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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厉共公九年，晋出公七年，齐平公十三年，楚惠王二十一年，越句践二十九年，鲁哀公二十七年。
案：《史记·周本纪》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隐》云：“如《史记》，则元王为定王父，定王即贞王也。依《世本》，则元王为贞王子，必有一乖误。”《左传》哀公十九年《正义》引《世本》，既云：“鲁哀公二十年贞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又云：“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据此可知，介有贞、定二谥。《周本纪·集解》又引皇甫谧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晋灭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争立，立应为贞定王。”考《世本》以元王为贞定王之子，而《史记》则以贞定王为元王之子。《帝王世纪》从《史记》之说，但《史记》谓元王八年崩，定王二十八年崩，而《帝王世纪》又谓元王二十八年崩，贞定王十年崩，与《史记》不合。今从《史记》。
[鲁哀公]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舌”原误作“后”，今从唐《石经》宋本、《金泽文库》本及《国语·吴语》改正），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子。”文子曰：“他日请念。”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礼。（《左传》）
案：子赣即子贡，端木氏，名赐，卫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岁，时年五十四，善于外交辞令，又善经商致富。鲁哀公六年孔子绝粮于陈，使子贡至楚营救。次年吴向鲁征百牢，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哀公十一年吴王夫差赐叔孙甲、剑铍，叔孙不能应对，由子贡代对。次年卫侯会吴于郧，为吴所执，经子贡进言太宰嚭而得释。是年越以霸主而遣使至鲁，约定以骀上为鲁、邾之间疆界（盖鲁尝侵取邾地），欲迫使三桓从鲁哀公听命于平阳之盟，季康子为越使所困，因而欲召子贡前来救解。此后不见有关子贡之记载。《史记·儒林列传》云：“子贡终于齐”，不知在何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左传》，杜注：“有陉氏即有山氏。”）
[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鲁世家》）
案：《左传·正义》据《左传》以驳《史记》，云：“《传》称国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复归而卒于其家也，马迁妄耳。”其说非是。有山氏当为由鲁出国之通道，哀公由此往越，又经此归来，未及回国都而卒。
[周]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邪。（今本《竹书纪年》）
案：《越世家》云：“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 命为伯。”又云：“当是时，越兵横行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越绝书·外传本事》云：“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越绝书·记吴地传》亦云：“越王句践徙瑯邪。”《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又谓句践二十五年，“霸于关东，从瑯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又云：“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当作“允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当作“允常”）之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此虽杂有神话，其徙都琅邪当为事实。《汉书·地理志》云：“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水经·潍水注》亦云：“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诸书未言句践于何年徙都琅邪，惟今本《竹书纪年》列于周贞定王元年，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以为即据《吴越春秋》，不确。《吴越春秋》谓句践于琅邪起观台在句践二十五年，即平吴之次年。今本《竹书纪年》不知何据。钱穆《越徙琅邪考》肯定今本《竹书纪年》之说，云：“是岁越使舌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盟平阳，盖即越北徙时矣。”并举《墨子·非攻中》“东方有莒之国……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为证：“盖越都琅邪，莒正在其西，地望正符。”（增订本《先秦诸子系年》第一一〇至一一三页）据《左传》及《史记》，此年鲁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三桓攻公，八月公出奔，经有陉氏、卫、邹而如越，旋又为国人迎归而卒于有陉氏，前后不过四五阅月。蒙文通《史记越世家补正》于“越都琅邪”条下，论之曰：“哀公七年《传》载：邾子益曰：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邾、吴之间，较鲁、越之间为犹近，已是不三月不至。而哀公之辗转如越，又自越返鲁，前后不过四五月，亦证哀公之所往者，是琅邪之越而非会稽之越也。”其说甚卓。蒙氏又谓：“《越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言：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皆明越人之活动多在北方。惟徙都琅邪始克灭滕、灭郯、亡缯、削莒，于时遂大显于中原，而与齐、楚、晋相提并论。”（《越史丛考》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蒙氏此说亦足证越王句践徙都琅邪，至迟在此年。《越绝书》言句践徙都琅邪，并“行霸琅邪”，确为事实。
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邑”通“裛”。《说文》云：“裛，书囊也”）。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而”通“尔”）。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谷七里，谷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杜注：“子思，国参”）：“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成子衣制，杖戈，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使谓成子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厌”通“压”），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案：颜涿聚即颜庚，庚其名，涿聚其字。前四年荀瑶伐齐，战于犁丘，颜庚为荀瑶所擒。颜涿聚，《孔子世家》作颜浊邹，《晏子春秋·外篇》、《汉书·古今人表》作颜烛邹，《淮南子·氾论训》作颜喙聚（“喙”当为“啄”之讹），并声同通用。《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吕氏春秋·尊师》篇云：“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而遇贼，何也？”《淮南子·氾论训》云：“颜啄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
又案：此后四年，知伯再伐郑，攻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见于《左传》末尾“悼之四年”。《六国表》混淆知伯两次伐郑事迹，谓周定王五年“知伯伐郑，驷桓子如齐求救”。齐平公十七年“救郑，晋师去，中行文子谓田常乃今知所以亡”。此以首次知伯伐郑之事，误以为知伯再次伐郑之事。
晋智伯伐郑，齐田恒救之。有登盖必身立焉，车徒有不进者，必令助之。垒合而后敢处，井灶成而后敢食。智伯曰：“吾闻田恒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说苑·指武》第九章）
东方有莒之国，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墨子·非攻中》）
案：莒在今山东莒县，琅邪在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正当莒县之东，因而“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楚世家》载楚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墨子》所述，当为楚灭莒以前之实情。《墨子》常以越与齐、晋、楚并提。《节葬下》云：“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非攻下》又云：“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非攻中》亦云：“此四国者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数千里，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墨子生当越强盛之时，所言越人削莒壤地之事，当为目睹之实情。
