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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欲考定战国时列国之纪年，不可不知当时各国所用之历法。春秋战国之际，历法有所谓三正，即周正、殷正与夏正。周正以冬至所在之月为正月（即正月建子），殷正以冬至月以后一月为正月（即正月建丑），夏正以冬至月以后二月为正月（即正月建寅）。三正皆为阴阳合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形成之朔望为一月，以地球绕太阳一周而形成四时寒暑为一年。为调整岁与月之配合，采用十九年插置七闰月之法，置闰月往往在岁末。春秋时各国杂用三正，惟鲁国因有《春秋》传世，记有历法之史料较多，据以推定之鲁历较别国为详确。《左传》兼采各国史策，因而历日杂用三正。大抵春秋时晋国已用夏历，战国时魏国史官所编《竹书纪年》及《魏奔命律》亦沿用夏历。云梦出土秦简《为吏之道》所引《魏户律》及《魏奔命律》，记有“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正合于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五一年）之夏历（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二一五页）。《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剖竹得朱书曰：“赵毋卹，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汝）反灭知氏。”其后赵与韩、魏果以三月丙戌反灭知氏。考三晋灭知氏在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即晋出公二十二年，夏历三月丁丑朔（《中国先秦史历表》第一七五页），丙戌为三月初十，可知《赵世家》所记干支必据实录。
司马迁据《秦记》以作《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独于秦有较详之月日干支以及日食之记载，可据以检验秦所用历法之变迁。秦于战国中期以后，尝用颛顼历，以十月建亥为岁首，闰月在岁末谓之“后九月”。《秦始皇本纪》称：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后，“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其实早在秦昭王时已尝用颛顼历，南宋吕祖谦《大事记》已言之，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亦尝论之。
《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六五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可知此年已用颛顼历，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二六二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按十月为岁首，十二月辛巳朔，甲午为十二月十四日。若按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乙巳朔，有甲寅、甲子、甲戌而无甲午，可知是年确已用十月为首之颛顼历。然而，《秦本纪》又载：昭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此年前后有两“十月”，清代学者对此有多种不同之见解。梁玉绳《史记志疑》不信昭王时已用颛顼历之说，以为《秦本纪》四十二年之“十月”为“七月”之误，四十八年开首之“十月”为衍文。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从梁说，并引古钞、南本《史记》于四十二年“十月”作“七月”为证。《秦本纪》又载昭王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云云，“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云云。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地理与历史问题》，以为据《编年记》，至迟至秦昭王时已用颛顼历，四十八年第二个十月与四十九年正月后之十月，可以断定是七月之误（《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七十页）。今案此说不确。《史记·白起列传》记昭王四十八年事，与《秦本纪》大体相同而内容加详，先记“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云云，再记“正月皆罢兵”云云，后记“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资治通鉴》从《白起列传》作“九月五大夫王陵复将兵伐赵”。可以相互比勘，可知“十月”非“七月”之误。
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不以为《秦本纪》有误字，以为秦于昭王四十八年后复用夏正。其言曰：“上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后书九月，此年（指四十八年）先书十月，后书正月，《大事记》、《尚书古文疏证》谓秦先世已尝改十月岁首是也。”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下文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梁玉绳《史记志疑》乃以四十二年之十月为七月之误，四十八年之十月为衍，“考之未审矣”。张氏以此年以后复以正月为岁首，甚是，但以为“复用夏正”则不确。考《秦本纪》记载史事，用字极有分寸，于四十八年先书“十月”，继书“正月”，后书“其十月”，分明此“十月”已不作岁首，因而特加“其”字。于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亦然。若为“九月”则不必加“其”字。通观《秦本纪》全文，其记月，别处无加“其”字者，惟有此二年称“其十月”，以示有别于作岁首之十月。《白起列传》作“其九月”，“九”当为“十”字之误。
日本齐藤国治与小泽贤二合著《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一九九二年雄山阁出版），其中第三章《史记（战国时代）中之天文记录》，依据《史记》及秦简《编年记》所载秦之历日史料，详细考核秦于战国晚期用岁首之变迁，证明前引张文虎所说正确。盖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二五九年）以前用十月岁首制，至四十八年欲变更为正月岁首制，于是在此年岁末九月之后，延长至十二月，此年前后共十五月，因而昭王四十九年以后复用正月岁首制。及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改年始”，翌年开始再用十月岁首制。不仅《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足以证明；《秦始皇本纪》载四年“三月军罢”云云、“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云云；十三年“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
攻赵”云云，皆足明证此一阶段秦尝恢复使用正月岁首制。
