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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贵族十分重视祭祀，以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刘子语）。出师之前常常要祭祀天神或祖先，胜利之后也要向天神和祖先献祭告捷。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克商之后，就在牧野举行告捷礼，接连举行了五天 [1] ：
辛亥（四月十五日），荐（献祭）俘（所俘）殷王鼎。武王乃翼（敬），矢（陈设）珪、矢宪（一篇法令），告天宗（泛指天神）、上帝。王不革（原误作“格”，从卢文弨校正）服（不革服谓不改易显祖服装），格（到）于庙，秉（执）黄钺（“黄钺”二字原脱，从朱右曾校增），语治庶国（向祖先报告统治许多邦国的情况）。籥人（奏乐之官）九终（奏乐章九节）。王烈祖（意即显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即仲雍）、文王、邑考（即武王之兄伯邑考），以列升（把神主按次序升登到一定的位置），维告殷罪（向祖先报告殷的罪状）。籥人造（进）；王秉黄钺，正国伯（“国伯”谓诸侯之长，“正国伯”谓确定诸侯之长的席位）。
壬子（四月十六日），王服衮衣（衮衣为天子之服），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确定诸侯的席位）。
癸丑（四月十七日），荐俘殷士百人（用所俘殷贵族一百人作为牺牲献祭）。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通作“镛”，大钟），大享一终（奏大享的乐章一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通作“镛”），大享三终。
甲寅（四月十八日），谒戎殷于牧野（“戎”原误作“我”，从卢文弨校正，谓报告用兵伐殷于牧野情况）。王佩赤、白旂（指赤色、白色军旗）。籥人奏《武》（宣扬武功的乐章）。王入，进《万》（挥舞盾一类兵器的舞蹈），献《明明》三终（三节）。
乙卯（四月十九日），籥人奏《崇禹生开》（崇禹即崇伯鲧之子禹，开即禹子启），三终，王定。
一连五天的祭祀典礼，前两天是礼的开始，末一天是礼的结尾，主要礼节是在第三、第四两天举行。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四点：
第一，武王出兵时带着祖先的神主（木主）载在车中，随军而行，直到牧野，战胜之后，就临时建造“牧室”，举行告捷之礼。《礼记·大传》：“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郑玄注：“牧室，牧野之室也。”这在春秋时代还有相同的事例。公元前五九七年（周定王十年）邲之战，楚胜晋，楚大夫潘党建议收集晋军尸体建筑“京观”（高丘），使子孙“无忘武功”，楚庄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举出武王克商之后制作《颂》和《武》为例，主张“为先君宫（楚君祖先之庙），告成事（报告战胜）”（《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这样在前线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该就是效法武王的。
第二，祭祀的祖先有太王、太伯、王季（季历）、虞公（仲雍）、文王、伯邑考等六人，不分嫡庶和直系、旁系，也不分立为国君者或未立而早死者。太伯、仲雍、季历同为太王之子，季历继承君位，而太伯、仲雍另外建立虞国；伯邑考与武王同为文王之子，伯邑考未立而早死。这种祭祖的制度，和商代完全相同。王国维认为武王用的就是殷礼，“盖周公未制礼以前，殷礼固如斯矣”（《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第三，癸丑之日举行大享之礼，这是当时隆重的祭典，杀所俘殷王士一百人作为牺牲。这种杀人祭献之礼，也和殷贵族用“人牲”祭祀祖先相同。在殷墟的殷王陵东区曾发现一片大规模杀人祭祀后的埋葬坑。一九七六年发现了二百五十座这样的坑，其中一百九十一座中被杀害者的骨架多到一千一百七十八具。据研究，这一带就是商代王室的杀人祭祀场的遗址。被杀的都是战俘。殷墟卜辞中也常见用羌人与牛、羊一起祭祀祖先的例子。
第四，这时武王尚未宣布建立周朝，但是从所用礼制和所穿服装来看，已具天下之君的地位。他在“大享”之前，先“正国伯”，再“正邦君”，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国伯”和“邦君”之上的“王”了。
上章所引《世俘解》说：“戊辰，王遂祡，循追祀文王。时（是）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说明武王在发布讨伐殷的南国诸侯命令之前，已在发布作为天下之王的政令。孔晁注：“是日立王政，布天下。”《世俘解》开头说：“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成辟”就是说成为天下之君。“乙未日”不合古代文例，有人认为这三句出于后人所加。
武王克殷后，曾到殷都举行社祭，见于《逸周书·克殷解》（《史记·周本纪》和《齐世家》曾引用）：
翼（翌）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即百夫长）荷素质之旗（《史记》作“罕旗”）于王前。叔振（即曹叔振铎）奏（进）拜假（“假”通作“嘉”，“拜嘉”谓祝贺嘉礼），又陈常车（孔注：常车，威仪车也）。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毕公”原误作“召公”，今从《周本纪》改正。《玉海》卷一五一作“原公”），以夹王（孔注：二公夹卫王也）。散宜生、泰颠、闳夭皆执轻吕（剑名），以奏王（《周本纪》“奏”作“卫”，刘师培谓“奏”即“夹”讹）。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群臣毕从（《史记》作“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按“位”与“立”通用，当读为“莅”。大卒谓军士，“之”训“至”。朱右曾云：“王立于社南而屯卒于其西以卫也”）。毛叔郑奉明水（明水是用鉴在月下取得的露水），卫叔封傅礼（《周本纪》作“卫康叔封布兹”，《齐世家》作“卫康封布采席”，《周本纪》集解引徐广云：“兹者籍席之名。”“傅”通“敷”，义即“布”。刘师培谓：“礼疑丰讹，即《尚书·顾命》丰席，《顾命》言丰席画纯，正与《齐世家》采席合”），召公奭赞采（《周本纪》正义：“赞，佐也。采，币也”），师尚父牵牲（祭祀用牺牲）。尹逸筴曰（尹逸即史佚，“筴”古“策”字）：“殷末孙受（纣）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周本纪》作“天皇上帝”，刘师培校作“皇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膺受大命”以下十六字原脱，从卢文弨引梁玉绳说，据《史记》、《文选》李善注及此书孔注校补）。
在殷都举行这样隆重的社祭，无非对殷贵族表明“革殷”是出于天命。
武王在殷都除举行社祭外，还曾召集原来殷的各等贵族加以告诫，见于《逸周书·商誓解》。告诫的对象，包括“冢邦君”（属国之君）、“旧官人”（原来殷的官僚）、“太史友”、“小史友”（上“友”字原误作“比”，下“友”字原误作“昔”，从孙诒让校正）及百官、里君、献民等（太史友、小史友指史官所属官员，里君指一里之长，献民指贵族）。
《商誓解》反复告诫殷贵族，内容主要有下列三点：
第一，周作为“小国”而克商，是出于天命，指出殷王纣违反商先哲王（指先前殷的贤君），特别是违反汤的传统政策，“昏忧（通作“泯扰”）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弃（“弃”原误作“奉”，从丁宗洛校改）天之命，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指文王）曰：‘殪商之多罪’，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就是说“殪商”和“革商”都是上帝命令。
第二，把殷王纣称为“一夫”，即“独夫”，把所有殷贵族和纣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宣称殷贵族无罪，只须听从周的命令，就可安居。例如说：“昔在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尔百姓、里君、君子，其周即命”，“不令尔百姓无告”，“尔百姓其亦有安处”。所说百姓，就是指殷贵族而言。
第三，告诫殷贵族听从天命和周的命令。如不作乱，就可得到保护，如不听命而作乱，就要用刑杀灭。例如说：“在彼宜在天命，弗反侧兴乱（“弗”字原脱，“反”字原误作“及”，从丁宗洛校补）。其斯弗用朕命，尔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则肆刘灭之（“肆”字原脱，从孙诒让补，刘灭谓杀灭）。”这是武王为首的周贵族，在灭商以后，对数量众多的殷贵族，采用安抚和刑罚兼施的政策，用来防止殷贵族的叛乱。
值得注意的是，告诫的对象，包括冢邦君、旧官人、史官、百官、里君和一般贵族，其中特别提到大小史官所属官员。
武王在六月凯旋镐京（即宗周），就选定日期到“天室”举行规模很大的献俘礼。《世俘解》对此有较详的记载：
维四月既旁生魄（“四月”当是“六月”之误），越六日庚戌，武王朝（早）至于周庙（“至”下原有“燎”字，涉下文而衍，今删）。武王降自车（此句上原有“维予冲子绥文”六字，从陈逢衡校删）。乃俾（使）史佚繇书（“繇”通“籀”，繇书谓读册书）于天室（“室”原误作“号”，今从《吕氏春秋·古乐》改正）。武王乃废于纣共恶臣百人（“共”原误作“矢”，“臣”下原衍“人”字，今从顾颉刚校正），伐右厥甲小子则大师（“则”原误作“鼎”，今改正），伐厥四十夫家君则师（“家君”疑是“冢君”之误，“则”原误作“鼎”，今改正），司徒、司马初厥于郊（通作“校”）号（疑“室”字之误）。乃夹于南门（“乃”上原衍“武王”二字，从朱右曾校删），用俘皆施（通作“弛”）佩衣（“衣”下原衍“衣”字，从沈延国校删），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同“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这个献俘礼，主要有下列四个特点：
第一，献俘礼举行于宗周的“天室”，“天室”即是明堂。《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世俘解》的“天室”即是“京太室”。武王时制作的大丰簋说：“王祀于天室”，又说：“衣祀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
）上帝。”这个以文王配合上帝祭祀的天室，即是明堂。蔡邕《明堂论》说：“所谓京太室即周庙也。”因为周人以后稷配天，以祖先配合上帝一起祭祀，“天室”亦称“周庙”。《世俘解》下文“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可为明证。其实周的宗庙和明堂是有区别的。《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后“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郑玄注：“文王之庙为明堂制。”其实并不是文王之庙为明堂制，只是把祖先配合上帝一起祭祀于明堂。《史记·封禅书》说：“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淮南子·齐俗训》也说：周公“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礼记·祭法》说：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所有这些记述都有一定的依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殷后，对周公说：“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依”和“衣”通用。“依天室”就是说举行殷见礼于天室。天室既然是明堂，明堂即是辟雍，在诸侯国又称泮宫，亦即太学。按周礼，这里确是举行献俘礼的礼堂。《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以讯馘告”就是献俘礼。到春秋时，讲究周礼的鲁国还在泮宫举行献俘礼。《诗经·鲁颂·泮水》描写鲁侯征服淮夷之后，“在泮献馘”，“在泮献囚”，“在泮献功”。
第二，举行献俘礼时，要杀死一批重要俘虏献祭。主持杀俘者是有等级的，杀的方式也有“废”、“伐”两等。先由武王主持“废”纣的共同作恶之臣一百人。“废”是杀灭之意，《尔雅·释言》：“替，废也；替，灭也。”郭注：“亦为灭绝。”其次由大师（即太公望）主持“伐”甲小子（指殷贵族），再其次由师（即师氏）主持“伐”冢君（即诸侯）四十夫。“伐”是杀头之意，甲骨文“伐”字像以戈杀头之状。后来由“司徒、司马初厥于郊（校）号（“号”疑“室”字之误）”，就是由司徒、司马于校室杀死一批战俘，“初”字从“刀”从“衣”，裁剪之意，就是按照武王、大师、师氏指定的杀死方式，由司徒、司马指挥从属官吏具体执行。当时辟雍中有校室，亦即“宣榭”，“榭”一作“射”，又作“序”或“豫”，是厅堂式的建筑，用于讲武、比射等等。当举行献俘礼时，司徒、司马就率领所属官吏在此按照指示杀死战俘。
