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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期文王、武王、周公伐灭殷商、东征平定叛乱制服东夷，从而创建开国的大业，历来为周人所推崇而歌颂。《孟子·滕文公下》在叙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之后，就引《尚书》称赞说：“丕显哉，文王谟（文王显赫的谋略）！丕承哉，武王烈（武王伟大的功勋），佑启我后人（帮助启发我们后人），咸以正无缺（都能正确而无缺失）。”说明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开国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乐工就奏音乐而歌唱，唱了差不多包括今本《诗经》全部诗歌（只有《鲁颂》、《商颂》不在内），再加上舞蹈。当乐工跳起《大武》（表演周武王克商的）舞时，季札称赞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当乐工跳起《韶濩》（表演商汤克夏的）舞时，季札称赞说：“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惭愧的感觉），圣人之难也。”春秋时代人们已把商周两代的开国君王看作圣人了。
儒家沿袭前人对文王、武王推崇的传统，对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极为推崇。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是说周代继承夏、商二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得更为丰富多彩，因此主张政治文化必须依据周代的制度。孔子把周文王看作西周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的代表，又把自己作为继承文王的代表。当孔子在匡（今河南长垣西南）被人拘禁的时候，他就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是说周文王死了之后，政治文化不是就在我这里吗？如果天将要消失这样的文化，那么我也不能掌握这个文化了。如果天不要消失这个文化，那匡人又能将我怎样呢？说明孔子十分自信他是西周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把周公看作西周政治文化的主要代表，他就是周公的继承者，因而做梦也要见到周公。孔子十分自信，如果有人用他，由他执政，很快就能成功。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又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是说有人召我去，难道是徒然白白召我去的？假如有人用我执政，西周的政治文化就可以在东方推广开来。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样，从而把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孟子继承孔子的政治主张，有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把孔子看作杰出的圣人，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孟子》的最后一章（即《尽心下》第三十八章），提出了一个“圣人”的传统，从尧舜至于汤，从汤至于文王，从文王至于孔子，这个“圣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一代高过一代，到孔子是最“盛”的。孟子接着又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是说孔子之后到孟子那时，只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之世不远，距离孔子的家乡也很近，竟然没有继承者。这是孟子自以为孔子的继承者，没有直说，孔子是鲁人，在今山东曲阜，孟子是邹人，在今山东邹县，确是很近。孟子虽然鼓吹“尧舜之道”，而实际主张的还是效法周文王，曾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荀子继承孔子的政治主张，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认为学者有“士”、“君子”和“圣人”之分，圣人是“道之管（枢要）也”。儒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分，“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言久到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荀子把武王、周公和孔子都推崇为“大儒”，认为周公继承武王而居天子之位，教导成王，待成王成人而即天子位，就是“大儒之效”。又认为武王伐纣，到汜水泛滥，到怀城而城崩坏，到共头而山头坍倒，攻到牧野，“纣卒易乡”（“乡”读作“向”，“易乡”是说回头倒戈），“遂乘殷人而诛纣”，这样“笞棰暴国，齐一天下”，就是“大儒之征”（《荀子·儒效》）。荀子为了吹捧“大儒”的成效，把武王伐纣经过说得神乎其神，说是由于殷人倒戈而轻易得胜的。
《诗》、《书》和礼、乐，是代表西周主要的政治文化的。《诗》、《书》和礼、乐原是密切相关的。所谓《诗》，原是用音乐伴奏的歌辞，《诗》有所谓“风”、“雅”、“颂”。“风”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风格的乐曲，“雅”是指西周王畿的乐歌，“雅”通作“夏”，周人自称为“夏”。“颂”是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雅”和“颂”的乐曲，由于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乐器也有不同，如琴有雅琴和颂琴之分。当时所有招待宾客、举行宴会和重要典礼，都要由乐工奏乐和歌唱，所唱乐歌和所用乐器是有等级的。例如一般招待宾客，有瑟伴奏的“升歌”，还有“笙奏”、“间歌”和“合乐”。如果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的飨礼，就要用“金奏”，就是用钟鼓演奏的乐曲。所谓《书》原是指公文和档案，包括会盟的盟誓、出兵时当众的宣誓、分封诸侯的册命、任命官职的册命、历史事件的记录、君臣重要的言论以及对臣下的诰诫和赏赐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历史文献。
