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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王（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即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历。西周有两个封国都是仲雍的后裔，即在北方的虞（国都在今山西平陆北）和南方的吴（国都在今江苏无锡东）。“虞”字从“吴”，古“虞”、“吴”读音相同，实为一字的分化。相传太王因季历生子名昌（即周文王），“有圣瑞”，要传位给季历及昌，太伯、仲雍因而出奔“荆蛮”，断发文身，自号勾吴（即是吴国）。太伯死后，传给仲雍，仲雍传季简，季简传叔达，叔达传周章。等到武王克商，就封周章于吴，另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见《史记·吴世家》）。这个传说尽管春秋时代已经存在
[1]
，但是，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太伯、仲雍是虞的始祖，所以仲雍又称虞仲。《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献公第二次假道虞国进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向虞君进谏，讲到虞的开国历史，就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史记·晋世家》“不从”作“亡去”），是以不嗣。”足以证明虞的始祖是太伯、仲雍。至于吴国，应该是虞的分支。宜侯
簋所说康王时虞侯
分封到宜的事，该即吴国的始祖。
从当时商、周关系以及周对戎狄部族的战斗形势来看，太王传位给幼子季历，而让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统率部分周族迁到今山西平陆以北，创建虞国，是一项很重要的战略措施。从虞国既可以向北开拓，向东又可以进入商朝京畿地区，向南越过黄河可以进入洛水流域，这样，就可以成为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过去经学家对“作邦作对”，不得其解，把“对”解释为“配”，说是“配天”。崔述见到太伯、王季连称，又以为“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后让之王季也者”（《丰镐考信录》卷八）。其实，所谓“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就是说上帝建立了一对邦国，这一对邦国创始于太伯、王季。也就是说太伯从周分出去建立的虞，和季历继承君位的周国，成为配对互助的国家。
下文特别指出季历能够发挥兄弟友爱的精神，也就是说能够与太伯合作，因而能够扩展他的喜庆的事。下文接着说：“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就是说喜庆的事是，上帝赐给季历光荣，季历受到的福禄没有丧失，从而包有四方。说明季历之所以能够开拓领土，是由于与太伯合作的结果。
周的开拓领土是从季历开始的。季历开拓的取得成功，由于下列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与太伯所建的虞国友好合作，以虞国作为向山西地区开拓的重要据点。
第二，由于和中原任姓的挚国通婚，从而争取商朝所属的任姓诸侯为盟国。《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挚仲是任姓挚国之君的次女，挚原是殷商所属诸侯，所以说“自彼殷商”。京就是周的京师
。“曰嫔于京”就是说挚仲嫁到了周京。文王就是挚仲所生。挚仲就是大任。后来就是因为大任的关系，任姓的挚国和畴国都成为周的诸侯。当是武王、成王统一中原以后所加封的。《国语·周语》中记富辰曰：“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韦注：挚、畴二国任姓，奚仲、仲虺之后。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挚在今河南汝南附近，畴在今河南鲁山东南
[4]
。两国相距不远。周这样和挚国通婚，便利了周向中原地区的开拓。
第三，由于周利用商朝国力衰落，“诸夷皆叛”的时机，在奉命为商朝抵御戎狄的战斗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在今山西地区有所开拓。这种开拓的策略，是自太王开始的。
当殷周之际，西北方面有个经常侵扰中原的方国叫鬼方，大概就是赤狄的一支 [5] 。商王武丁时，对鬼方征讨了三年才制服。《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足见其力量很强大。《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所俘的翟王多到二十个，说明其部落之多。季历这次征伐鬼方得胜的事，《易·爻辞》也述及。《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条记载，过去许多人误以为就是“高宗伐鬼方”的事，其实不然。徐中舒说：“震有震惊震恐之意。此虽不著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易卦《爻辞》既多记殷周之事，周初文献凡周人自称则曰小邦周（见《大诰》），而称殷人则曰大国殷、大邦殷（并见《召诰》）。……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以小邦而伐大国之敌，故有震惊震恐之意。”并且说：《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王季伐西落鬼戎，“疑此与《易·爻辞》所记震用伐鬼方者，当为一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刊一九三九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这个论断很是正确。但是，他认为鬼方即是畎戎、犬戎，“本据在今山西，但陕西泾洛之间亦为其屡代出没之地”，季历战胜鬼方就在渭水流域，并不恰当。这时周在今山西已建立有虞国作为前进基地，当时季历主要用力开拓的地点都在今山西地区。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在沿黄河的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有一种殷商青铜文化，分布在今山西永和、石楼、保德等县和陕西清涧、绥德等县，青铜容器大多与殷墟出土的相同，但有少数青铜容器、兵器、装饰品具有北方部族文化的风格，特别是蛇首刀、羊首勺、马首刀、铃首刀等等。有人认为这就是鬼方的文化，有人认为是殷商一个方国的文化。我们认为，这是殷商的一个方国的文化，其文化程度已与中原差不多，只略有北方部族的风格。鬼方的主要根据地原来尚在其西北，在今河套以北地区。当殷周之际，由于商朝国力衰退，鬼方就乘机进入今山西北部地区，如同原来在今山东、江苏北部沿海的东夷，因“武乙衰敝”，“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一样。这时季历征伐鬼方，正是为商朝抵御鬼方的入侵。所谓“震用伐鬼方”，是说用雷霆的威势来征伐鬼方。所谓“三年有赏于大国”，就是经过三年的战争，得到了商王武乙的赏赐。说明周人战胜鬼方，是经过长期的努力的。
《古本竹书纪年》说武乙三十五年季历大胜鬼方，俘得二十个翟王。按《易·爻辞》的记载，是经过三年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么，季历开始征伐鬼方当在武乙三十三年。《古本竹书纪年》又记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疋”（《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这年季历去朝见商王武乙，正当他出师征伐鬼方一年之后，该是已经得到初步的胜利，因而得到了武乙的赏赐。
季历继征服鬼方之后，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戎狄。《古本竹书纪年》载：“太丁（当作“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徐文靖以为燕京之戎即在《淮南子·墬形训》“汾出燕京”的燕京山，亦即《水经·汾水注》所说汾水所出的管涔山，燕京山即是管涔山的异名。《元和郡县志》说在岚州静乐县北（《竹书纪年统笺》卷六）。这是正确的。《尔雅·释地》：“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邬陵县北九泽是也。”《水经·汾水注》以为昭余祁即祁县以西的邬泽。据此可知，从今山西静乐周围，南下沿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二百多里都是燕京戎所在地区。燕京戎可以单称为燕，当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
。雷学淇认为“燕京之山当殷末政衰为戎所据”（《竹书纪年义证》卷十四）。这一战役，周师被打得大败，说明燕京戎很强大。
季历征伐燕京戎虽受挫折，还是继续征伐在今山西地区的戎狄。《古本竹书纪年》：“太丁（当作“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徐文靖以为即春秋时徐吾及无皋二戎，此说只有一半是对的。春秋时并没有无皋之戎。《左传·成公元年》：“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杜注：“徐吾氏，茅戎之别也。”《路史·国名纪己·周世侯伯》以为徐吾氏即在屯留西北三十里的故汉馀吾城，此说可从。《汉书·地理志》上党郡余吾，《通典》“余吾”作“徐吾”。在今山西屯留西北余吾镇。古“徐”“馀”声同通用。这个余无戎，古时亦单称为“徐”，如同燕京戎之可以单称为“燕”一样。《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说：“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注：“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这里的“潞”即潞氏，“洛”即皋落氏，与“潞”、“洛”同属赤狄的“徐”，当即徐吾氏，亦即余无戎。燕即指燕京戎。当时季历在今山西地区征伐的，无论是鬼方、燕京戎、余无戎等等，都是隗姓赤狄的部族。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文丁四年周人克余无戎之后，“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后汉书·西羌传》也据此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当作“文丁”）命季历为牧师。”牧师是怎样的官职呢？当是对诸侯之长的一种称呼。《周礼·春官·大宗伯》：“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谓七命、八命、九命，是后人增饰之词，但是“牧”与“伯”是高于诸侯的一种称呼，应该是可信的。《左传·哀公十三年》记子服景伯说：“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杜注：“侯牧，方伯。”可知牧是与方伯差不多的职位。《帝王世纪》也说：“王季于帝乙殷王时，赐九命为西长”（《诗经·周南·召南谱》正义引）。后来文王称为西伯，同样出于商王的任命。