第三，献俘礼上献祭的，既有战场上杀死而割下来的敌人的头，即所谓“馘”；又有准备当场杀死的各等战俘，即所谓“俘”。“馘”和“俘”都先要陈列在宗庙南门夹道的两旁。《世俘解》说：“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通作“弛”）佩衣，先馘入。”“用俘”的“用”字是有特定意义的，是指杀人用作牺牲。这到春秋时“用”字还有这个意义。例如宋襄公使邾文公杀死鄫君祭祀社神，说是“用鄫于次睢之社”（《左传·僖公十九年》）。又如楚灵王灭蔡后，杀死隐太子祭祀山神，说是“用隐太子于冈山”（《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谓“用俘”就是准备杀死用以献祭的战俘。所以要“皆弛佩衣”。就是表示即将杀戮。
第四，献俘礼上献祭的重要的“馘”，要挂在军旗上，掮着送进庙来。《世俘解》说，当武王开始主持献祭典礼时，太师太公望就掮着挂有商王纣的头的白旗，还掮着挂有纣两个妻子的头的赤旗，先于一般的“馘”进入庙中。当时指挥作战的军旗是有等级规定的，大白最贵，小白次之，赤旗又次之，其他色彩之旗更次之
[2]
。当时战场上惯例（即所谓军礼），斩得敌人首领的首级，是要挂悬在军旗上，用来表示胜利的。《墨子·明鬼下》说：武王“与殷人战于牧之野，王手（原误作“乎”，从孙诒让校改）禽费中（仲）、恶来，众畔百（皆）走，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所谓“万年梓株”，当是指一种很长的旗杆。《逸周书·克殷解》又说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到商王纣居处，先射箭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玄钺，折县（悬）诸大白”；又同样的到二女（二妻）居处，“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这种用军旗挂着敌人首级的献祭方式，西周曾长期沿用。例如小盂鼎记载盂向康王献俘，“盂以多旂佩
方”，就是说盂掮着多面旗子佩挂有鬼方首领的头。又如敔簋记载敌向荣伯献俘，“长
（榜，通作“枋”）
（载）首百”，就是长旗杆上载有一百个敌人的首级。这和《墨子》所说“万年梓株”“载之白旗”，情况是相类的。
《世俘解》又说庚戌在宗庙举行献殷俘礼以后，次日又祭祀天位；隔五天乙卯，又在周庙举行献“庶国馘”之礼。“庶国馘”是指伐南方的越戏方、宣方等国所得馘俘。最后又告于周庙，祭祀百神和水土之神，誓于社。据说“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上述在牧野举行的告捷礼和在国都举行的献俘礼，不仅用来庆祝克商的胜利，更是为了表示周的“革殷”出于天命，因此具有开国大典的性质。不仅举行的礼仪隆重，而且祭祀的场面也极铺张。所用礼制，有周人传统的，例如以后稷配天的祭祀，所用白旗、赤旗和服饰，所奏《武》、《万》、《明明》、《崇禹生开》等乐章，都该是周人的传统。但当时周礼尚未完全确立，其中不免有沿用殷礼的地方。宗庙中祖先神主的排列，没有嫡庶之分，兄弟辈同时列入祭典，显然是沿袭殷礼的。大规模杀人献祭的方式，大量用牲的方式，都是沿用殷的礼俗。如果单就《世俘解》来看，用牛五百多头，用小牲二千七百多头，似乎不免夸张。但是，我们以殷墟卜辞作比较，就感到不足怪了。殷王每次祭祀祖先，用牲从几头、十几头到几十头、几百头不等，甚至有用“千牛”的（《殷虚文字乙编》5085+5157+5227+5393片）。
武王迁都到镐，是一件大事，从此西周时代长期作为国都。《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对这事有歌颂：
镐京辟廱（同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美好）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事），诒厥孙谋，以燕（安定）翼（保护）子。武王烝哉！
上列三章的诗，第一章强调镐京所设辟雍的政治作用，因为辟雍是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政令的地方，能够使得东西南北四方都服从周朝统治。第二章说明武王迁都镐京，是依据大龟占卜的吉兆选定和建成的，无非表示迁都符合天意。第三章讲武王建都于镐的事，是给子孙留下了好的谋划，能够起安定和保护子孙的作用。
镐，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或成周去举行祭祀，甲骨、金文中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指岐周）。”德方鼎：“隹（唯）三月，王才（在）成周，
武王福，自蒿。”
自来记载，都认为镐京在沣水以东的滈池附近，汉武帝开昆明池，兼并滈池，镐京故址即在昆明池以北，一部分已被昆明池所破坏。《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北与鄗水合，水上承鄗池于昆明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构沦褫，今无可究。”《三辅黄图》：“镐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经考古调查，昆明池的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所谓干龙岭）的南侧。镐池位置应在这条土堤之南。镐京遗址应在今沣河中游东岸，北到洛水村，南到斗门镇，东至昆明池故址，西至鄗水故道
。
镐京和丰邑相距很近，虽有沣水之隔，相去不过二十五里。自从武王建立镐京以后，丰邑仍继续使用，西周早、中期诸王和大臣常有居于丰邑而处理国事的。例如康王时代的玉戈铭：“六月丙申王在丰，令大保省南国”（《陶斋古玉图》第八四页著录），小臣宅簋：“惟五月壬辰同公在丰，公使宅事伯懋父。”该是武王克商后，创建周朝，感到原来文王所建的丰邑不敷应用，因而向东开拓，另建镐京。镐京在西周时有宗周之称，或者简称为周。
西周金文记王所在地，以周为最多，其次要数
京与
，再次是成周，即洛邑。据士上盉：“王大禴于宗周，
（出）
（馆）
京年。”可知
京就在宗周附近。麦尊记载井（邢）侯于二月朝见王于宗周，次日他就和王在
京举行
祀，可知
京就在宗周。
京有宗庙的大室，弭叔簋：“王在
，各（格）于大室。”还有寝，麦尊：“王以侯内（入）于寝。”这个寝当为宫内之寝。又有宫名泾宫、上宫等，史懋壶：“王在
京泾宫”。
匜：“王在
上宫”。更有辟雍，见麦尊，又称学宫，见静簋。更有大池，可以乘舟而射擒大龚，见麦尊；又可以渔，见遹簋。这个大池，当在辟雍之中。《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镐京辟雍”，而麦尊和静簋都说辟雍（学宫）在
京。方濬益以为
京在距镐京几十里范围内。我认为当在镐京的东郊。《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麦尊说邢侯“见于宗周”，就是来到宗周朝见周王，而周王正在
京“
祀”，次日周王到辟雍举行“王乘于舟，为大丰”的礼仪，邢侯乘着赤旂舟随从，可知
京即在镐京附近，当为镐京东郊的一个地点。这种建筑，四周有水环绕。《诗经·大雅·灵台》毛传：“水旋丘如璧，曰辟雍。”“辟”与“璧”本为一字。辟雍的所以称辟，表明其形状像圆形的璧。“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雍”字，甲骨文、金文从巛，从
，从隹。从巛，像四周环绕有水；从
，像水中高地上有宫室建筑；从隹，像有鸟集居其上。《韩诗说》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于中”，“盖以茅”（《诗经·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辟雍中高地上的建筑，所以叫做明堂，因为它四周无壁，外户不闭，很是明亮。《淮南子·主术训》说：“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吕氏春秋·慎大览》更说：“武王胜殷……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这些说法都是有依据的。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献《黄帝时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官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史记·封禅书》）。“命曰昆仑”云云，因为古神话中昆仑山具有上天的天梯性质。整个明堂的形制，基本符合周的礼制。
这种辟雍的形制，起源于原始氏族制后期村落中的大型公共建筑。原始村落的布局，周围都开凿有沟渠环绕，用于防卫；沟渠以内，四周分布有氏族成员所住的许多小屋，中间有厅堂式的大型房屋供公共活动之用。明堂即起源于这种大型房屋；辟雍的周围环绕有水，即起源于环绕原始村落的沟渠。阮元说：“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大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问字堂集·赠言》）。这个推断是可信的。到文王、武王时，虽然早已有宗庙的设置，辟雍也还是举行祭祀、集体行礼、宣布政令以及宴会、练武、奏乐的地方。《诗经·大雅·灵台》有描写在辟雍作乐的情况：
虡（悬编钟、编磬的木架）、业（悬鼓的木架）维枞（悬大钟木架），贲（借作“
”，大鼓）、鼓维镛（大钟）。於论（通作“伦”，排列）鼓钟，於乐辟雍。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鼍鼓（用鳄鱼皮蒙的鼓）逢逢（鼓声），矇瞍（瞎眼乐师）奏公（通作“颂”）。
武王时制作的大丰簋，更有叙述在天室祭祀的情况：
乙亥，王又（有）大丰，王凡（通作“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通作“
”）帝。
图七 大丰簋及铭文
一名天亡簋、朕簋或聃簋。传清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出土。通高二十四点二厘米，口径二十一厘米，座边长十八点五厘米，内底有铭文七十七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前面已经讲到，这个“天室”即是明堂，亦即辟雍。在这里以文王配合上帝举行祭礼。这里的“大丰”，孙诒让释为“大礼”（《古籀余论》卷三），并不确切。郭沫若读作“大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编），也不合适，“大封”是分封诸侯之礼，与铭文内容不合。日本赤塚忠读作“大醴”，也不妥当。铭文中并无举行飨礼的内容。康王或昭王时制作的麦尊也谈到大丰之礼：
王令（命）辟井（邢）侯，出
，侯于井。
（粤）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
（尤）。
（会）王客（格）
京
祀。
（粤）若翌日，才（在）璧（辟）雝（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侯乘于赤旂舟，从死（尸），咸。之日，王以侯内（入）于
（寝）。
图八 麦尊铭文
由此可知，大丰礼的举行，先要在辟雍的大池中，由王乘舟，亲自射中水生鸟类（鸿），把它擒住。随从王行礼的邢侯也要乘赤旗的舟，一起行动，然后一同进入宗庙的寝中。这种乘舟的礼节，后世还有流传。《礼记·月令》季春之月：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所谓“天子始乘舟”，就是王乘舟射擒水生动物。所谓“荐鲔于寝庙”，就是王把亲自擒得的鲔献于宗庙的寝中。所谓“乃为麦祈实”，就是祈求麦的丰收。可见大丰礼不是为别的，正是祈求大丰收。大丰簋开头就说：“王又（有）大丰，王凡（汎）三方。”闻一多解释为王泛舟于辟雍之水的三方（《大丰簋考释》，收入《古典新义》下册），是正确的。泛舟于辟雍之水，就是为了射擒水生动物，以便献祭而祈求丰年。
《书序》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记·周本纪》也说：“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邦诸侯”即是“封诸侯”。古“邦”、“封”一字。武王所封诸侯有两种，一种是先代和功臣之后，另一种是亲属。
武王所封的先代之后，有所谓“三恪”。“恪”是“敬”意，“三恪”无非表示对先代君王的尊敬。“三恪”之一，是虞舜的后代，古书上有明确记载。武王时，虞的阏父担任周的陶正（掌制作陶器的官）。武王嘉奖他制作器物对人有利，并且是“神明”（指虞舜）的后代，把元女（长女）大姬配给他的儿子满，称为胡公，封于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子产语）。陈在今河南淮阳。《史记·陈杞世家》也说陈的始祖胡公满，是虞舜之后，为武王克殷后所封。
“三恪”中的另外二恪，说法不一。《左传》杜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这是主张以虞、夏、殷三代之后为“三恪”。而《古春秋左氏说》（《礼记·郊特牲》正义引）又说：“周封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恪。”这一说法是依据《礼记·乐记》的。《乐记》说：“武王克殷及商（“及”原误作“反”，从郑注改正），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后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吕氏春秋·慎大览》有类似的叙述，只是把黄帝和帝尧的封邑对调，作“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蓟”和“黎”声相近，“铸”和“祝”是一声之转。《乐记》郑注：“祝或为铸。”当以《吕氏春秋》之说为是。铸国到春秋时尚存。铸公簠载：“铸公作孟妊车母媵簠。”孟妊车母是铸公之女，孟车母是她的“字”，妊是她的姓，即是任姓。而《世本》（《左传·隐公十一年》正义引）、《潜夫论·志氏姓》都说：“祝，任姓。”任姓为黄帝之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铸。”杜注：“铸国，济北蛇丘县所治。”在今山东肥城南。“尧后”所封的黎，在何处不详。杞的始祖为东楼公，是夏禹之后，确也是武王克殷后所封，见《史记·陈杞世家》。建都于雍丘，《汉书·地理志》：陈留郡雍丘，“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在今河南杞县（春秋前东迁）。《周本纪》有和《乐记》相同的记载，但是多出“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之说，集解以《汉书·地理志》弘农陕县的焦城来解释，不确。这个焦国是姬姓，并非神农之后。《通典》以为在亳州焦县，焦在春秋时为陈邑，即汉代沛郡谯县，在今安徽亳县。如此说来，武王所封先代之后不止三个。