但是必须指出，秦昭王四十九年以后，虽恢复用正月岁首制，仍沿用颛顼历之日月干支，仍以“后九月”作闰月，尚沿用十月举行大朝之礼制，并于十月举行即位改元之礼。《秦本纪》载：“昭王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韩王衰绖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简《编年记》亦载：“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可知《秦本纪》载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秋”即指“后九月”，此年虽已以正月为岁首，仍沿用颛顼历置闰于后九月。据此可知昭王五十六年之丧礼甚为隆重，不仅韩王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而视丧事，而孝文王待逾年除丧之后，至十月行改元即位之礼，亦尚沿用十月举行大朝之礼制。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论之曰：“秦自昭襄以后，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者。”“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孝文王除丧，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王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于庄襄立下无事可知。明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余年以为己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阎氏此论，基于误认是时以十月为岁首，因定孝文王在位已逾二年，不确。昭王死于五十六年后九月，至十二月，仅三月，明年即孝文王元年。待孝文王除丧，于十月行改元即位之礼，三日而死，则孝文王在位确为一年。《编年记》载：“孝文王立，即死”。“立”当读为“位”，即指改元即位之礼。盖孝文王于十月行改元即位之礼，仅三日而死，故云即死。《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下，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编年记》此处之“立”，指改元即位，非指因昭王之丧而继立。所谓“即死”，指逾年行改元即位之礼后即死，非谓继昭王而立之后即死。
秦孝文王于元年十月己亥即位，即行改元即位之礼。依据颛顼历之月日干支，按正月为岁首，十月丙申朔，己亥为十月四日。若按十月为岁首，十月壬寅朔，是月有己酉、己未、己巳而无己亥。可知秦昭王四十九年以后，确曾恢复用正月岁首制，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再改用十月岁首制。
今以《史记》及秦简所载秦之月日干支，作秦历法之验证，可知秦自昭王四十二年以后，确已改用十月为岁首之颛顼历，自秦昭王四十九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共三十七年间，虽已恢复正月为岁首，但仍沿用颛顼历之月日干支，仍以后九月为闰月，日本齐藤氏等所著检证，既已明辨此三十七年间已恢复以正月为岁首，但又误以为秦始终使用同一历法。齐藤氏以为《史记》与秦简所载秦之月日干支，皆符合于方诗铭、方小芬编著之《战国历日表》（见于《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亦即符合于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因方氏之表即据《总谱》），其实不然。如秦简《编年记》载秦王政二十年七月甲寅，据《总谱》是年七月乙卯朔，七月有甲子、甲戌、甲申而无甲寅。于是齐藤氏以为“七月”乃“十月”之误。此说大谬。《史记》由于传写，可能“七”“十”形近而讹，秦简《编年记》乃墓主亲笔记其行事者，岂得有误？其实，是时秦用颛顼历，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与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所推算制定之颛顼历，秦王政二十年七月正是甲寅朔，可知秦自昭王四十二年以后确用颛顼历无误。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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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对秦所用历法所作之验证，可知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六五年）以前所用历法，符合于董作宾推定之《中国年历总谱》，从此以后，改用十月为岁首之颛顼历，至昭王四十九年又恢复以正月为岁首，但仍用颛顼历法之月日干支。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再改为十月岁首，仍沿用颛顼历。所有颛顼历之月日干支皆与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和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所推定之颛顼历相符合。
战国时列国史事，皆按君王在位年代以纪年，因而考订列国君王在位年代，从而重建正确之战国年表，至为重要。从来考订之法，无非以《秦本纪》、各国世家、有关列传与《六国年表》相比勘，再以《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相对校，从而补正《史记》之错脱。司马迁因《秦记》以表六国时事，著成《六国年表》，虽所表魏、齐、赵、宋等国君王年世多所错乱，其于秦以及有关秦之大事，固宜信也。此中所记君王在位年代有一年之差者，大多出于计算方法之不同，盖是时列国君王之继立，大多采用逾年改元之常礼，但亦有未逾年而采取当年改元之礼制者。前人以《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所附《秦记》与《六国年表》相比勘，已有见及此。
春秋时嗣君继位，已通行逾年改元之常礼，此于《春秋》及《左传》有明证，非出于汉代经学家之臆说。盖嗣子继承君位，虽在初丧中作嗣子而即位，必待逾年元旦“朝正于庙”之大礼，回朝听政，会见群臣，然后“改元”即位而重定群臣上朝位次，此所以尊祖也。《春秋》于鲁之十二君，大多于元年书“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即指“改元正位”之事。《春秋》于隐、庄、闵、僖四公之元年不书“公即位”，盖别有缘故，《左传》皆有解说。《左传》于隐公元年云：“不书即位，摄也。”《史记·鲁世家》亦谓：“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即隐公）摄政，不言即位。”杜预于《左传》桓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下作注，概括叙述“逾年改元”之礼云：“嗣子位定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继父之业，成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诸侯每首岁必有礼于庙，诸遭丧继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亦书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礼，欲自同于遭丧继位者，《释例》论之备矣。”其说信而有征。
春秋以前，宗庙不仅为祭祀祖先之处，且具有礼堂性质，举凡政治大典，如即位、朝聘、策命以及宗族内部之礼仪，皆当于此举行。是以春秋时代君主每月必告朔听政，以朝于庙；每年元旦必行“朝正”之大礼于庙。《春秋》于襄公二十九年书“春正月公在楚”，《左传》云：“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朝正”为大礼，故“改元正位”必待“朝正”之礼而为之，因而嗣君继位必待逾年而改元。及战国之世，中央集权之政治体制确立，朝廷之重要远过宗庙，政治大典常于朝廷举行，于是春正月有“大朝”之礼，如赵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赵世家》）。秦亦有岁首“大朝”之礼，秦王政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即沿用此常礼。因用颛顼历而以十月朔为岁首。是时改元正位必待岁首“大朝”之礼而为之，因而继嗣之君沿用逾年改元之常礼。此于《秦本纪》有明证。
