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主要手工业如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工、煮盐、纺织等，都有长足的进步。

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 冶金手工业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这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在突飞猛进。

由于冶铜积累了许多经验，关于各种青铜器在冶铸时所需铜和锡配合的分量，已有一个简单的比例。战国时代赵国青铜兵器铭文中，常常有“某某执齐”的记载，“执齐”就是掌握铜、锡配合的比例。《考工记》说：“钟鼎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六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斧斤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三三，锡占百分之十六点六七；“戈戟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四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八十，锡占百分之二十；“大刃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三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七十五，锡占百分之二十五；“削、杀矢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二，也就是铜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四三，锡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七；“鉴燧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一比一，也就是铜和锡各占百分之五十。《考工记》这样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学理的。大凡青铜中锡的成分占百分之十七到二十的最为坚韧，超过这个分量就要逐渐减弱。《考工记》规定“斧斤之齐”含锡百分之十六点六七，“戈戟之齐”含锡百分之二十，因为斧、斤、戈、戟等工具和武器都是需要坚韧的。大凡青铜中锡的成分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硬度最高，超过这个分量就要减低。《考工记》规定“大刃之齐”含锡百分之二十五，“削、杀矢之齐”含锡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七，因为这类武器都是需要硬度较高的。大凡青铜中锡的分量增多，光泽就会从赤铜色转变为赤黄色，再转变为橙黄色，更转变为淡黄色，含锡量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就呈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含锡百分之十四点二九，一方面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一方面为了使它能呈现橙黄色，比较美观。《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含锡百分之五十，因为反光的铜镜不需要坚硬，而需要白色光泽。

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铜、锡合金的原理。《吕氏春秋·别类篇》说：“金（铜）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当时人们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加锡到铜中可使硬度增加，而太硬的兵器又容易折断，特别是剑一类较长的兵器必须做到“坚且牣（韧）”。《吕氏春秋·别类篇》又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近年考古发掘得到战国青铜剑，往往脊部的青铜含锡少，有的呈赤色，像嵌合赤铜一条。含锡少则质柔而韧，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质硬而刚，适合刃部的需要。例如长沙出土的一件楚国青铜剑，其脊部铜、锡比例是七十八比十（即八比一），而刃部则为七十四比十八（即八比二）。

《考工记》谈冶铸青铜合金时，曾说：在铜和锡的“黑浊之气”完后，接着就有“黄白之气”；在“黄白之气”完后，接着就有“青白之气”；在“青白之气”完后，就有“青气”出来，到这时才可以铸器。这也是合乎冶金的学理的。因为铜、锡混合熔融时，首先便有挥发性的不纯物气化，即所谓“黑浊之气”。等到温度上升，比铜熔点低的锡就有一部分熔融气化，出现“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便有所谓“青白之气”；等到铜完全熔融，就只剩“青气”了。等到“青气”出现，青铜合金也就基本上冶铸成功。《荀子》也说过：青铜器的制作，主要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强国篇》）。这时对于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选择、冶铸的技巧、火候的调节，都已很讲究了。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可以说，代表着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峰，主要表现有下列三点：（一）合范法（复合陶范合铸法）的熟练使用。如曾侯乙墓所出整套编钟大小不同，形制纹饰极其繁复，都能用合范法合铸成功，其中层甬钟的铸件，估计是用一百三十六块芯、范组成的。（二）铸接和焊接的适当使用。如曾侯乙墓所出建鼓座，大小龙群穿插纠结地蟠绕着座体，构成十分繁复生动的立体形象，估计是用二十二件铸件及十四件接头，适当地采用铸接和焊接的方法加以联结，并接合在座体上面。（三）“熔模铸造法”的精巧使用。如曾侯乙墓所出尊和盘（尊在盘中），尊唇和盘口布满着精细而镂空的立体蟠螭纹和蟠虺纹，内部由多层铜梗联结而支承，只有用“熔模铸造法”才能铸成。研究者对此有两种不同估计，或者认为使用“失蜡法”，是用蜡（主要是蜂蜡）作为熔模的 ；或者认为使用“漏铅法”，是用铅作为熔模的 。一九七九年河南淅川下寺的楚墓中出土的铜禁，所饰镂空的多层云纹，与曾侯乙墓所出尊和盘的蟠螭纹结构相似，同样是用“熔模铸造法”的，时代要比曾侯乙墓早一百多年，说明这种铸造法至少在春秋后期已经使用，因而到战国前期已很成熟了。

