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市的兴起及其发展

人口的增加 在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是比较稀少的，没有开垦的荒地还是很多，甚至在中原地区宋、郑两国之间还有“隙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荒地陆续开垦，新的邑也就不断增加。到战国时代，许多中原国家人口的密度就有了显著的提高。据说，齐国的情况是“邻邑相望”（《庄子·胠箧篇》），“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孟子·公孙丑上篇》）。魏国的情况是“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战国策·魏策三》）。

春秋战国间，各诸侯国为了达到其国力富强的目的，也已注意到人口增加的问题。墨子就曾说：当时王公大人都要求“国家之富”、“刑政之治”和“人民之众”（《墨子·尚贤上篇》）。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有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战国初期魏惠王也曾忧虑其邻国之民不减少而本国之民不加多（见《孟子·梁惠王上篇》）。当时各诸侯国也曾采取一些新措施，例如魏国在魏文侯时，相国李悝曾开创平籴办法，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魏惠王也曾想方设法控制灾区人口，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篇》）。当时中原地区七国的总人口大约不过二千万左右。

城市人口的增加 春秋时代，都邑的人口是不多的。一般诸侯国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大（见《左传》隐公元年）。一般的邑住户不过千室，最少的只有十室，普通的是百室。可是到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现在呢，“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子·非攻中篇》、《孟子·公孙丑下篇》），已普遍出现。“万家之县”、“万家之邑”也已到处存在。春秋战国间，晋国知氏迫使魏氏、韩氏共同进围赵的晋阳时，韩康子、魏宣子都被迫送“万家之邑”给知伯；而知过也曾劝知伯和魏、韩相约，在破赵后封其谋臣赵葭、段规以“万家之县”（《战国策·赵策一》、《韩非子·十过篇》）。同时，“万家之都”这个名称，在战国时代也常见了（《战国策·赵策四》虞卿说赵王语、《韩策二》冷向说韩咎语）。从这里，可知战国时代都市的人口确有显著的增加。

城郭的发展 自从西周初期周公创建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开创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吴越春秋》，今本失载），这种方式不仅成为此后建设都城的准则，而且成为设置所有城邑的原则。自从郡县制度推行，所有郡城和县城也都是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城”和“郭”中常设有“市”，“郭”中的“市”就有一定的规模和设施。例如《战国策》说赵的上党郡有十七县（《秦策一》），而《史记》又说上党有城市之邑十七（《赵世家》）。《考工记》说：匠人建筑国都“面朝后市”，所以要规定国都的建筑前面为朝廷而后面为市，也就是这个缘故。这个“面朝后市”的国都建设的规范，一直是被后世所遵循的。

春秋战国间，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随着发展起来。这时城市人口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有些大城市就不止三里，户口也不止万家。一般说来，当时郡城的规模要比县城大一倍以上，国都的规模又要比郡城大一倍以上。例如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是上党、南阳两郡间贸易的要道，商业比较繁盛。据说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战国策·东周策》），因而秦国丞相甘茂说：宜阳“名为县，其实郡也”（《战国策·秦策二》、《史记·甘茂列传》）。

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规模为最大，也最繁华。有人曾这样描写临淄的繁荣情况：临淄城中共有七万户人家，每家有三男子，就有二十一万男子。居民都很富裕。城市中的娱乐，有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音乐活动，有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踢球）等娱乐活动。马路上来往车辆很拥挤，常常车轮和车轮相撞；来往的行人也是肩膀碰着肩膀。人们的衽（衣襟）连起来可以合成帷（围帐），人们的袂（衣袖）举起来可以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好像下雨一般。人们都“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这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商业城市呵！临淄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叫做庄，是一条直贯外城南北的“六轨之道”。这条街道附近最热闹的市区叫做岳，在北门以内，是市肆和工商业者聚集之所。所谓“庄岳之间”，是战国时代齐国人口最密集而最繁华的地方。

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也很是热闹。有人这样描写郢的繁荣情况：来往的车辆是车轮碰车轮，行人是肩碰肩，在市中道路上你推我，我挤你，早上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挤破了。

商业城市的兴起 这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有大的商业城市兴起。据《盐铁论》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县）、蓟（今北京西南），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轵城），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指洛阳、巩二城），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通有篇》）这些“名都”都该是战国时代兴起的重要城市。此外如齐的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安阳（今山东阳谷东北） 、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离石（今山西离石），魏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韩的郑（今河南新郑）、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楚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越的吴（今江苏苏州），宋的陶邑（也称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卫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秦的雍（今陕西凤翔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栎阳镇），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城市。其中如邯郸、宛都是冶铁手工业的著名地点，安邑是煮造池盐业的著名地点，安邑、大梁、郑、洛阳、河南、陈、寿春、濮阳、雍、咸阳、吴等城，都曾是各诸侯国国都的所在地。