图四 周原甲骨卜辞
（采自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
季历在被任命为牧师之后，仍继续征伐戎狄之族。《古本竹书纪年》：“太丁（当作“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捷是擒获的意思。《说文》：“捷，猎也，军获得也。”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的所在地，不清楚，有人认为在滹沱河流域，也该在今山西地区。
季历这样在今山西地区征伐戎狄，开拓土地，就使商王朝感到威胁。因此，季历终于被文丁杀死了。《古本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史通·杂说上》引）。季历可能是被文丁囚禁起来害死的。所以《吕氏春秋·首时》说：“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季历虽然因为开拓土地，与商朝发生矛盾而被害死，但是周的领土因此扩大，力量因此强大了。《吕氏春秋》高诱注解释“困而死”是“勤劳国事以至薨没”，不确。《史记·龟策列传》称纣“杀太子历，囚文王昌”。“太子”二字当为“季”字之讹，“纣”乃“文丁”之误。
季历被商王文丁杀害以后，由其长子昌即位，即周文王。这时周仍为殷的属国，但矛盾和冲突更为尖锐。《古本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这个周人就是周文王，曾被商王命为西伯。据《史记·殷本纪》，殷王纣时，西伯、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献给纣，因为九侯之女“不意淫”，被纣杀死，九侯也被处醢刑，鄂侯力争，也被处脯刑。西伯听到叹息，被崇侯虎报告纣，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闳夭求得美女、奇物、良马进献，才被赦免。西伯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就是西方诸侯之长。
西伯确是出于商王所册命。周原出土甲骨中有两片讲到册命周方伯的事：
贞：王其
又（祐）太甲，
周方白（伯），□
（惟）足不（丕）（佐）于受又（有）又（祐）。
……□文武……王其
（昭）帝（禘）……天……典
周方白（伯），
（惟）足亡（无）（左）……王受又（有）又（祐）。
两片甲骨都是祭祀的卜辞。《说文》：“
，告也。”“典
”就是册命的意思。“
周方伯”和“典
周方伯”，都是指殷王册命周方伯的事。按照周代礼制，接受册命，一般都要到发布册命的天子的宗庙中举行；祭祀宗庙，只祭祀自己宗族的祖先。所谓“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可能殷礼与周礼不同，异姓诸侯都设有祭祀天子的祖先的宗庙，如同西汉王朝郡国都设有天子宗庙一样。上一片卜辞，是周王求祐于商王祖先太甲，希望接受商王新的册命“周方伯”，能够更加充分得到保佑。下一片卜辞，是周王举行合祭的禘礼，祭祀商的文武帝，希望接受商王新的册命“周方伯”，没有祸害，得到保佑。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当时的殷周关系，比较特殊，一方面周王已自称为王，另一方面还接受商王册命的“方伯”称号
[7]
。殷王纣的册命周文王为方伯，和文丁的册命季历为牧师，情况已不同。文丁册命季历为牧师，是要利用周来抵御和征服对殷反叛的戎狄部族。纣册命文王为方伯，是要进一步利用周来征服那些反叛殷王朝的方国，使得那些叛国追随周而重新服从。而周文王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开拓土地。
周原甲骨中还有两片讲到祭祀商王祖先的，说明当时周还是商的属国：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
（昭）□成唐（汤），
□
（服）二女（母），其彝：血
三、豚三、
（惟）又（有）足。
彝文武必，贞，王翌日乙酉其
爯（偁）
，□武丁丰……卯……（佐）王。
殷代对武乙、文丁、帝乙三世，都有“文武”的称号。“彝”是祭祀名称，因用彝器来祭祀而得名。“宗”是宗庙，“必”也是祭神的宫室。殷墟卜辞也有讲到“文武丁必”的（《甲骨文字释林·释必》）。上一片讲周文王到商王祖先帝乙的宗庙举行“彝”祭，祠祀成汤及其二母（指成汤配偶），祭祀用的彝器中，盛有雄羊的血的三件，盛有猪血的也三件。下一片讲周文王到商王文丁的神宫举行彝祭，到明日乙酉再往神宫拜谢举旗的事。《尔雅·释言》：“偁，举也。”“偁
”是说举行举旗的大典。这面旗也该是商王所颁赐的，所以要到商王祖先的神宫中去祭祀并拜谢。
从周原甲骨来看，周文王十分恭敬地服事殷王纣，包括恭敬祭祀在内。在文献上也有这样的传说。《吕氏春秋·顺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所说纣“赐之千里之地”，不免夸大其词，但是文王“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确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文王取得了纣的信任，被册命为“西伯”。殷王纣册命“西伯”的目的，就是要周替他征服叛国使之服事于殷。周文王就利用这个时机，打着为殷征服叛国的旗号，有计划地四出征伐。《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韩献子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的确，文王很是“知时”，他就是利用纣要他“帅殷之叛国以事纣”的要求，东征西讨，使得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势力范围越来越广阔。《诗经·小雅·四牡》的毛传也说：“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文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周的开国君王，能够奠定后来武王克商的基础，就是在于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合适的克商的时机。《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吕氏春秋·古乐》高注引《论语》，“三分天下”句上有“文王为西伯”句）。这样说文王势力到达“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是夸大之辞，但是到文王晚年，周的力量确实已较强大，还是服事殷而等待时机，确是事实。这并不是如孔子所说的因为文王有“至德”，该是如韩献子所说的由于文王“知时”。《逸周书·程典解》说：“文王合六州之众，奉勤于商。”并非事实。《逸周书·程典解》是战国以后作品，因为当时已有天下分九州之说，按三分天下有其二计算，就说是“合六州之众”了。
文王对待诸侯首先采取团结的政策。他为虞、芮排解争端，起了很好团结诸侯的作用。至于他对外用兵的次序，《尚书大序》说是：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同年被纣囚禁，五年被释，克耆（即黎），六年伐崇，同年称王。《史记·周本纪》则不同，以为所有这些事都在被囚释放以后，先是解决虞、芮争端，明年伐犬戎（即畎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徙都丰，明年西伯崩。从地理形势来看，当以《史记》之说为是。犬戎、密须都在西边，而耆、邘、崇都在中原，先伐西边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军中原，为了扩大自己在中原的力量，准备克商。
关于虞、芮两国之间的争端，《尚书大传》和《诗经·大雅·緜》毛传都说是争田。因久不能决，想请文王解决，双方进入周境，见民俗相让，于是让其所争之田为闲田而退。《史记·周本纪》则说两国“有狱不能决”，没有说争田。按虞国是太伯、仲雍所建立，在今山西平陆以北。芮也是姬姓之国，见《世本》（《左传·桓公三年》正义引），金文作“内”，有内公鬲等西周铜器可以证明。这也是周人在西方重要据点之一，周景王说：“魏、骀（即邰）、芮、岐、毕，吾西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汉书·地理志》载左冯翊临晋县有芮乡，“故芮国”，在今陕西大荔以东、朝邑以南三十里，正当北洛水和渭水的交会点，又是渭水向东和河水（黄河）交接地区，即渭汭所在，可能“芮”古作“内”，即得名于渭汭。从地理形势来看，这里正是从渭水流域进入中原河水（黄河）流域的交通枢纽所在，是从周到虞的必经之路，它的建国时代不详，至少季历在位时期已经存在。季历所以能够在今山西地区不断战胜戎狄部落，扩大领地，就是由于芮国控制着这个交通枢纽和虞国成为前进的基地。所以到文王时，虞芮之间发生争端，就成为文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两国所发生的争端，或者说“有狱不能决”（《周本纪》），或者说“争田”（《尚书大传》及《诗经·大雅·緜》毛传），都不可信，《诗经·大雅·緜》只是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姓）。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质”即所谓“听买卖以质剂”的“质”，“虞芮质厥成”，是说两国结好的书契终于制成，就是《尚书大传》所说“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蹶”，《尔雅·释诂》说“动也”，是感动之意。“生”读作“姓”，是指贵族。“疏”读作“胥”，是相辅之意。“附”谓“归附”，“奏”读作“走”。这是说，因此文王的行动感动了贵族，许多人都来归附，先后来到，奔走前来，归来了许多捍卫国家之臣。
文王所伐的犬戎或畎夷，便是《诗经·大雅·緜》讲到的混夷。在公亶父迁居岐阳时，已经为患。这时文王先伐犬戎，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是很明显的。至于对密须的讨伐，是由于密须的侵扰。《诗经·大雅·皇矣》有这方面的叙述：