青铜工艺技术的创造 这时青铜工艺技术不断有着新的创造。首先是“金银错”技术的创造，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构成文字或图案。错金的工艺，早在春秋中期已经发生，在楚、越、宋、蔡等南方诸侯国的兵器上，每多有错金的美术字，笔画作鸟形，即所谓“鸟书”。到战国早期，才在精美的铜礼器上施以大片的金银错图案，到战国中期，这种工艺的精致程度就达到了高峰，不仅施用于兵器、礼器和用器上，还施用于车器、符节、玺印、铜镜、带钩、铁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同时有镶嵌红铜工艺技术的创造，就是用红铜薄片镶嵌在铜器表面上，构成各种图案。这种工艺在春秋中期已有较高水平，到战国初期比较流行。此外包金、鎏金、嵌玉、镶珠、镶嵌松绿石等工艺也有发展。镶嵌松绿石的工艺，在殷和西周的兵器上出现过，但是施用到大件铜器上，也是战国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

重庆涪陵战国末年墓葬出土。

传一九三一年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采自杨宗荣编《战国绘画资料》，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春秋战国之际的铜礼器上，往往铸有大幅的浅凹或浅凸的平雕画像。战国中期以后这种工艺便不大流行。同时有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工艺发展起来，大都施于较薄的壶、柸、鉴和奁上。这种工艺都是为表现整幅图画，多数是描写水陆攻战、车马狩猎、宴乐、射礼、采桑等活动的。

这时铜器上金银错和刻镂画像工艺的产生和进步，是和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制造金银错铜器，大多数是在作范时，先在母范上预刻凹槽，待器铸成后再在凹槽内镶嵌金银。少数精细的金银错纹饰和铭文，金银丝细如毫发，则是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成凹线，再嵌入金银丝的。至于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当然是用钢刀刻镂成的。

带钩是束腰皮带上的钩，原为“胡服”所用，称为鲜卑或师比、胥纰、犀毗等等。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进行军事改革，讲究骑射，逐渐改用“胡服”作武装，带钩也渐盛行。其制一端曲首，背有圆钮。多数用青铜制作，也有铁制的。精致的铸有各种图案花纹，有整个作动物形的。此件四川广汉出土，作犀牛形，并有错银图案。犀牛是当时西南特产。

附带要指出，这时出现有槌制的薄胎的红铜器，大都是盛水器，常有用针刺刻的图画，多为宫殿建筑、宴乐歌舞，也有神话色彩的人物或鸟兽。

战国早期的铜礼器形制轻薄灵巧，花纹细致飞舞，多用印模在铸范上反复印成。到战国后期，大部分铜礼器往往只有简单的图案构成花纹带，或者只有局部地方施有简单花纹。同时日常用的服饰制品，特别是铜镜和带钩迅速发展起来。

一九七八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高八十四点五厘米。由大小八节连接构成。每节都有榫铆，榫口各异，移动时便于拆卸和安装。灯枝上有群猴游戏，并有金乌啼鸣。底盘上有两个上身裸露、下穿短裳的男子，正在向上抛食物引弄猴子。

战国时代铜镜的铸造分两个系统，北方系统的比较厚重，洛阳金村出土铜镜有金银错图像和嵌玉、嵌琉璃的精品。南方系统特别是楚镜比较轻薄，多山字纹和蟠螭纹的，曾流行到西汉初期。这时期腰带上使用的带钩，形制很多，有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兽形和圆形小带钩等。同时实用的铜器制作也有进步，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就制作很精巧。

建筑技术的进步 这时木工方面，除了斧、凿、锥等铁工具以外，还有画方形用的矩（曲尺），画圆形用的规（圆规），弹直线用的绳，测量垂直线用的县（悬），测量水平线用的水（《墨子·法仪篇》、《考工记》）。同时已发明了一种矫正木料曲直的工具，叫做 栝或榜檠，可以把木料经过蒸煮，放在 栝中，经过一定的时间把曲木压直，或者把直木压曲，使它合乎制作上的需要（《荀子》的《性恶篇》、《大略篇》，《韩非子》的《显学篇》、《外储说右下篇》）。他们主要的业务是建筑房屋、制造车舟等交通工具和建筑坟墓。