儒家既然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想要推广发扬，当然就会重视西周的《诗》、《书》和礼乐。《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孟子常引用《诗》、《书》来鼓吹效法先王，推行“仁政”和实行“王道”。荀子更著有《劝学》说：“其数则始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又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提倡“诵经”，所谓“经”就是《礼》、《乐》、《诗》、《书》、《春秋》。荀子又在《儒效》中指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这样推崇《诗》《书》《礼》《乐》《春秋》，开始称之为“经”，对后世影响深远。
我们必须指出，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因为《武成》载武王克商弄得“血流漂杵”，不符合“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原则，就主张毁去《武成》，当时古《书》是写在竹木简策上的，因此他主张只“取二三策”。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汉景帝时从壁中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其中就有《武成》，这是个古书的重要发现，因为内容不合儒家的政治标准，没有人传授和作注解，到东汉初年《武成》先亡佚，其余十五篇到永嘉之乱也全失去了。
现存的西周文献，主要是儒家所传的《尚书》中的《周书》和《诗经》中的西周作品，因而有其儒家的局限性。
《尚书》是指上古之书，今本是西汉初年秦博士伏胜所传，共二十九篇，实际只有二十八篇，其中《泰誓》一篇是出于后人伪托补入的。武王所作《太誓》，《墨子》、《孟子》、《左传》、《国语》等书都曾引用，和这伪托补入的《泰誓》完全不同。其中有“誓”三篇。《牧誓》是武王在牧野誓师时所作，今本《牧誓》已非原本，当是战国时人述古之作。《费誓》是西周初年鲁侯伯禽讨伐淮夷徐戎，在费誓师所作。《洪范》记武王克商后箕子所陈建国方略。《金縢》记周公把武王病时所作祝辞藏于“金縢”（用金质绳索封缄）的匮中，后来被成王发现，感悟了周公的忠诚。《大诰》是武王死后管、蔡叛国，周公东征所发布的文告。《康诰》是分封康叔时周公的训词，《酒诰》是周公诰诫康叔戒酒，《梓材》是周公诰诫康叔推行“明德”的政策，《召诰》是成王营建洛邑时召公所作训词，《洛诰》记周公还政成王后决定留守洛邑辅佐成王治理国家的事。《多士》是周公向殷遗贵族教训的文告。《无逸》是周公诰诫成王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诫。《多方》是周公代表成王诰诫多方的贵族。《立政》是周公还政成王后对成王的教导。
汉景帝时，鲁恭王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比伏胜《今文尚书》多十六篇（《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说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有人称之为“百篇《尚书》”，并且有“百篇之序”（《论衡·正说》和《佚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这是因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二十九加十六共四十五，再加上《书序》一卷，共四十六卷。《古文尚书》已失传，《书序》还存在，也还有些史料价值。如《书序》说：“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兽”读作“狩”），识其政事，作《武成》。”这和《逸周书·世俘解》所说武王克商献俘之后，“武王狩，禽虎二十二”相合。
《诗经》中《大雅》的《皇矣》、《生民》、《緜》、《公刘》、《荡》、《文王》、《文王有声》、《大明》、《思齐》，《周颂》的《我将》、《武》、《赉》、《般》、《酌》、《桓》，是歌颂周人早期历史和文王、武王开国历史的。《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薇》、《采芑》、《渐渐之石》，《大雅》的《江汉》、《棫朴》、《常武》等篇，是描写有关王朝征伐四方严允、荆蛮（楚）、淮夷、徐戎的事。《大雅·韩奕》是谓周王册封韩侯和韩侯入觐的事。《大雅·崧高》是讲周宣王命令召伯帮助申伯经营土地的事。《大雅·桑柔》据说是周厉王臣子芮良夫指责周王和执政大臣以及揭露当时政治黑暗腐败造成人民灾难的。《大雅·召旻》是讲天灾人祸严重，“今也日蹙国百里”（如今每天丧失国土百里），即将要亡国。《周颂》的《噫嘻》、《臣工》、《载芟》、《良耜》，《小雅》的《信南山》、《甫田》、《大田》、《楚茨》都是述及农业生产的，《豳风》的《七月》还讲到了农夫的苦难生活。
《逸周书》具有《周书》的逸篇性质，其中有多篇确是西周的历史文件。其中《世俘解》当是和《武成》同一来源的不同篇章，《克殷解》也是一篇可信的记载，《商誓解》是周武王克商后对殷贵族的一篇讲话，是现存武王讲话中最完整的一篇。《度邑解》记载武王要建设东都洛邑，是事实，后来周公东征胜利后营建洛邑，就是执行武王的遗嘱。《作雒解》所讲营建洛邑的规模布局，也是重要的。《皇门解》所记周公会见“群门”（大宗族长）的讲话，《祭公解》所记祭公谋父临终前对穆王的劝戒，《芮良夫解》所记芮良夫对厉王的进谏，基本上是可信的。我认为《逸周书》原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因此编入有不少后世兵家的著作。