武王这样分封先代之后为诸侯，称为“三恪”，用来表示对先代君王的尊敬，用来团结有势力的异姓贵族，从而巩固周朝的统治基础。其政治目的，就是《论语·尧曰》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同时武王还分封了一批有功的异姓贵族，使他们能够进一步为巩固周朝的统治而出力。《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刘康公、单襄公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金文作“稣”，己姓，金文作“妃”。《国语·郑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苏忿生在武王时担任司寇，到成王时继续任此职，掌管刑狱大权。《尚书·立政》的结尾，记载周公说：
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这是周公要担任太史、司寇的苏公，郑重使用刑狱，使得王朝的统治能够延长；要谨慎使用，要用中平的刑罚。苏忿生掌握着刑罚大权，对周朝的统治关系重大。因此他得到封国，正当黄河中游的北岸，有所谓“苏忿生之田”十三个邑（《左传·隐公十一年》），在今河南济源、孟县、温县、沁阳、武陟、修武、获嘉一带，正当原商代王畿的西南部分，是从盟津通往原商都的必经之地，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檀伯的封邑也该在这个地区，靠近黄河。
至于对待敌对的殷贵族，虽然也有给封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原商朝王畿以内，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殷贵族的基层“士”一级的人数众多，很难统治。武王对此采用了一面加以安抚笼络，一面加强监督控制的方法。加强监督控制的方法，就是设置“三监”。关于这点留待下面细谈。安抚笼络的方法，也有多种。首先把原来商代王畿分割成几个部分，西南部分（即黄河北岸太行山东南的“河内”地区）作为司寇苏忿生的封国；中部和东南部分作为“三监”的封国；只留下北部继续作为殷王纣之子武庚（即禄父）的封国，“俾守商祀”，用作安抚笼络殷贵族的手段。同时对殷的高级贵族中比较有诚意投降的人，就采取宽容优待的措施，使保持原有的封邑，武王对待微子启就是采用这一措施。当时微子启“面缚衔璧（杜注：“缚手于后，唯见其面，以璧为贽，手缚故衔之”），大夫衰绖（穿丧服），士舆榇（抬棺材）”，向武王投降，“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除凶之礼），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左传·僖公六年》）。“使复其所”，就是使回归原来的封邑微。《路史·国名纪丁》引京相璠曰：“微子国，东平寿张西北三十里有微乡。”在今山东梁山西北。
《乐记》说武王在分封黄帝、尧、舜、夏后氏之后的同时，“投殷之后于宋”。郑注：“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吕氏春秋·慎大览》和《乐记》相同，也说：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吕氏春秋·诚廉》又说：武王“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即微子启）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按桑林在宋都商丘附近。宋有桑林之门，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三章也有和《乐记》相同的记载，说武王“封殷之后于宋”。《荀子·成相》说：“纣卒易乡启（启指微子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潜夫论·志氏姓》也说：“微子开，武王封之宋。”可知微子启在投降周以后，武王先命他复位，再徙封到宋国。武王这样把投降的重要的殷贵族微子徙封到宋，使帮助统治商在黄河以南的旧都周围地区，这也是安抚笼络殷贵族的重要措施。《书序》说：“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这是说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为了安抚殷贵族，改命微子启代为殷之后，奉其先祀。并不是说成王才封微子启于宋。《史记》于本纪、世家多处说封宋在成王时，乃出于对《书序》的误解。
武王分封同姓亲属，主要是为了对新占有的原来殷的王畿以及方国加强统治，控制战略要地，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和四周夷戎的侵扰。
武王首先分封给重要封国的，就是同母所生的几个弟弟。据《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有同母兄弟十人，除了长兄伯邑考早死以外，其余八人都是武王之弟，行辈次序是：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其中只有“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其余六人都有封国。前人对上述武王的同母弟八人，有怀疑曹叔振铎不应在内的，有认为毛叔郑应在内的，都证据不足，不可信从 [4] 。武王另有异母弟八人，分封在毛、郜、雍、滕、毕、原、酆、郇，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大体说来，武王分封的同姓亲属，身居朝廷要职的，封邑都在王畿以内，而且都在周的祖先早就开发的地区。《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公的封邑周城，和太王建都的周邑有别。《左传·隐公六年》杜注：“周采邑，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括地志》（《史记·鲁世家》正义、《诗地理考》引）：“周公城在岐州岐山县北九里。”可知周公封邑在今岐山北，在太王建都周邑之西。召公的封邑就在周公封邑的西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召，采邑，扶风雍县东南。”《春秋释例》：“邵，扶风雍县东南有邵亭。”邵亭见于《水经·渭水注》。《括地志》（《诗地理考》引）：“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南十里。”可知召公封邑在今岐山西南。毕公即毕公高，也是周文王之子，是后来魏国的远祖，在朝廷担任要职（康王时任作册），所以封邑也在畿内。当时有两个地名毕，一在丰邑西三十里，在今西安西南，为文王、武王的葬地。一在今咸阳东北，即毕公封邑，见《元和郡县图志》万年县和咸阳县下。
还有荣伯，文王时已在朝廷任职，《国语·晋语四》谈到文王之臣，以“周、邵、毕、荣”并称，成王时仍担任要职。《书序》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同。集解引马融说：“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他的受封也该在武王时。郭沫若根据卯簋所说荣氏之臣卯及其先祖，既“司荣公室”，又“司
宫
人”，认为其封邑当离国都不远，推定在今陕西户县西（《金文丛考·周公簋释文》）。
另有文王之子毛叔郑，也该受封于此时。武王克殷后，在殷都举行社祭，毛叔郑曾和卫叔封、召公奭、师尚父一起参与（《逸周书·克殷解》）。宋代刘敞得毛伯敦盖于扶风（《路史·国名纪戊》）。清代道光末年毛公鼎出土于岐山（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毛邑当即在今岐山、扶风间。
武王的几个弟弟都分封在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武王分封三叔，《史记·管蔡世家》所说在武王克殷之后、设置三监的同时，管叔封于管，“管”一作“关”，《墨子·耕柱》和《墨子·公孟》都称管叔为关叔。管在今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就在这里建有大城。金文作“
”或“阑”，见于利簋、宰椃角、阑监弘鼎等，是商代的别都所在，设有宗庙和大室。至今大城遗址尚在。这是商在大河以南的重镇，“关”可能因此得名。蔡叔所封的蔡，原来应该在祭，“祭”、“蔡”古音同，通用。祭在今河南荥阳西北（从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之说），正在管的西北，在敖山以南，靠近大河，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后来周公之子就封在这里。如果武王不在此建立前进的桥头堡，盟津（在管、祭之西）就不可能成为大会诸侯的地方。武王把管叔、蔡叔分封于管、祭，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等到灭商以后，武王还常到管坐镇，对管叔、蔡叔有所指示。《逸周书·大匡解》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逸周书·文政解》又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霍叔所封的霍可能也离管、祭不远。《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袭梁及霍”。杜注“梁南有霍阳山”。《续汉书·郡国志》说梁县有霍阳山。在今河南临汝西南，可能霍叔封于此地，后来蔡叔后裔封于蔡，在今河南上蔡西；霍叔后裔封于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当是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徙往较远之地所致。武王弟曹叔振铎所封的曹，在今山东定陶。《汉书·地理志》济阴郡定陶，“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地在济水之南，是个很重要的交通要地。成叔武所封的成，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元和郡县图志》谓濮州雷泽县本汉成阳县，古
伯国，即在曹国东北。这里也是东方重要的战略要地。据说商汤灭夏的决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
，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商夏戊子
之战，如同周殷甲子牧野之战同样重要。
即是成叔武所封的成。霍叔处原来的封邑不详。霍国在今山西霍县西南，霍太山以西地区，是西周时代在今山西地区最北的封国，当是周公平定武庚和“三监”叛乱后迁封过去的，如同蔡叔度之子胡封于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一样。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的话，文王之子还有分封于郜、雍、滕、原、酆、郇的。郜在今山东武成东南。《左传·桓公二年》杜注：“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其地在曹国东南。也该是武王时所封。雍在今河南焦作西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水经·清水注》引京相璠之说相同。在今焦作西南十五里府城村西北二百米处，山区的平原中发现一个正方形古城，始建于商周之际（《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焦作市发现一座古城》），当即雍城。这里正当过去殷王的狩猎区内，为殷王狩猎时经常路过的城邑。其地正当武王封给苏忿生的苏国之北。也该封于武王时。滕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当是周公东征胜利后所封。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括地志》（《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故原城在怀州济源西北二里。”杨守敬《水经注疏》：“在今县（济源）西北四里，俗呼为原村，遗迹犹存。”其地亦在苏国之北。也该是武王时所封。酆，《杜注》：“酆国在始平鄠县东。”不确。文王之子所封的酆，不可能就是文王所建都的丰以及附近地区。《路史·国名纪己》解释《韩非子》所说文王所举酆国，有一说，以为即楚国之丰邑，即《左传·哀公四年》“司马起丰、析与狄戎”的丰，其说可从。即《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析县丰乡城。在今陕西山阳。郇，原为郇瑕氏之地。《左传·成公六年》杜注：“郇瑕，古国名。河东解县西北有郇城。”服虔之说同。《括地志》谓故郇城在猗氏县西南四里（以上见《诗地理考》卷二引）。《清嘉庆一统志》谓：“《县志》：城高二丈许，四垣八门，遗址宛然”（见《蒲州府·古迹·郇城》）。在今山西临猗南。郇瑕氏之地有盐池，是盐的重要产地，很是富饶。《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盬”就是盐池。周朝所以要把郇瑕氏之地作为文王之子的封国，也该是由于这里“沃饶而近盬”的缘故。