秦厉共公十年，晋出公八年，齐平公十四年，楚惠王二十二年，越句践三十年，鲁悼公元年。
秦厉共公十年庶长将兵拔魏城。（《六国表·集解·音义》，“拔一作捕”）
案：黄式三《周季编略》改作“秦伐晋拔魏氏城”，并云：“或是魏氏边邑耳。”此说无据，史文未见其例。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魏城，秦地，不可言拔，当作补，若后年补庞戏城、补庞城。”此说亦无据，秦边邑无魏城。《六国表》此记疑有脱误。
其十年（“其”指剌龚公），彗星见。（《秦始皇本纪》附《秦记》，《六国表》同）
[鲁]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鲁世家》）
案：《六国表》记“鲁哀公卒”于周定王二年，记“鲁悼公元年三桓胜，鲁如小侯”于周定王三年，如此则鲁哀公有二十八年。惟《鲁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均谓哀公二十七年卒，《汉书·律历志》引《六国春秋》亦作二十七年，可知《六国表》哀公二十八年之说不确。《左传》云：“悼公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赵世家》云：“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足见鲁悼公四年当晋出公十一年，即周定王五年。《六国表》记知伯伐郑亦在定王五年，惟误以初次伐郑之事为再次伐郑耳。可见鲁悼公元年确在周贞定王二年，《六国表》记在三年非是。黄式三《周季编略》既据《左传》悼公四年荀瑶围郑之事，定鲁悼公元年当周贞定王二年，又从《六国表》定鲁哀公卒于同年。黄氏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子贡之言“君不殁于鲁”，录其言之验，因而断言哀公卒于越，当依《六国表》定在出奔之明年，并云：“知哀公尚在，悼公已立。”其说不足信。哀公不可能卒于悼公元年。
秦厉共公十二年，晋出公十年，齐平公十六年，楚惠王二十四年，越句践三十二年，鲁悼公三年。
[卫]悼公四年卒于越。（《卫世家·索隐》引《纪年》）
[卫]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卫世家》）
[卫悼公]名虔，敬公费。（《卫世家·索隐》引《世本》）
案：据《左传》，卫悼公立于鲁哀公二十六年，《纪年》云悼公四年卒。则悼公之卒与敬公之立，当在鲁悼公三年，即晋出公十年、周贞定王四年。今《六国表》系卫悼公黔元年于周定王十四年、卫敬公元年于周定王十九年，盖误后十四年。
又案：《卫世家》与《六国表》谓悼公名黔，《左传》杜注：“悼公，蒯
庶弟公子黚也。”而《世本》又云“名虔”。盖“黔”“黚”“虔”，皆音同通假。《卫世家》言敬公名弗，而《世本》作费，“弗”“费”亦音同通假。
秦厉共公十三年，晋出公十一年，齐平公十七年，楚惠王二十五年，越句践三十三年，鲁悼公四年。
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越世家·索隐》引《纪年》）
於粤子句践卒，是菼执。次鹿郢立。（《越世家·索隐》引《纪年》）
句践卒，子王鼫与立。（《越世家》）
越语谓鹿郢为鼫与也。（《越世家·索隐》引乐资云，当出乐资《春秋后传》）
[句践]二十七年冬句践寝疾将卒，谓太子兴夷曰（“兴”当为“与”字之误）：“吾自禹之后，承允常之德，蒙天灵之佑，神祇之福，从穷越之地，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从晋、楚之地， 功德巍巍， 自致于斯， 其可不诫乎？夫霸者之后， 难以久立， 其慎之哉！”遂卒。兴夷即位。（《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
案：金陵局刻本《史记》，《越世家·索隐》两次引《纪年》于“句践卒”，有“是为菼执”，或“是菼执”，当是。此与《索隐》引《纪年》“不寿立十年见杀，是为盲姑”，文例相同。盖句践为名，菼执为称号，宋耿秉本、黄善夫本，元彭寅本及清殿本《史记》无“是菼执”三字，盖脱误。《吴越春秋》谓句践二十七年卒，不确。《越世家》称句践元年吴伐越，吴师败于檇李，吴王阖庐因射伤而死。《左传》记在鲁定公十四年，是句践元年即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四九六年），《国语·越语》韦注以句践三年为鲁哀公元年，亦与《左传》相合。《纪年》魏史用夏正，句践于晋出公十年十一月卒，于周正已是翌年正月，是句践卒于句践三十三年，即周贞定王五年。与《通鉴外纪》谓句践三十三年薨相合。句践，金文或作“鸠浅”。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1号楚墓出土越王句践剑，铭文作“
（越）王鸠浅自乍（作）用鐱（剑）”。
又案：《左传》鲁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此太子適郢，当即鹿郢，《越绝书·记吴地传》云：“句践子与夷时霸。”《吴越春秋》作“兴夷”，“兴”乃“与”字之误。《史记·越世家》作鼫与。“与夷”，金文作“於赐”。越王旨於赐钟、越王旨於赐剑，以及戈、矛，所谓越王旨於赐，当即句践之子与夷。越有者
钟（或作者
钟），铭□：“惟戉（越）十有九年王曰者
……。”乃句践十九年制作，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尝疑者
即与夷，非是。
[鲁]悼公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左传》末尾）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卹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卹。毋卹群臣请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为能忍
。”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怨知伯。（《赵世家》，此与《左传》同叙一事，但所谓“赵简子疾”云云，乃虚构之故事，出于杜撰）
案：《左传》所谓赵孟即赵襄子毋卹。“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杜注云：“恶，貌丑也。简子废嫡子伯鲁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丑且无勇，何故立以为子。”此说不明确。时赵简子已去世，《左传》鲁哀公二十年“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杜注：“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之丧。简子赵鞅当卒于此年，襄子无恤继承卿位，即在此年，至鲁悼公四年已为晋卿十一年矣。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乃讥其何得为赵之宗子而为晋卿。后人误解，误传以为知伯讥赵襄子何故立为太子，误以为是年简子尚在。《六国表》以此年为赵简子五十四年，并谓“知伯谓简子，欲废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赵世家》同。盖太史公误采后世误传之说。《赵世家》载：“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正义》已据《左传》加以纠正，谓此“简子死及使吴年月皆误，与《左传》文不同”。《左传》记鲁哀公二十年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杜注：“黄池在十三年，先主，简子。”赵襄子既称简子为“先主”而自称“嗣子”，简子固已死于晋定公末年，并非卒于晋出公十七年。《赵世家》载晋出公十一年“赵简子疾”云云，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为能忍
。”盖即据《左传》载赵孟自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加以虚构而成之故事。《说苑·建本》篇末章载：“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亦同为虚构之故事耳。
秦厉共公十四年，晋出公十二年，齐平公十八年，楚惠王二十六年。
秦厉共公十四年晋人、楚人来赂。（《六国表》）
郑声公卒，子哀公易立。（《郑世家》，《六国表》记“郑声公卒”于此年）
案：郑声公名胜，据《左传》，立于鲁定公九年，至此凡三十八年而卒。《郑世家》作三十七年，有误。
秦厉共公十五年，晋出公十三年，齐平公十九年，楚惠王二十七年。
晋出公十三年荀伯瑶城高梁。（《水经·汾水注》引《纪年》）
案：《永乐大典》本、朱谋
本《水经注》作“三十年”，有误。赵一清、戴震校本作“十三年”，是也。今本《纪年》列于周贞定王七年，作“晋荀瑶城南梁”，正当晋出公十三年，原注：“一本晋出公二十年。”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伪此书者所见之本当作十三年。”盖辑今本《纪年》者，尝见《水经注》有两种版本，一作十三年，而另一作二十年。晋出公在位共二十三年，赵绍祖《竹书纪年校补》以二十年为是，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亦列于出公二十年。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以为《水经注》“当是十三而讹为三十”。今从之。
秦厉共公十六年，晋出公十四年，齐平公二十年，楚惠王二十八年。
秦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伐大荔。补庞戏城。（《六国表》）
