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 魏国在公元前四四五年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设置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官职来统领百官，在郡县也已设置了可以任免的守、令等官职来统治人民。魏文侯曾先后任用魏成子（文侯弟，名成）、翟璜（名触）、李悝为相国，并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了改革。同时又尊儒家卜子夏为“师”，并尊敬田子方（子贡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等人。
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被魏文侯任用为相国，主持变法。《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可惜书已失传，只有关于农政和刑法两项措施，我们还能了解其梗概。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 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君主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去山川、村落占三分之一以外，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粟（小米）三斗（约合今六升）。反之，就会减产三斗，一进一出要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约合今三十六万石，《汉书·食货志》），因此他作出三项规定：
（一）“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就是说，同时播种稷（小米）、黍（黍子）、麦、菽（大豆）、麻（麻所结的实），以防某种作物发生灾害。这是主张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怕种单一的粮食作物遇到灾害就难以补救。
（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谓促遽之甚，恐为风雨损也）”（《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就是说，要促使农民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要加紧抢收，如同防止强盗来抢劫那样，以防备风雨对庄稼的损害。
（三）“还（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果树的果实）蓏（瓜类植物的果实），殖于疆埸”（《通典·食货二·水利田》）。这是说，住宅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多种蔬菜，田地之间的梗子上也要利用空隙多种瓜果。就是要充分利用空闲的土地，扩大农副业的生产。
魏国人口密度较高，地少人多。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作出这样的规定，是适合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的，是根据当时农民生产的经验而制定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扩大田租收入，进而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李悝的平籴法 李悝在经济上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平籴法”。李悝认为，粮价太贱，农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难，国家就要贫困；粮价太贵，城市居民负担不起，生活困难，就要流徙他乡。因此粮价无论太贵太贱，都不利于巩固国家统治。为此他制定平衡粮价的“平籴”法，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由官府按坏年成的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是后来历代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办法的开端。
李悝的平籴法，在方法上是和春秋末年计然的平粜法一致的。但是两人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所要求达到的目的也不同。计然规定国家控制粮价每石在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允许粮价波动的幅度还比较大，使得商人还有利可图。因为计然实行平粜法的目的在于使得“农末俱利”。而李悝则不同，他实行平籴法的目的，在于“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民”是指谷类商品的一般消费者，根本不考虑商人的利益。他主张采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方法，“使民适足，价平而止”，做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汉书·食货志》）。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制止粮价的暴涨暴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农民破产和贫民流亡。因此实行平籴法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巩固小农经济，从而富国强兵。
李悝制定《法经》 政治方面，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内容分为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可惜原文已失传。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晋书·刑法志》）。这时所谓“盗”，主要是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所谓“贼”，主要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包括杀伤之类。李悝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其统治地位，因而把惩罚“盗”“贼”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盗法》、《贼法》列为《法经》的头两篇。李悝还认为，“盗贼须劾捕，故著《囚》（原误作“网”）、《捕》二篇”。《囚法》讲的是“断狱”的法律，《捕法》讲的是“捕亡”的法律。《唐律疏议》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是也”。《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晋书·刑法志》）等六种违法行为。“轻狡”是指轻狂的犯法行为，“越城”是指偷越城墙，“博戏”是指赌博，“借假”是指假借的欺诈行为，“不廉”是指贪污贿赂，“淫侈”是指荒淫奢侈的行为，“逾制”是指应用器物超过了规定的等级制度。《杂法》的许多规定，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减”（《晋书·刑法志》），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 [2] 以后卫鞅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的。
[2]
明董说《七国考》卷十二引桓谭《新论》说：“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
；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武侯以下守为法矣。”董说在引文后，还有一些解说。桓谭《新论》是南宋时散失的，董说所引《新论》所载《法经》条文，其实出于董说本人所伪造。本书第一章《绪论》中“战国典章制度分类编纂和考订”一段中已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