前面已经谈到，武王克殷以后，殷贵族在原来王畿的势力还很强大，为了加以安抚笼络，从王畿分割出一部分地区作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的封国，同时设置“三监”加以监督控制。这种安抚和监督兼施的方法，到春秋战国时还有采用的。例如春秋初期郑庄公攻克许国，许庄公奔卫。“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杜注：许叔，许庄公之弟）”，对百里说：“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指公孙获）也佐吾子。”“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左传·隐公十一年》）。又如战国中期秦惠王灭亡蜀国，杀死蜀王，因为“戎伯尚强”（《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一方面分封蜀王后裔，“贬蜀王更号为侯”，作为秦的属国；另一方面又“使陈庄相蜀”，并“以张若为蜀守”，运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从旁加以监督，防止发生叛乱。
关于武王设置三监的事，因为缺乏原始史料，出于后世传说，就不免有分歧的说法。但是经过我们的比较和分析，还能够看出个眉目来。
关于武王设置三监的传说，有下列四种：
第一种说法，把商代王畿分为“殷”和“东”两部，在继续分封王子禄父（即武庚）“俾守商祀”的同时，封管叔于东，封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见于《逸周书·作雒解》。
第二种说法，把商代王畿分为邶、鄘、卫三部，封武庚于邶，管叔于鄘，蔡叔于卫，“以监殷民，谓之三监”。见于《汉书·地理志》。
第三种说法，在继续分封武庚于殷的京师的同时，分商代王畿为邶、鄘、卫三部，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自纣城以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见郑玄《诗谱》。
第四种说法，认为“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谓三监”。见皇甫谧《帝王世纪》（《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这四种说法各不相同。《逸周书》只把商代王畿分成殷、东二部，其余三说都分成邶、鄘、卫三部；《汉书》认为武庚是三监之一，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而其余二说都说三监是三叔而没有武庚。《汉书》说武庚封于邶，而《帝王世纪》又说霍叔封于邶；《汉书》说管叔封于鄘，而《帝王世纪》又说蔡叔封于鄘；《汉书》说蔡叔封于卫，而《帝王世纪》又说管叔封于卫。《逸周书》又说管叔封于东，蔡叔、霍叔封于殷。《诗谱》又没有明确标明三叔封国所在。《诗谱》和《帝王世纪》都说邶在北方，卫在东方，但是《诗谱》定鄘在南方，《帝王世纪》又说在西方。王肃、服虔也说鄘在“纣都之西”（《诗谱》正义引）。
为了便于分明起见，我们把武庚和三叔封国不同之说，列表如下：
清代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王引之从《汉书》之说，肯定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他认为先秦古书如《左传·定公四年》、《吕氏春秋·开春论》等，都只谈到管、蔡叛乱，《史记》的本纪、世家也都这样；《逸周书》有霍叔而称为“三叔”，是出于后人依据伪《古文尚书》增改（《经义述闻》卷三“三监”条）。崔述《丰镐考信录》也有同样的主张，只是没有谈到《逸周书》。
我们认为，王氏此说不足以作为定论。《逸周书·作雒解》既说：“建管叔于东，蔡叔、霍叔于殷”，又在叙述叛乱发生和平定的过程中两次提到“三叔”。而且先秦古书也有提到霍叔的，如《商君书·赏刑》说：“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而且把武庚连同管叔、蔡叔一起作为“三监”，“以监殷民”，显然和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合。当时武王之所以要设置三监，应该如《逸周书》所说“俾监殷臣”，和封武庚而“俾守商祀”，性质根本不同。《尚书·多方》记载成王告诫殷和方国的“多士”，还说：“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明白指出这些殷贵族曾经臣服于周朝的“监”有五年
。武庚应该包括在被监督的“殷臣”之内，是被监督的对象，怎么可能列为三监之一而“以监殷民”呢？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又有不同看法，他赞同《帝王世纪》霍叔为邶监之说和《逸周书》孔晁注的解释。孔晁说王子禄父“封以郑，祭成汤”（“郑”字当是“鄁”字之误，或者是“鄁鄘”二字的脱误）；又解释“东”和“殷”说：“东谓卫，殷，鄁、鄘。霍叔相禄父也。”陈氏根据孔氏之说，认为“盖二叔监之于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监之于内，以定其腹心。当日制殷方略，想应如此。厥后周公诛三监，霍叔罪独轻者，良以谋叛之事武庚主之”。这一说法曾为清代多数学者赞同。孙诒让《邶鄘卫考》（收入《周书斠补》和《籀庼述林》）也采用此说，认为管叔、蔡叔为正监，霍叔相武庚别为副监，史料上三监说法的分歧，是由于“诸儒各以意为去取”。
近人刘师培《周书补正》又反对孔晁的解释而另立新说。认为“殷卫本即一字”，引用《吕氏春秋》中多次讲到的“郼”即是“殷”为证，并且指出《逸周书·作雒解》所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就是说封康叔于卫；《逸周书·作雒解》讲到周公出师，“临卫政（征）殷”，殷卫并言，足证其为一地。刘氏还把《汉书》和《逸周书》三监之说作比较，认为武庚别封于邶，蔡叔封于卫，管叔所封的鄘即是《逸周书》所说的东，而《逸周书》所说的殷应包括邶和卫。
近人王国维更另创新说，他有《北伯鼎跋》一文（《观堂集林》卷十八），认为西周铜器有“北伯”和“北子”的器，即邶国制作；北伯器数种光绪庚寅（一八九○年）出土于河北涞水张家洼，可以证明“邶”即是“燕”；而“鄘”与“奄”声相近，“鄘”即是“奄”。“北伯”和“北子”的铜器确是邶国制作，清代学者许印林（《捃古录金文》引）、方濬益（著《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早有此说，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北伯之器出土于河北涞水，就武断说“邶”即是“燕”。因为光绪年间河北涞水出土“北伯”之器，并非出于科学发掘，不能证明这些铜器即出土于北伯墓中，铜器可以因种种原因远迁。一九六一年湖北江陵万城曾出土“北子”三器，为江陵文化馆征集所得，也该由于特殊原因而远迁到楚的。武王设置三监的目的在于加强控制商代原来王畿，当时周的势力，北既不可能远到燕地，东也不可能远到奄地。奄在今山东曲阜，曾一度为商的国都（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这时为嬴姓的奄国所在，在周公平定武庚、三监和徐、奄等国的叛乱之前，周朝还不可能在那里建立新的封国。但是王氏把鄘定在东方，这和刘师培主张“鄘”即是“东”之说相合。
在卫、邶、鄘三国中，卫的地望是明确的。后来康叔就封于卫。刘师培以为卫即是郼，沿用旧称，是毫无疑问的。“卫”和“郼”，都是从“韦”得声，都和“殷”声同通用
。周人把商代国都“殷”的周围地区的封国称“卫”，确是沿用原来名称。
“北”或“邶”的得名，因在殷旧都之北，也是没有疑问的。《说文》说：“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诗谱》说：“自纣城以北谓之邶。”《续汉书·郡国志》说：河内郡朝歌，“北有邶国”。商代在国都殷以北，确实有一块较大的直属统治区。《史记·殷本纪》说商王祖乙建都于邢，《世本》和《书序》都作耿，“耿”与“邢”音同通用，就在今河北邢台
。这一带有规模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址。我们认为，这时邶的封域虽然不能像王国维所说到达燕地，至少应该包括邢一带在内。这时把武庚别封于邶，而派霍叔相禄父，是可能的，目的就在于把武庚排挤到较远的北方去，免得威胁中原地区。《逸周书》说周公“降辟三叔”之后，“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武庚的“北奔”，也可以作为他封国在邶的旁证。
卫、邶、鄘三国中，地望有争论的，只有鄘国。前面已经谈到，鄘有东、西、南三说。看来不外乎在殷的东南地区或西南地区。因为殷的东南和西南，原来商代都有一大块直属统治地区。在殷的东南，有河亶甲建都的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在相的东南，更有祖乙从邢迁去的国都庇，当即春秋时鲁西的毗或比，在今山东范县、郓城县境
。在殷的西南有商王广大的狩猎地区，有雍、盂、召、向、鄂（噩）、宁、凡等城，也是个商代直属的重要地区。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引吴庆恩说，认为《逸周书》所说“东”，指鲁、卫间地，地在大河以东，秦汉的东郡便是沿用旧称。如果此说确实，按照刘师培“东”即“鄘”之说，鄘就应在殷的东南地区。但是，如果以王肃、服虔、皇甫谧所说鄘在西方和郑玄所说鄘在南方结合起来看，鄘就应在殷的西南方向。关于这个问题，古文献上没有明确资料可以论定。今本《诗经》所分的邶、鄘、卫三风，原本都是卫诗，“皆卫国之事，而山川土风亦无不同”（惠周惕《诗说》），可能出于《毛诗》的划分，不足以用来分辨三国的地望
。最近日本学者白川静著《诗经研究·通论篇》，根据殷墟卜辞所讲的“鄘”这个地名，和郑、雀、
有关系，推定鄘在殷王畿的西南地区（见原著第一○○至一○一页）。关于鄘的地望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
从目前所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还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全部分辨清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武王所推行的以三监为主的分封制，目的在于把新征服的商朝王畿分割开来，以便对原来有统治势力的殷贵族加以安抚和监督，从而消除他们的顽强反抗，巩固对这个重要地区的统治。事实上这个办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等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掌握政权，周朝贵族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管叔和蔡叔就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军事力量，转而联合武庚和东方的方国部族发动叛乱，而武庚和徐、奄等国以及淮夷的许多部落又图谋推翻周朝而恢复商朝的统治。周公通过艰苦的努力，经过三年的东征，才把这场大叛乱平定。周公这次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商朝统治的基层势力，特别是各地贵族基层“士”的一级的社会势力还顽固地存在着。原来周武王推行的设置三监的分封制，既没有取得预期的镇服“殷臣”的成效，相反地，到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发动大叛乱的根源。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控制原来商代王畿以及许多强有力的方国，如何消除殷和方国“士”一级社会势力的顽强反抗，还是周公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武王设置“三监”，对于监督原来殷贵族曾经起一定的作用。《尚书·多方》说：“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罔不克臬。”“胥伯”是指殷贵族中原有的官长，“小大多正”也是指殷贵族中的大小官吏。这是说，殷贵族曾经服从我的三监的监督五年，所有官长和大小官吏无不遵守周的法纪。
《书序》所记武王时代篇目中有《旅巢命》，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旅”通“鲁”，有嘉勉之意 [11] 。巢伯是南方的方国，原为群舒之一。《水经·沔水注》说：“巢，群舒国也。”郑玄说：“巢伯，殷之诸侯，闻武王克商，慕义而来朝”（《周礼·象胥》序官正义、《礼记·王制》正义引）。周原甲骨又有“征巢”的记载。此后巢国有时臣服于周，有时周出兵讨伐。其地当在今安徽寿县东南 [12] 。