图五 文王用兵示意图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密即密须，是姞姓之国，见《世本》（《通志·氏族略》引）。建国地点在汉代安定郡阴密县（《汉书·地理志》），在今甘肃灵台西五十里的百里镇。密人不但敢于抗拒周，并侵入到阮、共两国。两国确切地点不详，有人推定阮在汉代安定郡爰得县，在今陕西泾川东南；共即泾州共池，在今泾川北（朱右曾《诗地理征》）。密人不但侵入阮、共两国，而且从阮的疆域入侵到周，登上了周的高冈。上面两章的诗，上半章都是讲密人的入侵，下半章都讲周人出兵反击所取得的胜利。这是文王首次遇到的大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因此文王把这一战役中俘得的密须的战鼓和战车，用作举行大蒐礼（通过狩猎方式来进行军事演习、检阅军队的典礼）上的仪仗；成王分封唐叔于晋国时，还用来作为分赏的礼器，要唐叔用来“匡有戎狄”。《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周景王说：“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王）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
文王灭密以后，解除后顾之忧，便转而东向征伐，首次征服的目标是黎。黎一作
（见《说文》）、耆（见《尚书大传》和《史记·周本纪》）、饥（见《史记·殷本纪》）。其地望，《说文》说在上党东北，《续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在今山西长治附近。文王对黎的征服，使殷的贵族非常震恐，《尚书·西伯戡黎》就是记载这件事的。据说西伯（即文王）征服黎国后，殷贵族祖伊惶恐，奔告殷王纣，认为殷朝的天命快要终止，并不是祖先不保佑后代，而是王的胡作非为而自绝于天，而且人民几乎没有不希望殷王朝丧亡的。祖伊说：
惟王淫戏（《史记·殷本纪》作“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殷本纪》作“安食”），不虞（通作“娱”）天性，不迪率典（是说不用典法）。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威”指责罚），大命（即指天命）不挚（《殷本纪》“挚”作“至”），今王其如台（即如何、奈何）。
从祖伊这段话，可知殷贵族中已有人认识到，由于殷王纣的胡作非为，殷朝将要灭亡，人民正希望它灭亡。
文王之所以能够在山西地区一下子征服黎国，这是继承了前一代季历在这一带开拓的结果。从在今山西长治的黎，到殷王朝的京畿地区是不远的，只是中间隔有太行山脉。祖伊之所以感到殷朝快将灭亡，因为周的锋芒快要插入殷的心脏地带了。文王在征服黎国之后，就进攻邘。邘一作于、盂。《韩非子·难二》：“文王侵盂、克莒、举酆。”这个盂，就在商王经常狩猎区之内，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二十多里的邘邰。《韩非子》所说文王所克的莒，不知在今何地。同时所举的酆，不可能就是后来文王建都之处。《路史·国名纪己·商世侯伯》认为可能是后来楚地，杜预所说“析县南有丰乡”。这一推断比较可信，当在今陕西山阳。后来成为文王一个儿子的封国。文王一个儿子封于酆，也不可能就是文王建都之地。
文王在东方最费力进攻的，就是崇侯虎所在崇国。皇甫谧说：“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其实，这是对《诗》的误解。《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这篇诗的作者歌颂文王功绩，列举伐于、崇和作丰邑两件大事，并不是说丰邑就筑在原来崇地。陈奂《诗毛氏传疏》曾指出这点，认为“伐崇、邑丰，《文王有声》篇画（划）然两事，崇、丰为异地明矣”，还以为这个崇即《左传·宣公元年》晋国赵穿率师所伐的崇。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六韬》说：“文王闻杀崇侯虎，归至酆”，就认为崇与丰为两地。俞樾以为赵穿所伐的崇，即是虞、夏之际的崇伯鲧之国，鲧所居的崇即今河南嵩县，《山海经·中山经》谓青要山禹父之所化，《水经注》谓青要山在新安县，今嵩县正在新安之南（《俞楼杂纂》卷二八“崇”条）。我们认为，殷周之际的崇国应即在今嵩县附近。《尚书大传》引《诗》作“既伐于崈”，《经典释文》引《左传·宣公元年》亦作“崈”。“崈”或“崇”，原是指嵩山。《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指祝融）降于崇。”韦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高，《汉书·郊祀志》及《地理志》皆作“崈高”。王念孙以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读书杂志》卷四）。
《诗经·大雅·皇矣》有歌颂文王伐崇的诗句：
帝谓文王，询尔仇（读作“俦”）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衝，以伐崇墉。临衝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通作“袭”），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当时崇是东方强国，凭借嵩山一带利于防守的形势，筑有高大的城墙。《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仡仡”同“屹屹”。“言言”、“仡仡”，都是形容崇国城墙的高大。因此文王要攻克崇国，要打一场激烈而费力的攻城战。文王为了取得胜利，事先曾经问询友邦（询尔仇方），组织好兄弟国家的力量（同尔弟兄），准备好攻城的武器和工具。“钩”是有钩的武器，“援”是有援（兵器上的横刃）的兵器，“临”是居高临下以攻城的车，“衝”是从旁冲破城墙的车。《诗经》中“临衝闲闲”和“临衝茀茀”以下诗句，都是描写攻城战斗的胜利的。“闲闲”是形容两种战车开动的情景，“茀茀”是形容两种战车的坚强有力。“讯”是指捉到的活口，“馘”是指斩得的敌人首级 [9] ，“执讯连连”是说捉到俘虏连结起来很多，“攸馘安安”是说斩得的首级也很多，都是描写战胜的情况。“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就是说通过征伐，取得了灭绝敌人的战果。《尔雅·释诂》：“忽，灭尽也。”
古代贵族是很迷信鬼神的，他们把胜利的战果归功于天神的赐予，把文王对于这次战争的规划说成出于上帝的指示，所以说：“帝谓文王”。正因为如此，他们每次出师之前和取得胜利以后，都要祭祀鬼神。《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师，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类”通作“
”，《说文》：“
，以事类祭天神。”
是指因特殊事件而举行祭祀，不是一般定期的祭典
[10]
。《说文》：“祃，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祃”，《周礼》作“貉”（见《春官·肆师》及《甸祝》，《夏官·大司马》），“祃”和“貉”音同通用。《周礼》是说在定期举行田猎方式的军事演习时，要“表貉”（在校场的立表处举行貉祭）。祃祭是在战场或练兵的校场对战神的祭祀。《皇矣》所说的“是类是祃”，就是文王在攻克崇城以后举行的祭礼，是报谢天神和战神的。所以《尔雅·释天》解释说：“是
是祃，师祭也。”
《皇矣》说：“是致是附”。“附”通“拊”或“抚”（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说），是说攻克崇国后，招致崇人投降而加以安抚。文王是用强大的武力，把崇城攻破，打杀许多敌人，活捉不少俘虏，最后招降了全部崇人。因为后来贵族把文王看作圣人，就有文王使崇不战而降的传说。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卫国北宫文子说：“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国子鱼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召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不是事实。同样的，《吕氏春秋·用民》所说：“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也不是事实。文王对西方密的反击和对东方崇的进攻，是两大激烈的战争。
文王在黄河以北攻克了黎和邘，由此进攻商朝建都的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沬（即朝歌，今河南淇县），都不过二百多里，但是要从周调动大军沿渭水向东，渡过黄河，沿黄河北岸进军商的京畿，在地理形势上很是困难。等到文王在黄河以南攻克了崇，消灭了这个为殷王朝防守的坚固堡垒，就便于周在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准备调动大军在盟津一带飞渡黄河去进攻商的京畿了。可以说，克崇以后，文王克商的战略步骤已经基本完成，克商的大计快要实现了。只因文王在克崇之后一年便去世，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大计，要等待武王去继续完成文王的志愿了。所以《逸周书·祭公解》说：“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
文王在运调军队东征西讨、准备克商的同时，也采取种种政治设施，为创建周王朝作好准备。
文王统治的时期很长，足足有五十年光景。在这五十年中，他勤于处理各项政务，讲究团结贵族和“国人”的工作。《尚书·无逸》记载周公说：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11]
；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自朝至于日中
，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通作“政”）之供（通作“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这是说文王安排好关于安居之事和田作之事；又能够关怀小民，照顾寡单的人；从早上忙到日中、日偏斜，没有空暇吃饭，为的是做好协和万民的工作。他又不敢乐于游逸田猎，为了做好许多友邦的联合工作而恭敬于政务。《墨子·兼爱中》有一段话是和《无逸》所说相同的：“昔者文王治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通作“离”）独无兄弟者有所杂（通作“集”）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无逸》所说“即康功田功”，就是“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所谓“惠鲜鳏寡”，就是“不为众庶侮鳏寡”；所谓“以庶邦惟政之恭”，就是“不为大国侮小国”。文王十分勤奋地做好政治工作，总的目标就是团结好周围的小国，团结和照顾好所有贵族和“国人”。这里所说“小民”和“万民”，是指统治阶级的下层“国人”而言。
当时团结在文王周围的有才能的贵族确实不少。《尚书·君奭》记载周公说：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国语·晋语四》记载胥臣对答晋文公的话，说得更加全面：
