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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乃中国历史之重大变革时期，王夫之所谓“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此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皆有剧烈之变化与重大之发展，秦汉大一统之结局即由此而形成，秦汉政治、经济之重要制度皆由此发展而来。司马迁曰：“秦取天下多暴，然而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盖秦顺应战国“世异变”之潮流，变法图强，奖励耕战，从而得以暴力兼并六国，成其统一之大功，但秦以残暴统治，不久即亡。
战国时代变革与发展之历史，极其重要，然而战国初期之史料已大多散佚，顾炎武所谓：“自《左传》之终，至周显王三十五年（按即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之岁），前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也”（《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及战国中期以后，史料增多，但所记大事尚甚简略，年代颇多错乱，大多为纵横家所记述之计谋、权变与游说故事，或为长篇游说辞，或为献策之书信。其中有真实之历史记载，有著名纵横家真实之作品，亦有夸张扩大，随意附会，甚至假托虚构者。亦或记载有出入，传闻异词者。例如苏秦、张仪游说诸侯合纵连横之长篇游说辞，其中即有真伪之别，司马迁有见于此，尝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赞语）。但司马迁仍不免以真为伪，反而误以异时事附之者为真，以致真伪颠倒。
战国史料所以如此缺佚与错乱，主要是秦焚书坑儒之结果。司马迁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又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六国年表序》）。所谓“诸侯史记”，即指关东六国史官之记载。秦始皇焚书，烧《秦记》以外之“诸侯史记”，诸侯史记独藏于周室以及诸侯宫室，民间无有保藏者，因而全部散佚，独有《秦记》保存。秦孝公以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因而战国初期《秦记》罕记中原诸侯之事，战国中期以后《秦记》亦仍简略。
当司马迁著作《太史公书》（即《史记》）时，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毕集于太史公，并得阅读皇家藏书，即所谓“石室金匮之书”，但所见战国史料，独有《秦记》与纵横家之“从衡短长之说”，即所谓“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其时司马迁所见战国时代之纵横家书，当如此后刘向编校“中书”时所见者，有多种不同名号之选本，后经刘向按国别重加编辑，删去重复，定名为《战国策》。《汉书·司马迁传》称迁“采《世本》、《战国策》”，此乃班固取刘向定名，非迁时已有《战国策》也。
司马迁未见诸侯史记，独用《秦记》以表六国时事，而《秦记》又简略，因而所表魏、齐、赵等国君主之年世，颇有脱误错乱。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县古墓出土大批竹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用夏正，按年记载自夏至战国初期之大事，自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整理者定名为《竹书纪年》。此乃魏之史记，当为魏国史官之记载。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谓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惟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刘知幾《史通·惑经》篇亦云：“《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自晋代以来，学者常据此书校正《史记》所记魏、齐等国君主年世之错误脱漏。不幸原书宋代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已非本来面目（其中春秋战国部分全用东周纪年）。幸而《史记索隐》、《集解》以及《水经注》等书，引有与《史记》不同之《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尚可辑录据以与《史记》作比较研究。
清代学者雷学淇著《考订竹书纪年》与《竹书纪年义证》两书，考订今本《竹书纪年》而为之疏证，并引用《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对《史记》失误有所改正。清代学者朱右曾将古本佚文汇编为《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继之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并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证明今本出于后人搜辑而成。近人范祥雍又为《辑校》校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余因以上三家所辑《古本竹书纪年》尚不完备详确，于六十年代主持上海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工作时，曾将重新搜辑疏证“古本竹书纪年”列为余之研究计划，并指导徐鼎新、王修龄、蒋德乾三位青年分头从事搜辑佚文工作，以便编著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至一九六五年佚文已搜辑齐备，并编排次序，因参与农村“四清运动”未能编写案语。