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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的开垦 春秋战国间，铁工具的使用，对于荒野的开垦起了巨大的作用。
古时荒芜的土地很多。在西周东周之交，郑国迁到今郑州附近时，是“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的。当姜戎被秦所逐而徙居晋国赐给的他们“南鄙”（南边地方）时，他们也是“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居住的。自从铁工具应用以后，对于除翦荆棘和芟夷蓬蒿、藜藿当然便利得多。本来中原地区宋郑两国间还是有“隙地”的，到春秋后期也就陆续开垦，在这里建立了六个邑（《左传》哀公十二年）。
牛耕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垦耕就是把土一块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土，退一步。这种一步步后退而间歇的垦耕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自从春秋后期，农民推行了用牛拖犁来垦耕的方法
，垦耕就变为连续向前的运动，用力少而效果好。
图十三 牛尊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晋墓出土，《浑源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高三十三点七厘米。牛鼻穿有鼻环。背上有三个圆孔，每个圆孔上安放有
（锅子），是温酒用的。
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棬”，《吕氏春秋·重己篇》说：“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相连关系，孔丘的学生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可知当时牛耕已较普遍。春秋晚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失败后，逃到齐国，使得子孙变为农民，有人说，这样“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好比“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就是说好比养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这也足以证明春秋晚期牛耕已较普遍。战国时代已开始使用两牛牵引的犁
。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口犁来看，犁头全体如V字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但是这种犁比较窄小而轻，还没有翻转土块的犁壁，因此它只能起破土划沟作用，不能翻土起垄，但是比起依靠人力用耒耜来垦耕，是耕作技术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燕下都遗址发现的五齿耙，既可以用来挖土，又可以用来翻土起垄，作为垦耕的工具。各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个时期的小铁锄较多，式样有凹字形、六角梯形、空首布式等种，适应着中耕除草的各种需要。总的说来，这时耕作技术进步了。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篇》）。“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也或称为“疾耨”。《管子·度地篇》说：“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杀草薉。”“疾耨”也或称为“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灌溉方法的改进
这时灌溉的方法也有了改进。在春秋战国间，中原地区已普遍采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
。桔槔也称为“桥”，是用两根直木组织成的，一根直木竖立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用绳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这根横挂的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一端系着长绳，挂上汲瓶或水桶，利用杠杆的原理来汲水。要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汲瓶或水桶浸入河中或井中汲水；把绳一放，由于一端结有石块，汲瓶或水桶就升上来了。《庄子》记载春秋末年子贡的话，说桔槔“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天运篇》）；还记载颜渊的话，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天地篇》）这些话都说明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情况。《淮南子》曾说：用耒耜、耰、
来耕田和用桔槔来灌溉，比过去削树木来耕田和抱汲瓶来灌溉，“民逸而利多”（《氾论篇》）。的确，使用桔槔等灌溉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劳力而便利农耕的。
施肥技术的进步 对于肥料的使用，这时也注意了。孟子在论定租制（当时所谓“贡”）的弊害时，曾说当时农民遇到荒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滕文公上篇》），足以说明当时农耕已普遍施肥。《荀子·富国篇》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在翻地修好田埂、除草种下谷物以后，施肥是重要的工作。这时农民已从生产过程中认识到野草、树叶在土中腐烂可以作为肥料。《荀子·致士篇》说：“树落则粪本。”《礼记·月令篇》说季夏之月，“土润辱（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是说，每逢六月，把野草割来焚烧或是用水灌上，使之腐烂，可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这也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才开始讲究施肥。
当时农民也认识到病虫害的严重性。《商君书·农战篇》说：“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螟是蛀食稻心的虫，螣是食苗叶的小青虫，蚼蠋是一种像蚕的害虫。因此农民已很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吕氏春秋·不屈篇》说：“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
农业产量的提高
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进步、灌溉工具的改进和肥料的使用，农业产量自然也有了提高。据魏文侯相国李悝的估计，战国初期魏国农民的生产量，一亩田可以生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即生产六石；中熟可以三倍，即生产四石半；下熟可以二倍，即生产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以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汉书·食货志》）。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亩，战国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石，即二斗。
如果折算起来，可知战国时合如今的三分之一亩，普通已可生产粟合如今的三斗，最好年成可以四倍，即生产粟一石二斗。李悝又曾主张“尽地力之教”，认为勤谨耕作的每亩可多生产三斗，不勤谨耕作的每亩要减产三斗（《汉书·食货志》），勤耕的和不勤耕的，每亩田的收获量就有六斗粟之差。如果折算起来，那时合如今的一亩，勤耕的比不勤耕的可多生产三斗六升粟。
当时各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生产水平不同，产量是有差别的。李悝所说“岁收亩一石半”，当指魏都安邑所在河东地区而言。《管子·治国篇》说：“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早）生而晚杀，五谷之熟也，四种而五获（谓四时皆种，五谷皆获），中年亩二石，一夫粟二百石。”是指嵩山以东河南中部而言。《管子》是齐的作品，而举嵩山以东为例，可知当时齐的亩产量低于二石。一九七三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所说“中田小亩二十斗，中岁也。上田亩二十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复以为率”，当是《田法》著作较迟，山东地区农业进步的结果。
战国时代各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边远地区和土壤较差的地区比较落后，也还保留着轮流休耕的办法，例如邺在引漳水利工程未兴修前，由于土质较差，就实行着轮流休耕制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劳者欲息，息者欲劳。”“劳”就是用来耕作；“息”就是轮到休耕，以便恢复地力，改良土质。中原有水利灌溉和土质较好的地区，农业生产就比较进步，逐渐推行一年两熟制。
一年两熟制的推广
春秋时期冬小麦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这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个重大进步。因为种冬小麦的地区，夏收之后，又可播种秋收的其他谷类作物，一年两熟制就可以推行了。西周春秋之际，劳动人民栽培出了冬小麦品种，到春秋初期，成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地区开始实行一年两熟制。公元前七二〇年四月郑国掠取了周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地的麦，同年秋天又掠取了成周的“禾”，说明这时周的王畿内已实行一年两熟制。到战国时代，一年两熟制就普遍推广。《礼记·月令》就记载孟夏之月“升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曾说
麦（大麦）到日至（夏至）时都成熟（《告子上篇》）；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篇》）。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推行一年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篇》还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美禾，接着又种麦，来年又丰收了美麦。《荀子·富国篇》又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一年两熟制的推广，就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由于一年两熟制的推行，耕种“百亩之田”的收成，“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篇》）。《吕氏春秋·上农篇》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就使得“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小农生产，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小农经济可以成为当时各国君主政权作为立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