《秦本纪》载：“（昭王）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梁玉绳《史记志疑》论之曰：“孝文之立，书之重，言之复，读史者或疑为羡文错简，宜衍去赦罪人十五字。谓赦罪人等事，皆庄襄王事，增出于孝文王元年之下，而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二语，当互易之，移于孝文王元年。盖既葬而除丧，其时不独三年之丧久废，即期年亦不行耳。兹说未知然否。但余考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别有四：始死则正嗣子之位，《尚书·顾命》：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于翼室是也。既殡则正继体之位，《顾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书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践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丧，将即位，朝于庙是也。则所谓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王卒于庚戌秋，丧葬之事皆毕，斯数月中，不言既殡正继体之礼，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谓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谓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践祚之位也。是年岁在辛亥，三年之丧废，故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窃意史公缘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后世疑莫能明，特备载当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见，不得以为羡文错简矣。乃阎氏摘十月己亥一句，谓孝文已逾二年，史称享国一年为误，庄襄王以先君崩年改元，失礼莫大，其辨甚新，殊不知尔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也。”沈家本《史记琐言》云：“孝文、庄襄之赦，即为后世改元肆赦之权舆矣，大赦之名亦始见于此。”今按：所谓“孝文王立”者，确即正嗣子之位。所谓“十月己亥即位”者，即是“正改元之位”，即举行“改元即位”之礼。所谓“赦罪人”云云，即于“改元即位”之大朝中所宣布者，沈家本谓此为后世改元肆赦之权舆是也。战国之世何尝有三年或期年丧毕而正践祚之礼？梁氏之说非是。孝文王年五十三而立，享国一年，除丧即位三日而卒，其行事可称者，服丧、改元即位及肆赦而已，此其所以谥“孝文”欤？
秦孝文王于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继而庄襄王又在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此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六国年表》），亦当为元年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者。盖是时以十月为岁首，是年十月甲戌朔，戊寅为十月初五。孝文王于元年十月己亥即位，以正月为岁首，十月丙申朔，己亥为十月初四。盖秦制于岁首上旬举行大朝之礼，新君亦于元年岁首上旬举行改元即位之礼。据此可以推知，秦孝公元年“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招徕“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亦当为是年岁首举行改元即位之大朝礼中宣布者。
《秦本纪》载献公二十三年与魏战少梁，“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据《六国表》，献公二十三年秦与魏战少梁，次年为秦孝公元年。若如《秦本纪》所载，秦孝公元年即秦献公二十四年，秦孝公亦为未逾年而改元。但《魏世家》云：魏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可知秦献公卒，子孝公立，与秦、魏战少梁在同年，《六国表》亦记秦魏战少梁在秦献公二十三年，即魏惠王九年（按《史记》记魏惠王年世误前一年，当作魏惠王八年）。考《秦本纪》与《六国表》皆按秦献公逾年改元记事，《六国表》所载秦献公时三次日食之纪年，皆与天文相合。《秦本纪》所载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亦与历法相合。孝公生于献公四年，至二十三年继献公而立，正如《秦本纪》所谓二十一岁矣。《秦本纪》所谓献公二十四年卒，盖献公杀出子而继立，未逾年而改元。《秦本纪》既按献公逾年改元记事，又按未逾年改元记其卒年，因有误差一年。秦献公确实在位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所引《秦记》亦作“享国二十三年”，《索隐》云：“《世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既同于表，亦当作二十三年。秦孝公于元年“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而下令国中云云，乃秦之特大要事，《秦记》盖详载之，《秦本纪》因亦记载特详。
《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查是年夏历，五月壬子朔，有戊午、戊辰、戊寅而无戊申。是年周历五月癸丑朔，有戊午、戊辰、戊寅而无戊申。而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二九八年）夏历五月丁未朔，五月初二即戊申。父亲自传其君位于子之礼，原与嗣子遭父丧而继承君位之礼不同，本不必逾年而改元。此“传国”之礼，本具有新君改元即位之“大朝”性质。“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本为春秋以来嗣君即位之传统礼制。此礼本行于赵惠文王元年，《赵世家》误以为惠文王逾年改元，因而记于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下，而于赵惠文王元年则未有记事，然而“五月戊申”之干支合于赵惠文王元年之夏历。
春秋时继立之君罕见当年改元者。以《左传》与《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比勘，可知春秋末年田乞杀晏孺子而立阳生（即悼公），鲍子杀悼公而立壬（即简公），田常杀简公而立其弟骜（即平公），齐君三代见杀而另立，亦皆逾年而改元，未见当年改元之例。《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而立敬公，亦未见当年而改元。至战国初期，乃见前君见杀而继立者，常于当年改元。此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时势变化，从而改元即位之礼制亦有所变革。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以不逾年改元为变例，以为“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后君以篡逆得国，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统绪，则往往以前君见弑之年，改称篡立者之元年，不复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时不多见，而战国屡有之。”钱氏举秦献公为例云：“据《秦记》献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诸渊。其事亦见不韦《吕氏春秋·当赏》。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因而《秦始皇本纪》所引《秦记》、《六国表》称献公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作二十四年。此说甚是。《秦本纪》言秦献公元年“止从死”。所谓“从死”即随从秦君之殉葬者。《秦本纪》载秦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出子二年出子见杀，《秦始皇本纪》引《秦记》云：“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盖讳言见杀而葬之于雍。秦献公“止从死”，即禁止以人从死于出子之葬地，可知秦献公元年必即秦出子二年，献公确未尝逾年改元也。钱氏又以秦灵公，《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十年，而《秦本纪》作十三年乃十一年之字讹，亦因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而自杀，灵公因亦不逾年而改元。钱氏更以秦简公，《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十五年，而《秦本纪》作十六年，亦因简公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亦不俟逾年而改元。