文王……事王不怒（韦注：“王谓王季”），孝友二虢（韦注：“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韦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刑于大姒（韦注：“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诸弟（韦注：“比，亲也。诸弟，同宗之弟”）。……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韦注：“贾、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达、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韦注：“南宫，南宫适”），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韦注：“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毕、荣（韦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毕，毕公；荣，荣公”），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
文王大臣中最重要的是二虢，即虢仲、虢叔，都是文王之弟，也是执政的卿士。《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虞大夫宫之奇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在盟府。”虢仲、虢叔只见于文王时，郑玄认为虢叔到武王时已死去。《君奭》先说文王有虢叔等五位大臣，再说：“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正义引郑玄说：“至武王时虢叔等有死者，余四人也。”从《墨子·尚贤下》、《逸周书》、《史记》列举武王的大臣来看，的确不见虢叔。同时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列举的周公所分封的诸侯中，也不见有虢。因此，虢的受封该在文王时。后来虢有西虢、北虢、东虢之分。其始封之地当在西虢，在今陕西宝鸡西的虢镇。
《君奭》所说文王的五位大臣，除虢叔以外，都是周以外的贵族投奔来的。《史记·周本纪》说：“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墨子·尚贤上》说：“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所说举于罝网之中，未必可信，但是他们原来不是出身于周的贵族，该是事实。《大戴礼记·帝系》说尧取于散宜氏之子，散宜生当是散宜氏的贵族。
《晋语四》列举的文王大臣，把“八虞”放在“二虢”、闳夭、南宫之前，韦昭注以为是“周八士皆在虞官”，并不可信。如果是虞官（掌管山泽的官），怎么可能列在“二虢”之前呢？我们认为，“八虞”即是八个虞国的兄弟，如同“二虢”是两个虢国的兄弟一样。虞国原是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国，“八虞”该是太伯、仲雍之子或孙，因而在姬姓贵族的行辈中要比“二虢”为高。《晋语四》在“二虢”、闳夭、南宫以下，所列举的蔡公、原公、周公、毕公，都是文王之子，召公出于周的支族，荣公亦出于姬姓贵族。他们的受封都该在武王时，这样用封邑为称号，该出于后人追记。
《君奭》所载周公的话，对于文王重用的虢叔等五位大臣是极力称许的，说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文王之所以能够用“德”“降于国人”，闻于上帝，“受有殷命”（接受取代殷朝的天命），都是出于五位大臣的“彝（经常）教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奉“天威”，取得杀敌的胜利，都是由于“四人昭武王惟冒（通作‘勖’），丕单称德”，就是说由于四人对武王的帮助和勉励，大大地推广了“德”。“昭”是助的意思，“勖”是勉的意思。“单”是大的意思，“称”是举行的意思。说明当时文王从自己族中和别族中选拔和重用所谓有“德”之人，对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起了积极作用。
文王也还接受和重用了一批前来投奔的殷的贵族知识分子。例如《晋语四》提到的辛甲就是其中之一。《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辛甲》二十九篇（当出于后人编辑），原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刘向《别录》也有同样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辛甲从殷出奔到周以后，就被任用为太史（《左传·襄公四年》）。从此重用殷的贵族知识分子做史官，就成为周朝初年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殷的史官有载其图法归周的。《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悦）以告诸侯。”文王和武王由于选拔重用和接收前来投奔的有“德”有“才”的人，使得朝廷上人才济济，对此后取得克殷的胜利从而创建新王朝，确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文王开始，周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政权机构比较健全了。同时对开拓的领土也很注意治理。周原甲骨中就有文王亲自到新攻克的密国的记载：
今秋，王西克往
。
王其往
山，□。
于
。
甶（斯）城。
“
”即“密”字。金文作“
”（
鼎）。文王亲自前往密国，说明他对于新攻克地区的重视。
文王在位有五十年之久。《君奭》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得更清楚：“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通“莅”）国五十一年而终”（《韩诗外传》卷三第三章同）。文王这样勤于创建新王朝的事业，在位年数又这样久，因此周王朝开国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文王奠定的，所以后来武王就很快取得了克殷的成果。郑玄解释“受命”是“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是谓中年（《诗经·大雅·文王》正义引）。其实，郑玄对“受命”作了曲解。周公的所谓“受命”，是指取代殷朝的天命，决不是指即位时“受殷王嗣位之命”，《君奭》中已说得很明白。《康诰》也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盂鼎亦说：“不（丕）显玟（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史记·周本纪》说得很清楚：“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十”当为“七”）。”由于前人误解《君奭》所说“受命”是即位之命，以为文王中年即位，加上在位五十年，于是有享年九十七之说（《礼记·文王世子》）。有些经学家根据享年九十七之说，就说文王九十岁以后才东征西讨而称王，这肯定不符合事实。
文王在灭崇之后就迁都到丰。《史记·周本纪》说在伐崇的同一年，“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中游西岸。《说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郑玄说：“丰邑在丰水之西”（《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笺）。皇甫谧说：“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诗经·周南·召南谱》正义引）。又说：“丰、镐皆在长安之西南。”经考古调查，丰在今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东以沣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到新旺村、冯村，遗址总面积约十二平方公里。《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对“作邑于丰”有所描写，讲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淢，《韩诗》作“洫”，就是城沟。说明丰邑的建筑，不但筑有城墙，还筑有与城墙相配合的城沟，更筑有许多墙垣。
这时文王沿着渭水向东，把国都迁移到丰，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便于从这里出发，调动大军，攻灭殷朝；二是这里处于渭水中游，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于作为国都。
《诗经·周颂·武》是周人歌颂武王克殷的《大武》乐章之一：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克开厥后”，是说文王能够为其子孙开创基业。“嗣武受之”，是说继嗣的武王接受了文王的基业。遏、禁止。刘，杀戮。“胜殷遏刘”，是说武王战胜殷国从而制止了大屠杀。“耆定尔功”是说成就了武王的功业。“尔”指武王。
周人《大武》乐章以为武王继嗣了文王开创的基业而取得克殷的胜利，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武王之所以能够全面继承文王的基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继续使用文王选拔重用的大臣执政。前面已经谈到，根据《君奭》所记周公的话，文王选拔重用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五个有“德”之人执政，到武王时，虢叔已死，“惟兹四人尚迪禄”（四人尚犹继续任职而有禄），因而能够“咸刘厥敌”，敌就是指殷。《墨子·尚贤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武王继续使用文王选拔的原班人马执政，就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同时武王没有改元，继续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文王称王七年而死，武王仍以即位后的一年称为八年。这无非表示继嗣文王“受命”的基业而毫无改变。
古本《大誓》记武王说：“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苌弘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叔孙穆子说：“武王有乱臣十人”，就是依据古本《大誓》的。前人解释“乱”是“治”的意思，“乱臣”就是“治臣”。其实“乱”是“
”字之误。“