《书序》所记武王时代篇目中还有《旅獒》，说：“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伪《孔传》解释为“西戎远国贡大犬”，当然不确。“獒”，马融作“豪”，郑玄读“獒”作“豪”，都解释为酋豪（马说见《经典释文》、郑说见正义引）。但是郑玄解释“献獒”为“国人遣其酋豪之长来献见于周”，还不免牵强。“獒”即是“敖”，当时有一些方国称君长为敖的。乖伯簋有“王命益公征眉敖”以及“眉敖至见”的记载。春秋时楚也还称早夭的国君为敖。章炳麟读“旅”为“卢”，以为西旅即西卢，即《尚书·牧誓》所说八国之一，獒谓君上，“西旅献獒”是说“西卢之獒不共王命，而其民缚之以献”，犹《吕氏春秋·用民》所谓“
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膏兰室札记》卷三《西旅献獒》，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一册）。按“西旅”这个名称，见于小盂鼎。小盂鼎记述盂在周庙向康王献俘典礼，讲到“令盂，以厥馘入门，献西旅”。陈梦家以为西旅是宗庙的南门以内大廷西侧的通道，旅是行道之意。并引用《礼记·郊特牲》“台门而旅树”，注：“旅，道也，树所以蔽行道”，作为证据。而且认为《书序》所说“西旅献獒”的“西旅”，即是小盂鼎所说献馘的西旅（《西周铜器断代》（四），《考古学报》一九六五年第二期）。我们认为，当以陈氏之说为是。所谓西旅献獒，就是战胜南方某个方国以后在周庙举行献俘礼，把所俘的君长在西旅进献。如同克殷以后举行献俘礼一样，用来夸耀征服某个方国的功绩。
周公旦，又称周文公（《国语·周语上》及《鲁语上》），是武王、管叔之弟，在武王诸弟中是最有才能的。武王时，周公已掌大权。《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大夫祝佗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史记·周本纪》又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所谓“为辅”，该即指太宰之职。《鲁世家》也说：“及武王即位，旦（指周公）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还说武王第一次出师到盟津，“周公辅行”；后二年伐纣到牧野，“周公佐武王”。据《荀子·儒效》说：进军牧野时，到汜而水有泛滥，到怀而城有崩坏，到共头而山有崩倒，霍叔为此恐惧，发出“无乃不可乎”的疑问，周公说：“（殷王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知政谓当政），夫又恶有不可焉”，于是继续前进。可知牧野之战，周公确曾参与其谋。武王设置三监，周公也曾参谋。齐大夫陈贾问孟子：“（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叛）也，有诸？”孟子答道：“然。”陈贾又问：“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孟子又答：“不知也。”（《孟子·公孙丑下》）可知使管叔为监，周公也曾参与决策。
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殷以后，回到周都，睡不着觉，周公就去慰问，武王以“未定天保”为忧。武王希望“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保”、“堡”古通用。“天保”即是天都之意，“定天保”是说确定顺从天意的国都。“天室”是指祭祀天神的明堂。“依”与“殷”通。“依天室”是说在新都建筑明堂举行殷祭。武王要把这个重任付托周公办理，于是有传位于周公的意思。《度邑解》载：
王□□传于后（“王”下缺二字，朱右曾补“欲旦”二字，孙诒让补“命旦”二字）。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汝维幼子大有知（陈逢衡谓“大有知”言多才多艺）。……维天不嘉，于降来省（“省”通作“眚”，谓疾病），汝其可瘳于兹（瘳谓医好）。乃今我兄弟相后（“相后”犹言“相及”，谓兄终弟及），我筮龟其何所即（谓已作决定，不必用筮龟占卜），今用建庶建（孙诒让谓“用建”疑当作“用逮”，朱右曾谓“不传子而传弟，故曰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这里，武王认为周公既勤于政务（不遑暇食），又多才多艺（大有知），因而要依兄终弟及的继承法，传位于周公。但周公惶恐而不敢接受。《度邑解》又载：
王曰：呜呼！旦，我图（图谋）夷（平定）兹殷。其惟依天室（谓在明堂举行殷礼），其有宪命（“宪命”谓“法令”），求兹无远（谓宣布法令，可以在此不远离天意）；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谓如果天有什么寻求，在此也不难得到天对我的帮助）。自雒（洛）汭延于伊汭（洛汭谓洛水入河之处，在今河南巩县北；伊汭谓伊水入洛之处，在今偃师县西南），居易（平坦）无固（无险固），其有夏之居（周自称为“有夏”）。我南望过于三涂（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南），我北望过于岳鄙（岳指太行山，鄙指近岳都邑），瞻过于有河宛（河指黄河，宛谓弯曲处），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
武王这样选定洛汭、伊汭之间建设新都，目的在于加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平定殷贵族的动乱。这时武王已有把殷贵族迁移到这一带的计划，“居易无固”是为了便于对殷贵族监督控制，“依天室”是为了在此宣布法令，用法令来加强对殷贵族的管理统治。后来武王去世，周公的摄政称王以及兴建洛邑、迁移殷贵族，可以说，执行了武王的遗志。《史记·周本纪》采用《度邑解》这段话，结尾说：“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营”是规划的意思，说明武王已有在洛邑建设都城的规划。《周本纪》没有引用我们上面所引《度邑解》所讲武王要传位于周公的话，可能因为兄终弟及不符合宗法制度，为司马迁所不取。其实当殷、周之际，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而殷的兄弟相及之制早有成法，当时成王幼弱，还不足以应付刚克殷之后政治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的局面，采用兄终弟及之制，在政治上对于新建立的周朝是比较合适的。
武王克殷后二年便去世。《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克商二年”是克商之后二年。《史记·周本纪》把“武王病”及“崩”也都记在克殷后二年。《封禅书》也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逸周书·明堂解》说：“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是武王总共在位六年之误。《礼记·文王世子》谓“武王九十三而终”。不确，当如《古本竹书纪年》为“年五十四”
。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深恐诸侯因此叛周，就自己“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鲁世家》），就是摄政称王。《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文王世子》也说：“周公相，践阼而治。”周公于摄政七年，将归政于成王，所作《洛诰》，记载成王曾当面称赞周公“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还说：“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说明此时周公制礼，尚未完全成功，因而要请周公继续留守成周，担任“四辅”（四方辅佐）的职司。《洛诰》结尾载：“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是说周公正努力完成文王和武王所给予的使命，当第七年。
《荀子·儒效》说：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通作“蔑”）主之义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
所谓“及武王而属天下”，“及”是指兄终弟及，《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说：“兄死弟继曰及”，是说继承兄的王位而继续治天下。“籍”，刘师培以为是“阼”的通假，并且举《淮南子·氾论训》及其注为证（《左盦外集》卷七《释籍》）。《淮南子·氾论训》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高注：“籍或作阼。”《史记·鲁世家》又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襁）葆（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所说“成王少在襁褓之中”，不确。当时成王的年龄，古书上无确切记载，有六岁、十岁、十三岁三种说法，都不可靠。多数人信从十三岁之说，其实十三岁之说也是出于后人推测。因为后人相信成王二十岁行冠礼而周公归政之说，以此推定为十三岁。我们认为，周公归政成王不必在二十岁。《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这是后来礼制的规定。周公摄政三年成王亲自参与伐奄的战争，这时成王必然已经成年，那么当周公摄政之初，成王虽未成年，也应有十七八岁。
周公的摄政，确是周朝的紧急措施。因为当时周克殷才两年，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同时东方有许多夷族的方国还不属于周的统治范围，很容易出现“闻武王崩而畔”的局面。年幼的成王难以控制这个局面。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从《尚书·大诰》、《尚书·康诰》来看，周公因三监及武庚叛乱而东征，东征胜利之后分封诸侯，周公都是称“王”而用“王命”的。《大诰》是周公东征的动员令，开头就是“王若曰”。郑玄说：“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尚书·大诰》正义引）。实际上，周公不仅是“权代王”，当时周公“践天子之位”，就是掌握着天子的权力。《大诰》的王，无疑是周公。《大诰》说“不可不成乃文考图功”（按《大诰》中“文”字都误作“宁”，古“文”、“宁”形近而误），这样称文王为“文考”，显然是周公的话。《康诰》的王，也无疑是周公。《康诰》既说：“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接着就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又说：“乃寡兄勖，肆女（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这样把康叔封称为“弟”，把武王称为“寡兄”，只能出于周公之口。关于这点，清代研究《尚书》的经学家早已看到，但仍固守郑玄之说，以为只是“命大事则权代王”。例如钱塘说：“凡公摄政七年，称王者三而已，皆系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三者皆殷遗，称王亦殷法也，殷弟继兄，则遂为王。公假以靖殷遗之变，殷遗靖，天下莫敢动矣”（《溉亭述古录》）。的确，周公称王，不仅由于摄政，也还沿用殷法，所谓兄终弟及，《荀子》就说“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属天下。”王国维说：“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从《大诰》、《康诰》、《酒诰》等文来看，周公摄政称“王”，以“王命”东征，以“王命”分封诸侯，是无疑的。然而，春秋时人不见有称周公摄政称王的，只说周公“相王室”。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其实，明明是周公“定之”，而要说“成王定之”；明明是周公称王“以尹天下”，而要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这是他们为周公讳言，因为这样摄政称王而用“王命”，是不符合当时的宗法制和周礼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崔述《论语余说》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一句，伐奄三年讨其君一句，伐奄乃成王事，不得上承相武王言之。”其实，伐奄乃周公本人事，孟子这样混通来说，也不免为周公讳言。直到战国末年荀子出来，用他“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认为周公摄政称王是以天下为重，讲出了“以枝代主而非越”的大道理，断言这样的事“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荀子·儒效》）。于是周公摄政称王，成为“大儒之效”，就名正言顺，秦汉之际就有不少著作也这样说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书序》对《大诰》、《康诰》、《君奭》等篇的解释。明明《大诰》是周公称王下令东征，而《书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明明《康诰》是周公称王分封康叔而告诫，而《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史记·燕世家》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而《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悦），周公作《君奭》。”《书序》全部隐讳周公摄政称王的事，把周公摄政期间所办的事，一律归于成王，或者说“周公相成王”，说明《书序》作者存在着浓厚的宗法礼制思想。
