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最近杨向奎同志写了一篇短论，认为“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
，我是有同感的。因为，如果不解决某一时期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试问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作出正确的结论呢？近几年来，我们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彼此间意见很分歧，但还是有收获的，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为了使这个讨论更深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已经提出来的某些重要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没有弄清楚，彼此所估计的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距离就很有高下。其间距离相差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从生产力方面来判断古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彼此间所估计的水平，距离如此之远，又怎能对当时的社会性质辨认清楚呢？
为了弄清楚西周的生产力水平，我曾试图对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方面探索一下，写成了《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文
，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徐中舒同志《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
中有关“周代生产力”部分有所商榷。现在读到徐中舒同志《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一文
，其中有“西周的生产力、农具、农业技术和施肥问题”一节，对拙作又有所商榷。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西周的生产力水平，我愿意再提出我的看法，来和徐同志讨论，并希望史学家们多多指教和批评。