《国语》的《周语上》前十章，记载有西周后期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幽王时的衰败史迹。《国语·郑语》的前一章，记有幽王时史官史伯谈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西周将亡，秦、晋、齐、楚将轮流兴起的形势。
《周易》是周人用来“筮占”的经典，所有卦辞、爻辞中不仅包含有哲学思想，还述及周初的国家大事。原本当作于西周初期。
《竹书纪年》原是晋代汲县魏墓中出土竹简的魏国编年史，述及夏、商、西周、春秋时事。原书宋代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已非原本。清代雷学淇、朱右曾曾辑录宋代以前人所引的，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近代王国维曾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近年方诗铭、王修龄更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其中有西周武王以来的编年大事记载，所记大事不多，都很重要。
《世本》是先秦贵族的世系记载，成书大约在战国末年，其中有西周时代的记载。原本宋代已散失，清代有多种辑本。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合编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原为晋代汲县魏墓出土竹简的一种，记载周穆王西游昆仑见到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其中讲到穆王的大臣毛班，称为毛公，见于穆王时代的铜器班簋铭文中，说明此书有真实的史料价值。我认为作者是战国初期的，内容采自一个从西周以来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原始游牧部族所传的祖先历史，本来是和神话传说分不开的。因此，《穆天子传》中既有真实历史的记载，同时又有神话传说的成分。
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周本纪》前半篇记载有西周大事，此外《秦本纪》、《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等都述及西周史事。《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平准书》中亦有述及西周史事的。班固所著《汉书》中，《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西南夷传》、《匈奴传》有述及西周史事的。范晔所著《后汉书》的《西羌传》中也记有西周史事。
西周铜器铭文（金文）是十分重要的西周史料，首次作系统整理而加以考释的，有一九三四年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编所载西周金文共一百六十二器。其次是陈梦家所著《西周铜器断代》，刊登于《考古学报》第九册、第十册（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第一至第四册，到懿王、夷王铜器为止，共九十八器，因陈梦家被错划为“右派”而中断著作。第三是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前三卷共考释西周金文一百九十八器。第四是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共著录西周金文二百九十器，考释到穆王为止，共一百七十六器，穆王以后一百十一器，仅著录金文，因去世而未完成考释。第五是马承源主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卷三所载西周部分共五百十二器。西周有铭铜器总数约有两千件。
《周礼》按天地四时分设六卿，分掌六典，以天官冢宰为六卿之首而执政，显然出于儒家的理想安排，这是经过儒家改造的理想政典。但是其中也还记载着真实的西周制度，例如《周礼》所说“国”中设六卿、“野”中分六遂的制度，该是真实的。《费誓》与《鲁世家》所说西周初年“鲁人三郊三遂”，就是推行周朝的这种乡遂制度。《仪礼》传为周公制作，实际成书当在战国时。《礼记》是儒家讲礼的选集。所有这些礼书著作年代虽迟，但是由于“礼”的本身有很顽固的保守性，所谓“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器》）。古代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仪的举行中，因而所谓礼制，实际上包括所有典章制度在内，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由此探索西周的典章制度。
中国历史的明确纪年，起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史记》所载西周诸王，只有文王、武王、周公以及穆王、厉王有在位年数。《帝王世纪》以后所记西周各王年数，并不可信。
对武王克商的年代，从来有多种不同的推算。《尚书·吕刑》载：“惟吕命，王享国百年。”《晋书·束皙传》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说：“谓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至穆王元年，共享国百年。”这是依据《今本竹书纪年》的。《古本竹书纪年》只记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就是“昭王南征而不复”，昭王确是在位十九年。武王、成王、康王的年世，《古本竹书纪年》没有记载。《古本竹书纪年》曾述及“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周本纪》集解及《通鉴外纪》所引）。查幽王十一年被犬戎所杀，即是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平王于公元前七七〇年即位东迁，据此可推算得武王克商在公元前一〇二七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即采用此说。在陈以前，雷海宗、丁山和瑞典高本汉都已有这样的主张。