[秦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二万兵伐大荔，取其王城。（《秦本纪》）
案：《六国表》多数版本“河”误作“阿”。《史记会注考证》谓“凌本（明凌稚隆本）阿作河，与《秦记》合”。当以“河”为是。今改正。
[杞]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陈杞世家》，哀公名阏路）
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定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后汉书·西羌传》）
案：时大荔称王，筑有城邑，故有王城，在今陕西大荔县城之东。《括地志》云：“同州冯翊县及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古大荔戎国。今朝邑县东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西羌传》谓“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尚不确切。据《秦本纪》，是年秦伐取大荔之王城，但大荔并未灭亡，当已向北撤退。《六国表》载秦孝公二十四年大荔围合阳，可知秦孝公末年大荔尚存，且拥有武力，进围合阳。秦灭大荔尚在其后。《西羌传》言“筑城数十”，主要当指义渠而言。赵之灭代，时间较早，在赵襄子初年，赵简子去世不久。赵襄子先以姊为代王夫人，谒于代王而请觞之，先具大金斗，并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数百人。代王至，酒酣，反斗一击而脑涂地，舞者操兵尽杀其从者，随即兴兵而攻取其地。事见《吕氏春秋·长攻》与《赵世家》。
又案：伊、洛阴戎，乃戎之居于伊、洛二水流域者。古人谓水南曰阴，谓山北亦曰阴。其人居黄河之南，秦岭山脉之北，因而谓之阴戎。戎族之居于两阴之地者，种族复杂。《左传》僖公十一年载：“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是春秋早期已有“伊洛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盖允姓之戎居于秦、晋西北之陆浑者，此时为秦、晋迁至伊川，成为阴戎。可知陆浑之戎亦即阴戎。昭公十七年晋灭陆浑，“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甘鹿在今河南嵩县西北，仍在阴地。其后又称为九州之戎。顾颉刚《秦与西戎》谓：“至范氏所云：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大有杜撰故实之嫌。……陆浑既灭，即无阴戎，安得待之六十余年，至秦厉公之世而为韩、魏所并？且阴戎为晋惠所迁，居伊、洛间百余年，早已华化，何须逃走？又其故居本在陕西、终南一带，何必西逾汧、陇而入甘肃？盖范氏作《西羌传》，误认陆浑戎与阴戎为二族，以必欲为阴戎觅一结束而史书未有，遂臆造此西逃之事耳。”（《史林杂识·初编》第六三页）此说未可尽信。《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庚申，单子、刘蚠以王师败绩于郊，前城人败陆浑于社。”杜注云：“九州戎，陆浑戎。十七年灭属晋。”据此可知，陆浑之戎即是九州之戎，虽已灭而服属于晋，尚保持其戎之部族而未华化，仍具有武装而颇有武力，为晋所遣使。《左传》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单浮馀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所谓“士蔑乃致九州之戎”，谓召集九州戎各部落之长。可知春秋晚期，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虽服属于晋，尚保持部落宗族之组织，具有武力，并未华化。范氏所谓“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并非杜撰故实。盖战国初期，韩、魏共同逐步消解伊、洛之戎族组织，使为编户之民，并解除其武力，因而此后即不见有九州之戎或陆浑之戎、阴戎。于是中原无武装之戎族组织矣。
秦厉共公十九年，晋出公十七年，齐平公二十三年，楚惠王三十一年。
[晋]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晋世家》）
昔者智伯瑶率赵、韩、魏伐范、中行，灭之。（《韩非子·十过》，《赵策一》第二章同）
案：《晋世家》记是年知伯与赵、韩、魏分范、中行地之后，“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赵世家》亦有相同之记载，惟时在赵襄子立四年。《六国表》亦记赵襄子四年“与智伯分范、中行地”，当周贞定王十五年（公元前四五四年），较《晋世家》迟四年。考《韩非子·十过》与《赵策一》第二章，称知伯率赵、韩、魏灭范、中行之后，“反归休兵数年”。因索地于韩、魏、赵，赵弗与，知伯因约韩、魏攻赵，围晋阳三年，终于魏、韩反而与赵共灭知伯，而三分其地。周贞定王十五年正当知伯与魏、韩合围晋阳之时。可知《六国表》、《赵世家》所记四卿分范、中行地之时间不确。既然四卿分范、中行地，与知伯等围赵晋阳之间，尝休兵数年，知伯又围赵于晋阳三年，可知《晋世家》所载是年分范、中行地是实。《晋世家·索隐》引《纪年》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正当韩、赵、魏共灭知伯之后一年。可知出公因灭知伯而出奔，非如晋、赵两《世家》所谓因分范、中行地而出奔。陈梦家《六国纪年》从《六国表》与《赵世家》，定四卿分范、中行氏地在晋出公二十一年，即周贞定王十五年，与史实不相符合，非是也。
[越]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越世家》）
鹿郢立，六年卒。（《越世家·索隐》引《纪年》，省略“次不寿立”四字）
案：《越世家·索隐》引《纪年》云：“於粤子句践卒，是菼执。次鹿郢立，六年卒”，又引乐资云：“越语谓鹿郢为鼫与也。”盖“六年卒”以下省略“次不寿立”四字。《路史·后纪》卷十三下注引《纪年》作“鹿郢立，是为鼫与，六年卒，盲姑立，是为不寿”。盖杂采《越世家》与《纪年》。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说，除道将内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赤章蔓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韩非子·说林下》）
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吕氏春秋·权勋》）
案：《西周策》第三章游腾为周君谓楚王亦云：“昔智伯欲伐厹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厹由卒亡，无备故也。”《史记·樗里子列传》“厹由”作“仇犹”。仇由、厹繇、厹由、仇犹，皆音同通用。《吕氏春秋》所谓“中山之国”，乃谓此国处于山中。《吕氏春秋》“厹”旧本误作“夙”，今从毕沅据《说文系传》校正。《说文系传》口部“叴”字下云：“《吕氏春秋》有叴犹，智伯欲伐者也。”《樗里子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读史方舆纪要》谓太原盂县有仇犹城，县北七里有仇犹山，是智伯所伐。黄式三《周季编略》推定仇由之亡在周贞定王十一年，其说可取。按地理形势，知伯攻灭仇由，当在次年知伯伐中山之前。
秦厉共公二十年，晋出公十八年，齐平公二十四年，楚惠王三十二年。
秦厉共公二十年公将师与緜诸战。（《六国表》）
案：《六国表》秦厉共公六年“繇诸乞援”。秦惠公六年“伐诸繇”。梁玉绳以为皆即緜诸。《史记·匈奴列传》云：“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
之戎。”緜诸在今甘肃天水县。《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緜诸道。
晋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水经·巨马水注》、《初学记》八、《太平御览》六十四、《太平寰宇记》六十七引《纪年》）
案：诸书引《纪年》，皆不记何年，今本《竹书纪年》列于周贞定王十二年，即晋出公十八年，不知何据。今姑列于此。
蔡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管蔡世家》）
案：《六国表》记“蔡声侯卒”于楚惠王三十二年。
[智伯]还自卫，三卿宴于蓝台。（《说苑·贵德篇》“宴”作“燕”，“宴”“燕”通用）
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伯国闻之（《说苑》“智伯国”作“智果”。作“果”为是，见案语），谏曰：“主不备（《说苑》作“主弗备难”），难必至矣（《说苑》无“矣”字）。”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异于是。夫郤氏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愬（《说苑》“愬”作“诉”），范、中行有亟治之难，皆主之所知也。《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周书》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说苑》“宴”作“谋”，“耻”作“愧”），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说苑》“无”作“毋”）夫谁不可喜而谁不可惧（《说苑》作“嘻不可不惧”），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说苑》“弗”作“不”）。自是五年，乃有晋阳之难（《说苑》“乃”作“而”）。段规反，首难（《说苑》无“首难”二字），而杀智伯于师，遂灭智氏。（《国语·晋语九》，《说苑·贵德》第二十九章大体相同）