至于钱氏谓秦庄襄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三年，而《秦本纪》作四年，因孝文王即位三日而卒，而即以是年称元。其说非是。云梦出土秦简《编年记》亦谓“庄王三年庄王死”，并无四年。《编年记》于“孝文王元年立，即死”以后，并有“庄王元年”，可知庄襄王确是逾年改元者。《秦本纪》云：“（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以《六国表》与此对勘，梁玉绳以为“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十字为羡文，是也。张文虎以为“四年二字涉上四月而衍”，不确。“四年”当是“三年”之误。秦庄襄王二年即公元前二四八年，四月确有日全食经黄河流域，三年四月并无日食。据此可知，以《秦本纪》与《六国表》对勘，秦君年数《秦本纪》较《六国表》多一年者，多因秦君未逾年改元之故，但亦有出于字误者，未可一概而论。
以《秦本纪》与《六国表》比勘，知《秦本纪》有按政变篡立之君未逾年改元者，而《六国表》则仍按逾年改元之常例记之，以期统一。然《六国表》亦有按篡立之君未逾年改元者。《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载“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集解》徐广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隐》云：“按乐资云其王即惠王。”《燕世家》：“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索隐》云：“按《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乐资以为即惠王也。徐广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则惠王为成安君弑明矣。”今按《燕世家》未言燕武成王为惠王子，《索隐》言武成即惠王子，不确。公孙操以公孙为氏，当为燕之公族，盖为封君兼相国而专权，杀惠王而拥立武成王者。上年秦、楚助韩、魏伐燕，见于《秦本纪》、楚、韩、燕《世家》及《六国表》，或因燕内乱而干预之。可知燕武成王因政变、弑君而被拥立者，未逾年改元，因而《六国表》即以是年为燕武成王元年。而《燕世家》讳言惠王见杀，乃谓惠王七年卒，似若燕武成王继位，而逾年改元者。其实惠王八年见杀，《燕世家》因讳言见杀而缩减为惠王七年。
上述秦、燕等国皆有政变、弑君即位者于当年改元之实例，盖经政变而即位者，自以为创建新君统，有别于已革除之旧君统，因而不用逾年改元之常礼，改用当年改元之变礼，以示不继承前君之统绪。《秦本纪》载孝公于元年，下令国中招徕“出奇计强秦者”，尝言：“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盖孝公以下，自认继献公之新君统，不同于厉、躁、简公、出子之旧君统，是以云梦出土战国晚期之《秦律》，有云：“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甸人为守祖冢之官，以守孝公、献公冢为首要。《秦始皇本纪》末尾所引《秦记》，前后分两大段：前段自“襄公立”至“庄襄王享国三年”，记历代秦君之统绪，每君享国年数及葬地。后段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以下，则记每君最要之大事，直至秦二世为止。前段记秦君之全统绪，后段则特记献公以后之新统绪及其最重之大事。盖秦献公以后之秦君，尤其重视于新君统之新成就，因而秦史官特记之。
战国时君主称侯称王有改元者。《田世家》称“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是当年改元，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由于是年齐魏两君相会于徐州，互尊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亦为当年改元。惟有秦惠文君于十三年四月戊午称王，次年更为元年，又逾年而改元。
战国时君王又有因君位传授而改元者，并无定制，《六国表》列燕王哙九年燕人共立燕昭王，《燕策一》第九章，称燕王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传位于相国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内乱，齐乘机破燕，二年燕人立燕昭王。可知子之得传位，盖逾年而改元。赵武灵王传位于王子何即惠文王，《六国表》、《赵世家》以为逾年改元，但据《赵世家》所载举行“传国”“大朝”之月日干支考核，当在惠文王元年，盖即于立年改元。
《史记·六国年表》之秦表与《秦本纪》，载有战国时九次日食，只记年而不载月日，当采自简略之《秦记》，盖出于秦史官之实录，虽其文简略，亦足资考订战国时秦之纪年。
《六国年表》载秦厉共公三十四年（公元前四四三年）“日蚀、昼晦、星见”。此乃深食之象，但是年并无日食能在中国见及。新城新藏、朱文鑫、渡边敏夫先后断言当是公元前四四二年之误。盖公元前四四二年三月十一日有环食，能为秦都咸阳所见。齐藤国治以为三人所作论断尚不够恰当。因公元前四四二年日食时，金星之光度不强，尚不足以有“星见”之象。而公元前四四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有环食，金星之光度确能“昼见”。因此断言当为公元前四四四年之误，《六国年表》盖误后一年。
《六国年表》又载秦躁公八年（公元前四三五年）“六月雨雪。日、月蚀”。“六月雨雪”与“日蚀”、“月蚀”当为三件事，并非同时发生于六月，“六月雨雪”乃指气候失常。朱文鑫以为是年日食在十月十五日，月食在六月八日。渡边敏夫以为是年日食在五月二十日，月食在十月三十日。齐藤国治以为二人所作论断皆不适合，因是年日食非咸阳所能见，因而断言当为公元前四三六年之误，盖公元前四三六年七月初一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同年十一月九日有月食。《六国年表》亦误后一年。
《六国年表》又载秦简公五年（公元前四一〇年）“日蚀”。查是年无日蚀能在中国见及。新城氏、朱氏、渡边氏皆以为公元前四〇九年之误。盖公元前四〇九年六月一日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齐藤氏以为当与上述两次日食，同为误后一年。盖公元前四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齐藤氏以为三次日食所以误后一年，由于新君立年与改元之年之安排有不同，并引《秦本纪》简公十六年，而《六国年表》作十五年为证。
上节已辨明，齐、秦、燕三国皆有政变弑君即位者于当年改元之实例。秦襄公、简公与献公皆为未逾年而当年改元之君，《六国年表》因仍按逾年改元之常例安排，以致与《秦本纪》所载有一年之差。《六国年表》所记秦简公五年日蚀所以误后一年，当以此故。颇疑《六国年表》所记秦厉共公与躁公时之日蚀误后一年，亦由于两君是在内乱中被拥立者，未逾年而改元。