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顿。一九七〇年余调离历史研究所而至复旦大学工作，所有搜辑全部资料由王修龄保存，余未再过问。“文革”以后由方诗铭与王修龄合作，重加编订，补作案语，编著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编年记》，起于秦昭王元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乃墓主年谱性质，兼及每年战争大事，文虽极简，亦可补正《史记》之缺失。
战国七强之间，合纵连横之斗争变化多端，纵横家极为活跃。纵横家所记述有关计谋、策略、权变与游说之故事，用作后学揣摩者为数众多。
西汉末年刘向领校皇家藏书，即所谓“中书”，其中战国纵横家书，有六种不同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校战国策书录》）。王国维论之曰：“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曰策。其札凡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并谓刘向“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本义”（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氏此说似若有据，实为谬论。《国策》之“策”，原为策谋之“策”。“短长”亦非书策之短长，原指策谋之短长，因而“短长”常与“纵横”连称。《六国表序》云：六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可知从衡短长之说与谋诈之策相关。史称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平津侯主父列传》），著有《主父偃》十八篇，《汉书·艺文志》列为纵横家。《史记·田儋列传》曰：“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而《汉书·蒯通传》又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颜注：“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又深长也。”牟庭《战国策考》论之曰：“其书号曰《隽永》，与中书本号《长书》、《修书》者亦相似，修、长皆永之义也。《史记》名为长短说，亦中书本号或曰短长者是也。”（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考《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故纵横修短生焉。”盖纵横家乃谋士，不仅主张合纵连横之策略，并议论为国计谋之短长，而自称其策谋之隽永，因而称为纵横短长之术。
纵横家一贯重视计谋策略之作用。《战国策·秦策二》第一章，记张仪欺骗楚王，请楚绝齐之交，将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陈轸进谏，楚王不听。待楚使人绝齐，楚不能得地，于是出兵伐秦，结果大败。著者于文末有评论曰：“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计听知覆逆者，唯（通“虽”）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指先后有次序）难悖，听无失本末者难惑。”《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蒯通游说韩信叛汉，亦曰：“夫听者事之本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盖蒯通沿用前辈纵横家之格言。
自战国迄于秦汉，纵横家游说献策之风相沿未替，纵横长短之说递相传授，蒯通、主父偃辈续有编纂，并对前辈有所论列，此所以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毅列传》赞语）此为秦火所不及，因而有多种选本藏于汉之皇家，能为太史公所采用；亦多藏民家，常为游士所诵习揣摩，既用以学习长短纵横之术，以游说当世之君主；亦用以评论战国之权变，成为探究战国大事之史料。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种类似《战国策》之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此即藏于民家之一种选本，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者。全书共二十七章，分为三编，出于不同来源。上编十四章当采自一种原始之苏秦游说资料，内容相互联系，编排亦有次序，所用文字又有相同特点。盖苏秦向燕昭王献策，密谋伐破齐国，并出使至齐为反间，发动合纵攻秦，以便齐借机攻灭宋国，借此使齐国力疲劳，然后合秦、赵、燕三国之力，一举破齐。《苏秦列传》谓齐大夫因争宠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请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于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但下文又云：“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可知苏秦确因为燕反间而车裂于市。