案：韦注：“段规，魏桓子之相也。”董增龄《国语正义》云：“《韩非子·十过》知过曰：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今云魏桓子之相，与韩非异义矣。”今按韦注误。段规当为韩康子之相。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伯国谓“耻人之君相”，即指韩康子及其相段规。《赵策一》第二章有与《韩非子·十过》相同之记述。
又案：智伯国，《说苑》作智果，黄式三谓果、国双声，是一人。今考智果与智国并非一人。《墨子·所染》与《吕氏春秋·当染》皆云：“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孙诒让《墨子间诂》以为智伯瑶所染之智国，即是《晋语》此节之知伯国。此说不当。《所染》与《当染》篇列举六君所染不当，因而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可知六君所染之臣皆为败类。《晋语》此节之智伯国，因智伯戏韩康子而侮段规进谏，智伯因不听而灭亡。则此谏者乃良臣而非败类，当从《说苑》作智果为是。智伯国当为智果之误。《国语·晋语九》又记知宣子将以瑶为后，知果进谏，以为“瑶之很在心，心很败国”，弗听，知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韩非子·十过》篇与《赵策一》第二章，皆记智伯约结韩、魏伐赵，围晋阳三年，赵臣张孟谈阴约魏、韩反攻，知过请知伯杀魏、韩之君，弗听。知过出更其姓为辅氏。可知知果亦即知过，“果”“过”同音通用。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白璧一（“白”上原衍“百”字，从黄丕烈校删，详案语）。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说苑·权谋》“力”作“方”，疑“方”字是），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白”原作“百”，今改正），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宋卫策》第九章，《说苑·权谋》第四十一章与此相同而字句颇有不同）
案：“遗卫君野马四，白璧一”，“白”上原衍“百”字，或以“四百”连读，非是。《说苑·权谋》作“遗之乘马，先之一璧”，“乘马”即马四匹。黄丕烈云：“百即白字误衍，下文百璧一，误同。”
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梁津而拟边城，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说苑·权谋》第四十一章）
案：“拟边城”当有误字。黄式三《周季编略》改作“警边备”。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为君子也（《说苑·权谋》“为君子也”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而有宠（《说苑》无“而有宠”三字），非有大罪而亡（《说苑》“亡”下有“之”字），必有故（《说苑》此下有“然人亡而不受，不祥”句）。”使人迎之于境（《说苑》作“使更逆之”），曰：“车过五乘，慎勿纳也（《说苑》“纳”作“内”）。”智伯闻之乃止。（《宋卫策》第十章，《说苑·权谋》第四十一章同）
案：《大事记》系此事于周贞定王十二年，云：“《国语》序蓝台之宴，云还自卫，姑载于此。”黄式三、顾观光等皆从其说，今附编于此。
犀首伐黄，过卫，使人谓卫君曰：“弊邑之师，过大国之郊，曾无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请其罪。今黄城将下矣。已，将移兵而造大国之城下。”卫君惧，束组三百绲，黄金三百镒，以随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胜黄城，必不敢来；不胜，亦不敢来。是胜黄城，则功大名美，内临其伦。夫在中者恶临议其事，蒙大名，挟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议，犀首虽愚，必不为也。是不胜黄城，破心而走，归恐不免于罪矣。彼安敢攻卫以重其不胜之罪哉？”果胜黄城，帅师而归，遂不敢过卫。（《宋卫策》第三章）
案：南文子即文子木，亦即子南弥牟，亦称卫将军文子。盖子南其氏，木与弥牟其名，文子则其谥也。亦称南氏，因称南文子。《世本》云：“灵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礼记·檀弓·正义》引）。《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卫出公“夺南氏邑”，杜注谓南氏“子南之子公孙弥牟”，盖昭子郢字子南，公孙弥牟因以为氏。《通志·氏族略》云：“子南氏，卫灵公之子公子郢之后。”《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悼公立，南氏相之”。南文子为卫悼公之相，此处卫君当即卫悼公。犀首非官名而为称号，此后与张仪同时之纵横家魏人公孙衍，尝以称号犀首名显于时。吴师道云：“据《左传》南文子相卫悼公，悼公与智伯并时，则犀首非公孙衍矣。”考黄城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正当卫之西河西北，后为魏地。此时率师攻取黄城之犀首，当为魏桓子之将领。
秦厉共公二十一年，晋出公十九年，齐平公二十五年，楚惠王三十三年。
[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晋取武成。（《秦本纪》）
晋出公十九年晋韩龙取卢氏城。（《水经·洛水注》引《纪年》）
案：《秦本纪》“武成”一作“武城”，《史记会注考证》：“古钞、枫、三南本作武城。”今本《竹书纪年》云：“贞定王十三年晋韩庞取秦武城。”与今《水经注》所引古本《纪年》不同，而与《秦本纪》所言“晋取武成”相合。武成在今陕西华县东，一作武下。考《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所引，无“取卢”二字，戴震校本有之，云：“近刻脱‘取卢’二字。”卢氏在今河南西部洛水上游，多崇山峻岭。此一地段原为陆浑戎所在，不属于秦，此时为晋所取。辑今本《竹书纪年》者殆见卢氏非秦地，因而从《秦本纪》改作武城也。
[齐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齐世家》）
案：《六国表》于次年记齐宣公就匝元年。《集解》：“本作积”。
秦厉共公二十二年，晋出公二十年，齐宣公元年，楚惠王三十四年。
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志有之曰（《说苑·贵德》“志”作“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国语·晋语九》，《说苑·贵德》第三十章同）
智伯索地于魏宣子（《魏策一》第一章“魏宣子”作“魏桓子”，下同）。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无故请地（《魏策》“请”作“索”），邻国必恐，彼重欲无厌（《魏策》无“彼”字），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魏策》作“知伯必憍，憍而轻敌”），邻国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魏策》“则智伯”作“知氏”）。《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骄智伯，且君何释以天下图智氏而独以吾国为智氏质乎？”（《资治通鉴》作“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可知“释”当读如“择”）君曰：“善。”乃与之万户之邑（《魏策》作“乃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大悦，因索地于赵（《魏策》作“因索蔡、皋梁于赵”），弗与（《魏策》“弗”上有“赵”字），因围晋阳。（《韩非子·说林上》，《魏策一》第一章同，此下皆有“韩、魏反之于外，赵氏应之内，智氏以亡”。《说苑·权谋》第二十四章较为简略）
智伯请地于魏宣子，宣子不与。任增曰：“何为不与？”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吾是以不与。”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请地于诸侯，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智伯喜，又请地于赵。赵不与，智伯怒，围晋阳。韩、魏合赵而反智氏，智氏遂灭。（《说苑·权谋》第二十四章）
案：《韩非子》、《说苑》魏宣子，《魏策》作“魏桓子”。《世本》亦作桓子，《赵世家·索隐》引《世本》云：“魏献子荼生简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驹，驹生文侯斯。”《韩非子》、《魏策》任章，《说苑》作“任增”，“增”“章”乃一声之转。《汉书·古今人表》亦作任章，列入中中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之王登，即是任章，并云：“王即壬之误，任壬古通，章登盖一人而二名耳。”此说非是。任章为魏宣子之臣，王登为赵襄子所属中牟令，并非一人。
