）。我们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民间确实已开始推行墓祭，例如鲁国有世代对孔子冢墓的祭祀，齐国国都临淄的东郭以外冢墓之间常有祭祀
，但是像宗庙里那样隆重举行的祭祀典礼确是不在墓地举行的。
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尽管把“寝”造到了陵墓顶上或边侧，使“陵”和“寝”密切结合起来，但是“庙”还造在陵园以外的附近地方，并不作为陵园的一部分。“寝”只作为侍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处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典礼还必须在陵园以外的“庙”中举行。西汉时期，虽说“日祭于寝”，并不是每天在“寝”中举行祭礼，指的是“日上四食”，就是如同侍奉活人一样每天四次奉侍食品。西汉所说“月祭于庙”，“庙，岁二十五祠”，就是每年要在庙中举行大小二十五次祭祀，才是对祖先的祭礼。
《三辅黄图》说：“高园（即高祖陵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像）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汉书·韦玄成传》颜师古注也说：“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寝矣；便殿者，寝侧别殿耳。”说明当时陵上的“寝”，已设有“正寝”和“便殿”。
“便殿”是附属于“正寝”边侧的别殿，大概和地下墓室的“便房”差不多，供墓主灵魂游乐之处
。“正寝”则为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之所，陈设有座位（称为神坐）、床、几、匣匮、被枕、衣冠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具。由宫人如同对待活人一样侍奉，“随鼓漏（按照一定时刻），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妆）具”（蔡邕《独断》），每天四次按时进奉食品。每月当陵旁的“庙”举行祭礼的日子，要把“寝”中的衣冠取出游历到“庙”中，叫做“月一游衣冠”。
当衣冠出游的时候还要用车骑来护送，《汉书·韦玄成传》讲到“今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政府还设有寝园令（或称寝令），是掌管礼仪祭祀的太常的属官。如果“寝”中发生什么特殊事故，寝令要随时上报。
[13]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有陶文“丽山飤官”的陶壶盖的情况，见赵康民《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载《文物与考古》1980年第3期。该文误释“飤”字为“
”。从该文所附陶文拓本来看，和金文“飤”字相同，以释“飤”为是。出土大型铜车的情况，见1981年1月7日《文汇报》所载西安1月3日专电。
以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是东汉时期确立的。从东汉明帝（公元58—75）开始举行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礼，同时又废止为每个祖先建立一“庙”的制度，把历代神主汇集到一个祖庙之中，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从此陵寝制度和宗庙制度都发生重大变化。
本来每年元旦公卿百官、四方来朝者、各郡来到京师的上计吏以及皇亲国戚，都要会集到朝廷，举行朝贺皇帝的仪式，叫做“元会仪”。据说光武帝（公元25—57）死后，葬于原陵，明帝在即位的次年，当举行“元会仪”以后，感到死去的光武帝不能再见到这样盛大的朝拜典礼，就亲自率领公卿百官把“元会仪”搬到原陵举行，向陵寝的“神坐”（灵魂的座位）举行朝拜和祭祀仪式，各郡的上计吏也依次向“神坐”报告粮食价格、民间疾苦、风俗善恶等等，“庶几先帝魂神闻之”
。这样把“元会仪”搬到陵寝来成为“上陵礼”，就使得陵寝在祭礼中的地位凌驾于宗庙之上了。
与此同时，还把原来宗庙每年“二十五祠”中最主要的“酎祭礼”，也移到陵寝来，按照“上陵礼”的仪式一样举行。西汉时期每年八月新的高级好酒酿成，叫做“酎”，要先送到宗庙奉献，叫做“饮酎”或“酎祭”。在宗庙中以这次祭祀最为主要而隆重，由皇帝亲自率领公卿诸侯百官来主持，祭祀的牺牲要用“九太牢”（九份牛、羊、豕三牲），比其他的祭祀要多；而且规定诸侯王、列侯必须按照封地内人口数的比率，献纳黄金助祭，叫做“酎金”。如果献纳黄金数量短少，或者成色不足，就要剥夺爵位
。这是当时祭献宗庙的主要仪式。到东汉时期，随着上陵礼的举行，这种“饮酎”礼也移到陵寝举行，仪式和上陵礼相同。这样，一方面取消了宗庙中最主要的献祭仪式，另一方面陵寝中要在每年正月和八月举行两次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礼，从此在统治者的祭礼中，陵寝的地位大大升高而宗庙的地位显著降低。
东汉明帝开始举行上陵礼，是对礼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十四，辑录上陵礼的资料，有按语说：
汉不师古，诸帝之庙不立于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又皆祠官致祭，天子不亲行，即世祖（光武帝）祭长安诸陵，止因巡幸而祭之，亦非特祭。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
的确如徐氏所说那样，西汉时期在“陵旁立庙”，对祖先的许多祭祀仍在“庙”中举行，是“祭庙”而不是“祭陵”；皇帝“率百官而特祭于陵”，是从东汉明帝开始的。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对此发表评论说：
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春正月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后汉书·明帝纪》），而上陵之礼始。……而“（永平）十七年正月明帝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光武帝）、太后（明帝之母）如平生欢，……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会毕，……感动悲涕，……”（《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皇后条）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以为盛节，故陵之崇（指陵寝地位抬高）、庙之杀（指宗庙地位降低）也，礼之渎、敬之衰也。
这是顾炎武站在维护古代礼制的立场上发表这段评论的。他指出由于东汉推行上陵礼而使陵寝地位抬高、宗庙地位降低，确是事实；他又指出这一变化，是把“士庶人之孝”作为“盛节”，就是把社会上已经流行的“墓祭”搬到陵寝上作为重大典礼，也是事实。
自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开始推行“墓祭”以后，到东汉初年更为流行。东汉初年有“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的礼俗。王充《论衡·四讳篇》认为“徒不上丘墓有二义”：