故文末太史公曰：“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此一帛书之出土，可以由此辨明苏秦发动合纵攻秦之主要目的，以及苏秦为燕反间之真相，并据此可以鉴别《战国策》与《史记》中所有苏秦游说史料之真伪。上编十四章中，惟第四、第五两章有部分与《战国策》相同。中编五章中，除第十七章外，皆见于《战国策》或《史记》。下篇八章中，前五章皆见于《战国策》或《史记》。第二十四章记韩朋（即公仲倗）当秦向韩进攻时，主张献一都邑于秦，与秦讲和而联合伐楚，而楚王听从陈轸计谋，假作出兵模样以救韩，韩王信以为真，不听韩朋，因而为秦大败。著者结论曰：“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朋，故曰：计听知顺逆，唯（同“虽”）王可。”《韩策一》第十七章与此相同，结论亦曰：“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朋也（“朋”原误作“明”）。”《韩非子·十过》篇亦载此事，与此大体相同，但结论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者，则国削之患也。”盖前者为纵横家而重视计谋，以为得计而听从，即可建成“王”业，故曰：“计听知顺逆，虽王可。”此与前文所引《秦策二》第一章之结论：“计听知覆逆者，虽王可也”，主旨相同。盖纵横家以为“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而法家则主张变法改革，从而增强国力，建成“王”业，不能依靠外力，因而《韩非子》以此为“内不量力，外恃诸侯”之失败教训。
由于纵横家重视计谋、策略与权变，其所搜辑汇集之历史经验教训，不限于合纵连横之游说，包容所有谋求对外胜利之计策，兼及法家与兵家谋求胜利之故事。如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八章与《赵策四》记左师触龙进谏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于齐，使齐出兵救赵，以为君王骨肉之亲“不能恃无功之尊，不劳而奉”，所持乃法家主张。《秦策三》第八章记范雎因王稽入秦而献书昭王，第九章记范雎进见昭王，第十章记范雎进言昭王，第十一章记应侯谓昭王，范雎主张论功行赏，因能授官，集中主权，剥夺宣太后与穰侯之权势，采取远交近攻之战略，皆为法家之政治理论与对外策略。《赵策二》第四章记赵武灵王主张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 以增强战斗力， 以便攻灭中山， 并略取胡地。其所持理论， 亦为法家改革之主旨， 兼有“兵技巧家”讲求改革战斗技艺之性质。今本《战国策》末章（姚宏据苏辙《古史》辑入者）记白起对秦昭王之长篇回答， 反对围攻赵都邯郸， 并阐明所以能拔楚都鄢郢、大破韩魏于伊阙之原因， 以及不宜于此时进围邯郸之理由。并谓：“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 何神之有哉？”此乃“兵形势家”之见解， 为白起所精通者， 此所以白起能为常胜将军而不败。
《战国策》一书，《汉书·艺文志》列之春秋家，《隋书·经籍志》列之史部杂史，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列之子部纵横家，“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文献通考》从之。当属子部纵横家为是。战国诸子争鸣，《汉书·艺文志》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以及小说十家。所有著作，或为一人所作，或为一家之说。各家著书立说，往往引证历史故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作立论根据，甚至作为学习榜样。不仅《战国策》汇编有大量战国计谋、权变与游说之故事，法家如《韩非子》，杂家如《吕氏春秋》，皆引证了许多春秋、战国之故事。《韩非子》之《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十过》以及《难一》、《难二》、《难三》、《难四》等篇，皆汇编有许多历史故事。其中内外《储说》与《十过》篇，皆先总挈立论之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作为证明。韩非引证之历史故事，颇有与《战国策》所载相同或大同小异者，但因立场观点不同，往往同一故事，所得经验教训相异，如上节已提及者。汉代此风相沿未替，儒家如刘向《新序》与《说苑》，皆分类编辑先秦及汉初故事，以阐明儒家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又如韩婴《韩诗外传》，分卷编辑历史故事，对每一故事引用《诗经》语句作为论断。其中皆有战国史料可取。
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纵横家颇有夸大游士合纵连横之作用而加以虚构伪托者，其中以苏秦、张仪以及乐毅之史料尤为显著，因而有去伪以存真之必要。
张仪为秦相而推行连横之策，颇有成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李斯《谏逐客书》），奠定秦国强大之基础。苏秦为齐相而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亦尝烜赫一时，迫使秦废除帝号（是时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归还所侵中原都邑温、轵、高平等地于魏、赵，使秦之声势为之一挫。因而战国后期，苏、张成为纵横家所学习揣摩之榜样，两人之游说辞与献计书信，成为传诵一时之读物。苏秦以洛阳农民出身，因发愤揣摩纵横长短之术，游说诸侯，一跃而为东方最强国之相国，得以发动五国合纵之举，尤为游士所仰慕。及战国末年，秦正谋兼并六国，东方游士纷纷谋求合纵抗秦，因而苏秦游说资料成为学习揣摩之范本，于是后人伪托之长篇苏秦游说辞应运而出，而隐讳其为燕作反间之真相。