智伯瑶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灭之。反归休兵数年（《赵策一》第二章作“休数年”），因令人请地于韩（《赵策》“因令”作“使”），韩康子欲勿与，段规谏曰：“不可不与也（《赵策》作“不可”），夫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骜愎（《赵策》作“鸷复”，姚注：“刘作愎”）。彼来请地而弗与，则移兵于韩必矣（《赵策》作“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他国，他国且有不听，不听则知伯必加之兵（《赵策》作“必乡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之变。”（《赵策》“患”下有“难”字）康子曰：“诺。”因令使者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赵策》“令”作“使”，“县”作“邑”），知伯说，又令人请地于魏。宣子欲勿与，赵葭谏曰：“彼请地于韩，韩与之，今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于魏必矣（《赵策》“如弗予”作“然则”，“措”作“错”），不如予之。”宣子曰：“诺。”（四字原脱，从《赵策》补）因令人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赵策》“知伯”下有“说”字。鲍改“蔡”为“蔺”，云：蔡非赵地。《通鉴》胡注亦云：“古文‘蔺’字与‘蔡’字近，或者‘蔡’字其‘蔺’字之讹也”）。赵襄子弗与，知伯因阴约韩、魏将以伐赵（《赵策》“约”作“结”）。赵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也，阳亲而阴疏（“亲”原误作“规”，从顾广圻据《赵策》改正），三使韩、魏而寡人不与焉，其措兵于寡人必矣（《赵策》“措”作“移”），今吾安居而可？”张孟谈曰：“夫董阏于，简主之才臣也（《赵策》“阏”下衍“安”字，鲍本“主”作“子”），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赵策》“铎”作“泽”，鲍本“尹”作“君”），其余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赵策》无“而已矣”三字）君曰：“诺。”乃召延陵生将车骑先至晋阳（“将”下原有“军”字，据《赵策》删。《赵策》“生”误作“王”，鲍本“王”改作“君”，乃误上加误）。君因从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邑无守具，襄子惧（以上六句，《赵策》作“至，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乃召张孟谈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备具，吾将何以应敌？”张孟谈曰：“臣闻圣人之治，藏于民（“民”原作“臣”，从顾广圻校正），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遗三年之食，有余粟者入之仓；遗三年之用，有余钱者入之府；遗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缮。”君夕出令，明日仓不容粟，府无积钱，库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备已具（《赵策》无“乃召张孟谈曰”以下一段文字）。君乃召张孟谈而问之曰（《赵策》作“召张孟谈曰”）：“吾城郭已治（《赵策》“已治”作“之完”），守备已具，钱粟已足，甲兵有余，吾奈无箭何？”（《赵策》作“府库足用，仓廪实矣，无矢奈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墙之（《赵策》作“皆以狄蒿苫楚廧之”，鲍本“狄”作“荻”，黄丕烈云：“苫”字当作“苦”，即“楛”字），其楛高至丈余（《赵策》无“楛”字），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虽箘
之劲不能过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无金何？”（《赵策》作“足矣，吾铜少若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令舍之堂（《赵策》作“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用之，有余金矣（《赵策》作“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并有“君曰善”一句）。号令已定，守备已具，三国之兵果至，至则乘晋阳之城（《赵策》作“三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弗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韩非子·十过》，《赵策一》第二章与此相同，稍有简略）
案：《韩非子·十过》列举十种过失，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即举此智伯瑶为例。《赵策一》第二章所载，即从此而来，故而其结论亦曰：“知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董阏于即董安于，《左传》定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吕氏春秋·爱士》、《史记·赵世家》、《汉书·古今人表》并作董安于，《韩非子·十过》、《淮南子·道应训》则作董阏于，“安”“阏”声近通用。《太平御览》一百六十三引《春秋后语》亦作董安于。《赵策一》作“董阏安于”，王念孙谓盖“一本作阏，一本作安，而后误合之耳”。尹铎，《赵策一》作尹泽，鲍本作“君泽”，《大事记》谓“泽”字误。《国语·晋语九》记赵襄子谓晋阳“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
又案：“请蔡、皋狼之地。”鲍改“蔡”为“蔺”，胡三省、吴师道皆谓“蔡”或“蔺”字之讹。“蔺”古文作“焛”，与“蔡”形似而误。《赵世家》记武灵王言先王取蔺、郭狼，王应麟曰：“郭狼疑是皋狼”，张宗泰曰：“郭皋声相近。”郭狼在今山西离石西北，与蔺相近。
又案：“知伯率韩、魏围攻赵晋阳，三年未能攻克，赵阴约韩、魏联合反攻，共灭知伯。事在晋出公二十二年，即周贞定王十六年，则知伯开始围晋阳，当在周贞定王十四年。
晋阳之围，张谈曰：“先主为重器也，为国家之难也，盍姑无爱宝于诸侯乎？”襄子曰：“我无使也。”张谈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于先子，不德而贿，夫地也求饮吾欲，是养吾疾而干吾禄也，吾不与皆毙。”襄子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罢民力以完之，又毙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晋师围而灌之，沈灶产蛙，民无叛意。（《国语·晋语九》）
案：韦注：“张谈，赵襄子之宰孟谈也。”《韩非子·十过》与《赵策一》皆谓张孟谈建议赵襄子坚守晋阳，而《国语》此节又谓襄子自作决定守晋阳，盖传闻异辞。《国语·晋语九》又载：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诫襄子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此又以赵简子早有远见及此。
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
，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水分二派，北渎即智氏故渠也。昔在战国，襄子保晋阳，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没者三版，与韩、魏望叹于此，故智氏用亡。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城，以周灌溉……即是处也。东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水经·晋水注》）
案：《赵世家》云：“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国语》韦昭注亦云：“晋师，三卿之师也。灌，引汾水以灌之。”董增龄《国语正义》云：“郦氏言引晋水灌城，而韦解言汾水者，晋水入汾，则汾即晋之下流，故得通言之。”此说非是。上引《韩非子·十过》、《赵策一》及《淮南子·人间训》皆谓决晋水灌城，《韩非子·难三》、《秦策四》第四章、《史记·魏世家》及《说苑·敬慎》所载中期谓秦昭王，皆谓是役灌以晋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云：“李宏宪疑莫能定，不知二水皆是也。盖知伯决晋水以灌城，至今犹名知伯渠，然亦岂有舍近而且大之汾水不引以并注者乎？”不免曲为辩解。《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山海经》云：‘悬壅之山，晋水出焉，东南流注汾水’。昔赵襄子保晋阳，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没者三版。其渎乘高西流注入晋阳城，以周溉灌，东南出城注于汾阳也。”“壅”为“瓮”之误。汾阳当为汾水之误。晋水注于汾水，在晋水乘高西流注入晋阳城而从东南出城之后，不得谓引汾水灌晋阳也。
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卹。”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齐”读如“斋”），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卹，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
，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冯”下，当据《风俗通义》卷一之《六国》篇补“上”字，详见案语），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赵世家·集解》徐广曰：“修，或作随。界一作介。”）
案：《论衡·纪妖篇》记此事相同，惟“天使”误作“天子”，“至于王泽”误作“至于托平驿”。《风俗通义》卷一之《六国》篇亦载相同之事，“且有伉王”以下，作“赤黑，龙面鸟属，须眉髭髯，大