”即“司”字（西周金文多数如此），因而有“治”的意思。《论语·泰伯》：“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东汉马融、郑玄的注，都说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及文母（即文王妃太姒，马融之注见《论语》注引，郑玄之注见《论语》疏引）。这个说法可能出于推断，十人之中所以要列入文母，是依据孔子所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的。当时治臣十人，依据《君奭》来看，应该以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四人比较重要。马融、郑玄之说，把周公、召公放在首要地位，是依据成王时代的情况来推定的，并不正确。
盟津一作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十多里，黄河北岸。西周春秋时，附近有邑名盟，原为苏国之邑，后为郑国所有。杜预说：“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渡之，近代呼为武济”（《尚书·禹贡》正义、《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水经·河水注》又说盟津在河南的鉤陈垒。清代学者如阎若璩等人，都说盟津原在河北，到东汉以后才迁到河南。其实津是个渡口，应包括河北和河南两方面的渡口。武王曾统率大军于九年（即武王即位后二年）在此与诸侯结盟，于十一年在此与诸侯誓师渡河北伐。
《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所说上祭于毕，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此说不确。古无墓祭的礼制，“上祭”即是“禴祭”，祭的是天神，这是沿用文王“禴祭于毕”的礼俗 [14] 。《史记》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依据西汉发现的《泰誓》，并不可信。但是用木主载车中之说，不见别书所引西汉《泰誓》，可能另有所据。这样先祭天神，又载文王木主而行军，无非表示要继续完成文王已经接受的克殷的天命。这次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带有演习性质，熟悉路程和地形，并预先作好布置，以便此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与诸侯在此会盟，以便约定日期，今后在此会合誓师，共同渡河北伐。西汉《泰誓》所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不免是夸辞。既不能“不期而会”，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在此与诸侯会盟，当是事实。《水经·河水注》说：“河南有鉤陈垒，世传武王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按指西汉《泰誓》）所谓不期同时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盟津应该就是由于武王在此大会诸侯结盟而得名。《逸周书·商誓解》既讲到“予惟甲子，克致天子之大罚”，就是指此后三年（即十二年）于甲子日克殷之事，同时又说：“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末句当有错字）。就是指这一年会盟于盟津的事。童书业指出“此文实为孟津原名盟津之铁证，以此处之盟系动词”（《盟津补证》，刊于《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这是正确的。《楚辞·天问》述及此事说：“会鼌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鼌”通“朝”，“会朝”就是朝会之意。所说“何践吾期”，很清楚地说明这次武王观兵至于盟津，是约期会盟性质。西汉《泰誓》所说“不期而会”，当然不足信。至于西汉《泰誓》和《史记》所说：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鱼跃入王舟中，被武王取来作为祭品，又有火从上天飞到武王住屋，化为赤乌等等。分明是战国以后五行相克学说流行以后的作品。商为金德，其色尚白，而周为火德，其色尚赤，因而把捉到飞来的白鱼和飞来天火化为赤乌作为周克殷的祥瑞。
这时殷贵族内部有见识的人企图挽救殷的灭亡，纷纷向纣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等人出奔到周。微子出奔前，看到殷将灭亡，曾向太师、少师（乐师）请教。微子指出殷贵族淫荒于酒，作奸犯法，不守法度，对于罪犯又放纵不捉，“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太师也指出：有人偷吃祭祀天地鬼神的牺牲祭品也不受处罚；贵族又加重赋敛，造成许多仇敌而不肯休止，“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我们不能做亡国后的奴仆）”。因而劝微子出走，并说自己也准备出走（《尚书·微子》）。说明当时殷贵族内部已经分崩离析，纣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周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已到，于十一年（武王即位后四年）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
，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渡过盟津，并在那里誓师。这次誓师之辞，先秦古书上称为《大誓》或《太誓》，是说规模很大的誓师。或者称为《大明》，“明”和“盟”同音通用。因为这次誓师是会合许多诸侯一起举行的，还具有结盟的性质，所以又可以称为《大盟》
。
关于武王进军牧野的时间，史书上的记载很是分歧，以《汉书·律历志》所引《古文尚书·武成》的记载较为原始：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解》作“维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有错误）。
根据王国维的考定，“既死霸”是二十三日，旁死霸为二十五日。一月癸巳，是壬辰旁死霸的翌日，即二十六日，武王从周兴师伐纣。二月甲子，是既死霸之后五日，乃二十七日，武王率军到达牧野（《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书序》说：“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比《武成》早一个月。《史记·齐世家》说：“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师于牧野伐商纣。”同样比《武成》早一个月。所以会有一月之差，该是汉人依据当时的正朔观念以及流行的殷正、周正之说，认为周未克殷以前，当依殷正，殷正较周正早一月，因而提前一月。《史记·周本纪》说：“十一年十二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显然有错误。从渡盟津到牧野，应该不过一旬，不该相隔两月之久
。
武王于一月二十六日癸巳，从周的国都出发，经历二十五天，到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在盟津渡河。从盟津誓师后出发，又经历六天，到二十七日甲子，到达牧野前线，当天决战就取得决定性胜利。从盟津到牧野，约有三百里以上路程，采取急行军，平均每天行军五十多里。当时这一带交通条件是比较好的，从殷墟卜辞来看，这一带正好是殷王经常的狩猎区，殷王常常驾驶马车到盟津以北、太行山南麓从事狩猎活动。因此用四匹马驾驶的战车，每天进军五十多里是可以做到的。
图六 武王克商示意图
武王统率的锐兵，所以能够在甲子这天展开决战，因为在前一天癸亥夜晚，赶到牧野后，连夜已布置好了阵势。《国语·周语下》记载伶州鸠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夜晚虽然天气不好，布阵未毕而雨，还是作好了布置的。牧野一战是在甲子这天，古书记载是一致的。《尚书·牧誓》就说是在甲子昧爽誓师的。牧野之战，周师在甲子一天内取得全胜，古书记载也是一致的。《吕氏春秋·首时》说：武王“立（通作“莅”）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早）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擒）”。《吕氏春秋·简选》又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这个战役在甲子这天，从清晨开始，到黄昏就取得全胜，迫使殷王纣自杀。《逸周书·世俘解》说：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取天智（指高级美玉）、王琰及庶玉环身以自焚（“及庶玉环身”原误作“
身厚”，从顾颉刚依据《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史记·周本纪》正义、《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所引校正）。
这是殷王纣看到战斗失败、快要被擒的时候，不得已而自焚的。
关于进军牧野的路线，《荀子·儒效》有记述：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通作“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汜（音祀），卢文弨、汪中校改作“氾”（音凡），以为即河南的氾水。按氾水有南氾、东氾、西氾之别，都不是从盟津渡河必经之地。我们认为，“汜”字不误，“汜”不是地名。《尔雅·释丘》：“穷渎，汜。”郭注：“水鱼所通者。”当因积水而泛滥。怀后来为苏国之邑，见《左传·隐公十一年》，在今河南武陟西南。怀在盟津东北二百多里。共后来成为共伯封国。见《左传·隐公元年》，在今河南辉县，共又在怀东北二百多里。百泉在今辉县北十里。戚地不详，亦当在辉县附近。据《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三章：“武王伐纣于邢丘……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宁在今河南获嘉，正当怀、共之间，是从怀到共必经之地。牧野为地区名，牧一作坶，《说文》：“坶，朝歌南七十里。”《水经·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清水即今卫河上游，朝歌即今淇县，旧称朝歌镇。牧野的范围，从今淇县以南，到卫河以北地方。今淇县距卫河，距离在二十里到六十里之间。根据荀子所述，可知武王率军渡过今孟县西南的盟津之后，向东北行，经泛滥的“汜”到今武陟西南的怀，再东北行到今获嘉的宁，又东北行到今辉县的共，一度食宿于戚和百泉，两地都该在共的附近。更由此东北行而进入牧野。
