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间,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荀子·王制篇》)。
堤防的普遍建筑 我国堤防的建筑起源很早,到春秋时代,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周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建筑的工程比以前更完固了。他们对于防止堤防的溃决,已有重要的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魏国魏惠王时有个著名的大臣白圭(名丹),他不仅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商人,而且是个防止堤防溃决的专家。据说他经常巡视堤防,“塞其(蝼蚁的)穴”(《韩非子·喻老篇》),因为蚂蚁(特别是白蚁)在堤防作巢穴,经历一二十年后,巢穴扩大,堤防有空腔,就会被大水溃决,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挖塞所有的蝼蚁巢穴。白圭自己也曾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篇》)
战国时代所建筑的堤防,规模也较前为大,在许多大河流上都已建筑有比较长的堤防。但是,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七大国割据并列的局面,大国建筑大规模的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的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长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去,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长堤防。从此,在黄河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河水也就时来时去。当时黄河两岸,据说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
战国时代各国大规模的建筑堤防,虽然“各以自利”,不免产生像孟子批评白圭“以邻国为壑”那样的弊害,但是对于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堤防可以防止水灾,保护农业生产,还可以与水争地,开辟耕地。
《管子·度地篇》载有筑堤方法:“今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周”原误作“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这是一段有韵的经验之谈,被假托为管仲所说的。很明显这是春秋战国期间齐国沿黄河筑堤的经验。所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是说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防就得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用以防止堤防的泥土流失。所说“夹水四周,禾稼不伤”,是说堤防以内的耕田,四周要掘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的伤害。因为黄河夹带泥沙,河底不断积泥而升高,因而堤防要逐年增高,即所谓“岁埤增之”。堤上还要种植荆棘,夹种柏杨,使堤防牢固而不被冲决。《度地篇》还讲到了常年保养堤防的方法,冬天要巡视,春天待农暇加以修补;遇大雨要设法防护,见到水的冲击要加固挡住。因为“浊水蒙壤,自塞其行”,“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败”。所说“浊水”即指黄河之水,春冬雨季河水旱浅,可以从河中取土筑堤,使河底加深,堤防加高;等到秋夏河水上涨,浊水流入就不致造成祸害。这可以说是齐国长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经验。
特别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当时所有沿大河的农民作了极艰苦的防泛工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黄河沿岸农民就是例子。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在“起堤防”和“排水泽”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
运河的开凿和水利工程的兴办 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曾在邗(今江苏扬州西北)筑城,在长江淮河间开凿运河,称为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在今江苏淮安东南),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在今淮安北五里)入淮(《汉书·地理志》江都县注、《左传》哀公九年杜预注)。这是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公元前四八二年,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一条运河通到宋鲁两国间,北面通沂水,西面通济水(《国语·吴语》)。这条运河该即《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的菏水,它沟通了济水和泗水,而泗水下流注入淮水,越淮水可以和邗沟相连接。这样就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连结了起来。春秋末年吴国开凿这些运河,固然为了便于争霸,有其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交通和农业灌溉。
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就开始专为农业灌溉而开凿运河。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县令西门豹曾兴建“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的盐碱成分的“恶田”变为能种稻粱的良田,成为改良土壤的典范 。魏国有个大湖泊叫圃田(在今河南中牟西),是古代著名的大湖泊之一。公元前三六〇年(魏惠王十年),魏国曾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了一条大沟(运河),使黄河的水流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公元前三三九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又从大梁的北郭开凿大沟(运河)来引圃田的水(《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魏迁都大梁以后,在大梁周围开始兴修水利,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是战国时代陆续开凿成功的,是当时中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鸿沟的主干,从今河南荥阳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的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折而向东南流,经过陈的旧都(今河南淮阳),在今沈丘附近注入颍水,而颍水下流注入淮水。这样就沟通了黄河和淮水的交通。另有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从大梁东流直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又有睢水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东南),经今安徽宿县、江苏睢宁以北,注入泗水。更有 水也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蕲(今宿县南)而注入淮水。这些河流的设计开凿疏通,显示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的进步。它充分利用了这片平原东南比较低下的地势,构成了济、汝、淮、泗之间一套水道交通网。这是战国前期魏国大兴水利的结果,既便利中原地区的交通,又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换。此外,其他中原诸侯国所开凿的运河也很多。
图九 邗沟、菏水、鸿沟位置图