春秋战国间，房屋的建筑，已有葺屋（草屋）、瓦屋之分（《考工记》）。这时富贵人家的房屋往往用石基石础、木柱木架，上盖瓦顶。古人在土台上造屋叫“楼”，到战国时，开始有两层的楼房。据说“平原君家楼临民家”，美人居楼上，见到“民有躄者槃散行汲”而“大笑之”，这种可以住人的楼，当即如今日之楼 。这时有两层的楼房出现，说明建筑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战国铜钫（故宫博物院藏）上的建筑图案，屋下有高基，上为木结构，屋分两间，有立柱三根。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柱顶有斗拱承枋，枋上更有斗拱作平坐。上层楼没有柱的表现，只有两门。上层楼的平坐似有栏杆，平坐两端作向下斜垂线，用来代表屋檐，说明当时平坐直压在腰檐上。战国宴射椭杯（上海博物馆藏）上的建筑图案，是架空的阁，阁基有三个支柱，两旁有阶梯五级，阁的两边有立柱，柱顶有斗拱承枋，阁顶有檐伸出很长。根据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的遗址来看，建筑时先挖坑，再填土打夯，然后挖出间次，留出墙壁，挖好柱窝。房屋的结构，是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其梁架部分大概用的木材。房顶先铺芦苇，再涂草泥土，在草泥土上又涂厚一厘米的“三合土”，然后盖瓦。 从已经发掘的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来看，宫殿建筑在较高的大夯土台基上。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宫殿之间有复道相连结。有的墙是在夯土台壁上补砌土墼，有的墙全用土墼筑成，并有壁柱用来巩固土墙。据推测，宫室之内设有大柱，用以承托屋盖的大梁。 可见当时建筑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后代建筑技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时大规模的建筑，已有简单的平面设计图。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铜版《兆域图》，是一幅中山王陵园建筑的平面设计图。图上错有中山王的诏书：命令相邦司马赒制定这幅图，规定了各种建筑的阔狭大小规划，违法者死罪不赦，不执行者罪及子孙；图一式两份，一份从葬，一份藏于王府。出土的就是从葬的一份。这幅设计图上，四周有三道长方形的围墙，外面一道叫“中宫垣”，中间一道叫“内宫垣”，里面围住坟墓封土的一道叫“丘 ”。三道围墙之间都有规定的距离。在“丘 ”以内设计建筑五个“堂”，“堂”就是建筑在封土上的“寝”。中心的是王堂，王堂的两侧是王后堂和哀后堂（王后指今后，哀后指先死的后），王堂、王后堂、哀后堂都“方二百尺”。在王后堂的右侧是“□（字不清）堂”，在哀后堂的左侧是夫人堂。□堂和夫人堂都“方百五十尺”。这五座“堂”的中间也都规定有一定距离。现在发掘的中山一号和二号墓，都有覆斗形封土，封土下部有平台彼此相连，封土半腰都有一圈方形的回廊建筑，一号墓保存较好，以外檐面积计算约为五十二米见方，和《兆域图》所记王堂方二百尺面积相近。由此可见当时国王陵园的建筑规模。

画像以两座建筑为中心，两座建筑中都在举行酒会，右方建筑的右边正在用箭靶练习射箭，左方建筑的左边正在林中射鸟，两座建筑的中间正在舞蹈，并用编钟和鼓伴奏。摹本为上海博物馆所提供。

这块金银镶错的中山王《兆域图》铜版，一九七八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图上用金银错的字，标明四周宫垣和内部五个享堂的位置、阔狭大小以及彼此间的距离。这是一幅中山王陵园建筑的平面设计图。图上并错镶有中山王的诏书：“王命赒：为逃（兆）乏（窆）阔 （狭）小大之 ，有事者宣 （图）之。律退 （致）乏（窆）者，死无若（赦）。不行王命者， （殃） （连）子孙。其一从，其一 （藏） （府）。”释文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〇九页。

这时富贵人家的棺椁往往选取七围八围的楸、柏、桑来制作（《庄子·人间世篇》），坟墓里往往有棺椁数重，外面一层层地堆积着石块、木炭（《吕氏春秋·节丧篇》）。在安徽寿县和河南汲县战国墓的发掘中，都曾发现木椁外堆积着深厚的石子层和木炭层。战国时棺的制作，底和壁已运用套榫（梯形榫）来镶拢。战国时的车，车辐已多到三十辐到三十四辐。这些都说明当时木工技术已相当进步。