牧野在西周金文作牧
，为“殷八
”的驻屯之地，小臣
簋记载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统率“殷八
”出征东夷胜利归来，“复归才（在）牧
”。看来牧野原是殷守卫国都军队的驻屯地，因而成为武王主要的进攻目标。
武王所统率的进攻牧野的精锐部队，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和前引《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周本纪》所说，都是一致的（《书序》作“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三百人”是“三千人”之误）。“贲”是“奔”的假借字。虎贲原是指勇猛而奔走快速的甲士。周初兵制，一车甲士十人，所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当时武王的战略是，先用精锐部队向牧野突击，一举击溃殷的国都守军，攻占朝歌，杀死殷王纣，使殷朝政权瓦解，然后分兵多路，消灭殷朝驻屯别处的军队以及其所属方国的抵抗力量。《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武王确是以锐兵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
但是从《尚书·牧誓》来看，参与这次牧野决战的，除了周的锐兵之外，还有不少西南部族的军队，即所谓“西土之人”，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也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水经·清水注》引）。庸、蜀、羌、卢、濮五国，春秋以后尚存。庸在汉代汉中郡上庸县，在今湖北竹溪东南。蜀的北境达汉中，很便于和周联合。羌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卢在春秋时又称卢戎，在汉代南郡中卢县，在今湖北襄樊西南。濮在春秋时称为百濮，分布在今重庆、湖北之间。彭，王夫之以为即在《左传·桓公十二年》所说的彭水流域（《尚书稗疏》），在今湖北房县西南，微，王国维以为即眉，古“眉”、“微”声近通用，眉即汉代右扶风郿县，在今陕西眉县东（《观堂集林》卷十，《散氏盘跋》）。髳，顾颉刚以为即《左传·成公元年》的茅戎，在今山西南边（《史林杂识》初编第三篇“牧誓八国”）。以上关于彭、微、髳三国的所在，都只是一种推测。
随从武王统率军队到达牧野的，有一些联盟的国君，还有军官和将领：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见于《尚书·牧誓》。百夫长和千夫长是百夫之长和千夫之长。师氏是高于千夫长的将领，当是一
（即师）之长。
鼎：“以师氏眔有司……伐
。”录
卣：“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
。”都足以证明师氏是统军作战的长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王鸣盛认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尚书后案》）。司马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当然可以在军中有职掌。司徒原作司土，是掌管土地的官；司空原作司工，是掌管工程的官，他们为什么也在军中有职司呢？因为当时军队都是从“国人”的乡邑中征发编制而成，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密切结合的，平时为乡邑掌管土地、工程的官，到战时，仍在军中有职掌。舀壶：“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
。”说明西周的六
、八
中确实设有司土等官，这该与当时开始推行的乡遂制度有关。司土、司马、司工，合称为“参（三）有司”（盠尊），也可通称为有司。
鼎所说“以师氏眔有司”，这个有司即指“三有司”。制作利簋的利，职为“又（有）事（司）”，当即参与牧野之战的“三有司”之一，因而甲子之日牧野战胜后，到辛未，武王在管论功行赏，他得到了“金”（即铜）的赏赐。
在前线直接指挥这个战役的最高将领，就是吕尚。他名望，字尚父，任太师之职。亦称师尚父、师望。太师是师氏之长，即最高统帅。《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有师尚父帮助武王在牧野战胜的事迹。
牧野洋洋（洋洋是广大貌），檀车煌煌（煌煌是明亮貌），驷
彭彭（彭彭是强壮有力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鹰扬谓如鹰之飞扬），凉彼武王（凉谓辅助），肆（通作“袭”）伐大商，会朝清明（早晨清明之时）。
吕尚，姜姓。当时周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进攻牧野的三千虎贲中，想必有不少姜姓的勇敢善战的甲士。这个战役之所以能够很快取胜，吕尚及其所属姜姓的甲士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作战前，武王在牧野会集周的将领士卒和西方各族长官士卒，发表誓师之辞，即《尚书·牧誓》。《牧誓》又一次列举殷王受的罪状：“今商王受（即纣）惟妇言是用；昏（通作“泯”或“蔑”）弃厥肆祀（祭祀）弗答（谓不报答鬼神恩德），昏（通作“泯”或“蔑”）弃厥（《史记》作“其家国”）遗王父母弟不迪（《史记》“迪”作“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是说，殷王纣听从妇人之言（妇人指妲己），废弃祭祀，不用王的亲属，而信用从四方因罪而逃来的人，用以为大夫、卿士，因而对百姓（指贵族）暴虐，在商邑作奸捣乱。这和《太誓》列举纣的罪状，“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基本相同，只是着重指出了纣听信妇人和信用逃来之人。
先秦古书上所引《太誓》，指出纣的重要罪状是：“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墨子·非命上》引），又说：“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引）。武王克商之后对殷贵族的讲话，即《逸周书·商誓解》，武王自称奉上帝之命伐商，全篇十一次讲到上帝，一次单称帝。虽然全篇“上帝”和“天”字并用，但是重要的字句都用上帝，口口声声自称奉上帝之命，讨伐多罪的“一夫”，就是纣。
牧野之战的战斗经过，《逸周书·克殷解》有简单的描写：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即纣）从。武王使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即百夫长）致师（谓单车挑战）。王既誓（宣誓，即《书尚·牧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这里说，作战前，先使吕尚和百夫长“致师”。“致师”是单车驰近敌方“致其必战之志”，这在春秋时还很流行
，可能起源很早。这里又说，开战时，只是“以虎贲、戎车驰商师”，该是事实。这时武王统率到牧野的军队，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都说：“武王将素甲三千（《战国策》“三千”下有“领”字），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素甲三千”就是“虎贲三千人”，“战一日”就是甲子日从早到晚打了一天。当然，在这场大战中，除了“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作为主力以外，也还有西方八国之师，看来数量也是不多的。《史记·周本纪》说周的方面诸侯来会的有车四千乘，而商的方面发兵七十万抵拒，都不免是夸大之辞。《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说纣“将率天下甲兵百万”，“以与周武王为难”，同样是夸张的说法。商在牧野的军队人数，确是大大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殷商之旅，其会（“会”通“
”，旌旗）如林，矢于牧野。”但是不可能多到几十万到百万，这是战国时人用当时战争情况附会的产物。
殷之所以兵多而不堪一击，首先是由于殷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腐败，重用所谓“暴德”、“逸德”的人，对人民十分暴虐，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以致军队在战场上倒戈而拥戴周武王。《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说，牧野之战，殷人“众畔皆走（“皆”原误作“百”，从王引之改正），武王逐奔入宫”。这时殷的军队早已丧失斗志，确是如武王《太誓》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
其次是由于殷朝长期对四方夷戎部族的掠夺，和四方夷戎部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这时西方八国随从武王伐商，参与牧野之战；而且西北戎狄早已进据中原，东方夷族也早已“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传》），使得殷的统治地盘缩小很多，只有黄河以北的京畿和黄河以南的“南国”，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特别是和强大的东夷连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所以春秋时人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周之所以能够这样在牧野一举得胜，主要由于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西方诸侯的合作，武王选定了有利于克商的时机，制定了适当的战略步骤，周的军队的斗志昂扬，作战英勇。
武王统率的精锐部队，虽然牧野一战，在一天内就很快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京畿的其他地方还是经过激烈的战斗的。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嬴姓的一支迁到了西方，其领袖叫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使北方（“使”原误作“石”，从《水经注》所引改正），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索隐：处父，蜚廉别号），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秦本纪》这段话，该采自嬴姓之族的神话传说，所说蜚廉得到上帝所赐石棺而得“不与殷乱”，是嬴姓之族相传他们祖先得到神灵保佑的说法。事实上，蜚廉和恶来同样是被武王杀死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谓“伐奄三年讨其君”，是周公东征的事。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武王的事。这个飞廉，就是《秦本纪》所说善走的蜚廉，“蜚”、“飞”古声同通用。当是飞廉向东撤退，周师乘胜追击，直追到海边才杀死的。可以想见，杀死有力的恶来和善走的飞廉，是经过激烈战斗的。