与之同时，伪托之张仪游说辞亦相应而作，于是苏、张成为同时对立之纵横家。其实张仪死于魏襄王九年（公元前三一〇年），史有明文，而苏秦因反间而处死，当在燕将乐毅方始攻齐之际，约在齐湣王十六、七年间（公元前二八五至二八四年）。苏秦之死，在张仪死后约二十五年，两人未尝同时作对立之策略。当时与张仪连横策略对立者，实乃公孙衍之合纵。是故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与《张子》十篇，《苏子》居首位而篇数最多，《战国策》所载纵横家游说辞与献计之书信，亦以苏秦最多，盖此中夹杂有大量伪托之作品，即司马迁所谓“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即据大量伪作而成，隐讳其为燕作反间之事，而连载其伪作之长篇游说辞，并称“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宋黄震《黄氏日钞》云：“前辈谓苏秦约从，秦兵十五年不敢窥山东，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有《苏秦的小说》一文，刊于越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亚洲研究》（《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六号有冯承钧译文），更以《苏秦列传》所载，年代错乱，不符事实，可谓“一种理想中之小说”。其书并非小说，盖出于战国末年纵横家所伪托，用以夸大苏秦合纵之计谋者。司马迁误信伪作为真，误认苏秦与张仪一纵一横而为同时对立之纵横家，误以为苏秦早死于张仪之前，因而在《史记》中反而将原为苏秦之事，改属之苏代或苏厉。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四章苏秦资料，起首皆未署名，惟其中有六章游说者自称秦或苏秦，其为苏秦所作无疑。帛书第二十二章“谓陈轸”云云，内有“今者秦立于门”，而《史记·田世家》改属于苏代，并改作“今者臣立于门”。帛书第二十一章“献书赵王”云云，《赵策一》第九章作“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而《史记·赵世家》改属于苏厉。《史记》中，其他类此者尚有多处，皆当加以校正。
今本《战国策》中，所有张仪、苏秦游说资料，可谓真伪混杂，必须经过比较而去伪存真，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战国策》与《资治通鉴》中关于乐毅之史料，颇有出于后来游士为夸大乐毅合纵破齐之计谋而伪托者，尚有待于明辨而去伪存真。
《燕策一》第十二章与《史记·燕世家》俱称：燕昭王收破燕即位，礼贤下士，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经二十八年而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大破齐国。《资治通鉴》因于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即燕昭王即位之年，书“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此以乐毅为游士出身，因昭王初立，礼贤下士而得重用，计谋合纵伐齐而得以破齐。其实不然。剧辛为燕将在战国末年，赵悼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二年）为赵将庞煖擒杀（《赵世家》），上距燕昭王即位已七十年，去乐毅破齐亦已四十二年。《资治通鉴》既记“剧辛自赵往”在周赧王三年，又记庞煖杀剧辛在秦王政五年（即赵悼襄王三年），相距七十年。若剧辛年二十入燕，岂九十岁而为燕将乎？其不可信显然可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已疑之，以为剧辛之来似不在此时。）邹衍至赵见平原君，已在信陵君败秦存赵之后，入燕与剧辛为同僚，见于《韩非子·亡征》，已当赵悼襄王时，去信陵君存赵已十五年，其自齐赴赵已在齐王建时，自赵往燕亦当在燕王喜时，衍亦不及见燕昭王、齐宣王。据《乐毅列传》，毅由中山入赵为臣，及赵武灵王有沙丘之乱，去赵适魏，后为魏昭王使者入燕，可知乐毅入燕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不得在燕昭王初即位时。由此可见，所谓燕昭王即位礼贤，乐毅、邹衍、剧辛等人争相凑燕之说，全出游士之夸饰，非其实也。
据《赵策三》第三章，当齐宣王破燕时，赵武灵王欲伐齐而存燕，乐毅谓赵王：不能无约而攻齐，请以赵之河东易燕地于齐，以河东之地强齐，使楚魏憎之，楚魏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赵王从其议，于是楚魏令大臣淖（昭）滑、惠施至赵，请伐齐而存燕。可知当燕昭王未即位时，乐毅已为赵之大臣，正为赵主谋与魏、楚合纵伐齐而存燕之大事。由于乐毅主谋合纵“伐齐而存燕”成功，又因燕人群起抗齐，即孟子所谓“燕人畔”（《孟子·公孙丑下》），于是赵武灵王得以召燕公子职于韩，使乐池送入燕，立以为王（见《赵世家》及《集解》所引《纪年》），即是燕昭王。据《乐毅列传》，毅为魏将乐羊之后，魏文侯因乐羊有攻取中山之功，封乐羊于中山之灵寿，其子孙因家焉。乐池亦当为乐羊之后，乃毅之前辈，初为中山之相，出使赵国（《韩非子·内储说上》），秦惠王后元七年（公元前三一八年）一度入秦为相（《史记·秦本纪》），后又归赵为大臣，因而是时能担当送立燕昭王之重任。乐池盖配合乐毅主谋“伐齐而存燕”而得以成功者。毅原为赵之朝廷大臣，因沙丘之乱而去赵入魏，又以魏昭王之使者入燕，即为燕昭王所重用，当与乐毅在赵尝主谋“伐齐而存燕”，赵使乐池送立燕昭王有关。由此可见，乐毅非游士出身，非因燕昭王即位礼贤而前往为亚卿者。