当春秋末年与战国初期，秦正处于内乱时期，秦君常为若干庶长所杀或废除，所立之君常不按原有之统绪，直至秦献公杀出子而自立，重建新君统绪。《秦本纪》于献公元年前，有云：“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秦孝公于元年下令国中，亦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以厉共公、躁公与简公、出子同为“不宁”之君。当春秋末年秦惠公与秦悼公时，秦已混乱而衰弱，《秦本纪》载惠公立十年卒，悼公立十四年卒，二十四年所记，皆晋、齐、吴、楚之事，竟无一语及秦，盖局势混乱，《秦记》讳言，未有记载。厉共公为继悼公而立者，悼公以“悼”为谥。从来以“悼”为谥之君大多被杀或短命而死，如齐悼公立四年而被杀，周甘悼公亦见杀，许悼公尝药而死，《春秋》作“弑”，宋悼公即见执于韩文侯之宋君。秦悼公亦其俦乎？厉共公亦称厉公，不仅秦孝公称之为厉，《十二诸侯年表》及《后汉书·西羌传》亦称为厉公。从来谥厉之君，皆有昏德而不得善终，如周厉王放于彘，齐厉公以暴虐见杀，晋厉公被杀，郑厉公尝见逐，陈厉公以淫乱见杀，秦厉公亦其俦乎？厉公继悼公而立，躁公继厉公而立，与简公同为“不宁”之君，疑皆未尝逾年而改元，而《六国年表》仍按逾年改元之常例记载，以致所记日食皆误后一年。
《六国年表》载秦惠公三年（公元前三九七年）“日蚀”，是年五月初一确有环食能为咸阳所见。《六国年表》又载：秦献公三年（公元前三八二年）“日蚀、昼晦”，是年八月初一日有深食，正过秦都。《六国年表》又载秦献公十年（公元前三七五年）“日蚀”，是年三月初一日有浅食能为咸阳所见。《六国年表》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三六九年）“日蚀”，是年五月初一日有深食为咸阳所能见及。上述四日蚀，《六国年表》皆记载确实，足见《六国年表》所列秦惠公与秦献公之年世无误。惟《六国年表》称惠公十一年“太子生”，而《秦本纪》作“十二年子出子出”，仍有一年之差异。《六国年表》称秦献公四年（公元前三八一年）“孝公生”，《秦本纪》作“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是年正月壬午朔，庚寅为正月初九，可知《秦本纪》所载正确。上节已辨明，秦献公当为未逾年改元之君，《秦本纪》所载献公元年止从死。献公元年即是出子二年，因而《六国年表》记献公在位二十三年，而《秦本纪》称“二十四年献公卒”，有一年之差。但《秦本纪》于秦献公二年以下所记事实，与《六国年表》所载全合，未有一年之差，盖《秦本纪》亦已按逾年改元之常例作记载。
《六国年表》又载秦昭王六年（公元前三〇一年）“日蚀、昼晦”。是年八月五日有分食， 秦都所见不及一分， 不能有“昼晦”之象。惟上年（公元前三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有深食， 秦都约见七分以上， 有“昼晦”之象。因而新城氏、朱氏、渡边氏皆以秦昭王六年当是七年之误，以为《六国年表》误前一年。查《秦本纪》与《六国年表》俱言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三二五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 是年四月乙卯朔， 戊午为四月初四。秦简《编年记》记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甲午为十二月十四日（前已论及）， 可知《六国年表》所记秦昭王之年世无误， 当是所记日蚀误前一年。
《六国年表》载“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二四八年）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蚀”。《秦本纪》载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赵世家》载孝成王十八年“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赵孝成王十八年即秦庄襄王二年，以三者比勘，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秦本纪》“二年”下“使蒙骜攻赵，定太原”八字乃羡文，此下“三年”二字亦羡文，是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之《战国及秦日食考》云：“日食，《六国表》书在二年亦不误，且二年四月之日食，经黄河流域确为中原可见之全食。三年四月并无日食，益足证《六国表》之无误。”其说亦是。公元前二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有深食在咸阳可见。
根据《六国年表》所载秦日食加以考核，可知《六国年表》中秦表之纪年，战国初期厉共公、躁公、简公时误后一年，秦惠公以后大体正确，惟秦昭王六年日蚀乃误前一年。
平势隆郎《关于战国纪年组成之试论》（《史学杂志》一〇一编八号），推定秦国纪年，孝公以前皆据立年改元，颇有可能。钱穆已指出怀公、灵公、简公、献公四君皆因政变弑君或统绪改变而未逾年改元，齐藤国治又因秦厉共公、躁公、简公时之日食，《六国表》皆误后一年，亦疑三君未逾年改元，《秦本纪》谓秦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三年卒，子出子立。但《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索隐》所引《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一作十三年）卒，乃立惠公。”如此则简公、惠公之间，又多出敬公一代，简公九年而卒，加敬公十二年，则惠公不过七年。秦自厉共公至出子，九十年间，共立八君，皆在内乱中被拥立，又或被杀，非按原有君主之统绪继立，因而不用继嗣之君逾年改元之常礼，改为当年改元。
自晋代出土《竹书纪年》以来，治史者皆据以纠正《史记》所载战国纪年之失误。此中魏惠王年世之考订，实为关键所在。《六国表》记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公元前三七〇年），而《晋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据《竹书纪年》所载晋出公以下之年世推算，晋桓公十九年正当周烈王六年，似乎魏惠王于立年改元，因而《六国表》以此为惠王元年。其实不然。
《魏世家》言魏武侯十六年卒，“子
立，是为惠王。”其实武侯卒年，
并未得立。《魏世家》于惠王元年下云：“初武侯卒也，子
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
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乎？”其后赵韩乘机干预，战于浊泽，魏
大败被围，旋因赵、韩不和，韩先退兵，
乃得转败为胜。文末有评论，并谓：“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资治通鉴》据此不取当年“子
立”之说，改作“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
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司马光《稽古录》亦同，“不立太子”作“无適子”，意义相同，其说是也。
《魏世家》载魏惠王元年，赵、韩“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魏君指魏
）”。赵欲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而韩欲使魏分为两。赵不听韩，韩以卒夜去。《六国表》亦记赵成侯六年“败魏涿泽，围魏惠王”。涿泽即浊泽，“围魏惠王”亦即“魏君围”。《赵世家》亦云：“成侯六年伐魏，败湪泽，围魏惠王。”《正义》曰：“湪音浊。”赵成侯六年已是周烈王七年。据此可知，魏惠王元年即周烈王七年。《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葵，而惠成王伐赵，围浊泽（“泽”原误作“阳”，从日本南化本、伊佐早谦藏本所据古钞校记改正）。七月（“月”原误作“年”，从雷学淇改正），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所记同为魏惠王元年之事。所谓“惠成王伐赵，围浊泽”，该是浊泽之战，韩先退走，魏惠王反攻，对赵反包围，转败为胜。《水经·浊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邺师即梁惠王所统率之师，击退赵师于赵都邯郸东南之平阳。《通鉴》将《魏世家》所载惠王元年战于浊泽之事，系于周烈王七年，并云：“
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颇具卓见。盖魏