武王在牧野之战取胜后，虽然占有京畿，迫使殷王纣自杀，推翻了殷的中央政权，但是，还没有取得平定殷的全境的胜利。在京畿以北和以东还有殷贵族的兵力需要消灭，特别是在黄河以南的南国，殷在这里经过六百年经营，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分布有许多方国，有些地方驻有重兵，因此继牧野之战以后，向南国诸侯的进攻，就成为当时战斗的重点。根据《礼记·乐记》，周人描写歌颂克商过程的《大武》舞曲分作“六成”，也就是六场：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史记·乐书》“分”下多一“陕”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大武》第一章描写的是“始而北出”，就是从盟津渡河北上进军。第二章描写的是“灭商”，就是牧野之战的胜利和占有商邑。第三章描写的是“南”，就是南下进军。第四章描写的是“南国是疆”，就是向南方分路进军征讨和消灭殷的抵抗力量，从而占有南国的封疆。《逸周书·世俘解》有较详记载。
武王攻克商都后，即命吕望追击殷将方来。陈汉章以为即《史记·秦本纪》所说武王所杀的恶来（《周书后案》卷上）。同时分兵四路南下，进军目标是殷的南国诸侯。当时周的大军未全渡河北上，前锋的精锐部队已克商于牧野。《吕氏春秋·古乐》所谓“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同时为了巩固作战的后方，周当有军队留守在黄河以南的管、祭一带地方，因此很方便地就分四路南下进军。
第一路，由吕他统率，伐殷的属国越戏方。越戏方即在春秋时郑国的戏，在今河南巩县东南
。这一路到壬申（三月初六日）回来报告胜利而献馘、俘。
第二路，由侯来统率，伐殷将靡集于陈。陈当即后来封给妫满的陈，在今河南淮阳。这一路到辛巳（三月十五日）回来报告胜利而献馘、俘。
第三路，甲申（三月十八日），百弇奉命统率虎贲伐卫，胜利后回来报告而献馘俘。这个卫，当即豕韦的韦，在今河南滑县南
。因为那里原是豕韦之国，兵力较强，所以要用虎贲誓师之后，再去征伐。
第四路，庚子（四月初四日），陈本奉命伐磿，百韦奉命伐宣方，新荒奉命伐蜀。磿、宣方、蜀，当是相互邻近的地点。磿即历，亦即栎，春秋时为郑地，在今河南禹县
[21]
。宣方可能即是春秋时郑地宛，在今河南长葛东北。蜀即战国时魏地濁泽（一作涿泽），在今新郑西南，禹县东北
。这一路是四路中的重点，该是南方有不少殷所属诸侯正集结在蜀、磿、宣方一带，准备联合抵抗南下的周师，所以武王同时要派三员大将一起进讨。乙巳（四月初九日），陈本、新荒回来报告联合作战的胜利战果，计生擒霍侯、艾侯、佚侯及小臣四十六人，并俘得战车八百零三辆。百韦也回来报告擒得宣方之君，并俘得战车三十辆。战果所以会如此之大，俘得的诸侯和战车如此之多，就是扑灭了这股诸侯联合军的缘故。霍侯所在的霍，当即《左传·哀公四年》所言“袭梁及霍”的霍，在今河南临汝东南
，在蜀、磿以西一百四十里左右。艾侯、佚侯所在不详。后来百韦又奉命伐厉，该是进一步讨伐反抗的诸侯，厉即《春秋·僖公十五年》齐、曹两国所伐的厉，在今河南鹿县东
，又在蜀、磿、宣方的东南三百多里。
上述四路的将领为吕他、侯来、百弇、陈本、百韦、新荒，共六人。《世俘解》谈到举行献俘典礼，“伐右厥甲小子则（原误作“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则（原误作“鼎”）师”。“伐”是杀人以祭，见于殷墟卜辞。“甲小子”当指殷贵族。“家君”疑是“冢君”之误，指殷所属方国之君。这是说举行杀人献祭的典礼，杀殷贵族（甲小子）由大师主持，杀殷所属方国之君则由师（即师氏）主持。大师，即是太公望。太公望主要征伐殷的京畿，殷贵族由他俘得，故杀献由他主持。师氏即指上述讨伐南方的方国的六个将领，霍侯、艾侯、佚侯及小臣四十六人以及宣方之君，都是由他们俘得，故杀献由他们主持。由此可知，这六个将领都是师氏之职，就是当时周的六师的长官。值得注意的是，武王统率的克殷大军，大师吕望是吕氏，六师的长官之一吕他亦是吕氏，说明周的六师中，姜姓的吕氏之族占有一定的比重。
周在季历时期对山西地区有所开拓，到文王时期在黄河以北占有黎和邘，在黄河以南攻克了崇。到武王时期在黄河以北攻占了商的京畿，在黄河以南又消灭了商所属诸侯，于是克商的目的全部达到。
《逸周书·世俘解》对战果有总的统计：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原误作“魔”，从卢文弨校改）亿有七万（“七”原误作“十”，从章炳麟《菿汉昌言》校改）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憝”与“敦”同，“敦”是“伐”的意思 [25] 。“亿”在古代是十万。这是说，共征伐九十九个诸侯，得馘首十七万七千多，俘虏三十万多。另外降服的有六百五十二国。说明牧野之战胜利后，对于殷所属诸侯的战斗还是很激烈。这些数字出于夸大，并不确实。
《世俘解》还有武王在殷郊狩猎所获野兽的统计：
武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猫（小虎）二、麇（原误作“麋”，从顾颉刚引石声汉之说校改）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牦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一十八，豕（野猪）三百五十二，貉（似狐之兽）一有八，麈（原误作“尘”，从卢文弨校正）十有六，麝五十，麋（四不像）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古代用狩猎方式来演习作战，称为“振旅”或“大蒐”。殷墟卜辞中就有“贞其振旅，往弋于盂”（《殷虚书契续编》卷三，页二三，片七）的。殷代有战后狩猎的（《甲骨文字释林·释战后狩猎》）。上所记载的也是战后进行大规模狩猎。但其中有犀、氂，这在当时北方的自然条件下，不允许大量野生，该是从殷王苑囿中搜捕而得。当时殷王苑囿中养有很多珍禽异兽。《史记·殷本纪》说：纣“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飞）鸟置其中”。同时依据卜辞记载，在殷京畿西南太行山南麓，殷王有个特定的狩猎区。武王所率军队，战后狩猎，该即在原来殷王的苑囿和狩猎区中进行，所以狩猎所得数量很多。但数字不免夸大。
《书序》说：“武王伐殷，征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史记·周本纪》作：“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狩”和“兽”古通用。孔广森认为《世俘解》“此一节颇与归兽事相类，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经学卮言·尚书·武成序》）。其说可信。在大战胜利之后，进行大规模狩猎，擒获许多野兽而归，既是“振旅”性质，更有庆功的作用。
殷贵族重视贝玉，《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政”读作“正”，指官长）同位，具乃贝玉。”这是说殷有乱臣在官位，贪具贝玉。武王在克商中所俘财宝，主要是玉，《世俘解》说甲子之夕商纣把许多宝玉缝在身上自焚，武王使千人求之，“得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这是夸大的数字。
《大武》舞曲是西周的大舞，有歌有舞，共分“六成”，就是六场。据《礼记·乐记》所载《大武》“六成”的表演，结合《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引用的歌辞和《礼记·祭统》所说“舞莫重于《武宿夜》”，可知《大武》“六成”的歌辞，就是《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六篇（参见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和高亨《周颂考释》）。这个舞曲武王以创作者出现，歌辞中的“我”即武王自称，实际上出于武王命令周公所作（《吕氏春秋·古乐》）。
第一场表演武王统率大军北征，歌辞是《周颂》的《我将》。说是要“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是）保之”。就是说，要天天谋求平定四方，我早晚从事，畏敬上天之威，从而保护天下。
第二场表演武王克商，歌辞是《周颂》的《武》篇。说是“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就是说，武王继承接受了文王的事业，战胜殷商，遏止了商纣杀害人民，从而奠定其功。
第三场表演武王征伐南国，歌辞是《周颂》的《赉》篇。说是“敷（普）时绎（怿）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就是说，为了普天之下大家喜悦，我前往征伐以求太平，使大家承受周的命令。
第四场表演从此使周朝疆域太平，歌辞是《周颂》的《般》篇。说是“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普）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就是说，辉煌的周朝，既有高山峻岭，又有泉水会流于黄河。普天之下，大家聚集起来对答武王，从而接受周的命令。
第五场表演武王使用周公、召公分别指挥作战，歌辞是《周颂》的《酌》篇。说是“於铄王师……是用大介，我龙（宠）受（授）之。
王之造（曹），载用有嗣（司），实维尔公允师”。就是说，辉煌的王师，可用以取得大胜，我宠荣地把“王师”授给周召二公，因而勇敢的王的士兵，所用的“有司”（指将领），都成为二公出色的战士。
第六场表演定王得胜回朝，歌辞是《周颂》的《桓》篇。说是“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非）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就是说，武王保卫了国土，平定了四方，安定了家室，从而使得万邦协和、屡有丰年。
六场《大武》舞曲，表现了武王克商的经过及其伟大成果。
当春秋时代邲之战，楚庄王在谈论中引用了《大武》舞曲，作出结论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概括地指出了《大武》舞曲的主要宗旨。当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请观于周乐”，当乐工表演《大武》舞时，季札称赞道：“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说明《大武》舞曲的场面，确实十分美妙而生动，表现出了武王克商的盛况。