这场叛乱，主要是由管叔、蔡叔发动的。《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是带头煽动叛乱的。《左传·定公四年》又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杜注：“惎，毒也。管叔、蔡叔开道纣子禄父，以毒乱王室。”王引之认为：“
，谋也；间，犯也。谓谋犯王室也”（《经义述闻》卷十九）。武庚的叛乱是出于管叔、蔡叔的开导启发。同时东夷的叛乱也是出于管叔、蔡叔的招诱。《后汉书·东夷传》说：“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也还有东夷族的奄君、蒲姑君煽动武庚叛乱的传说。《尚书大传》说：“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一时也（“一”字原脱，今补正），请举事。”
管叔主谋发动叛乱，具有争夺王位的性质。因为他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按殷兄终弟及的继承法，该由他继承王位的。《逸周书·作雒解》载：
（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周公立相天子（“相”疑“阼”字之误），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略”是起兵进犯之意）。……二年又作师旅，……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三叔，指三监、殷和东，指原来商代王畿的两部分。徐和奄，是东夷族嬴姓的两个方国。《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正义：“《世本》文也。”《史记·秦本纪》称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运奄氏等。运奄氏即是奄氏。熊盈族，前人解释多有错误。朱右曾以为徐国盈姓，奄国熊姓，“熊盈谓徐奄之同姓国”（《逸周书集训校释》）。奄国，古书上无熊姓之说，和徐同为嬴姓，亦即盈姓。雷学淇又解“熊盈”说：“《吕览》亦谓公之践商，至于江南。熊即楚人之氏，则周公尝伐楚可知。”陈梦家解释令簋“惟王于伐楚白（伯）”，也引《逸周书》这段话，说：“熊族之国，楚是其一”（《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我们认为，把“熊盈”之“熊”解释为楚国，是错误的。楚国是芈姓。芈，金文作“嬭”。熊是楚君的氏。古代姓和氏有区别。如果要指两族的话，应该说“芈盈”，不该说“熊盈”。“熊”“盈”两字原为一声之转。“熊盈”当即指嬴姓之族，长言之，称为“熊盈”，短言之，只称为“盈”。刘师培说得对：“熊者，盈字之转音也，如《左传·宣公八年》夫人嬴氏，《公》（《公羊传》）、《穀》（《穀梁传》）作熊氏，则熊盈均与嬴同。《作雒解》所言熊盈族十有七国，即《世本》、《潜夫论》所载嬴姓诸国也”（《左盦集》卷五《偃姓即嬴姓说》）。唐兰也有相同见解，认为“熊盈应当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徐、奄等民族方音如此，正像吴的称为攻
、勾吴之类”（《古文字研究》第二册《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所谓熊盈族就是指嬴姓的东夷和淮夷。淮夷嬴姓，见于《世本》（《路史·国名纪乙》少昊后嬴姓国“淮夷”条引）。
据《书序》，当时和三监一起叛乱的是淮夷。前面已经引用，它解释《大诰》著作的原因是：“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奄就是淮夷中主要的方国。它又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刬）奄，作《成王政（征）》。”淮夷也或称为东夷。它又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和《书序》同样认为和三监、武庚一起反叛的是淮夷。例如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本纪》）。“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齐世家》）。“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鲁世家》）。
所谓东夷或淮夷，其所有的部族或方国确是不少的。《逸周书》说熊盈族十七国，而《吕氏春秋》又说东夷八国。《吕氏春秋·察微》说：
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高注：“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
而孟子又说武王、周公一共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下》说：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所谓“灭国者五十”，当是包括武王、周公所灭之国在内。林春溥在《武王克殷日纪》之后，附有《灭国五十考》（收入《竹柏山房丛书》），出于勉强凑合。当时参与叛乱而被周公讨伐的东夷之国，可考的，有奄、薄姑、丰、徐等国。
奄，金文作“
”，读作“盖”。“奄”、“盖”声同通用，亦称“商奄”或“商盖”，是东夷中的大国。《左传·昭公九年》记周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商奄即指原来奄国所在地。《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分封鲁公“因商奄之民”，商奄之民亦指原来奄国之民。《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即太史辛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乃服。”商盖即商奄，亦指奄国。《墨子·耕柱》载周公旦“东处于商盖”。孙诒让说：“商奄即奄，单言之曰奄，累言之曰商奄”（《墨子间诂》卷十一）。这是正确的。奄的国都即汉代曲阜的奄里，在今山东曲阜东
[14]
。
薄姑，一作蒲姑，金文作“
古”。《汉书·地理志》说：“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薄姑亦是东夷中的大国，其地在晋代乐安国博昌西北，亦即临淄西北五十里，靠近济水。在今山东博兴东南
。
丰，见于金文。
方鼎：“惟周公于伐东尸（夷），丰白（伯）、
古（薄姑），咸
（终于平天下）。”丰伯当与薄姑相近。谭戒甫以为即商代的逢公（《国语·周语下》），亦称有逢伯陵（《左传·昭公二十年》）。“丰”、“逢”声韵相同（《西周
鼎铭研究》，《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其说可从。在今山东益都西北
。
徐也是东夷中的大国。西周、春秋间在今江苏泗洪县南。《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故国，盈姓”。《括地志》谓“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史记·周本纪》正义引）。但是殷周之际，徐国应与奄国靠近，不该远在淮水流域。《说文》：“
，邾下邑地。从邑，余声。鲁东有
城”（段玉裁注：“城当为戎，许书之例未有言城者”）。
戎即是徐戎。《说文》谓徐戎在鲁东，这是有根据的。《书序》说：“鲁侯伯禽宅曲阜，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段玉裁说：“经言徐戎，谓戎之在徐者，在鲁东切近，击柝相闻，故曰东郊不开”（《古文尚书撰异》）。其地即战国时代的徐州，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17]
。当是西周初期，在周的不断征讨中，徐戎被迫南迁，才迁到今江苏泗洪县南的。
《诗经·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四国，管、蔡、商奄也。皇，匡也。”《诗经》所说“四国”常常是指多数国家，《毛传》实指为管、蔡、商奄三国，不确切。王先谦说：“诗言四国，犹《
鸠》篇‘正是四国’之比，非有实指”（《诗三家义集疏》），是合理的。
东夷族会参与三监、武庚的叛乱，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在殷代后期已很强大，并逐渐从沿海地区进据中原。
今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沿海地区，原来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方。《禹贡》说：冀州有“鸟夷”（今本“鸟”误作“岛”，从《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及孔颖达正义改正），青州有莱夷，徐州有淮夷，扬州又有鸟夷。鸟夷当是崇拜鸟的图腾的氏族部落。淮夷的“淮”，从“隹”，“隹”即鸟类，也该是鸟夷的一支。原来分布不限于淮水流域，直到今山东中部。淮夷，嬴姓，亦即盈姓，亦称熊盈族。在今山东郯城北的郯国，也是嬴姓，相传为少昊氏之后，“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在今山东博兴东南的薄姑氏，薄姑就是鸟名。薄姑氏以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爽鸠氏（《左传·昭公二十年》），爽鸠也是鸟名，相传为太昊之后，“实司太昊与有济（指济水之神）之祀”的风姓之族（如后来的任、宿、须句、颛臾等国）。风姓即是凤姓，甲骨卜辞假“凤”为“风”。秦和赵，都是嬴姓，原来也是东夷。嬴姓的祖先，相传是大业，是“玄鸟陨卵，女修吞之”而生。大业之子大费，即伯益（一作伯翳），职司调驯鸟兽。他的儿子大廉又称鸟俗氏。大廉玄孙孟戏、中衍，又是鸟身人言（《史记·秦本纪》）。看来古代东夷，多数是鸟夷的分支。
所有这些东夷，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说明莱夷原以游牧为生。《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下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他们穿卉服、皮服，不穿纺织品，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经济生产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狩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禹贡》说“淮夷
珠暨鱼”，以水产为其特产，但也还从事畜牧。直到西周后期也还如此。师
簋说：“正（征）淮尸（夷），殴孚（俘）士女牛羊，孚吉金。”虽然他们已开采铜矿，使用铜器，有“吉金”被俘，但也还有大量“牛羊”和“士女”一起被周所俘。
到商代后期，由于商的腐败衰落，东夷就乘机侵入中原，一时声势很大。《后汉书·东夷传》说：“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这段话，是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等书的。这时东夷族确实已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东夷中强大的一支叫奄或商奄，建都于今曲阜，这里曾是盘庚迁殷之前的国都奄。《古本竹书纪年》说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居奄，盘庚自奄迁于殷。商朝曾经三代建都于奄，可是到商代后期，奄却成为东夷族中称为奄的一支的主要根据地了。后来分封给吕尚的齐国都临淄周围，原来是商的封国有逢伯陵之地，但是到商代晚期，也已成为东夷族中称为薄姑的一支的主要根据地了。同时东夷族的丰伯也在这个区域。《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伯陵，殷未有蒲姑氏”。从今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尽是东夷分布的区域。