在这些商业城市中，宋的陶邑最为重要。它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自从鸿沟开凿以后，济、汝、淮、泗之间构成水道交通网，陶邑正处于这个交通网的中间。陆路交通也是发达的。由此向东北是商业发达的卫国，向东是鲁国和齐国，向西是魏国和韩国。因为它地处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诸侯四通”，就成为“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这里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人口众多，范蠡就曾在陶邑“三致千金”。直到汉初，包括定陶在内的济阴郡还是个人口众多的地区。济阴郡是汉代在中原的一个小郡，只有九个县，人口有一百三十八万多（《汉书·地理志》）。

卫都濮阳同样是个繁荣城市，当时人常以陶、卫并称。鲁仲连给燕将的信，就曾说：“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战国策·齐策六》）濮阳地处濮水以北，交通便利，是三晋和齐货物集散的重要地点。洛阳也是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市，后来吕不韦把河南洛阳作为食邑，民户有十万户。韩的旧都阳翟也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吕不韦曾经是阳翟大贾。直到汉代，这里还是户口众多的地方，有“户四万一千六百五十，口十万九千”（《汉书·地理志》）。

都城的规模扩大 当时各诸侯国的国都，都有小城和大郭连结着。大郭是各级官吏和一般人民的居住区，还有集中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市区。小城是国君和贵族的住所，也就是宫城，宫殿都建筑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居高临下，成为全城的制高点，象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宫殿区内或宫殿区外，有大量官营的手工业作坊，主要铸造各种铁兵器、青铜兵器、铜币、青铜用器和铁工具等。这样，各诸侯国国都就成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例如齐国国都临淄，建筑在淄河西岸，大郭南北约四公里半，东西约四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五公里，宫殿筑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市区在大城的西部和小城以北，符合《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规定。在小城的南部有冶铁、冶铜和铸钱的作坊，在大郭的北部也分布有不少冶铁和制骨的作坊。 韩国国都新郑，大郭南北最长处约四点四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二点八公里，分布有冶铁、冶铜、制骨、制玉等作坊。小城在大郭的西北角，南北最长处约二点八公里，东西约二点四公里。赵国国都邯郸的布局，大体上和临淄相似。小城在大郭的西南角，俗称赵王城，由东、西、北三个小城组成，都有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尤以西城为密集。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至今尚未发现遗址。从文献看来，小城设在大郭西北，魏王游乐的梁囿即在西北郊，秦多次进攻大梁，先攻入梁囿中，所谓“秦七攻魏，五入囿中。”（《战国策·魏策三》和《史记·魏世家》）。燕国的国都之一武阳（即燕下都，今河北易县东南），分东西两城，东西城之间有河道隔开，西城可能是战国晚期适应战争需要而扩建的郭。东城中部偏北处有东西向的城垣，把东城分隔为南北两部。在这中隔城垣的南北两侧，就是宫殿区，占有整个东城北半部的东半段。在宫殿区的西半部和南侧，围绕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主要是冶铁、铁兵器、铸钱、制骨、制陶的作坊。人民居住区则分布于离宫殿区稍远的西南部。墓葬区在城址的西北角。

根据燕下都遗址的勘探和试掘，城垣采用穿棍、穿绳和夹板夯筑的筑法。由于城垣很厚，不可能一次夯成，需要由里向外，或由外向里，逐段加宽夯筑。大体上用两块木板上下排列，用绳从两端揽紧，然后夯筑。夯完一层之后，再筑一层。宫殿区有三座大型的主体建筑，前后排列。从这些主体建筑和其他建筑组群的布局，可以看出宫殿结构复杂而庞大，建筑物宏伟而豪华。当时建筑已有排水设备，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露出地面的陶水管有作蛙头形的。

一九五八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这是当时地下铺设的陶水道管的出口部分。蛙头形长一百二十厘米，口径纵三十六点五厘米、横三十四厘米。