大匈，修下而冯上，左任介乘。”李笠《史记订补》云：“冯下，当依《风俗通》补上字，上句大
大胸对举，下句左衽介乘对举，此句亦当以修下与冯上对也。上文龙面而鸟噣，与此句同一例。《文选·吴都赋》洲诸冯隆，刘注，冯隆高貌，盖谓伉王下体长而上体高也。”方苞《史记注补正》云：“介，甲也。此指武灵王变服习骑射事。左衽，变服也。介乘，谓甲而乘马习骑射。”其说是。此谓伉王，即指赵武灵王“奄有河宗”云云，即指武灵王胡服骑射而攻取林胡、楼烦之地。《风俗通义·六国》篇在叙述此事之后，亦云：“至武灵王竟胡服骑射，辟地千里。”
[浍水]又西至王泽，注于汾水（《水经》）。晋智伯瑶攻赵襄子，襄子奔保晋阳，原过后至，遇三人于此泽，自带以下不见，持竹二节与原过，曰：“为我遗无卹，原过受之于是泽，所谓王泽也。”（《水经·汾水注》）
彘水又西流经观阜北，故百邑也。原过之从襄子也，受竹书于王泽，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余霍太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灭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之，世谓其处为观阜也。（《水经·汾水注》）
案：《太平寰宇记》四十三载：“观堆祠在霍邑县东南三十里，堆高三丈，周回十里，俗谓其处为观阜。”观阜今名观塠峰，在山西霍县霍山北。王泽在今山西绛县西南七里。《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过祠，今在霍山侧也。”
又案：此一神话传说，当与赵有霍太山之祀有关。《赵世家》记晋献公十六年晋灭耿、霍、魏，赐赵夙耿，“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晋献公赐赵夙耿。”此一神话传说之出现，当在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云：“是谶果有之邪？武灵王变服时宜首举是谶以神其事，而无一言及此矣，可见造是谶者更在后世也。”
[燕]成公名载。（《燕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此年于《六国表》为燕孝公九年，但今本《竹书纪年》所列燕之年世颇不同。《燕世家·索隐》引《纪年》，“简公后次孝公，无献公”，“智伯灭在成公二年也”。可知燕成公元年当在晋出公二十一年，即周贞定王十五年，是年燕成公已立。
郑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郑世家》）
案：《六国表》列郑哀公元年于周贞定王七年，则郑哀公八年即周贞定王十四年。
秦厉共公二十三年，晋出公二十一年，齐宣公二年，楚惠王三十五年。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赵世家》）
案：知伯率韩、魏攻赵晋阳，《韩非子·十过》、《赵策一》第二章谓：“三月不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赵世家》则云：“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引汾水”当为“引晋水”之误，已辨明在上年案语中。至于引水灌城，在攻城三月后或“年余”之后，尚不能确定。若在年余之后，即在此年。
秦厉共公二十四年，晋出公二十二年，齐宣公三年，楚惠王三十六年。
[周]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周本纪》）
[秦厉共公]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秦本纪》）
赵襄子五年（当作二十三年）襄子败智伯晋阳，与魏、韩三分其地。（《六国表》）
[晋]哀公四年（当作晋出公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晋世家·索隐》：“如《纪年》之说，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
智伯灭在[燕]成公二年也。（《燕世家·索隐》谓“按《纪年》”）
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淮南子·人间训》作“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赵策一》第二章作“士卒病羸”）。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匮，财力尽，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国之可下？（《赵策》作“何如”）”张孟谈曰：“臣闻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则无为贵智矣（《赵策》“智”作“知士”，《淮南子》作“智士”）。君释此计者（《赵策》此下有“勿复言也”），臣请试潜行而出见韩、魏之君。”（《赵策》无“试潜行而出”五字，《淮南子》“君”下有“而约之”三字）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曰（《赵策》“见”上有“阴”字）：“臣闻唇亡齿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二君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虽然，知伯之为人也，麤中而少亲（《淮南子》“麤”作“粗”，二字通用），我谋而觉（《赵策》作“我谋未遂而知”，《淮南子》“觉”作“泄”），则其祸必至矣（《淮南子》作“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淮南子》此下有“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因与张孟谈约三军之反（《赵策》“约三军之反”作“阴约三军”），与之期日。夜遣孟谈入晋阳，以报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谈再拜之（《赵策》作“张孟谈以报襄子，襄子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约遣张孟谈，因朝知伯而出（《赵策》无“二君以约遣”五字，张孟谈三字连下读），过智过于辕门之外，智过怪其色，因入见知伯曰（《赵策》无“怪其色因”四字）：“二君貌将有变。”（《赵策》“貌”作“殆”）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时之节也，君不如先之。”（《赵策》作“臣遇张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君曰：“吾与二主约谨矣（《赵策》此句上有“不然”二字），破赵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亲之，必不侵欺，兵之著于晋阳三年，今旦暮将拔之而向其利，必不然（《赵策》无以上三句）。子释勿忧（《赵策》作“子释之”），勿出于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复见智过于辕门，智过入见曰：“君以臣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见臣而其色动，而视属臣（“属”通“瞩”），此必有变，君不如杀之。”君曰：“子置勿复言。”智过曰：“不可，必杀之，若不能杀，遂亲之。”（“明旦”以下一段，《赵策》作“知过出见二主，入说知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背君矣，不如杀之。’知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之而飨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知过曰：‘不杀，则遂亲之。’”）君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宣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此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其与”原作“与其”，据《赵策》改），破赵国，因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以无变矣。”（《赵策》此下有“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其言之不听也（《赵策》作“知过见君之不明、言之不听也”），出，因更其族为辅氏（《赵策》无“因”字，“族”作“姓”，下有“遂去不见”四字）。并有下列一节：“张孟谈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知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至于期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赵策》无“赵氏”二字），而决其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知伯三军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军破（《赵策》“军破”作“国亡”），国分为三（《赵策》“国”作“地”），为天下笑，故曰贪愎好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韩非子·十过》、《赵策一》第二章大体相同，末二句改作“此贪欲无厌也。夫不听知过，亦所以亡也。知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案：《韩非子》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而决其水灌智伯军”，而《赵策》则谓赵襄子“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至于期日之夜，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知伯军”。《淮南子·人间训》同《韩非子》，亦云：“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资治通鉴》亦云：“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
