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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起用卫鞅实行变法 公元前三六一年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孝公继承献公的遗业，奋发图强，“下令国中求贤者”。孝公在求贤令中，说明从秦厉共公到秦出子时期，“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致被魏国夺去河西地；到秦献公即位，“徙治栎阳，且欲东伐”；为了完成“先君之意”，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史记·秦本纪》）。卫鞅就在这时入秦。
卫鞅出身于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也称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曾做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入秦，经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得见秦孝公，陈说变法图强的道理。
公元前三五九年，正当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卫鞅第一次变法
秦国经过了三年的变法准备，到公元前三五六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
，主要有下列四点：
（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卫鞅把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在秦国公布实行，只是把“法”改称“律”（《唐律疏议》），增加了连坐法。就是在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其余九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办罪。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卫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这叫“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篇》、《韩非子·内储说上篇》）。汉代桑弘羊指出：“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盐铁论·刑德篇》）卫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卫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战国策》称赞卫鞅变法的成效是：“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治”，（《秦策一》）。《史记》又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商君列传》）。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是和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的。二十等爵制，是一种等级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详见本书第六章第六节《秦的二十等爵》）。卫鞅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占有田宅、臣妾（奴隶）的多少以及服饰穿戴，都必须按照爵位等级的规定，否则是要处罚的。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所以商鞅在秦国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和李悝在魏国“尽地力之教”有所不同。卫鞅变法令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是指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末利”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复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卫鞅这样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是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的。因为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君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商君书·垦令篇》，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就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和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卫鞅为了推行变法令，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曾断然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的措施。同时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说求官的活动。
卫鞅这样厉行改革，必然会引起旧贵族的反抗，一时国都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后来这些人又前来阿谀说“令便”，卫鞅称之为“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史记·商君列传》）。
秦国由于变法初步成功，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三五二年，卫鞅因功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卫鞅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三五〇年，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六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说：卫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商君列传》）。“开”就是开拓的意思。蔡泽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就曾指出：商君“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
。“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一顷田（一百亩田）的大田界，合起来可以总称为“封”。具体地讲，“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末句，徐铉本无，徐锴本有）。”唐代《一行算法》说：“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当作“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太平御览》卷七五〇引）杜佑《通典》又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州郡典·雍州风俗》）可知这时“开通阡陌”，采用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用来分授无田耕种的农民，依然实行着“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度。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废除井田制，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这时卫鞅变法，该是吸收了过去赵氏改革的经验，并进一步加以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时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并扩大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还必须指出，卫鞅这次对农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破除了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即所谓“坏井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所以后世有人说卫鞅“灭庐井而置阡陌”
。《秦律》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法律答问》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这条律文解释说：“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应该这样“盗徙之”，这是对私有土地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卫鞅这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等地方官吏（《商君列传》），还设有县尉（《商君书·境内篇》）。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三四九年“初为县有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从此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才正式确立。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商君书·垦令篇》说：“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原脱“饰代者不”四字，从孙诒让校补），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就是说，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奸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不敢变更制度，犯了错误而罢黜的官吏就不敢掩盖其错误行为。《垦令篇》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民不劳”、“民不敖（遨）”，做到“农多日，征（征收赋税）不烦，业（农业生产）不败，则草（荒地）必垦矣”。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和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对于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都有一定的作用。传世有这一年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经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测定，商鞅方升的内容，秦一升的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又据这个升的铭文，容积是当时尺度的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以此推算，每立方寸的容积为十二点二五七立方厘米。再由此推算，当时秦的一寸是二点三零五厘米，一尺是二十三点零五厘米（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度量衡制的颁布和校验”）。
（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孝公十四年）秦“初为赋”
，这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如果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登记户口的，要加倍征收户赋。卫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
。当时卫鞅没有采取鲁国季孙氏那样“用田赋”（按田亩征赋）的办法，而采取按户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这是为了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杜佑指出这是“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典·赋税上》）；马端临也说，这是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文献通考·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商君书·垦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原误作“贱”，从孙诒让说改正）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这是说，俸禄厚而收入田租多的，家中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这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政府按“食口”征收口赋，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末这些游荡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说明卫鞅采取这项措施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的食客的数目。但是，征收口赋的结果，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卫鞅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就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以便于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这种对不分家的成年男子加倍征赋的法令，有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但是给贫苦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汉代初年贾谊就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就是说，比较富裕的人民，子弟一到壮年就分家另立门户；贫苦的人民因为负担不了户赋，只能典质给富户成为家奴性质的“赘婿”了。
图二十九 商鞅方升
《浦口汤泉小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书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这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三四四年）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制作的标准器，颁发给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度量衡，又加刻诏书颁发给了临（今地不详）。经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用工具显微镜测定，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
图三十 商鞅方升铭文（拓本）
商鞅方升三边和底部都刻有铭文。左边刻秦孝公十八年铭文：“十八年，齐
（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一）为升。”与柄相对一边刻“重泉”两字，字体和“十八年”铭文一致。底部刻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边刻“临”字，字体和廿六年诏书一致。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由于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部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部族地区，因而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是较多的。这时卫鞅按照中原的风尚、习俗把残留的戎狄风俗革除，目的还是在于加强统治。
公元前三四〇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卫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
，号为商君。
卫鞅变法的成功及其被杀害
卫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结果太子也犯法了，卫鞅因此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用刑
，于是遭到公子虔等人的强烈反对。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卫鞅“欲反”，秦惠王要逮捕他，他回到封地商邑发兵抵抗，出击郑（今陕西华县）。但因寡不敌众，被秦兵杀死于彤（今华县西南），并被处以车裂的刑罚。
卫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卫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