愧负刑辱，深自刻责，故不升墓祀于先（祖先）。古礼庙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惭负先人，一义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齐（斋）戒洁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残之人，不宜与祭，供侍先人，卑谦谨敬，退让自贱之意也。缘先祖之意，见子孙被刑，恻怛憯伤，恐其临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义也。
王充所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确是事实。当时所以会流行“墓祀”，就是由于人们认为墓葬是死者灵魂居住之处。王充说“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墓葬之所以会成为“祭祀之处”，就是由于“鬼神所在”。从王充这段话，可知当时民间风俗十分重视“上墓”（或者称为“升墓”），“上墓”就是为了“祭供侍先人”。当时礼俗之所以要禁止受刑的人“上墓”，正是由于重视“墓祀”，免得“惭负先人”和影响祖先的享受祭祀。由此可见东汉初年，东汉政权之所以会推行“上陵礼”，不是偶然的，正是当时社会上重视“上墓”、“墓祀”的结果，也就是顾炎武所说把“士庶人之孝”作为“盛节”的结果。
东汉初年所以会实行隆重而大规模的“上陵礼”，确立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是和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东汉政权以豪强大族作为其基础有关的。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大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不断发展，他们把上墓祭祀祖先作为巩固大族团结的一种手段，因此重视族长的丧葬礼仪，逐渐推行儒家所鼓吹的“三年之丧”，纷纷在坟墓之前建立大规模的祠堂。东汉以后，这种风气更盛，不少祠堂用石建筑，石壁上雕刻画像，称为石祠、石庙或石室。祠堂之前还多建有石阙
。
东汉皇帝和大臣原来都是豪强大族出身，他们原来都建有祖坟和祠堂。光武帝的祖坟和祠堂在南阳、舂陵。光武帝在做皇帝以后建立宗庙制度，曾下诏说：“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续汉书·祭祀志下》）所谓“故园庙”，就是指原来祖坟前的祠堂。
明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扩大“寝”的建筑而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之礼，就是把原来豪强大族“上墓”、祭祀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而搬到了陵园中来。豪强大族的重视“上墓”、祭祀祠堂，是用作团结大族成员的一种手段。东汉政权创立的由皇帝率领公卿百官以及各郡上计吏的上陵朝拜祭祀典礼，就是为了把代表豪强大族势力的公卿百官和各郡官吏团结在东汉皇帝的周围，用来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
东汉明帝在推行上陵礼和确立以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的同时，又改革了宗庙制度。明帝临终下遗诏，说是为了节俭不起寝庙，把神主藏到光武庙中光烈皇后（明帝之母）的更衣室中
。所说节俭不过是个借口，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推行上陵礼之后，宗庙已失去了重要作用。明帝对宗庙制度的改革，不但废除了西汉时期在“陵旁立庙”的制度，取消了为每个祖先建立一庙的办法，而且破坏了长期以来皇帝祖庙实行“天子七庙”之制，从此把许多祖先的神主供奉在一个祖庙（太庙）里，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宋代朱熹对此发表评论说：
后汉明帝又欲遵俭自抑，遗诏毋起寝庙，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其后章帝又复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之制。自是以来，更历魏晋，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孙，而更僻处于一隅，既无以见其为七庙之尊；群庙之神则又上压祖考，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以人情而论之，则生居九重，穷极壮丽，而没祭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孝子顺孙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朱子大全》卷六十九《禘祫议》）
朱熹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发表这段评论，对宗庙制度的变革来说是对的，如果结合陵寝制度的变革来看，就不对了。实际上东汉以后，帝王对祖先的祭祀更加隆重，只是把这种隆重的祭祀典礼从宗庙迁移到了陵寝，使宗庙失去了重要作用。
自从东汉明帝推行规模很大、参加人数很多的上陵礼，陵寝的建筑就不能不扩大和改造了，首先要建设举行仪式的大殿，同时还要建筑悬挂大钟的钟虡（钟架）。原来只有朝廷和宗庙悬挂有行礼用的大钟，例如西汉长安城中的高祖庙“有钟十枚，可受十石（钟的容量可以容纳十石的东西），撞之声闻百里”（《三辅黄图》）。到东汉时期，陵寝就必须像过去的宗庙那样，在大殿附近设有钟虡，悬挂大钟，以适应行礼的需要。从此钟虡和寝殿同样成为陵寝的主要建筑。因为举行上陵礼和饮酎礼，都把“钟鸣”作为开始行礼的信号的。《续汉书·礼仪志》记述上陵礼说：“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
东汉伏无忌《古今注》（《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具体列举了东汉诸帝的陵园规模，不外乎下列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以光武帝的原陵为代表，陵园四周设有方形的“周垣”，每边正中设门，南向正中的门称为“司马门”，司马门以内设有寝殿和钟虡。
第二种形式是东汉陵园的主要形式，以明帝显节陵为代表，没有“周垣”，代以“行马”（拦阻人马的木制警戒设施），“行马”以内设有石殿和钟虡。
第三种形式，如殇帝（105—106）康陵、冲帝（144—145）怀陵和质帝（145—146）静陵，规模较小，设有寝殿和钟虡。因为殇帝等三人童年去世，不把神主列入祖庙，寝殿兼作放神主的宗庙之用。
上述三种形式的陵园，都设有寝殿或石殿以及钟虡，以适应举行上陵礼和饮酎礼的需要。从此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就完全确立了。此后历代的陵寝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革和扩大的。东汉在陵墓之前建筑的寝殿或石殿，专为朝拜祭祀之用，唐宋以后的献殿（享殿）或上宫，就是由此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