智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围晋阳而水之（《说苑·权谋》第八章作“围晋阳之城而溉之”），城下不沉者三板（《说苑》作“城不没者三板”，《太平御览》八十所引与《说苑》同），郗疵谓知伯曰（“郗”原误作“郄”，吴师道云：“孙本作郗，《说文》作
。”姚注引《元和姓纂》：“郗”，己姓，青阳氏之后，赵有郗疵。”《说苑》作“
疵”，今据以改正）：“韩、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以上五句，《说苑》改作“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韩、魏之君无憙志而有忧色，是非反如何也？”（《说苑》无“如”字）明日，知伯以告韩、魏之君曰（《说苑》“以告”作“谓”）：“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韩、魏二君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说苑》“夫”作“必”），今城且将拔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约（《说苑》以上二句作“不弃美利而偝约”）。而为危难不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为赵计矣（《说苑》作“是疵必为赵说君”）。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说苑》“使”上有“且”字）。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趋而出。郗疵谓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韩、魏之君为？”知伯曰：“子安知之？”对曰：“韩、魏之君视疵端而趋疾。”疵知其言之不听，请使于齐，知伯遣之，韩、魏之君果反矣（《赵策一》第一章，《说苑·权谋篇》第八章相同而有简略，《说苑》无“趋而出”以下一节，而作“智伯出，欲杀
疵，
疵逃，韩、魏之君果反”。《通鉴》从《赵策》，亦云：“
疵请使于齐”）。
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车舟之众（“比”原作“皆”，原脱“其”字，从孙诒让据王念孙之说改正），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孙诒让云：“兹字疑衍”），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孙诒让云：“务，疑当读为骛……骛，疾也。又或当作斿，即游之省”），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毕沅云：“戮，勠字假借”），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是故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中》）
案：“唇亡则齿寒”，确为古谚。《穀梁传》僖公二年虞宫之奇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左传》僖公五年“语”作“谚”。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约在公元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间，三家灭智伯之事，盖亲见之。《韩非子·十过》、《赵策一》、《淮南子·人间训》等，皆谓张孟谈以“唇亡齿寒”进说韩、魏之君，而墨子则谓韩、魏以“唇亡则齿寒”相从而谋。
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智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今乃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韩非子·难三》载中期对秦昭王所说）
案：《魏世家》、《秦策四》第四章、《说苑·敬慎》篇第十八章有相同记述。《秦策四》作“智伯出行水，韩康子御，魏桓子骖乘。”中期，《说苑》作申旗。《魏世家·正义》云：“汾水东北流历安邑西南入河也。”又云：“《括地志》云：绛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绛山，飞泉奋涌，扬波北注，县流积壑二十许丈，望之极为奇观矣。按：引此灌平阳城也。”《水经·浍水注》引用《魏世家》，评论曰：“余睹智氏之谈矣，汾水灌安邑，或亦有之，绛水灌平阳，未识何由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史记正义》，谓绛水“可接引北灌平阳城”。并云：“郦道元父范历仕三齐，少长齐地，熟其山川，后入关死于道，未尝至河东也。此盖耳学而致疑。”阎若璩《潜邱札记》又云：“尝往来平阳、夏县而悟二语，具有妙解，盖汾水并可灌安邑，至绛水则不待言；绛水并可灌平阳，至汾水又不待言。交错互举，总见水之为害溥尔。”今按：《正义》谓“汾水东北流历安邑西南入河也”。“西南”当为“西北”之误，但安邑与其西北之汾水相距甚远，尚在八十里以外，难以引灌安邑。至于绛水则远在平阳以南一百余里，更难以引灌平阳。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因而谓“胡三省曲为辨说，终觉难通”。又谓：“汾水在安邑之西北，并非西南，其中隔闻喜县，相距尚远，谓可以灌安邑，颇觉难通，故郦道元亦深致疑。而近儒以为互文见意（阎若璩、高士奇说），然绛水即与汾水合流，亦与安邑无涉。”程说至确。此乃后人任意编造之故事，不知地理形势而妄说者，《资治通鉴》以此为韩、魏反而与赵共灭知氏之主因，不可信据。
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行而出，反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韩非子·初见秦》）
案：《秦策一》第五章误作张仪说秦王，文与此同。“以复襄主之初”作“以成襄主之功”。
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也。……智氏信韩、魏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胜有日矣。韩、魏反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上。（《秦策四》第十章）
案：《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谓黄歇上秦昭王书、《新序·善谋》篇与此相同。《新序》“凿台”作“丛台”。《水经·洞过水注》记榆次县“县南侧水有凿台，韩、魏杀智伯瑶于其下，刳腹绝肠，折颈摺颐处也”。在今山西榆次市南。
知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韩非子·喻老》）
案：高梁在今山西临汾市东，与上引史料谓杀知伯瑶于凿台不同。此作“溲器”不确，当是“饮器”。《赵策一》第四章云：“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漆其头以为饮器。”《史记·刺客列传》同。《韩非子·难三》云：“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说苑·建本》第三十章亦云：“智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漆其首以为饮器。”《吕氏春秋·义赏》又谓赵襄子“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觞，即饮器或饮杯。此乃西北戎狄之风习。《史记·大宛列传》云：“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书·张骞传》同。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臣人，高赫为赏首（《吕氏春秋·义赏》作“高赦为首”，《淮南子》的《氾论训》和《人间训》、《说苑·复恩》第二章、《汉书·古今人表》皆作“高赫”，《赵世家》作“高共”，《集解》徐广曰：“一作赫”，作“赫”为是）。张孟谈曰（《淮南子·氾论训》作“左右曰”，《人间训》作“群臣请曰”，《吕氏春秋》、《说苑》皆作“孟谈”）：“晋阳之事（《淮南子·氾论训》、《赵世家》“事”作“难”，《吕氏春秋》、《说苑》误作“中”），赫无大功（《淮南子·人间训》作“张孟谈之功也”），今为赏首何也？（《淮南子·人间训》作“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吕氏春秋》“国家”作“之国”），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吕氏春秋》作“身在忧约之中”），惟赫不先君臣之礼（《吕氏春秋》作“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韩非子·难一》、《吕氏春秋·义赏》、《淮南子·氾论训》和《人间训》、《说苑·复恩》第二章大体相同。《吕氏春秋》下有一节：“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惟高赫不敢失礼（“赫”原作“共”，《集解》引徐广曰：“共一作赫”，作“赫”为是，今改正）。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同”当作“谈”，盖司马迁避其父讳，改“谈”为“同”），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赫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赫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赫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赵世家》）