武王就是因为有克商的武功，得来了武王的称号。《武》篇说：“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执竞》篇又说：“执竞武王，无竞维烈。”就是说武王功绩之大，天下不能竞争。《桓》篇又说：“桓桓武王，保有厥土……”“桓桓”是形容武王的威武。
一月癸巳（二十六日）武王自周兴师。
二月戊午（二十一日）周师渡盟津，武王作《太誓》。
二月癸亥（二十六日）夜，周师布阵于牧野。
二月甲子（二十七日）早，武王在牧野作《牧誓》，与殷师战，当即得胜。昏，周占有商都，殷王纣自焚死，俘殷臣一百人。
三月丁卯（初一日）吕望奉命战胜殷臣方来，归来献俘。
三月戊辰（初五日）武王在牧野祭祀文王，宣布政令。
三月壬申（初六日）吕他奉命战胜越戏方，归来献俘。
三月辛巳（十五日）侯来奉命战胜殷臣靡集于陈，归来献俘。
三月甲申（十八日）百弇奉命率虎贲战胜卫（即韦），归来献俘。
四月庚子（初四日）武王命令陈本伐磿，百韦伐宣方，新荒伐蜀。
四月乙巳（初九日）陈本、新荒战胜磿、蜀归来，向武王报告擒获霍侯、艾侯、佚侯、小臣等四十六人等。百韦战胜宣方归来，向武王报告擒获宣方之君等。百韦又奉命伐厉，后又归来献俘。
四月辛亥（十五日）到乙卯（十九日）武王在牧野筑室，向祖先举行献捷礼。
六月庚戌（十二日）（？）武王在周庙向祖先举行献殷馘俘礼。
六月辛亥（十五日）（？）武王祭祀天位。
六月乙卯（十九日）（？）武王在周庙举行献殷属国的馘俘礼。
按：以上武王克商日程表，是依据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排定的。六月的三个日子，从顾颉刚之说，认为《世俘解》记“四月”燎于周庙是“六月”之误。所有这些说法，都只是一种推测，还不能作为定论。
[1]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季康子使子贡对答吴太宰嚭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裸）以为饰。”说明春秋末年已经把太伯、仲雍作为吴国的始祖。《左传·闵公元年》记晋大夫士
说：“大（太）子（指太子申生）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此处作“吴大伯”而不作“虞大伯”，则春秋初期已有人认为太伯为吴之始祖。实际上，当太王时，周的势力决不可能到达吴国，必须待周公东征以后，周的支族才有可能封到吴国。
[4]
《路史·国名纪》以为挚在平舆，平舆有挚亭。这是根据《说文》的，只是《说文》作“
”，说：“汝南平舆有
亭。”《续汉书·郡国志》汝南郡平舆，刘昭注也说：“有挚亭，见《说文》。”汪孙远《国语发正》也说：“盖古挚国地，挚
古通用。”在今河南汝南附近。“畴”一作“
”，《国语·郑语》记史伯说：“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
、历、华，君之土也。”郑玄《诗谱》“
”作“畴”。朱右曾《诗地理征》以为即春秋郑之犨，在今河南鲁山东南五十里。今按此说可从。《说文》有“雔”字，“读若
”，可证从“雔”字与从“寿”之字，古音读相同。
[5]
王国维《鬼方昆夷
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以为鬼方、混夷、串夷、犬夷、獯鬻、严允、匈奴胡，都是一个部族的不同称谓。这一说法，只从读音相近来考虑，未必可信。混夷、犬夷当即犬戎，与獯鬻、严允不同，鬼方又与严允、犬戎非一族。鬼方当为后来的赤狄。《大戴礼记·帝系》说：“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
氏。”“
”，《世本》作“
”，“
”即赤狄之姓“隗”。王国维以为《左传·定公四年》所载成王时分封唐叔，分给怀姓九宗，怀姓亦即隗姓，甚是。殷、周及春秋时赤狄部落侵扰的地区主要在今山西一带。
[7]
近人对于“
周方伯”，解释很分歧。徐中舒、严一萍都认为是受命为周方伯。徐中舒说：“
周方伯即文王往殷王宗庙中拜受殷王新命为周方伯之事。”见所著《周原甲骨初论》，刊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文字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严一萍说：“
为周方伯，是此片所贞系周文王尚未为方伯之时。”见所著《周原甲骨》，刊于《中国文字》新一期（一九八○年三月香港出版）。李学勤、王宇信又认为王是商王，
，告也，“所云册告周方伯于太甲，究为何故没有说明”。见所著《周原卜辞选释》，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年二月版）。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又说：“这个
字，根据卜辞通例，是祭祀时把人作为牺牲之礼，不一定杀死。”王玉哲从其说，认为“这是以周方伯作为牺牲”。见所著《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刊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徐锡台认为下一片是“告诉周方伯无乖戾的灾祸”，见所著《周原出土卜辞选释》，刊于《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我们认为把周原甲骨上的“王”解释成商王，甚至说这批甲骨是殷商末年掌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时携带去的，不合情理。这批甲骨，字如粟米，笔画细如发，凿多方孔，有独特风格。记时方法和人名、官名都有周的特色，是周的卜辞是无疑的。
[9]
《说文》：“聝，军战断耳也。……聝或从首。”《诗经·大雅·皇矣》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金文作“
”，从“爪”，或声。但是西周金文中，讲到战争胜利，每以“折首执讯”连言，如虢季子白盘、不
簋、兮甲盘、师
簋等。可见原始办法是“折首”。割耳断手当是后起的减省办法。以猎取敌人的头来纪功，当出于一种原始的风俗。战国时，秦还应用，该是沿袭戎狄之俗。
[10]
《礼记·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
，祭天名也。以
祭天者，以事类祭之。以事类祭之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书说，非时祭天谓之
，言以事类告也。肆
于上帝，时舜告摄，非常祭也。许君谨按：《周礼》郊天无言
者，知
非常祭，从古尚书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按郊天不言
，而肆师‘类造上帝’，《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皆主军旅言。凡经传言
者，皆谓因事为兆，依郊礼而为之。”
[11]
过去对“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有种种不同解释。伪《孔传》：“文王节俭，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其田功，以知稼穑之艰难。”孙星衍从马融本“卑”作“俾”，解释为“使”，从《广雅·释诂》解释“服”为“事”，又读“康”为“
”，认为这是说文王使就治安居之功、田作之功（《尚书今古文注疏》）。俞樾读“俾”为“比”，认为“卑服”是比叙其事（《群经平议》卷六）。孙诒让以为“俾”当从《尔雅·释诂》解释为“从”，是说“文王从先王之德而奉行之，即康功田功也”（《尚书骈枝》）。章炳麟以为“服”是“备”的假借，“康”当从《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的解释，认为“康功”指平易道路，“田功”是服田力穑，“前者职在司空，后者职在农官，文王皆亲莅之，故曰卑服”（《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杨筠如从俞樾说，并读“康”为“荒”，“荒功与田功对文，盖谓山泽荒地”（《尚书覈诂》）。郭沫若读“康”为“糠”，认为“文王这位氏族酋长还在种田风谷”（《奴隶制时代》）。我们认为文王时代早已建立国家，不可能自己还在种田风谷。“卑服”当以俞樾之说为是，“康功”当以孙星衍之说为是。
[14]
《古本竹书纪年》：“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通鉴前纪》卷五引）。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唐书·历志》：纣六年，周文王初禴于毕，虽不著所出，当本《纪年》。”据此，周文王已“初禴于毕”，可知武王上祭于毕，当即指禴祭，并非祭周文王之墓。《易·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过去注释者认为东邻指殷王纣，西邻指周文王，这是可信的。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按班固《通幽赋》云：东厸虐而歼仁，应劭注：东厸谓纣。颜注：厸古邻字。是西汉时有此解。《礼·坊记》引此爻辞，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所谓“西邻之禴”，即指“周文王初禴于毕”。禴有春祭、夏祭、薄祭三义，此处是用薄祭之义。《周易》王弼注：“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
蘩之菜，可羞于鬼神。”西周初年的禴祭，不是指祭宗庙而是指祭天神。《汉书·郊祀志》载杜邺说王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瀹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瀹祭”即是“禴祭”，可知“禴祭”是“奉天”之祭，既然周文王初禴于毕，后来周武王上祭于毕，该是沿袭周文王祭天神的礼制，决非祭周文王之墓。
[21]
卢文弨云：“案黄歇说秦云：割濮，磿之北，磿近濮，在商畿内可知。”按卢说不确。“磿”即春秋时郑地历，或作栎。《国语·郑语》记史伯曰：“若克二邑，邬、弊、补、丹、依、
、历、华，君之土也。”“历”一作“栎”，《史记·郑世家》：“厉公出居边邑栎。”索隐：“按栎音历，即郑初得十邑之历也。”在今河南禹县。
[25]
敦即金文之
，王国维《不
敦考释》：“
皆迫也，伐也。
者，敦之异文。《诗·鲁颂》敦商之旅，笺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之臣民。其实，敦商之旅犹《商颂》云裒荆之旅，郑君训裒为俘是也。宗周钟云：王
伐其至，寡子卣云：以
不淑，皆
之训也。
，与虢季子白盘博伐之博、宗周钟
伐之
同义。《诗·常武》铺敦淮
，铺敦即
之倒文矣。”杨树达《诗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解》（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谓：“敦者，伐也”，并云：“《逸周书·世俘解》云：憝国九十有九国，憝与敦同，敦国谓伐国也。”所作解释都很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