《史记·乐毅列传》称：乐毅因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称燕昭王为“成功之君”，自比于“立名之士”，谓毅见燕昭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由于燕昭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虽皆以乐毅为魏之使者入燕，仍以乐毅为游士。因燕昭王礼贤，而举以为亚卿。盖皆战国末年游士为夸张游士之作用而伪托者。
至于《燕策》与《燕世家》所谓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因而破齐之说，亦采自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书”称：燕昭王“欲以齐为事”，乐毅以为“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燕昭王以为然。南使乐毅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乐毅列传》更谓燕昭王使乐毅约赵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嚪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纵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此以乐毅破齐全由于毅之主谋合纵燕、赵、楚、魏四国，并出使约赵之结果，与当时秦、赵、韩、魏、燕五国合纵伐齐之形势不合。《荀子·王制》篇云：“闵王毁于五国。”《吕氏春秋·权勋》篇亦云：“昌国君（即乐毅）将五国之兵以攻齐。”《赵世家》载赵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五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秦本纪》亦载秦昭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二八四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魏世家》亦云：“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楚不与合纵伐齐之列，《田世家》谓“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其说是也。若楚参与合纵伐齐，楚又何以淖齿将兵救齐？齐湣王又何以淖齿为相乎？《齐策六》第五章记齐之幸臣相与语于王曰：“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淖齿当即佐齐之楚将。齐湣王因兵败出奔，经卫、邹、鲁等国，得以回国至莒，重建政权，即赖楚之救助，淖齿因而得以为相。后因猜疑而相恶，湣王为淖齿所杀，并收回往昔为齐所取淮北之地。《吕氏春秋·正名》篇论及齐湣王，谓湣王“任淖齿而信公玉丹，岂非自仇邪？”《韩非子·内储说上》又谓：“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乃矫为秦使以知之。”由此可知，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主谋合纵燕、赵、楚、魏四国因而破齐之说，亦出于后世游士夸大乐毅计谋而伪托者。《燕世家》、《楚世家》与《乐毅列传》以楚亦参与合纵伐齐，即因乐毅《报燕惠王书》而误。
当时，齐、秦、赵三强正争夺宋地，秦相魏冉与赵相李兑皆欲取得宋之定陶以为封邑，盖宋为中原富庶之区，定陶为最繁华之商业城市，工商业税收（即所谓“市租”）最巨。由于三国争夺宋地，先后引发一系列合纵连横之变化与战争。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八年）秦相魏冉约齐、秦并称为帝，秦昭王于宜阳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约五国合纵伐赵而三分赵地。二月后，齐湣王听从苏秦之谋，放弃帝号，转而与赵相约，合五国攻秦，迫使秦废除帝号，归还赵、魏所侵中原之若干城邑，以便乘机攻灭宋国。由于齐欲乘机灭宋，激起赵、魏抗争，五国攻秦之役无功而罢。于是赵将韩徐为，与由齐出走而入魏为相之孟尝君（即薛公）合谋联燕而伐破齐国。赵因而首先遣赵梁攻齐，再由韩徐为将而伐齐。齐经多次攻宋，终于齐湣王十五年（公元前二八六年）攻灭宋国，于是激起各国谋求对策。秦于是以破宋为齐罪，主谋发动五国合纵伐齐，而以秦、赵、燕三国为主力，并由秦出质于赵燕两国以为信，并推举乐毅兼为赵、燕两国之相，并为赵、秦、韩、魏、燕五国联军之统帅而攻齐。秦且首先发动大规模之进攻，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八五年）秦将蒙骜伐齐，攻取河东九城，以为秦之九县，作为合纵伐齐之先声。此次五国合纵伐齐，出于秦之主谋与主动，非如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出于乐毅约赵惠文王而起兵伐齐者。
《赵世家》称：赵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五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赵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赵惠文王十四年即秦昭王二十二年，是年秦、赵两王相会，秦遣蒙骜伐齐河东取九城，而赵相乐毅率五国兵攻齐取灵丘，盖秦赵先结盟而发动攻齐。灵丘在今山东高唐县南，靠近赵之东边。次年燕昭王来见赵惠文王，秦王先后与魏王、韩王相会。盖燕与赵结盟，秦又与魏、韩结盟，于是乐毅率五国兵大举攻齐，破之济西。是以燕、魏、韩、田《世家》以及《六国年表》皆只记次年合纵伐齐而破之济西之事。盖此次五国合纵伐齐，由秦主谋，先由秦约赵相合，再由赵约燕，更由秦约魏、韩而形成，非如乐毅《报燕惠王书》由乐毅约赵惠文王而成功。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一章，苏秦献书赵王曰：“秦岂忧赵而憎齐哉！欲以亡韩，吞两周，故以齐饵天下。恐事之不成，故出兵以割革（通“勒”）赵、魏。恐天下之疑己，故出挚（通“质”）以为信，声德与国，实伐郑韩。”《赵世家》所载大体相同，惟改苏秦作苏厉，“饵”作“