既对赵转败为胜，排除赵之干预，遂又战胜争立太子之公仲缓，得以自立为君。所谓
杀公仲缓，不见于《史记》与《国策》，当别有所据。司马光《稽古录》亦称：“韩怒，以其师夜去。赵师亦归，魏
遂灭缓。”
《魏世家》称文侯二十五年“子击（即武侯）生子
”，时在周安王二年（公元前四〇〇年），至魏惠王元年，魏
年方三十，未立为太子。《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缓”，盖公子缓为武侯所宠而得封。是年魏
与公仲缓争为太子而得胜，自立为君，盖亦未逾年而改元，即以立年改元。《魏世家》所记惠王元年战于浊泽等事，即按立年改元而记载。《资治通鉴》不取“武侯卒而子
立”之说，定“
遂杀公仲缓而立”在周烈王七年，甚为确当。但又误从《六国表》，记魏武侯卒于周烈王五年，以致《资治通鉴》于周烈王六年与前后脱节，而记“魏败赵师于怀”。《魏世家》记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在魏惠王二年，即周烈王七年。而《赵世家》与《六国表》又记魏败我怀在赵成侯五年，即周烈王六年。当以《魏世家》为是。魏之败赵于怀，当在赵韩攻取魏葵之后。怀即在葵之东南。葵为赵韩合攻魏时所取，魏败赵于怀，当在魏转败为胜时。
《开元占经》卷一〇一引《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元年昼晦”，与《六国表》载秦献公十六年“日蚀”，盖同为一事而出于秦、魏史官之不同记载。可知魏惠王元年，当即秦献公十六年，亦即周烈王七年。今《六国表》以魏惠王二年即周烈王七年，盖误多一年。此为《史记》所记魏惠王误多一年之铁证。
今以《史记》与《竹书纪年》比勘，凡魏惠王改元以前三十五年中，《史记》记事皆较《竹书纪年》误多一年，兹列表如下：
续上表
以上比勘魏惠王称王改元以前三十五年中，《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相同之事，《史记》误多一年者有六例，误多二年者有两例，无有年代不相差者。其中误多二年皆为战争，战争或连续二年也。《史记》之所以误多一年，与魏惠王之立年改元无关，因为《竹书纪年》所载之惠王年数，已是据立年改元计数者。因此《史记》之所以误多一年，当别有原因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魏世家·集解》引荀勗曰：“和峤云：……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杜预、荀勗、和峤皆亲见竹书，所言当可信。《魏世家·索隐》亦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考魏惠王之所以在三十六年改元，盖是年齐、魏会徐州相王，齐威与魏惠互尊为王，并有韩及小国参与。即《魏世家》谓襄王元年（当作魏惠王后元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魏因与齐互尊为王，并得韩等国之推尊，于当年改元。此与秦惠文王称王而逾年改元不同，而与“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世家》）相同。既然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逾年改元，则惠王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由于司马迁误以“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为“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记》魏惠王在改元前之年世多一年，因而将惠王元年与武侯卒年提上一年。《史记》与《竹书纪年》所载魏惠王未改元前三十五年之事，所以相差一年，即以此故。
不仅《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魏惠王时史实年代相差一年，所载魏文侯、魏武侯之年代亦有相差。《魏世家》与《六国表》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十六年，而《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据此上推文侯、武侯之年世，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四六年），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但《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赵烈侯元年在周威烈王十八年（《赵世家》与《六国表》在赵烈侯后误多武公一代），赵烈侯十四年当为周安王七年。何以雷学淇、王国维推算又与此相差一年，当与上述《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魏惠王时史实相差一年有关联。《史记》所载魏武侯年世较纪年短少十年，但以《史记》与《竹书纪年》所载魏武侯时史实相比勘，只相差九年而非十年，如《魏世家》载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而《索隐》引《竹书纪年》作“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韩世家》载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而《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其所以短少九年而非十年，有一年之差，盖《史记》将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将魏惠王之纪元与魏武侯之卒年提上一年，于是魏文侯与魏武侯之年世皆提上一年。
根据以上比勘《竹书纪年》与《史记》，可知魏文侯元年当在周定王二十四年、晋敬公七年，即公元前四四五年。魏武侯元年当在周安王七年，晋烈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三九五年。魏惠王元年当在周烈王七年，晋桓公二十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即魏惠王后元元年，当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史记》误以为魏襄王元年。魏襄王元年当在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史记》误作为魏哀王元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余以上述见解，写成《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刊于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周刊》第六期（发表于八月八日），当即引起讨论。钱穆作《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刊于《文史周刊》第十期（发表于九月五日）。以为余改梁惠王在位五十二年之旧说为五十一年，实无坚确之凭证，并谓“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若据此递将梁惠王年减去一岁，以求符合，则符合者实小，而牵动者实大，实当为考古者所审慎也”。因此，余又作《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发表于十月三日《文史周刊》第十四期）作进一步阐释。盖以《史记》与《纪年》比勘，魏武侯、魏惠王之年世皆有一年之差，而无相合者，惟所记战事有差二年者，盖《史记》据《秦记》。《秦记》于他国战事只记胜负之年，因而战争连续二年者，往往记在次年。《纪年》载梁惠王元年日食，而《六国表》记秦献公十六年日蚀。查公元前三六九年确有日食，更为明证。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陈梦家发表《六国纪年》（原刊于《燕京学报》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期，合订本于一九五五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以《古本竹书纪年》考订东方六国之纪年，亦断定《史记》于魏惠王之年世误上一年，确定梁惠王元年当周烈王七年，与上述见解相同。但仍以为梁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改元后又有十六年，于是将梁惠王后元定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三三年，并定魏襄王元年在周慎靓王四年，即公元前三一七年。即将《史记》所谓魏襄王、魏哀王元年一律移后一年，其说不确。