案：引汾水，当为引晋水之误，辨已见前。《赵世家》既载霍泰山山神朱书：“三月丙戌，余将使女（汝）反灭知氏。”又谓确于三月丙戌反灭知氏。据《中国先秦史历表》，公元前四五三年夏历三月丁丑朔，丙戌为初十。
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韩王指韩康子，后人追尊为王）：“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丛刊本“一”作“百”），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丛刊本“万”作“千”），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地，果从成皋始。（《韩策一》第一章）
张孟谈既固赵宗，广封疆，发千百（“千”原作“五”，从横田惟孝改作“千”，“千百”读作“阡陌”，详见案语），乃称简之涂以告襄子曰（“涂”读作“途”，道也。横田氏云：“简下疑脱子或主字”）：“昔者前国地君之御有之曰（此句有误字，金正炜谓当作“简主君国之御有之曰”，“御”通“语”，谓简子君临赵国之遗训）：“五伯之所以致天下者（“伯”原误“百”，鲍本作“霸”），约两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今臣之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襄子恨然曰：“何哉？吾闻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子何为然？”张孟谈对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 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君若弗图，则臣力不足。”怆然有决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谓之曰：“晋阳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对曰：“死僇。”为张孟谈曰（“为”字原缺，从金正炜增补）：“左司马见使于国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从之。”君曰：“子从事。”乃许之。张孟谈便厚以便名，纳地释事，以去权尊，而亲耕于肙丘（原作“耕于负亲之丘”，金正炜云：“《潜夫论·志氏姓》篇，张孟谈相赵襄子以灭智伯，遂逃功赏，耕于
山。此文当为亲耕于
丘。“
”即“肙”，为“蜎”之古字）。故曰：贤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韩、魏、齐、燕负亲以谋赵，襄子往见张孟谈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复来，而今诸侯孰谋我，为之奈何？”张孟谈曰：“君其负剑而御臣以之国，舍臣于庙，授吏大夫，臣试计之。”君曰：“诺。”张孟谈乃行其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少子之齐。四国疑而谋败。（《赵策一》第三章）
案：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云：“上五百疑当作阡陌，下五百当作五伯。盖阡陌旧作千百，刘向所谓半字也，传写误依下改千作五。广封疆，发阡陌，即《商君列传》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岂张孟谈先商鞅而为此欤？”此说甚是。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竹简《孙子·吴问》篇，述及当时晋国六卿不同之田亩制与地税制，范氏、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智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同时赵氏“公无税焉”，不按亩征税，其余五卿皆“伍税之”，即用五分抽一之税制。孙武以为赵之亩制最大，又不征税，可以“富民”，因而断言范氏、中行氏将先亡，其次智氏亡，再次韩氏、魏氏亡，惟赵氏得以成功而“晋国归焉”。此后历史之发展，果如孙武所推断，惟韩、魏未亡而成“三家分晋”之结果。此章所谓“广封疆，发阡陌”，即推行二百四十步之亩制。此后商鞅在秦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亦即推行二百四十步之亩制，张孟谈固先商鞅在赵推行大亩制。商鞅在秦变法，在土地制度上，即效法张孟谈在赵之所为。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胜左人、中人，遽人来告，襄子将食，寻饭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大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国语·晋语九》）
案：韦注：“新稚穆子，晋大夫新稚狗也。”“大谓胜二邑”。
赵襄子攻翟，胜左人、中人（“左人”原误作“老人”，从王念孙据《太平御览》三百二十一所引及《晋语九》、《列子·说符》改正），使使者来谒之，襄子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吕氏春秋·慎大》）
案：《淮南子·道应训》、《列子·说符》有相同记述。《列子》张湛注：“翟，鲜虞也。”左人、中人，《淮南子》误作“尤人、终人”。左人在今河北唐县西，中人在今唐县西南。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列此事于周贞定王十二年，不确。周贞定王十二年当晋出公十八年，此年知伯瑶正伐中山，当时知伯势强，赵襄子不可能与知伯争夺中山之地。黄式三《周季编略》系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其说较为合理。左人、中人两城在赵邑晋阳东北约四百里，仇由正当晋阳与左人、中人之间，其时仇由已为知伯所攻灭占有。赵襄子攻取左人、中人，必须在三晋共灭知伯而三分其地之后，当在晋出公二十二年以后。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田世家》）
案：田襄子名盘，《集解》徐广曰：“盘一作塈”，《索隐》云：“《世本》作班。”“班”“盘”声近通用。
晋出公二十二年河绝于扈。（《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丁》引《纪年》）
案：《永乐大典》本、朱谋
本《水经注》作“二十二年”，赵一清、戴震校本改作“十二年”，盖据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纪年》载于周贞定王六年，云：“晋河绝于扈。”《路史·国名纪丁》所引“汲《纪年》”，同于《大典》本《水经注》所引。
豫让欲杀赵襄子，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之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失吾所为为之矣。凡吾所为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吕氏春秋·恃君》）
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韩非子·奸劫弑臣》）
案：豫让谋刺赵襄子不知在何年，今附于三晋灭知伯之后。
晋华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矣。”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者，则豫让也，刃其杇，曰：“欲为知伯报仇。”左右欲杀之，赵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且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之。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乃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岂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居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所当过桥下，襄子至桥而马惊，襄子曰：“此必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于是赵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犹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赵策》第四章，《刺客列传》大体相同）
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刺客列传·索隐》引《战国策》）
案：《史记》录《国策》而删此文。《索隐》云：“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国策》亦无此文，《国策补注》云：“或以其怪而删之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