商代从仲丁以后，不断和侵入中原的东夷发生战斗。《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注、《太平御览》卷七八○引）；河亶甲又“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到帝乙、帝辛（即殷王纣）时期，商和东夷的战争更为激烈。殷墟卜辞有十年和十五年两次大举征伐人方（或释作尸方，即夷方）的占卜记录。十年那一次，在战胜人方的同时，还击溃了林方。郭沫若认为帝乙所征的林方就是蓝夷，古“林”“蓝”音读相同（《驳说儒》，收入《青铜时代》）。这是一个推测。纣也曾大举攻克东夷。《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商王朝在攻克东夷的过程中曾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商代末年商朝虽然曾经多次攻克东夷，但是并没有把东夷征服。到周灭商而建立新王朝，东夷暂时取观望态度。等到周武王克商后二年去世，管叔、蔡叔起来和周公争夺王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招诱夷狄”，东夷一些首领如奄、薄姑之君就认为这是百世之一时，参与叛乱了。因此，这时周公所处的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既有兄弟管叔、蔡叔争夺王位的叛乱，又有殷贵族图谋复国的叛乱，更有东夷侵入中原的叛乱。作为三监的管叔、蔡叔是拥有相当实力的，原来的殷贵族又保持着很大势力，东夷族更是部族、方国众多而力量强大。这三股力量纠合在一起，同时向周公猛扑，对周公及其周围的人的威胁是很大的。这时周公面临着严重的考验，是退避呢，还是反攻呢？所有周公退避、出走之说，都是不足信的。这时周公采用的办法是，把所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然后对这三股敌对力量有计划地各个击破。
《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的动员报告。从《大诰》来看，当三监、武庚及东夷发动叛乱以后，周公就用文王遗留下来的大龟占卜，问上帝兴师东征是否吉利，得到了吉利的卜兆。《大诰》说：
予（周公自称）不敢闭于天降威（闭谓拒绝），用文王遗我大宝龟（“文”原误作“宁”，从吴大澂校正），绍天明（“绍”通作“昭”，谓阐明天意），即命曰（以下为“命龟”之辞，即告龟以所卜事）：“有大艰于西土（“大艰”谓大难），西土人亦不静（西土人指管、蔡，“静”通作“靖”，“不静”谓不安定），越兹蠢（“蠢”谓骚动）。殷小腆（“腆”谓丰厚，是说武庚力量少有积储），诞敢纪其叙（“叙”通“绪”，谓敢于重振其原来统绪）。天降威，知我国有疵（谓知道周国内有病），民不康，曰予复（说要恢复殷朝），反鄙我周邦（反而要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今春今翌日（翌祭之日），民献有十夫（谓有治臣十人），予翼（谓辅佐我），以于敉文武图功（“于”谓往，敉谓完成，“文”原误作“宁”，文武谓文王、武王，“图功”谓大功。），我有大事休（“大事”指东征的军事，休谓嘉美，此问东征是否嘉美）？”朕卜并吉（谓占卜得吉兆）。
从周公这段“命龟”之辞，可以看出当时面临的局势十分严重。首先是西土（指周朝）出现了“大艰”的局面，因为西土人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同时殷人乘机复辟，敢于重振其原来统绪，要恢复殷朝，仍然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因为殷人知道周有内乱，人民很不安定。这就是说，不但周与殷贵族之间有严重冲突，而且周贵族内部又有深刻矛盾。当周公宣布占卜吉利，准备兴师东征之际，诸侯及其官僚、贵族还强调困难很大，不敢出征，要求违反占卜的结果。《大诰》继续说：
肆予告我友邦君（指诸侯）、越尹氏（指诸侯所属的官长）、庶士（指众多的官员）、御事，曰：“予得吉卜，予维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庶邦”谓诸侯之国，“于”谓往，“逋播臣”谓逃叛之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罔不”谓无不）：“艰大！民不静（“静”通作“靖”），亦惟王宫、邦君室（谓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和诸侯宗室之人），越予小子考翼（谓有自己父亲一辈的人），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害”即“曷”，谓何不）？”
从这些诸侯及其官僚、贵族对答周公的话，可知他们因为两个原因不敢出征，一是人民不安定，二是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诸侯宗室以及自己的父一辈亲属。当周公动员诸侯及其所属出发东征的时候，诸侯及其所属居然一起公开出来表示反对。当时贵族是十分重视占卜的结果的，周公以占卜得到吉兆来号召，而诸侯及其所属居然要求违反占卜的结果。这说明当时周贵族的内部，人心已经动摇，这对周公准备东征是十分不利的。周公之所以要作《大诰》，进一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原因就在这里。
周公用什么道理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呢？主要有下列三点：
（1）必须听从上帝之命，听从占卜结果。认为过去文王听从天命，兴起了我们“小邦周”；文王按占卜行事，所以会接受天命。现在上天又来援助我们，我们也应按占卜行事来成就这个伟大的基业。《大诰》说：“已！予惟小子不敢朁上帝命（“朁”原误作“替”，从三体石经改正，“朁”是不信之意），天休于文王（“文”原误作“宁”，今改正），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绥”谓继承）。今天其相民（“相”谓援助），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弼”谓辅助，“丕丕”谓伟大，基谓基业）。”
（2）必须顺从天意，在文王勤劳建成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王的大业。《大诰》反复说：“尔知文王若勤哉！”“予不敢不极卒文王图事（“图事”谓大事）！”“予害（曷）其不于前文人图功攸终（“图功”谓“大功”，“攸终”谓到底）！”予害（曷）敢不于前文人攸受休毕（“毕”也是“终”的意思）！”“肆予害（曷）敢不越卬敉文王大命（“卬”谓我，“敉”谓完成）！”
（3）当前有明哲之臣辅助我，可以保证取得胜利，完成文王的功业。《大诰》分析遭难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就是说：遭难是由于没有得到明哲之臣帮助，使人民安乐，又不能够知道天命。周公在命龟之辞中说道：“民献有十夫，予翼。”无非表示他今天已经得到了明哲之臣为助手。《大诰》末段又说：“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与上文呼应，说明他有十个明哲之臣作为得力助手，可以保证取得胜利。这和武王在《太誓》中说：“予有乱十人，同心同德”，意思是一样的。
周公东征的战略，先控制大局，制止叛乱，然后各个击破，全面平定，先后用了三年时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第一年只是制止了叛乱，第二年才克殷而平定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三年继续东征，才灭亡东夷奄国。《史记·鲁世家》也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所谓“二年而毕定”，是对《尚书·金縢》“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解释。其实周公东征首尾就有三年之久。《孟子·滕文公下》说：“伐奄三年而讨其君。”这是连首尾三年而言。
关于周公东征前后的事，《尚书·金縢》有这样的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从汉代起，经学家对这段记载有不同的解释，意见很是分歧。司马迁读“辟”为“避”，解释“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说：“我之所以弗辟（正义：音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史记·鲁世家》）。郑玄也读“辟”为“避”，连同“居东”解释为“避之居东都”，并且解释“罪人斯得”为“居东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属党”（《礼记·文王世子》正义引）。郑玄又说周公“以谦让为德”，“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经·豳风》正义引）
。而许慎另外有解释，《说文》引古文“辟”作“
”，解释为“法”，谓以法治之。伪《孔传》从其说，说：“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王肃谓“居东”是“东征镇抚之”，“罪人”指“管、蔡与商奄”（《尚书·金縢》正义引）。伪《孔传》也说：“周公既告二公，遂东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斯得。”我们认为，应以许慎、王肃之说为是。伪《孔传》采用其说，是正确的。“居东二年”是说周公兴师东征，亲自出居东国指挥作战了二年。所以不说东征二年而说“居东二年”，无非表示“罪人斯得”是周公坐镇东国亲自指挥作战的结果。所谓“罪人斯得”，就是处死或流放管叔、蔡叔、武庚。
对三监和武庚叛乱的平定，对管叔、武庚等“罪人”的处置，确是在周公亲自兴师东征的第二年。这在《逸周书·作雒解》上有明确的记载：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辟”谓用法处罚），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里”原误作“毕”，从王念孙校正。孔注：“九里，成周之地”）。
《作雒解》“辟三叔”的“辟”，和《金縢》“我之弗辟”的“辟”，用意相同，都是说依法判刑。关于对三监和武庚的刑罚，古书记载有出入。《作雒解》说“王子禄父北奔”，而《史记》说“杀武庚”，可能武庚先北奔，后被追捕杀死。《作雒解》说“管叔经而卒”，其他书上都说“杀管叔”。《作雒解》说蔡叔被囚，其他书上都说蔡叔被流放。《左传·昭公元年》和《定公四年》都说：“杀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这个“蔡”字，即是《说文》的“
”字，古音同通用。这和《史记》所说“放蔡叔”相合。关于霍叔的刑罚，只有《商君书·赏刑》说：“杀管叔，流霍叔。”
《尚书·金縢》这篇富于神怪色彩的文献，前人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甚至认为是“伪书”。我们认为，还是值得重视的。《金
》在“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之后，接着说周公做了一首《鸱鸮》的诗送给成王，“王亦未敢诮公”。这年秋天大雷大风，“禾尽偃”，闹灾荒，成王和大夫从金縢（匮名）中发现了武王病时周公祷告的简册，简册上有周公要以自身代替武王死去的话，才使成王大为感动而悔悟。《金縢》的记载以及所载简册，不免有后人增饰和修改之处，例如所说成王感悟以后，“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显然不是史官的实录。但是所记整个事件的经过，还是可信的。当时贵族本来十分迷信。迷信色彩很浓，正是真实的情况
。由此可见，原来由于管叔等人流言而造成成王对周公的误会，等到周公东征第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发现周公祷告简册以后，就完全消除了。所以到东征第三年，成王就亲自出来参与东征的活动，亲自参与“践奄”的重大战役。
上文引《尚书大传》讲到周公摄政“三年践奄”，“践奄”是东征三年中的重大战役，成王确曾亲自参与。《书序》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经典释文》：“政”，马本作“征”）。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从《多方》开头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来看，成王确曾亲自到奄。《书序》也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可是，《史记》上把“践奄”的事记载在“周公反政成王”之后。该是司马迁看到成王亲自参与这个战役，就误认为是成王亲政以后的事。《周本纪》把“诛武庚、管叔，放蔡叔”记在周公摄政当国时；而把“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记在“周公反政成王”以后；这样把周公东征三年内的两件大事割裂开来，显然不合历史实际。今本《书序》对篇目的排列，也把《成王政》、《将蒲姑》列在《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以后，《多方》以前。郑玄曾对此提出疑问说：“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书序》正义引）而伪《孔传》却另创新说，以为“践奄”先后有两次，先是周公东征，再是成王亲征。伪《孔传》说：“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来奄而徙之，以其数反覆。”这一说法，被一些经学家所接受。例如皮锡瑞说：“《孔传》成王亲征之说甚合经义，郑君（指郑玄）偶有不照”（《今文尚书疏证》），反而认为郑玄所说践奄在周公摄政三年是错误。其实，怎么可能发生周公与成王先后两次“践奄”的事呢？明明是司马迁的“偶有不照”，并不是郑玄的“偶有不照”。
“践奄”的“践”，是有特定意义的，决不可能先后有两次“践奄”。《尚书大传》解释《成王政》说：“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猪其宫。”段玉裁说：“必篇中有此语，伏生记忆释之，非释《书序》也”（《古文尚书撰异》）。伏生读“践”为“籍”，郑玄又读“践”为“翦”。郑玄云：“践读曰翦，翦，灭也。凡此诸叛国，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事毕则归”（《书序》正义引）。郑玄又说：“奄国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摄之时亦叛，王与周公征之，三年灭之。自此而归”（《诗经·豳风》正义引）。郑玄此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西周金文为证。禽簋载：