今以《史记》与《纪年》比勘，凡魏惠王改元以后与魏襄王时之记事，年次基本相合，兹列表如下：
续上表
以上比勘十例，除第（4）例有一年之差外，其余九例，《史记》皆与《竹书纪年》相合。第（4）例记秦、魏两王相会，事在年底年初，《秦记》载于上年，《竹书纪年》为魏史而记于次年。其中（2）（7）（8）三例，《史记》各篇记载有一年之差，盖此中有误记者。陈梦家《六国纪年》尝举此三例，以为《史记》与《纪年》所记魏惠王后元以及魏襄王纪年有一年之差之证据，出于片面之选择，并不可信。余已于《战国史》第二版《后记》中加以驳正：（一）《竹书纪年》载梁惠王后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陈氏举《六国表》齐湣王三年“封田婴于薛”以相比勘，以为《史记》迟一年。其实《孟尝君列传》云：“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所谓“即位三年”，除去即位之年，从其改元起算，正当《六国表》之湣王二年。《六国表》及《田世家》作湣王三年，盖误后一年。（二）《竹书纪年》载张仪以今王（即襄王）九年五月卒， 陈氏举《六国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以相比勘， 以为《史记》迟一年。其实，《六国表》又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年正当魏襄王九年。《六国表》所载魏哀王十年张仪死，盖出于误记。（三）《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疾率师伐我， 围皮氏， 翟章率师救皮氏围，疾西去”。陈氏举《六国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 以为《史记》迟一年。其实《魏世家》正记在魏哀王十二年，亦云：“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六国表》盖误后一年。据上可知， 《六国纪年》将魏惠王后元与魏襄王纪年比《史记》移后一年， 不符史实， 不足信据。
自田氏代吕氏而有齐国，至为秦所灭，凡十有二世。《庄子·胠箧》谓：“田成子（即田常）弑齐君，十二世有齐国”，是也。而《史记》所载，自田常而下，经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至王建而灭，共十世，以《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比勘，知《史记》于庄子以后脱去悼子一世，田和以后又脱侯剡一世。《史记》自田和以后，既脱失侯剡九年，又误桓公“十八年”为“六年”，短少十二年，以致威王年世移前二十一年，宣王、湣王年世亦皆依次移前，于是所载史实，皆与齐君年世不相符合。例如《孟子》、《战国策》等，皆谓齐宣王因燕内乱而伐破燕国，《史记》却误作齐湣王十年事。
今以《史记》与《古本竹书纪年》比勘田齐君王年世，列表如下：
续上表
续上表
依据上表比勘，可知田庄子卒于齐宣公四十五年，即周威烈王十五年（公元前四一一年）。田悼子继田庄子而立，其元年在齐宣公四十六年，即周威烈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一〇年）。田和继田悼子而立，其元年在齐康公元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〇四年）。齐康公十九年即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田和立为齐侯，纪元年。齐康公二十年田和卒，侯剡继立，其元年在齐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三八四年）。后十年，田午杀侯剡而自立，是为桓公，其元年在周烈王二年，即晋桓公十五年（公元前三七四年）。桓公十八年卒，威王继立。威王元年在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三五六年）。宣王继威王而立，其元年在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九年）。湣王继宣王而立，其元年在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三〇〇年）。陈梦家《六国纪年》误将魏惠王后元移后一年。
《史记》所述东方六国史事，赵较详确。《赵世家》不仅记赵之史实较详，记及燕之史实亦较《燕世家》为确实，亦或兼及中山之事，盖秦汉之际，赵之史料尚有存者，赵之史料有兼及燕与中山之事者。但所述赵君年世，尚有失误之处。
今以《赵世家》、《六国表》与《古本竹书纪年》等史料比勘，列表如下：
续上表
续上表
续上表
依据上表比勘，可知《史记》记赵襄子元年误后十八年，当在周元王二年（公元前四七五年）。赵桓子、赵献侯皆争夺君位中于立年改元。《史记》按逾年改元计算，因而误后一年。桓子元年当周威烈王元年（公元前四二五年）。献侯元年当周威烈王二年。《史记》自赵烈侯以下，所有赵君纪年，皆正确无误，惟于烈侯与敬侯间误多武公一世，误将烈侯一世二十二年分为烈侯九年与武公十三年。《史记》定烈侯元年当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四〇八年），敬侯元年当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成侯元年当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年），赵肃侯元年当周显王二十年（公元前三四九年），赵武灵王元年当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三二五年），惠文王元年当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三〇八年），皆确实可信。此中成侯元年即敬侯卒年，盖成侯于争立中得胜而立，即于立年改元。惠文王元年即是惠文王得传位之年，亦于立年改元，《赵世家》按常例逾年改元，误以传位在上年。
《史记》中，惟《秦本纪》、《秦始皇本纪》记事有用干支纪日者。《赵世家》中亦有两大事件以干支纪日，皆符合夏历。《秦本纪》常有筑城之记载，如简公六年城重泉，献公二年城栎阳等，《赵世家》亦有献公十三年城平邑。武灵王三年城鄗，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等。《秦本纪》有王出游之记载，如惠文王更元五年王游至北河，昭王十七年王之宜阳等。《赵世家》亦有肃侯十六年游大陵，武灵王十六年游大陵，十七年王出九门等。《秦本纪》、《六国表》有天文与天灾之记载，《赵世家》亦略有之。如成侯二年六月雨雪，惠文王二十二年大疫等。盖太史公记战国大事，除据《秦记》而外，尚有赵之牒记在焉。《赵世家》之纪年所以较为详实。其记乐毅先以赵相率五国之师攻齐，以赵为主力而破齐于济西，然后独率燕师深入伐齐，攻入临淄。所载乐毅破齐之经过十分确实，即依据赵之实录。
陈梦家《六国纪年》，据上（6）、（8）、（9）三例，将《史记》所载赵成侯之年世移后一年，并将赵敬侯增加一年，赵成侯削减一年，乃出于错误之比勘，上列表中已加驳正。
今以《古本竹书纪年》有关韩君年世之资料，与《史记》相比勘。《史记》于景侯之后，次为列侯十三年，又次为文侯十年，而《世本》列侯作武侯，《纪年》又无文侯。此后《史记》韩哀侯、懿侯、昭侯三君之年世亦有误，今列表如下：
续上表
续上表
依据上表，可知《史记》韩哀侯卒于周烈王五年，即公元前三七一年，不确。据《竹书纪年》哀侯卒于魏武侯二十二年，即晋桓公十五年，周烈王二年，亦即公元前三七四年。《史记》盖误后三年。韩懿侯因是年杀哀侯而得立，当未逾年改元。韩懿侯，《六国表》作庄侯，《竹书纪年》又作共侯，“共”当读作“恭”。韩懿侯在位十二年卒，据《赵世家》，赵成侯十三年与韩昭侯遇上党，韩昭侯元年当在赵成侯十三年，即公元前三六二年。《六国表》所列韩昭侯元年在周显王十一年，即公元前三五八年，盖误后四年。韩昭侯，《竹书纪年》作釐侯，《战国策》、《吕氏春秋》又称昭釐侯。《六国表》列韩宣惠王元年于周显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三三二年。《韩世家》、《六国表》记韩宣惠王八年魏败我韩举，而《竹书纪年》云败韩举在威侯八年。《韩世家》及《六国表》虽误以韩举为韩将，但所记此事之年不误，与《竹书纪年》正合。盖韩宣惠王，《竹书纪年》作威侯。据此可知《六国表》所记韩宣惠王之年世不误。韩昭侯三十年卒而后宣惠王立。《韩世家》谓昭侯二十六年卒，盖短少四年。