”，“割革”作“劫”。所谓“出兵以割革赵魏”，谓劫持强制赵、魏，即指秦先出兵攻取齐之河东九城，以此要挟赵、魏合纵伐齐。《赵策一》第九章亦大体相同，亦云：“故以齐为饵，先出声于天下，欲邻国闻而观之也。”亦指秦先伐齐取河东九城之事。《燕策二》第一章记苏代约燕王亦云：“秦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可知此次五国合纵伐齐，确出于秦之主谋与主动，非如乐毅《报燕惠王书》谓出于燕之主谋。乐毅《报燕惠王书》盖战国末年游士为夸张乐毅计谋破齐而伪托，徒以文采华丽而为世传诵，感人至深而人多信之，此所以蒯通及主父偃读之“未尝不废书而泣也”。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七章，记五国约定伐齐，秦遣御史起贾至魏，主持“天下伐齐”之事，有人为齐游说起贾云云。御史为国君之秘书而兼监察性质，起贾以秦之御史在魏主管“天下伐齐”之事，盖秦以盟主监察五国合纵伐齐之行动，事在乐毅破齐之前。说者分析当时形势，谓燕将取得齐之河北，即所谓“阳地”，又得赵之死交，地又不与秦相接，将难以听从于秦；同时赵将攻取齐之济西，以防河东，乐毅为“燕、赵共相，二国为一，兵全以临齐，则秦不能与燕、赵争”。是时乐毅因原为赵之大臣，被推为“燕、赵共相”而兼五国之统帅。乐毅先以赵之相国率五国之兵攻齐，以赵为主力，由赵的东南边攻齐取灵丘，作为赵攻取齐济西之据点。盖灵丘正当高唐西南，高唐为齐五都之一，设有都大夫，驻有重兵，为济西必争之地。乐毅破齐，主要经历两大战役，即济西之战与秦周之战。济西之战，齐将触子败走，齐兵因而退守秦周（当临淄西门雍门之西），以保卫临淄。秦周之战，齐将达子战死，于是临淄不能守，齐湣王出走。事见《吕氏春秋·权勋》及《齐策六》（《齐策》“触子”误作“向子”）。《吕氏春秋·贵臣》论及齐湣王之失败，亦云：“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秦周之战乃乐毅独率燕师，乘济西大胜而深入进攻。燕军既在秦周得胜，得以焚雍门而攻入临淄。《说苑·奉使》第十八章记楚使谓齐王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饮马于淄、渑，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雒”与“络”通，“遵络路”盖谓绕道。燕军未南下攻齐河北，绕道经赵之东部边境南下，追随赵军攻克齐济西，由此渡济水浮桥，攻克秦周而焚雍门，一举而攻入临淄。正如说者谓起贾曰：“兵全以临齐，则秦不能与燕、赵争。”齐即指齐城，亦即临淄。乐毅《报燕惠王书》自称：“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与事实不合。盖战国末年游士为夸大乐毅破齐之功勋而伪托者（已有较详考辨在周赧王三十一年案语中）。
不仅乐毅《报燕惠王书》出于战国末年游士所伪托，《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之详细经历，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书中，亦出于后人为夸大乐毅计谋与功绩而伪造。《资治通鉴》称乐毅在济西大败齐师之后，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谓宜及时攻取齐边城以自益，深入无益于燕。而乐毅以为“其民必叛，祸乱内作”，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湣王出走，乐毅因而入临淄。《资治通鉴》不载触子于济西败走与达子于秦周战死之事，以为齐湣王因内乱出走，乐毅因而入临淄，其出于虚构无疑。所载剧辛与乐毅之对话，更是出于伪造。《资治通鉴》又称：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宽其赋敛，除其暴令，后人因此谓：“此孟子所以教齐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吕祖谦《大事记》引延平陈氏语）其实皆出于杜撰。《吕氏春秋·权勋》云：“燕人逐北入国（国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高注：“美唐，藏金所在。”可知燕兵攻入临淄，争相掠夺财富，并非如儒家所谓“王者之师”。《资治通鉴》又谓乐毅入临淄后，除“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以外，分兵四路出击，“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因而“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此与《乐毅列传》称：“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合。黄式三《周季编略》云：“《稽古录》于周赧王三十五年书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是司马氏后知其误而不能追改《通鉴》也。”其实《资治通鉴》所载燕军分四路出击，全出虚构。据前引《说苑·奉使》楚使谓齐王之语，燕兵克临淄后，“定获乎琅邪”，盖乘胜向东南攻至琅邪，以巩固其胜利所得，固未尝分兵四路出击也。《资治通鉴》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言“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以为原来分向四方出击之四路军队，又分别从远处调来会合，以围攻莒与即墨，更不可信。至于《资治通鉴》称：乐毅“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亦不可信。《田单列传》谓燕之初入齐，闻王蠋贤而欲封之，蠋自经其颈而死，未言封其墓。整个战国时代燕之封君可考者不过数人，安得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盖皆后人推尊乐毅为“王者之师”而为之夸饰者。相传周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史记·殷本纪》），盖后人有以乐毅破齐比之周武王克商而仿制者。
