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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昭侯起用申不害进行改革 战国初期，韩国曾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公元前三五五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进一步的改革。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韩非列传》），就是从黄老学派那里发展来的。他的著作《申子》，司马迁说有二篇，而《汉书·艺文志》说有六篇，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申不害讲究统治之“术” 从《申子·大体篇》来看，他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就是要使群臣跟着国君转，好比车辐凑集于毂上一起运转；不容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以至“弑君而取国”。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那末，国君怎样才能掌握“本”、“要”、“柄”呢？他认为就是要讲究统治之“术”。
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和卫鞅、吴起等法家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卫鞅、吴起等法家主张通过厉行法治来达到这个目的，把法看成实行中央集权的有效工具，通过法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统治，剥夺一些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并作为管理监督臣下工作的依据，使国家大权集中到国君手中。申不害固然也讲法，曾经说，“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申子》）。但是他没有把法放到主要地位，而主要讲究的是术，所以韩非批评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主张“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篇》），就是君主委任官吏，要考查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上是否忠诚，据以进行赏罚，从而提拔忠诚的人才，清除奸邪的官吏。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责实”呢？申不害认为要靠机密的手段，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韩非子·难三篇》）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要“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篇》），就是要装作不听见、不看见、不知道，不暴露自己的欲望、智慧和观察力，使臣下无从猜测国君的意图，无从讨好取巧，无从隐藏自己的错误缺点，这样就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
；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所以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当作“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这简直是要国君用阴谋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人民了。
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韩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