武王牧野之战克商，在周文王受命十一年二月五日甲子，《逸周书·世俘解》的记载是明确的。《汉书·律历志》引《武成》所说：“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三月”当为“二月”之误。《国语·周语下》所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汉书·律历志》解释说：“庚申，二月朔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国语》韦昭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这是甲子前夕夜陈。至于文王受命十一年的干支，汉代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记载和推算。其中较为流行的一说，就是依据《三统历》推算为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这只是一种推测。《国语·周语下》记伶州鸠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荀子·儒效》和《淮南子·兵略训》都说：“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淮南子·兵略训》）接着还说：“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天文学家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一九七八年六月《天文学报》十九卷一期），断定这是公元前一〇五七年到公元前一〇五六年哈雷彗星回归过近日点的一次记录。一九八一年九月中荀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美国倪德卫和班大为所提出的论文，依据“岁在鹑火”推定为牧野之战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到公元前一〇四五年间，与张钰哲之说相差一个木星周期十二年。《淮南子》彗星出之说不知是否有确实依据，所有这些推算都只是一种推测，不能成为定论。
西周先后共有十四个王在位，即武王、周公、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共伯和）、宣王、幽王。据《史记·周本纪》，武王克殷后二年而崩。周公行政七年（即摄政称王）。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厉王三十四年不听召公进谏，又三年出奔。共和十四年，宣王立四十六年崩，幽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其中武王在位三年，周公在位七年，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是明确的。《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昭王在位十九年，也是明确的。至于成王、康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在位年数，不见于先秦文献，只见于《帝王世纪》以及《文献通考》、《通鉴外纪》等书，大体相同，仅稍有出入。刘歆《世经》已说：“自昭王以下亡年数”，郑玄《诗谱序》也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公年表自共和始。”《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帝王世纪》仍说：“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据此可知《帝王世纪》等书所载共王以下的年数，乃出于后人推算而定，并无确切的史料依据。
从来对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据金文内容，结合器型、花纹、文字形体的逐渐变化的具体情况，对金文作出断代的判断，或者挑选出变化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标准器作比较研究而作出判断。另一种是依据金文中纪年而又有月份、月相和干支的，依据历法推断金文的年代。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和日本新城新藏《中国上古金文中的历日》以及《金文历日适合表》，所用的就是后一种方法。问题是西周的历法不能考定，没有确切资料足以制定西周的历法，单纯地从金文中的纪年而又有月份、月相和干支的记载来作判断，失误必多，因此上述两种著作有很多错误。同时器型和花纹的变化很是缓慢，有的还长期沿用。例如著名的班簋，郭沫若定为成王时，陈梦家也有同样看法，但是于省吾、杨树达都以为在穆王时，毛班、毛公见于《穆天子传》。陈梦家反对于、杨之说，认为此器兽面纹“不能晚于成康”，不顾形制花纹“是所不取”。其实，还是于、杨之说为是。我们认为要做好铜器的断代工作，必须从多方面考虑才是。
目前对西周金文的分期断代还有些困难，因为厉王以前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缺乏明确的记载，同时学者们对西周诸王在位年数，有不同的判断。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仍然采用《文献通考》上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陈梦家《西周年代考》、荣孟源《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〇年第一辑）、刘启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十三辑）和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对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都有不同的考订，目前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参见“厉王以前西周诸王在位年数表”。
厉王以前西周诸王在位年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