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和创新的时期，从此变革了古代贵族统治的礼制，开创了秦、汉以后统一的局面。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是不错的。这时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学术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新发展，对于此后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不但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是沿袭战国的成就；而且所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制度，都是沿袭战国而有所发展的。战国时代文化学术上的光辉成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巨大，其中九流十家的学说与理论，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为此，我们对战国史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然而要作深入研究困难很大。因为现存的战国史料，残缺分散，问题很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体的《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完整的历史记载。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散乱，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秦始皇焚烧“《诗》、《书》、百家语”与《秦记》以外的东方诸侯史记，因为“《诗》、《书》、百家语”，民间多有收藏，秦始皇不能尽烧，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史官的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作《太史公书》（即《史记》）的时候，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由于秦国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国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正因为如此，《史记》中战国部分记载有不少错乱，特别是所记东方六国的史事，不但很多缺略，而且年代有很多紊乱。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的战国史料，除《秦记》以外，主要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说“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即指纵横家书而言。秦、汉之际和汉代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之风，相沿未替，所谓“纵横长短之术”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后来刘向曾把皇家书库所有多种选本汇编成为《战国策》一书。但是，纵横家书并非历史记载，而是纵横家用以学习和揣摩的资料，因而这些资料都不记年月，只说明其游说或献策的前因后果。正因为这是纵横家用作学习和揣摩的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夸大虚构和模拟伪托的作品。苏秦和张仪一纵一横，是战国晚期和秦、汉之际纵横家所推崇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游说辞和献策书，正是纵横家学习和揣摩的榜样，因而其中就有许多模拟伪托的作品，所说史事前后年代错乱，矛盾百出。司马迁早已看到这点，因而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战国策》所载苏秦、张仪的资料是真伪混杂，而且是“伪”多于“真”。可惜司马迁不能明辨，认“伪”作“真”，因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载苏秦游说辞全是伪作，反而把真的苏秦作品改为苏代或苏厉所作。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十四章，提供了真实的苏秦资料，由此可以判明苏秦发动合纵攻秦的真相及其目的，而且苏秦为燕间谍的阴谋得到了证实。原来苏秦是作为燕的间谍被燕昭王派遣入齐的，得到齐湣王的信任和重用，受封而为齐的相国。他发动合纵攻秦，是为了使齐得以乘机攻灭宋国。他促使齐湣王用力大举攻灭宋国，是要使齐的国力损伤而衰落，从而加深齐与赵、魏等国的矛盾，由此促成五国合纵攻齐，使得燕将乐毅成为合纵五国的统帅而一举攻破齐国。这已是齐湣王十七年（公元前二八四年）的事。苏秦是比张仪晚一辈的纵横家，《苏秦列传》把苏秦说成与张仪同时而一纵一横，完全出于后世纵横家的虚构和伪托。由此一例，可知整理战国纵横家的史料，鉴别真伪与考订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特别要注意的，纵横家多游士出身，常常夸大策士游说与献策的作用和结果，因而记载失实。例如纵横家的记载，把“乐毅破齐”归功于燕昭王初年招聘游士，归功于乐毅奉命约合楚、魏、赵而合纵攻齐，归功于乐毅率燕师攻入齐的河北（齐的河北与燕接界），经济上而长驱攻入临淄。其实，乐毅并非因燕昭王初年招聘游士而入燕的，他是魏名将乐羊之后，原为赵武灵王的大臣，当齐宣王伐破燕国时，就曾为赵主谋合纵“伐齐而存燕”。他的入燕是在赵沙丘之乱、武灵王被困饿死之后，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当苏秦为燕间谍而为齐相之时，齐、秦两强正东西对峙。燕昭王二十四年即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八年），秦相魏冉约齐并称为东西帝，齐用苏秦计策，取消帝号而发动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废除帝号，而归还了部分赵、魏之地。齐乘此时机经两年攻灭了宋国，使三晋感到威胁，于是秦主谋合纵三晋与燕伐齐。秦昭王二十二年秦攻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攻齐的先声，并与赵推定乐毅为赵、燕两国的“共相”而兼为五国联军统帅。乐毅先以赵相国而率五国之师，由赵攻齐，取得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次年乐毅就统率五国之师大破齐于济西，继而乐毅又以燕相国而独率燕师乘胜长驱追击，一举攻破齐都临淄。由此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乐毅为燕约合楚、魏、赵四国，率燕师由河北经济上而长驱攻至临淄之说，都出于夸大而伪托，徒以文采华丽，为世传诵而人多信之。由此又可见，所谓燕昭王收破燕即位，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全出虚构。不仅乐毅入燕已在昭王十七年以后，邹衍与剧辛都是战国末年燕王喜的大臣，不可能于昭王时已入燕。