在每个国都的宫城中，都有规模宏大的宫庭。例如秦孝公从雍迁都到咸阳，就曾模仿鲁、卫等国的宫庭规模，“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史记·商君列传》）。而且有的国都不止一个宫庭，例如秦国有咸阳南宫 。赵国有信宫、东宫（《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二十七年），赵武灵王就曾在这里上朝。齐国有雪宫，那是国君游乐的处所（《孟子·梁惠王下篇》）。在其他的都市，各诸侯国国君也往往建筑有游乐的宫庭，例如秦国在雍有秦孝公所建的橐泉宫、秦昭王所建的棫阳宫，在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有秦昭王所建的羽阳宫，在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有宣太后所建的高泉宫，在虢（今陕西宝鸡东虢镇）有宣太后所建的虢宫，在鄠（今陕西鄠县北）有秦孝文王所建的 阳宫（《汉书·地理志》）。韩国在成皋、荥阳有鸿台之宫（《战国策·韩策一》、《史记·张仪列传》）。赵国在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有沙丘宫（《史记·赵世家》）。

在国都中，除了宫城中有国君的宗庙、宫庭和国家机构的各部门官署以外，又有国君宗族和各级官吏的住宅。那些大官的住宅也都是高门大屋。例如齐宣王曾招揽大批文学游说之士，对于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都命为“列大夫”，在稷下（临淄的稷门附近）“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各诸侯国也有招待宾客的馆舍，例如蔺相如入秦，秦王曾留宿他在广成传舍（见《史记·蔺相如列传》）。那些养食客的亲贵大臣也都有招待食客的馆舍，而且这些馆舍是有等次的。例如平原君招待食客的馆舍有上舍、下舍之分，孟尝君招待食客的馆舍有传舍、幸舍、代舍之分，住幸舍的有鱼吃，住代舍的出入有车乘，因而食客也有鱼客、车客等名目。

当时诸侯国的郡城和县城，也有各级官署和各级官吏住宅，有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有集中的市区。

市的规模宏大 秦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从春秋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初期。一九八六年在雍的东北部发现了战国时代市的遗址，四周有长方形的围墙，南北长一百五十米，东西宽一百八十米，四面围墙中间各有一座市门，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入口处有大型空心砖作为踏步。整个市的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市的西边发现有南北向的四条大街，和东西向的大街交错成“井”字形。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中，有《市法》的残简，是战国时代著作，讲到“国市之法，外营方四百步”，四百步合五百五十四米，规模要比雍的市大三倍。《市法》还讲到“为肆邪分列疏数”（“邪”当读作“叙”），是说市肆有“列”的划分组织。所谓“列”，就是要按商肆的性质加以划分。同时对商肆占地的大小，又按货物的贵贱有所规定，货贵的商肆不超过七尺，货贱的商肆不超过十尺，当指商肆的门面而言。《市法》更规定：“市啬夫使不能独利市。”就是不准市吏垄断市的利益。《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记载有商（即宋）太宰如何监督管理市吏的故事。据说宋太宰派了家中仆人（少庶子）到市上去观察，看到市的南门外牛车很多，便召见市吏查问何以市门外多牛屎，市吏从此就惶恐小心对待自己的职守。

秦惠王时蜀守张若在成都建设城市，“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还设置有盐铁市官（《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根据《秦律》来看，市上商店如同居民一样以五家为一“伍”，设有“列伍长”，协助官吏监督商人的经商活动。对于官营手工业作坊和官营商业的现金收入，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规定经手人收到现金必须当场放入“钱缿”（储钱的容器）中，由“介者”从旁监督看他放进去，否则就要罚缴铠甲一件。

这时各大城市中已有世代居住的个体手工业者。例如宋国司城（以官名为氏）子罕所住的“宫”的南面，就住有“恃为鞔（皮履）以食三世”的工人，因为他家的墙突出到子罕的“宫”内，子罕想要他搬家，他说：如果搬了家，宋国求鞔的人就不知道我居住的处所，我将没有饭吃（《吕氏春秋·召类篇》）。在这些大城市里各种个体手工业者是很多的，冶金工、车工、皮革工、木工、漆工等都有住在城市里的，即所谓“百工居肆”。此外住在城市中的，还有杀狗的屠夫，即当时所谓“狗屠”的（见《史记·刺客列传》）。

这时市区内店铺林立，有“鬻金者之所”（《吕氏春秋·去宥篇》）；也有“县（悬）帜甚高” 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有出卖履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语）；有出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篇》）；有贩卖茅草的，即所谓“贩茅者”（《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还有卖卜的，据说齐国公孙闬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当时市上已什么都有出卖了，在繁荣的市里，清早就有许多买客等候市门的开放。等到市门开放，就“侧肩争门而入”，为的是争取“所期物”（《史记·孟尝君列传》冯驩语）。