煮盐业的发达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当时河东的盐池称为盬（《说文解字》“盬”字解说），已被视为“国之宝”（《左传》成公六年）。到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所谓“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篇》） 。海盐的产量比较多，流通范围比较广，所以《禹贡》说青州“贡盐”，而《周礼·职方氏》又说幽州“其利鱼盐”。魏国的河东池盐煮造业也更发达，猗顿便是由经营池盐而成巨富的（见《史记·货殖列传》）。同时，在秦并蜀以后，李冰做蜀郡守时，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镇一带）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酿酒技术的进步 这时酿酒技术已很进步。《礼记·月令篇》于仲冬之月说：“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麹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剂）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贷。”这六个“必”，就是对当时酿酒技术的经验总结。酒是用秫稻做的，首先要挑选好秫稻。用麹来造酒，是我国古代酿酒技术上的重要发明，它能把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因为麹既富有糖化力的丝状菌毛霉，又有促成酒化的酵母。糵是发芽糖化的谷粒，古时曾用作酿酒原料。酒是用麹糵酿造的，所以要“麹糵必时”。因为毛霉和酵母菌是很敏感的低级生物，污染就会影响菌类活动，或者滋生杂菌，所以要“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温度的控制也很重要，酵母活动最适当的温度是摄氏三十度左右，因此需要“火齐必得”。

制陶技术的进步 这时制陶技术也是有进步的。陶器有红褐色或灰色而有绳纹的，有灰陶素面的，也有红色彩绘的，更有黑色暗花的，比较精美。这时瓦已广泛使用，已有筒瓦、板瓦以及脊瓦，瓦当有各种不同的纹饰，同时陶水管和陶井圈也已成为重要建筑材料。

皮革业的进步 这时皮革手工业也是有进步的。除一般皮革器用牛皮、羊皮以外，甲（武装）有用犀皮、兕皮以及鲛鱼皮制的。人们制作皮革器，先把皮革椎击坚硬，刮除皮里面的不洁物，然后裁割并钻小孔加以缝制。缝的线要藏在皮革里，使不易损坏；皮革稍加洗濯，使成荼白色；并且要搽上油脂，使其柔滑（《考工记》）。这都说明当时皮革手工业的技术已比较进步。

总的说来，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战国时代手工业品的质量都有显著的提高。我们从战国时代墓葬中所发现的陪葬品看来，比起春秋中期以前的手工业品，面貌确是不同。

手工业技术知识的积累和《考工记》的成书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就有阐述各种手工业工艺制作的专门著作出现。现在保存在《周礼》一书后面的《考工记》，就是当时记述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从它所使用的度量衡和方言等方面来看，是齐国人的记载。从它的内容来看，并不是出于一人一时的手笔。各部分记载的格局并不一致，有些部分前后重复，该是当时各个工种的制作工艺和操作经验，经人整理后加以编集而成。从它的思想倾向以及它所反映的手工业分工比较细密、工艺比较进步来看，编成当在战国初期。

《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第一是“王公”，职务是“坐而论道”，指的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也就是《墨子》经常指责的“王公大人”。第二是“士大夫”，职务是“作而行之”，指的是君主政权的各级官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因为当时知识分子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第三是“百工”，是指各种手工业者。第四是“商旅”，是指商人。第五是“农夫”，第六是“妇功”，就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民。这样把工、商、农夫、农妇和王公、士大夫并列为“国之六职”，说明作者对工人、商人和农夫、农妇的重视，这和战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是相合的。它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它把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看作制成精工产品的四个条件。它把掌握天时看得这样重要，这是因为天时气候的变化会影响到制成品的质量。它把地气看得这样重要，主要是由于某些地方出产的某种原材料质量比较好，或是有制造某种工艺的优良传统。它说：“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

《考工记》所记述手工业的分工是比较细密的。攻木之工有七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摩之工（玉石工）有五种，搏埴之工（陶工）有二种。它分别记述各种生产工具、兵器、交通工具、饮食用器、乐器以及各种建筑物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这是当时一部有关手工业制造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汇编。手工业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发展了数学、力学和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把这种知识具体地应用于手工业制造（参看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部著作不但在我国工程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容的丰富，某些部分叙述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找不到第二部的。可惜其中有些部分如《段氏》、《韦氏》、《裘氏》等已经散失，只留下一个名目了。 Wa8xANtKUMBrGghkOVdHZRSkJGx7J/IGhH//sBJEz6igN0YIhC43fNhXCERvFc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