这时不仅中原和南方地区,从关中到巴蜀,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也兴办起来了。公元前三六〇年,魏国瑕阳(今山西临猗西)人曾从岷山(即蒙山,在今四川芦山北)开导羌地的青衣水,使东和沫水(今大渡河)相合,到今四川乐山入于岷江(《水经·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受到魏国兴修水利的影响,蜀国聘请魏国水利专家前往进行水利建设,因而魏国史官特为记载。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要算是岷江水利工程了。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要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 ,是个杰出的水利专家,他总结了过去治水的经验,因势利导,兴修了这个把水害改变成为水利的工程。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把岷江分为郫江(即内江)和检江(即外江)两支,并筑有水门调节两江水量 ,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由于堤岸修筑在沙和卵石冲积很深的河床上,不容易修筑永久性的堤岸,于是因地制宜,创造了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成分水堤的方法,使堤岸能够经受洪水冲击的考验。 这个“穿二江成都中”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端,二千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有着巨大的灌溉效益。
其次要数到秦的郑国渠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韩国企图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进说秦国使用人力,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穫泽)作为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穿过许多纵流的小河,从今大荔东南 ,注入洛水(即北洛水),称为郑国渠。这样把许多纵流的小河如冶谷水、清水等截断,引向灌溉总渠中,小河的水就成为灌溉的水源(详见《水经·沮水注》)。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田亩四万余顷。相传人们利用泾水含沙而有肥效的特点,在一段平坦河床下游,利用木料筑成圆廪,填进巨石,成为“石囷”,用大量“石囷”排列成堰骨 ,使泾水到此减低流速,沉淀部分粗沙,引进细沙入渠,既可用来灌溉,又可冲压、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收到改良土壤的效果,从而使每亩(相当于今零点七四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二升)。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常获丰收。
图十 都江堰图
这是四川省灌县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图。目前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是以灌县西北岷江中的都江鱼嘴为起点的。都江鱼嘴是用竹篾编成竹笼,里面装满巨大的鹅卵石,一层层堆砌筑成的。它把岷江水流分成两支,使水害改变成了水利。
图十一 郑国渠位置图
战国前期的魏国和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凿运河,兴修水利,主要用以灌溉农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水上运输,这对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魏国在战国初期、秦国在战国后期所以会富强,这也是原因之一。
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展,是和当时开凿运河工程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这时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比较锋利的铁工具。这些铁工具既然提高了开凿河道的工作效率,也便利了开凿技术的改进,不仅可以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运河,而且可以把阻碍水流的小山的岩石凿平。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水田的水利灌溉上取得了不少的治水经验,并且已经创造了调节水利的方法。
春秋战国间著作的《考工记》,曾经列举出当时农田大小沟渠不同的名目,有所谓“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 ”(田间小沟)等(《考工记·匠人》)。人们不仅知道修筑沟渠和堤防都必须依据地势,而且懂得采取一再改变水流方向的方法,可以增加水速,把静水输送到远地;水流方向改变,增加水速,水的冲击力量加强,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作深渊。 这时运用沟渠来调节水利的方法已相当进步,人们不但注意水的流通、水的蓄藏,还注意及时地调节水量。《荀子》曾经指出“司空”这个官职的具体任务就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要做到“岁虽有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荀子·王制篇》)。当时对于农田水利的调节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潴(池塘)来蓄水,用防(堤防)来防泛滥,用沟来流通水,用遂来均匀各块田间的水,用列(即 )来留住必要的水,用浍来泻去多余的水,即所谓“以猪(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水”(《周礼·稻人》)。这些水田的水利工程和调节水利的方法,大规模地运用起来,也就发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工程技术。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和堤防建筑工程的技术一样,是人民由于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总的说来,不外乎下列四项:
第一,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从春秋末年起一直到战国时代,多数运河的开凿都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吴国所开凿的邗沟,是利用射阳湖作为其水库的。吴国所开凿的菏水,又是利用菏泽作为水库的。魏国所开凿的鸿沟,是利用圃田泽作为其水库的。秦国所开凿的郑国渠,是利用焦穫泽作为其水库的。这样的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来开凿的方法,在不能用人力大规模兴建水库前,应该是水利工程中比较进步的方法。
第二,调节水量的“水门”的建设。《华阳国志》载李冰所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类水门的建设,在当时已很普遍。当时所开凿的运河和湖泊的接连处,都设有水门来“安水藏,以时决塞”。所以《荀子》把“安水藏,以时决塞”作为“司空之事”。当汉代汴渠决口时,据说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后汉书·王景传》),可知鸿沟原来也是设有水门的。水门的建设,对于水量的调节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也是治水工程中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中流作“堰”方法的运用。李冰在兴建都江堰工程时,曾经在今灌县西的岷江中流建筑大堰,扼住了岷江的咽喉,使水分向左右流,即《华阳国志》所谓“壅江作堋”,《水经·江水注》所谓“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就是现在都江堰的内外金刚堤,使岷江经此分为内江、外江,从而提高水位,并使内外江水量相当稳定。还设有内外江纵横的“马槎”,用以控制内外江的水量。当时采用这种“中流作堰”方法的,不止都江堰一处,所有沟渠工程常常采用这个方法。孟子曾说,“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篇》),正是由于当时治水有作堰“激而行之”的方法,孟子才会这样说的。而且作堰的方法,能够因地制宜,都江堰用竹笼装满卵石筑分水堤,郑国渠用“石囷”列成堰骨,取材不同,方法一致。
第四,淤灌压碱方法的创造。郑国引用泾水作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 。就是利用“石囷”作堰,使泾水流速变慢,沉淀部分粗沙,引进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可以起冲压、降低耕土中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