市中的工商业税以及争夺城市 这时诸侯国对于工商业已征收三种不同的税，有征收“廛”（屋基）的税，有征收“市”的营业税，又有征收通过“关”的税。当时诸侯国的财政收入，除了地租以外，工商业税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到战国中期，这些大城市也成为诸侯国争夺的目标之一，而且成为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争取作为封地的目标了。

宋国的定陶，是当时中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在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大强国都曾想夺取定陶，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不仅齐湣王要攻灭宋国，而且秦的穰侯魏冉和赵的奉阳君李兑都曾想攻取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由于争夺宋地，曾发生一系列合纵、连横的战争。苏秦曾劝说齐湣王废除东帝称号，发动合纵摈秦，以便乘机攻取宋国。在齐国灭宋后，由于齐国加强了对各国的威胁，又有五国联合攻齐和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的事变。在五国联合攻齐中，秦国首先攻取了定陶，把定陶作为魏冉的封地。等到魏冉被秦驱逐，忧郁死去以后，秦也就把定陶改建为郡，即所谓陶郡。等到秦国围攻赵都邯郸不克，魏信陵君魏无忌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战胜了秦国，魏安釐王也就乘机攻取了定陶，并且灭亡了卫国。从这一连串争夺定陶的事件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定陶是当时一个最富庶的商业城市，工商业税收比较多，便利于那些统治者搜括，因而各大国国君和亲贵大臣都想据为己有，把定陶作为争夺的目标了。

不仅像定陶这样富庶的商业城市是当时争夺的目标，就是那些由冶铁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也经常为各国所争夺。公元前三〇一年，齐相孟尝君田文曾联合韩魏攻楚。在这一战役中，三国联军大胜，杀死了楚的主将唐蔑，韩魏两国也就取得了楚的宛、叶以北地。韩魏两国所以要夺取宛、叶以北地，一方面由于这是“方城膏腴之地”（《战国策·秦策三》），一方面就是由于宛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区和繁荣的商业城市。秦国在进行兼并战争中，对这些冶铁手工业地区当然也不肯放松。在公元前二九二年，秦便派司马错攻韩，取得了韩前次从楚那里夺得的宛。次年，秦又派司马错攻取了魏的轵和韩的邓。就在这年，秦把泾阳君公子巿改封于宛，高陵君公子悝改封于邓。原来宛、邓两城是韩国南北两个冶铁手工业的重要地点，韩国著名的剑戟有出于宛冯邓师的，就是这两地的产品。这年秦国同时把泾阳君和高陵君改封于宛和邓，并不是偶然的事。这时，秦国宣太后专权，魏冉、公子巿、公子悝、芈戎（华阳君）都为宣太后所宠幸，因而秦在兼并战争中夺得的最富庶的地方，便成为他们的封地了。魏冉所封的定陶，公子巿所封的宛，公子悝所封的邓，芈戎所封的新城，都是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这四个封君所以会“私家富重于王室”，就是这个原故。秦昭王在亲自掌握政权后，所以会听从范雎的话，把他们驱逐，也是这个原故。因为他们在这些富庶城市中肆意搜括，弄得“私家富重于王室”，很难控制了。

从此可知，战国时代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确已比较繁荣，而城市中的工商业，也就成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军市的兴起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驻军附近的“军市”的兴起。纵横家苏秦对齐闵王的长篇游说辞：“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战国策·齐策五》）说明当战争爆发时，驻军附近设有“军市”，以便士兵购买日用消费品。至于各国边地长期驻军防守的地方，当然更设有经常的“军市”。据说“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史记·冯唐列传》）。看来各国边地的“军市”，由于驻军数量多，市场比较繁荣，“军市之租”（即市上的税收）也比较多，成为驻军将领的重要收入。李牧用它来赏赐士兵，很得士兵拥护。《商君书·垦令篇》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又说：“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堕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这样规定“军市”中不准藏有女子，不准私自贩卖粮食，不准轻堕之民游“军市”，说明当时“军市”已比较热闹和繁荣。所有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军市”发生种种流弊，防止“盗粮者”盗卖官府粮食，防止驻军和附近农民的生活腐化等等。 0WI8cuoKQvc2cGd310XzQdC/YCe5azySuGBOWZcjnZIqSsr/wHvscRKi/yAOB2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