《史记》所载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燕君之年世，既不符于《春秋》与《左传》，又不合于《古本竹书纪年》。《春秋》于鲁昭公三年书“北燕伯款奔齐”。《左传》以款为燕简公，《史记》则以此事系于燕惠公六年，而另有简公后于惠公四代，《燕世家·索隐》谓此“与《春秋》经传不相协，未可强言也”。苦无其他资料足资比勘。《史记》所载惠公之后四代之简公，当不误，《古本竹书纪年》亦载有此简公。但据《竹书纪年》，此简公之后三代又有另一简公，则燕世系中，前后有三简公。《索隐》记有《竹书纪年》所载战国初期燕君年世与《史记》之不同，因《索隐》以为“《纪年》之书多是伪谬，聊记异耳”，未能分明是非。今据以作比勘表如下：
依据上表比勘，知燕简公以后，孝公元年当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四九二年），在位二十八年，成公元年在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四五四年）。闵公元年当周考王二年（公元前四三八年），在位二十四年。另一简公元年当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四一四年），在位四十二年。桓公元年当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
《史记·六国表》与《宋世家》所载战国时宋君年世，颇多脱误。今以古本《竹书纪年》及其他可靠史料比勘，而列表于下：
续上表
据上表，可知《史记》宋昭公元年误后十八年，当在周元王八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史记》宋悼公元年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不误，惟悼公非八年卒，乃十八年卒，因此宋休公元年当在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三八五年）。休公二十三年卒，桓侯元年当在周显王六年（公元前三六三年）。司城子罕（即易城盰或剔成）劫桓侯而自立，当在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三五五年）或稍后。《史记》列宋君偃元年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三二八年），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宋为齐所灭，偃逃奔至魏之温，被执而死。
越王句践，灭吴后，北上争霸，徙都琅邪，一时国力强盛。当春秋战国之际，越与齐、晋、楚并称为“好战之国”（《墨子·非攻中》）。然而《史记·越世家》中，于战国部分，仅存君主世系，所载楚威王大败越之史实，亦多错乱。今以《古本竹书纪年》比勘，列表如下：
续上表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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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越世家》称：楚威王兴兵“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索隐》云：“按《纪年》粤子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无楚败越杀无彊之语，是无彊为无颛之后，《纪年》不得录也。”考楚灭越当在楚怀王时，《越世家》误以为楚威王时，并误以为与楚威王七年破齐于徐州同时。《索隐》以《纪年》比勘，《纪年》谓“楚伐徐州”在“粤子无颛薨后十年”，同时《纪年》上“无楚败越、杀无彊之语”。《索隐》所引《纪年》“楚伐徐州”当即指楚威王破齐于徐州之事。《索隐》谓《纪年》同时“无楚败越杀无彊之语”，亦足证楚灭越杀无彊，不与楚威王伐齐徐州同时。今本《竹书纪年》列“楚伐徐州”在周显王二十二年，盖据《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所载句践以后越之世代年数推算“无颛薨后十年”，乃周显王二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又于周显王三十六年记“楚围齐于徐州，遂伐於越，杀无彊”，盖又据《越世家》与《史记·六国年表》，楚于是年“围齐于徐州”。于是今本《竹书纪年》前后有两次“楚伐徐州”，于楚威王伐破徐州之前十二年，楚宣王亦尝伐徐州。朱右曾辑《汲冢纪年存真》虽已明知今本《纪年》之伪，但辑录此事仍沿今本之误，以为楚伐徐州先后有两事。朱右曾列“楚伐徐州”于梁惠王二十四年，即相当于今本《纪年》之周显王二十二年。王国维《辑校》亦从其说，其实大谬。
陈梦家《六国纪年》，以为《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即是《六国表》所载楚伐徐州，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三三三年），甚是。陈氏据《索隐》所引《纪年》所载句践卒后世代年数加以推算。自鹿郢元年至无颛卒年共一〇九年，再加无颛死后十年，共一百十九年。而实际从鹿郢元年至周显王三十六年共一百三十二年，因而不足十三年。于是以为《索隐》所引《纪年》“十月粤杀诸咎”上应有“十三年”，诸咎一世应有十三年。据此推定，句践以下世代年数如下：（一）句践——公元前四九六至前四六五年；（二）鹿郢——公元前四六四至前四五九年；（三）不寿——公元前四五八至前四四九年；（四）朱句——公元前四四八至前四一二年；（五）翳——公元前四一一至前三七六年；（六）诸咎——公元前三七五至前三六三年；（七）无余之——公元前三六二至前三五一年；（八）无颛——公元前三五〇至前三四三年。
余之考订不同于陈氏，有下列九点：（一）《纪年》谓句践卒于晋出公十年十一月，《纪年》用夏正，于周正已是翌年正月，因而句践卒年应在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四六四年。（二）因此鹿郢元年至六年，当为公元前四六三至前四五八年。（三）不寿元年至十年，当为公元前四五七至前四四八年。（四）朱句元年至三十七年，当为公元前四四七至前四一一年。（五）翳元年至三十六年，当为公元前四一〇至前三七五年。以上诸王之年世皆较陈氏所定后一年。（六）《纪年》谓翳三十六年七月诸咎杀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滑”通“汩”，乱也。陈氏从郭沫若以“诸咎粤滑”连读作为王名，并以“诸咎粤滑”即金文之“者（诸）旨於赐”，不确。《纪年》于上文既称“诸咎”，不应下文以“诸咎粤滑”为王名。金文之者旨於赐，当即文献之与夷，“於赐”与“与夷”音同通用。即是《纪年》之鹿郢。《纪年》谓翳三十六年七月，诸咎杀翳，十月粤人又杀诸咎，于是粤乱而未能立新君，吴人因而另立孚错枝为君。（七）孚错枝为君当已在诸咎见杀之翌年，即公元前三七四年。（八）《纪年》言“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而立初无余之。初无余之元年至十二年，当为公元前三七二至前三六一年。初无余之十二年为寺区弟忠所杀。翳、诸咎、初无余之三世见杀，即《庄子》、《吕氏春秋》所谓“越人三世弑其君”。（九）《纪年》谓初无余之见杀，次无颛立，无颛八年薨。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余谓“八年薨”当作“十八年薨”，乃脱“十”字。无颛卒于周显王二十六年，其后十年正当楚威王破齐于徐州之年。余意《纪年》谓翳三十六年七月诸咎杀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是年七月诸咎杀翳，引发粤人内乱，因而十月诸咎见杀，“十月”上不应如陈氏所言脱“十三年”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