《吕氏春秋·应言》记公孙龙说燕昭王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可知燕昭王确有为破齐而养士之事。苏秦即为燕昭王重用之破齐谋士。苏秦为齐相而为燕作反间，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使齐得以攻灭宋国，从而引发五国合纵攻齐，确为齐破败之主因。是故《吕氏春秋·知度》称：“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燕策二》第十一章结尾论之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魏策一》第一章记知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请魏与之，云：“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伯必骄……命不长矣。”并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王应麟因谓：“《周书》云云，此岂苏秦所读《周书阴符》者欤？老氏之言出于此。”
原来春秋战国之际兵家，皆用间谍工作配合军事行动，《孙子兵法》中即有《用间》篇，以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彼辈以殷之伊尹与周之太公望作为榜样，因云：昔殷之兴也，伊挚（即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即太公望）在殷。《秦策一》第二章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苏秦列传》亦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所谓《阴符》乃假托太公望所作讲“用间”之书。当时兵家讲“用间”，纵横家亦讲“用间”。《楚策一》第八章策士伪托所造张仪游说楚王之辞，云：“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张仪列传》同）所谓“乃佯有罪，出走入齐”并不确实，然而苏秦为燕昭王使齐为反间，确实取得破齐之大功，因而银雀山出土竹简《孙子·用间》篇中，于“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后，增加“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二句。
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因变法而强盛，对此后战国、秦、汉政治经济之变革与发展，所起作用甚大。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变法图强，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法”，使魏国富强。见于《汉书·食货志》，李悝又撰次诸国法，著有《法经》六篇，在法制设施上具有承前启后之重大作用，不仅商鞅携之入秦作为变法之基础，而且成为此后秦、汉法律之根源。《汉书·艺文志》载李悝所著《李子》，多达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不幸散佚，自《隋书·经籍志》以下不见著录。惟有《吕氏春秋·勿躬》篇开首引有《李子》一节论法家统治之“术”者。所著《法经》六篇，仅见《晋书·刑法志》有概括之叙述，内容不详。司马迁又未为李悝作传，于是作为法家祖师之李悝，有关法制史料贫乏。《资治通鉴》卷首有大段叙述魏文侯礼贤下士，却无一语及李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尝言及“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而《货殖列传》、《平准书》又误作“李克尽地力”。近人有误以李悝与李克为一人者，以为“悝克一声之转”。其实确为二人，《汉书·古今人表》列李悝三等、李克四等，《汉书·艺文志》列李子于法家，《李克》七篇在儒家，乃子夏弟子是也。《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记两人事迹，区别甚明。李克为魏武侯分封于中山之相，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谓之窕货（《韩非子·难二》），此与李悝主张“尽地力”而“入多”不同。
近人因李悝《法经》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晋书》述魏陈群等撰《新律十八篇序》不言李悝，以为《晋书》所述李悝《法经》出于伪托，其实非是。吾人追溯秦、汉法典之起源，可以确定李悝确有《法经》六篇之作，当即包容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李子》三十二篇之中。明末董说所编《七国考》，卷十二“魏刑法”中有《法经》条，载有大段《法经》资料，自称引自桓谭《新书》（当是《新论》之误）。西方汉学家有认为此乃依据《晋书·刑法志》而伪造者，乃双重之伪造。其实，《晋书·刑法志》所述非出伪托，《七国考》所载确出于伪造。桓谭《新论》亡于南宋，《七国考》所引既不见于宋代类书，亦不见于严可均《新论》辑本，无从查考，确为杜撰。就《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内容考核，可知即出于董说本人所伪托。