王伐
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
祝，王易（锡）金百寽。禽用乍（作）宝彝。
侯即盖侯，亦即奄侯。王乃成王。伐奄之役，成王确实前往。“某”读为“谋”，主谋之意，足证郑玄所说“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之说，确实可据。禽即伯禽，祝谓祝祷于社神。古时出兵，要祭社祝祷。《左传·闵公二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脤，《说文》作祳，云：“祭肉，盛之以蜃。故谓之祳。”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祀仪式。伯禽因为主持这种祭祀而受赐。
劫尊：“王征
，易（锡）
劫贝朋。”
劫当是从征的人员，因功而受赐。
伐薄姑之役，当在灭奄以后，路程比奄要远，深入到东夷所住地区，成王没有参与，由周公主持。
方鼎载：
惟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公归，
于周庙。戊辰，酓（饮）秦酓（饮），公赏
贝百朋，用乍（作）尊鼎。
“于征伐”，谓前往征伐。“咸”，谓终于击败。《说文》：“，伤也。”这也是周公东征大胜的战役，周公归来就祭祀于周庙，向祖先告捷，还会合将士饮酒，论功行赏。
伐奄和伐薄姑、丰伯，是周公征伐东夷的两大战役。其他的小战役尚不少。据前引《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周公采用辛甲的建议，是先“服众”然后“劫大”的，该是在这两大战役之前，周公早已征服东夷的许多小国和部落，使奄、薄姑等大国陷于孤立，于是一举加以破灭。《逸周书·作雒解》说“凡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所谓“十有七国”是指东夷的大小方国，所谓“九邑”当指东夷的许多部落。九未必是九个，当是多数之意。
东夷中有不少是游牧、狩猎的部族，周公这次大举东征，曾经深入到东夷的游牧、狩猎地区，不但征服了这些东夷部族，而且赶跑了许多野兽。《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所谓“灭国者五十”，是包括武王、周公先后攻灭之国而说的；所谓“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是指周公这次东征而言的。《吕氏春秋·古乐》又说：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高诱注：“践，往。”这个解释不确切。“践”即“践奄”之“践”。所谓“践伐”是指大规模的杀伐。周公统率的大军在大规模杀伐东夷的过程中，迫使许多野兽群大迁移，特别是象群的大迁移。商人确是服象的，但是这里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诬蔑的话。象是合群生活的，如果受到冲击，往往要整个群的迁移。
周公东征，先后三年之久，有些战役是很激烈的，战士是极其艰苦的。《诗经·豳风·破斧》的诗篇，就是参与东征的战士回归后所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借作“匡”）。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孔”谓甚，“将”借作“壮”）。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吪”通作“化”，谓顺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遒”谓平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谓幸运）。
这个战士做这首诗，既歌颂了周公东征的胜利，征服平定了许多叛乱的国家；又庆幸自己还能活着，还很强壮；又讲到战斗用的兵器都有破有缺，说明战斗很是激烈，取得胜利是艰难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戈、矛、弓、矢，而是斧、斨、锜、
。斧是椭銎的斧头，斨是方銎的斧头。锜，《说文》云：“
也”，是一种有齿的金属工具。
，《经典释文》：“《韩诗》云：凿属也。一解云今之独头斧。”总之，也是一种手工用的工具。《管子·轻重乙》说：“必有一斤、一锯、一
、一钻、一凿、一
、一轲，然后成为车。”为什么要用斧头一类工具作为主要战斗武器呢？很可能，与深入到山林地区作战有关。
周公东征的巨大胜利，对周王朝的创建和巩固，是有重大的作用的。武王虽然已经克殷，但是实际上，除了周原有的西土以外，只占有殷原来的京畿以及南国，包括今河南的北部、中部，河北东南角，山西南边以及山东东边。因为殷代晚期，国力衰落，夷狄纷纷内迁，西北的戎狄进扰中原，东方的夷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殷的直属领地已缩小很多。而四周的夷狄部族和方国势力一时大有扩展，使得殷减弱了力量，这也是殷灭亡的原因之一。周克殷之后，新建的周朝继承了这个局面。同时，周以“小国”攻克殷的“大邦”，一下子不容易控制“大邦”的局势，加上周的克殷，在京畿一战而胜，原来京畿殷贵族的势力仍保持着，根深蒂固。武王不得已而采用安抚和监督相结合的政策，继续分封殷的王子武庚为属国，并设置三监，但是，无法消除殷贵族的顽强的抵抗力量。武王克殷之后二年便去世，所谓“天下未宁而崩”，而成王年幼，三监、武庚、东夷联合起来发动叛乱，确实造成了周的“大艰”局面。经过周公三年的东征，取得巨大胜利，就使“大艰”局面转化为大好形势。经过周公第二次“克殷”，对殷贵族的控制力量就大大加强了。经过周公攻克东夷许多方国和部落，就把东部原来东夷居住地区归入周的直辖领地。可以说，周公东征的胜利，才使周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才奠定了创建周朝的基础。
[1]
《世俘解》既说武王从辛亥到乙卯在牧野举行告捷礼，献祭上帝与烈祖，当在四月内。又说四月庚戌武王在周庙举行献殷俘礼，次日辛亥祭祀天位。不可能在同一月的辛亥在牧野和在周庙同时参与祭礼。过去刘歆引用古文尚书《武成》相类的记载，有闰月的说法，但是在殷、周之际还不可能在岁中置闰，一般都只在岁末置闰。顾颉刚说：“窃意篆文‘四’作‘
’，‘六，作‘
’，其形甚近，或‘四月’为‘六月’之讹文，亦未可知。”目前尚无其他史料可以校正，不易解决这个矛盾，暂时只能认为“四月”是“六月”之误。
[2]
《逸周书·克殷解》谓牧野之战，“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又说斩殷王纣后“折县诸大白”，斩二女后“县诸小白”。可知大白最贵，小白次之。周初分封诸侯，分赏车、旗等仪仗，只有少白。《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茷、旃旌、大吕”。少帛即小白。详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少帛”条。康叔为周公之弟，在同时所封诸侯中辈分最高也只分得小白。可知诸侯所用军旗中最贵是小白，次于天子用大白一等。齐桓公名小白，也是以诸侯的军旗为名。
是大赤色，
茷是大赤旗。春秋时吴国尚沿用这种礼制，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争霸，王亲自统率中军，“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阵而立”。左军赤
，右军玄旗。见《国语·吴语》。《周礼·春官·巾车》谓王车有五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方”。革路即是用皮革制成的车，“以即戎”谓用于军事，其旗大白，这确是周制。至于《礼记·明堂位》说：“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是后起之说，已与五行之说有关。
[4]
《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杜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聃”当作“郑”）。”杜注又于“曹，文之昭也”说：“文王子，与周公异母。”据此，杜预以为曹叔振铎不是武王同母弟而为异母弟，毛叔郑为同母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说：“管、蔡、
、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这以“毛”列入文王子的前八名，“曹”列入后八名，可能就是杜预的依据。日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就有前八名为武王母弟，后八名为文王庶子之说。日本林泰辅《周公与其时代》一书即采用杜预之说（钱穆译其第一编《周公事迹》，题为《周公》，作为《国学小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左传·定公四年》记述康叔受封时，“聃季授士，陶叔授民”。杜注：“陶叔，司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如果雷说确实，陶叔即是曹叔，则曹叔确实不在“五叔无官”之内。杜注于“聃季授土”下注云：“聃季，周公弟，司空”，而在“陶叔授民”下只注：“陶叔，司徒”，亦未指明其为周公异母弟，可知杜预亦不以为陶叔即曹叔。事实上杜预之说并无依据，不可信从。《史记·管蔡世家》也说：“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索隐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与杜预之说又不同。
[11]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广雅·释诂》：“旅，客也”，《晋语》：“礼宾旅远国”，谓“以客礼待之，故称曰旅”。按《书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灭子之命，作《嘉禾》。”《周本纪》作“鲁天子之命”，《鲁世家》作“嘉天子命”。“鲁”与“旅”古音近通用。《说文》：“
，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鲁”、“旅”与“嘉”意义相同，有嘉勉之意。
[12]
班簋载：“王令（命）毛白（伯）更（赓）虢城公服，
王立（位），作四方望，秉
（繁）、蜀、巢。”
贮簋载：“惟巢来
，王令（命）东宫追以六
之年。”春秋时巢国尚在。春秋时有两个地名巢或居巢，一个在今安徽桐城以南，为春秋时期巢国所在，先为楚灭，后又为吴所取。另一个是楚的边邑，原为蔡邑，在今安徽寿县以南，原为西周巢国的旧都，又称为郹或郹阳。《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吴而启之。”《史记·楚世家》作“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史记·吴世家》又说：王僚八年伐楚，“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可知郹或郹阳又称居巢。当在今安徽寿县南。寿县三义集曾发现东汉居巢刘君墓，出土有窆石及石羊题字。
[14]
汪中《周公居东证》（《述学·内篇二》）：“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楚元王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鲁国奄里人。’《续汉书》注引《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说文》：‘
，周公所诛，
国在鲁。’《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淹、
、奄，古今字尔。”《说文》段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都定奄在今曲阜东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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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说文》：‘
，邾之下邑，在鲁东。’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又《纪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故名曰徐州。’则徐与
，并音舒也。”《说文》段注：“玉裁谓楚所取之徐州即
地，疑非薛。齐湣王三年已封田婴于薛，不能至鲁顷公十九年鲁尚有薛也。”今按段说不确。战国时薛又称徐州，确实在齐湣王三年已成为靖郭君的封邑，但是到五国联合攻齐时，徐州（即薛）被鲁乘机占有。《吕氏春秋·首时》说：“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所以到鲁顷公十九年楚又取鲁的徐州。《说文》的
，与徐州，薛，都是一地，在今山东滕县南，微山县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