更要特别指出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称：乐毅于济西大捷之后欲长驱追击，剧辛劝阻，以为宜于攻取边城以自益，乐毅不听，以为“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其后齐人果然大乱，湣王出走，乐毅因而攻入临淄。此说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著作，当出于后世策士进一步的夸大和伪托。《资治通鉴》接着又有乐毅具体分兵五路，“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的记载，这和《乐毅列传》所说“留徇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同，也该出于后人夸大伪托。后来司马光又著《稽古录》，先于周赧王三十一年记“燕独追齐师遂入临淄”，再在三十五年记“燕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正好首尾五年，当是依据《乐毅列传》的。看来司马光已发现《资治通鉴》误据伪托之说而不及追改了。《资治通鉴》又载有燕昭王斩杀攻击乐毅的人而要“立乐毅为齐王”的故事，很不合情理。看来《资治通鉴》所载有关“乐毅破齐”的长篇记载，不见于先秦著作和《史记》、《战国策》的，都采自伪托的作品，不可信据。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历史学家的名著，可是其战国部分，既有不少错乱和失误，又有依据伪托作品的，很有必要加以纠正。《史记》所载东方六国史事，年代有很多错乱，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竹简中有魏国编年的史书，定名为《竹书纪年》，可以纠正《史记》年代的错乱。不幸原书在宋代已散失，今本《竹书纪年》乃出于后人重编。清代以来学者曾据宋以前人们所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加以辑录考订，尚不免有脱误。历来学者曾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纠正《史记》所有年代的错误，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考订尚不够完善，还有待于我们作细密的考订。《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书的汇编，其中夹杂有虚构伪托的篇章，又有夸大失实的作品，尚有待于我们做好“去伪存真”的工作。同时所有纵横家史料的年代，前人虽已有所考订，也还不够确实，尚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确定。《史记》和《战国策》两书以外的战国秦、汉著作，包括诸子百家、重要的地理著作以及新出土的简书、帛书、铜器铭文与石刻，所有其中述及战国史事，以及引用战国史事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都有待于我们广为搜辑，以补充过去文献记载的不足。因此，我们有对所有战国史料加以搜集、考订而按年汇编的必要。清代学者已开始从事这方面工作，如黄式三的《周季编略》，曾综合所见战国史料按年编排，并注明出处，但限于他们的时代和认识，还不够缜密和完善，不合我们研究的需要。

我编这部书，经历了半个世纪，是我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的，也是最费功夫的。我开始这一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不久我就隐居到我的家乡青浦县白鹤镇，开始作战国史料的考订和编年，花了两年又九个月的时间，编成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初稿，还有六十年没有编成。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依据这个稿本，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过考证，先后写成了三十篇考证文章，发表在上海《东南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魏建猷主编）上，和上海《益世报》的副刊《史苑周刊》（顾颉刚主编）上。到一九五五年，我就依据这个稿本以及所作考证和研究，写成了初版《战国史》，在这年九月出版。随着新的史料陆续出土，我逐渐补作未完成的部分，并补充新史料。从一九七二年起，我又依据补订稿，对《战国史》补充、修订和改写，于是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出版了《战国史》第二版，先后曾印行五万多册。近年，我又把这部书稿作了系统的修订补充，完成了全书的定稿工作。除卷首有两篇引论和附录订正的年表以外，全部编年的史料及疏证，分为二十一卷。其中第十七和第十八两卷，承蒙高智群同志帮助我编著完成，特此志谢。

我在长期从事这部书的编辑考订工作中，对所有史料真伪的鉴别以及年代的考订，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例如苏秦的年世，我在四十年代所作《苏秦合纵摈秦考》（发表于《益世报》副刊《史苑周刊》）已断定苏秦做齐相在五国合纵伐齐的前后，苏秦发动五国合纵攻秦是在五国合纵伐齐之前，但还未敢断言苏秦是为燕的间谍而入齐的，直到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出土，有战国时人附加的“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得到了证实。我在四十年代所作《乐毅仕进考》和《乐毅破齐考》，作为《乐毅报燕惠王书辨伪》上下两篇（发表于《东南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已断言“乐毅破齐”的史料中有夸大失实而出于伪托的，包括乐毅《报燕惠王书》在内。但是为郑重起见，我在《战国史》中没有谈及，直到如今最后定稿，才加以确定。

这是一部上接《春秋》、《左传》的编年体的战国史料汇编和考订，使原来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的史料，有条不紊而真伪分明。这是我长达半个世纪从事战国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最近增补修订定稿的《战国史》（增订本），就是依据此稿完成的。我曾在《战国史》中提到此稿，承蒙国内外学术界朋友们关心，现在发表出来，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战国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杨宽
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