《七国考》伪托引用桓谭《新论》，首段袭自《晋书·刑法志》，后段分别引有《法经》条文，分为《正律》、《杂律》与《减律》，与《晋书·刑法志》所言《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不合。《七国考》所引《杂律》，分为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与《晋书·刑法志》所谓“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亦有出入。所谓“徒禁”与“金禁”皆不见于《晋书·刑法志》。“徒禁”严禁“群相居”，“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试问魏、秦之官吏将如何执行？“金禁”乃“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董说并有解说：“刑不上丞相，故诛左右。”所谓“刑不上丞相”，乃沿用旧贵族“刑不上大夫”之法制，此与法家主张“罚不讳强大”不合。考魏文侯时，尚无丞相之官名，犀首乃武将称号而非官名，犀首尝作为公孙衍之专称已在魏惠王时。而《七国考》卷一“魏职官”中，误认丞相、犀首为魏官名。据此可知《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即出于董说本人伪作。董说所作《七国考自序》（《丰草庵前集》卷二）云：“尝读秦书至《十族之法》及魏李悝《法经》，不寒而栗也。作《刑法》第十二。”其实《法经》条文即出于董说伪作而故弄玄虚也。近年颇有为董说所蒙蔽者，或在论文中引用，或在历史教科书中引述，因而有明辨之必要。
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根据，依照秦国实情，在秦两度变法，制定连坐法，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制定二十等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开阡陌封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实行“一夫百亩”之授田制，推行按户征收口赋之税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从而统一法令，发展小农经济，使国富兵强，奠定此后秦完成统一之基础。正如王充所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孝公去世，商鞅虽遭杀害，其变法措施仍贯彻执行而有效，商鞅学派在秦仍得继续有所发展，《商君书》即为战国晚期秦商鞅学派所著，民间颇为流行，韩非所谓“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
《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论之曰：“《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著也。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今所存大抵泛滥淫辞，无足观者。”又云：“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合而未尝通行者也。”其实，《商君书》本非商鞅所论著，乃战国晚期秦商鞅学派所作，成书已在长平之战后。书中论及秦“三战之胜”：“周军之胜”即伊阙之战，秦大胜韩魏，斩首二十四万；“华军之胜”即华阳之战，秦大胜赵魏，斩首十五万；“长平之胜”即长平之战，秦大胜赵，坑杀四十五万。此“三战之胜”，奠定此后秦统一战争之胜利基石。是时秦将完成统一，乃大势所趋。《商君书》之主旨，即在于发挥商鞅厉行法治与奖励耕战政策，从而谋求“治”、“富”、“强”、“王”。“王”即完成统一而创建王朝。是时秦向四周扩展，形成地广人稀之局面，所谓“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再加“三战之胜”，大量杀伤三晋之人，“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商君书·徕民》），因而在推行奖励耕战政策时，“垦草”与“徕民”成为当务之急。此《商君书》所以卷首作《更法》而欲出“垦草令”，并作《垦令》与《徕民》。
《垦令》实际并非“垦草令”性质，乃按商鞅重农抑商政策而提出之二十项垦荒措施。《徕民》主张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即三代免除徭役）之奖励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开垦荒地。使秦民得专战于外。全文为臣下向秦王献策性质，多处自称“臣窃以为”或“今臣”，对“王”或“今王”而言。可知“垦草”与“徕民”为《史记》所不载者，仅为战国晚期商鞅学派之献策或建议，尚未成为事实。杜佑《通典》称商鞅徕民，失之远矣。
《商君书·更法》以为“垦草令”乃商鞅在秦变法之主要法令，且为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前辩论变法胜利而发出者，盖出于战国晚期商鞅学派所伪托。《更法》所载商鞅与甘龙、杜挚之辩论，一方面依据比较原始之辩论史料如《史记·商君列传》所载者，加以增饰，另一方面大量因袭赵武灵王与肥义、赵文、赵造等人辩论胡服之辞，加以附会而成。因此辩论内容与辩论结果“于是遂出垦草令”，前后不相符合，与《商君列传》谓辩论结果“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不同。近人有据此以为商鞅变法首先推行“垦草令”者，非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